内容摘要
地处欧亚草原东部的蒙古高原是游牧经济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对这些传统游牧经济状态的分析，会极大地促进史前游牧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一直以来，游牧业始终是高原的主要经济形态。千百年来，牧民根据自然资源来决定其游牧的具体方式。这种传统的游牧方式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游牧范围是固定的，各季节的牧场不仅是固定的，而且冬季的牲畜圈是固定的保暖建筑，长年沿用，牧民和牲畜在几个牧场之间随季节移动。表面上看，游牧是在不断移动，但草场、牲畜围栏、墓地、岩画，甚至是有些居所都是固定不动的。详细解析这一动一静的现象，可以拓宽中国游牧考古学研究的领域和内涵，促使我们在田野考古实践中，有意识去发现和判定游牧遗迹及其属性。
欧亚大陆地域辽阔，一些地区天气极端，环境脆弱，如高纬度的欧亚大草原、内陆的沙漠、戈壁地带和大面积的高原等，植被稀疏，气候干旱，降雨量少，冬季极端寒冷。居住在此的人们为了适应这种极端环境，创造出了与农业聚集区不同的游牧、畜牧经济。肇端于史前，这里的人们从事着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和渔猎的生业，世代繁衍生息，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游牧文化和灿烂的游牧文明。
文明是多元的，越来越多的考古研究表明，仅以农业社会为对象来概括人类文明是不全面的[1]。随着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对农业社会以外的如采集、渔猎、畜牧、游牧等各种不同类型社会的研究逐渐得到了重视。如今，史前游牧经济的产生、发展，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互动，游牧社会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等，已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开展与史前游牧考古密切相关的现存游牧社会的深入考察，是深入开展史前游牧考古研究的基础之一。了解传统游牧是如何利用季节性草场，如何安排转场路线及设置营地，如何提高畜牧业产出等方式与内容，是探讨游牧社会赖以生存的畜牧经济的重要途径。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了解越深入，才越有可能对史前游牧社会的发展变化做出科学的判断。
另一方面，游牧考古一直面临着不断的挑战，以往学界在“游牧”这个基本概念上的分歧，直接影响到游牧考古的深入开展。我们一贯提倡使用季节性转场放牧(transhumance)阐述游牧经济。因为到目前为止，作为经济形态的表述，游牧经济还没有超出季节性转场放牧的范围[2]。传统上，有很多研究者将历史时期的游牧社会通称为nomadic society，其游牧特点是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根本不同于短距离、小规模的季节性转场放牧的游牧经济(transhumance)。在这种观点下，强调马的使用和骑马术的掌握，强调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放牧离不开马的使用。在相当长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去质疑这种经常性的、大规模移动式的游牧经济的可信度，尽管考古学和民族学常常提供相反的证据。例如，国外学者对里海地区的斯基泰游牧社会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居民是土生土长、且长年居住在那里，并不是那种自远距离迁徙来的[3]。考古学家对哈萨克斯坦塔尔加河流域的考古研究也表明，那里居住的所谓游牧人——塞人不仅定居、放牧，还有相当比例的农业生产[4]。
“游牧”首先是一个经济形态的概念，是相对于农业和其他渔猎等的经济形态而存在的。之所以称为游牧社会，是因为这个社会主要是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而游牧经济的核心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随季节移动的转场放牧”。大规模、远距离的迁移的确存在于游牧民族的历史中，不过那主要是指特殊状态下(如战争、自然灾害等)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一旦到达了目的地(相对长期的定居地)，就会采取适合当地环境的经济方式，或季节性转场放牧的游牧，或半农半牧等形式。游牧经济产生的初期，尽管没有马或掌握骑马术，但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具备一定规模的牧民组织或部分牧民实行随季节转场，是可以办得到的。这种转场游牧实现了对草场利用的最大化，有效促进了牧业生产。当然，游牧经济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各地游牧的具体方式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在一个小区域内的各个家庭，可能也存在着差异。一个较大的区域内，如蒙古高原，不同地形如山地、草原和戈壁，其游牧方式也不尽相同。了解这些不同的传统游牧方式，是解开史前游牧经济、游牧社会产生和发展之谜的钥匙。本文从史前考古研究的视角出发，以蒙古高原为研究范围，试图梳理出各地区不同的传统游牧方式，以加深对传统游牧方式的理解，为史前游牧考古研究提供参考。
一、地理概况和游牧的回归
欧亚草原东端的蒙古高原属于亚洲的内陆高原，西起阿尔泰山脉的东侧，东以大兴安岭为界，南到阴山山脉，北至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一带，包括今天的蒙古国、俄罗斯贝加尔湖的南部和我国北方部分地区。蒙古高原在我国境内横跨东北三省的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省的北部。高原东西最长处约2380千米，南北最宽约1500千米，平面呈东西向延伸的叶状，东西狭窄，中间厚宽，总面积约260万平方千米。高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低处是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一带，大约海拔800米。高原的西、西南和北部多山，中部和东部是大面积的丘陵，整体平均海拔约在1580米[5]。高原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远离海洋，气候干燥，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炎热短暂，降水稀少，昼夜温差大。年降雨量除了山地外，大部分地区在200毫米以下。从东北到西南依次分布着草甸草原、典型温性草原、荒漠草原和戈壁等生态景观(图一)[6]。这种自然环境，除了在一些河谷低地及南部农牧交错地带存在农业种植外，所能支撑的主要经济形态是畜牧业－游牧。同时，高原地域广阔，环境资源各地不尽相同，牲畜习性也各异，凡此，都会影响到游牧的具体方式[7]。
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保留至今的传统游牧经济已不多见了。现在所见的传统游牧活动，多是近几十年来对曾经的传统游牧方式的一种恢复。例如，由于20世纪初苏联的影响，蒙古国实行定居式放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传统游牧方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很多牧民又回归到传统的游牧。相比之下，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在改革开放初期时相对变化比较小，尽管传统的游牧方式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由于实行了“草畜双承包制”，传统的季节性转场的游牧方式有了相当程度的保留。不过，由于经济的发展，目前畜牧业逐步实现向现代化畜牧的转变，传统游牧的因素也日渐式微[8]。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如何，今天恢复的游牧方式与往昔的传统保持了很高的连续性[9]。一旦给牧民机会，这种传统游牧方式便会很快得到恢复，甚至连季节性牧场的区域和营地的位置也与过去相同，给调查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学家，特别是民族考古学家，例如Jean－Luc Houle[10]、Joshua Wright[11]、Natasha Fijn[12]和Francesca Lugli[13]等人有意识地开展了对蒙古高原史前畜牧业、游牧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使我们对传统游牧方式有了真实的了解，而且人们普遍认识到，尽管经过了历史变迁，经历了不同定居政策的影响，但早期民族志学所记录的传统游牧方式与今天所观察到的没有太大变化。这种情况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博尔塔拉河青铜文化项目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的社会学调查的情况相类似[14]。伊犁河流域和新疆其他地区的传统游牧转场[15]，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季节性游牧[16]，与18世纪末的裕勒都斯草原(今巴音布鲁克)的土尔扈特蒙古族游牧方式如出一辙[17]。日本学者吉田顺一指出，20世纪50年代，尽管实行了集体所有制的改造，但无论是蒙古国，还是中国的内蒙古地区，都还保持着近乎于传统游牧的自然状态，存在固定区域的四季牧场[18]。这个现象充分说明，许多地区的传统游牧方式是经过当地牧民千百年的长时间实践积累的结果，是对本地气候、环境资源深入了解之后得出的最有效的利用方式。在现代化、类似工业生产的大规模集约式畜牧方式出现之前，这种传统的游牧方式是高原地区增进畜牧产出的最佳方式。尽管这种方式也会随着本地的气候、环境资源波动的情况出现相应的变化，但随季节性的转场放牧的根本核心没有变。这种传统的季节性游牧方式，经过千百年的实践后几乎固定下来[19]。所以说，现代游牧民族对传统游牧方式的坚持，为开展史前游牧民族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回溯的渠道，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高原传统游牧分区考察
蒙古高原根据地形、地势划分，基本分为山地、戈壁、干旱草原和草甸草原四个大的区域，这四个区域都存在传统游牧经济。山地主要分布在高原的西、南和北面，由西—西北的较大的阿勒泰主山脉，戈壁阿勒泰山脉，北偏西的杭爱山、萨彦岭山脉，北部边缘的肯特山，以及南部的阴山山脉，还有东部边缘的大兴安岭山脉组成。戈壁地带包括蒙古国的戈壁阿勒泰省、中戈壁省、南戈壁省和东戈壁省，以及我国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盟一带。干旱草原指的是分布在杭爱山脉东北的山前丘陵地带，平均海拔2414米，山上覆盖着针叶林，夏季气温高，冬季十分寒冷。由于蒙古高原西北高东南低，从西部山脉海拔2500多米向东降至戈壁干旱草原地区的1500米，而到最东端的蒙古国东方省和内蒙古兴安盟、呼伦贝尔湖地区，更降至650米上下，属于低地草原，也就是草甸草原。
(一)山地游牧
首先来看杭爱山的例子。2005—2007年，Jean－Luc Houle对这一地区做了详细的考察。该地区俄罗斯学者Simukov曾在20世纪30年代做过工作[20]。Simukov把这里的游牧方式称为“杭爱系统”，即7～8千米的短距离季节性转场放牧，冬季在较高海拔的山坳，夏季在距离冬季牧场几千米的、开阔的河谷低地，春、秋季则在冬夏牧场之间。尽管Jean－Luc Houle考察的时间是21世纪，但他所看到的和70多年前Simukov描述的相似。当地牧民仍然遵循着当时每年两到四季的季节性迁移放牧，其中基础营地是夏季和冬季。夏季营地位于距山麓约4～5千米的哈努伊河边或其附近，冬季营地往往位于地势较高的山脚下的山坳。春季营地则通常位于两者之间，略接近冬季营地。据当地的牧民的叙述，好的冬营地一定是可以免受冷风侵袭，且有暴露的草丛;好的夏季营地应是平坦、靠近大型水源(即河流或湖泊)的地方(图二)。
一般来说，牧民会年复一年地使用相同的季节性营地，特别是冬季营地。除蒙古包是临时搭建外，冬季营地的牲畜围栏、储物棚等都是固定建筑。母畜及幼崽有单独的固定圈舍，在地面上铺上一层绵羊或山羊的粪便颗粒用于保暖，圈舍有的有顶棚。牧民在秋季时就备好的草饲料会被存放在畜舍的棚顶，以便在冬季使用。春季和秋季营地位置也是固定的，但其建筑相对简单些，如木构的简易牲畜围栏，使用一个多月就会搬迁。夏季营地也是固定位置的，如当地牧民Naraa对Fijn说，她家的夏季营地已经使用了30多年，其中半永久的牲畜围栏也一直有固定的位置。由此看来，即使是夏季营地也会是固定的地点[21]。
除杭爱山地外，北部山地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日本学者吉田顺一记述，那里存在四次季节性转场，冬季牧场在山谷上部，积雪被风吹走，草可以露出来，而夏牧场选在比冬牧场低的平坦山谷低地中。这里转场移动的次数在每年10次以下，即在四季牧场之间存在一些短期过渡性的临时牧场，每一牧场停留几天、或几周[22]。这种情况和新疆温泉县的蒙古族牧民的转场相似，因为这几个地区都是山地放牧[23]。
根据西班牙学者Cecilia Dal Zovo的报道，高原西部阿勒泰山的东坡的游牧方式也与上述相近。那里也存在随季节的转场游牧，有比较固定的四季营地。牧民非常重视多年连续使用的冬季营地，特别是那些多年使用的牲畜圈尤为重要。其中积累了多年的粪便堆积，具有一定的保温作用。那些临时搭建的蒙古包会有意建在这些粪便堆积之上。Cecilia还发现，即使是春季营地的蒙古包，也会将压实的牲畜粪便做成的坯块铺在地面，以此来保暖[24]，这和Lugli所看到的转场营地情况十分相似[25]。这些营地常常和古代遗迹混杂在一起，说明古代和现代牧民对营地的要求是相同的。阿勒泰山东坡的冬季营地中的牲畜圈很有特点，是用石头垒砌的永久式建筑。其实，阿勒泰山地的游牧方式和营地建造还可以参考我国新疆阿勒泰的哈萨克族的四季三地转场，固定牧场和固定的冬季牲畜圈[26]。
属于山地游牧的还有大兴安岭西南端的赤峰地区。色音认为，清代之前翁牛特旗的蒙古族牧民设置春、夏、秋、冬四处营地，应与上述的季节性转场放牧相似，即由于这一地区是农牧交错地带，清乾隆年之后迁入很多汉族农民，农业土地的开发，大大缩小了草场的面积，从而改变了当地牧民的传统四季游牧的方式[27]。
(二)戈壁游牧
位于高原西南端的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处戈壁，2/3的土地被沙漠覆盖。清代当地牧民放牧也是季节性转场的游牧，有固定冬夏营地。春季一般在冬草场，而秋季则在夏草场放牧，即四季节两个营地[28]。《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述，当代的牧民基本上是“定居放牧”，但同时也谈及了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可见这个“定居放牧”应该指的是牧民有固定居所，但仍然随季节游牧，而不是一年四季固定在一个牧场。书中特别谈到了牛马不设圈，却强调了冬季建造羊圈的重要性。有的牧民家的羊圈是祖父、曾祖父时留下的，已经使用了一二百年。羊圈一般用羊粪做的坯块垒砌而成，每隔3～5年要修整一下[29]。
蒙古国的戈壁地区也实行季节性游牧，这就增加了上述清代阿拉善盟的季节性转场游牧的代表性。2002年，Francesca Lugli对蒙古国戈壁地区开展了民族学调查。她发现这里是蒙古国最热的地区，基本上是沙漠化的戈壁荒滩，与内蒙古阿拉善盟的情况类似。在四季游牧中，夏秋牧场一般选在山谷或绿洲，而为了保证足够的草料和水源，在整个夏秋季节里，他们需要不间断的移动，因而没有固定的营地和牲畜圈。Francesca Lugli指出，这样相对移动次数较多的情况下，可能的遗迹是几个圆形蒙古包的痕迹及一小堆动物粪便和类似的垃圾堆－灰烬等的堆积(图三)。陈祥军在中国新疆阿勒泰做调查时也发现过这样的灰堆，当地的牧民说，日常烧的灰烬会掩埋在一个地方，类似于宣示领地的标记。
蒙古国的戈壁地区冬春季牧场是非常固定的，一般位于山坳中，可以很好地抵御西伯利亚的寒风。每户牧民长年重复使用同一个冬春季营地，在Lugli的调查中发现当地羊圈有的已经至少使用了62年(图四)[30]。尽管牧民自己仍然居住蒙古包，但伴随过冬的牲畜圈是用石头、积累的动物粪便和木材垒筑的。这种固定垒砌的牲畜圈并不是季节一过就拆掉，而是每年都会修整加固，以便冬春季到来时继续使用，年复一年，同一个牲畜圈得以重复利用。如有牧民离开移居他乡，当地牧民会继续使用其留下的冬春季牲畜圈[31]。这种石头、木材和牲畜粪便垒砌成的、永久式的牲畜圈，如果不是人为破坏，即使是废弃了，经多年风吹日晒，自然风化后仍会有一些遗迹保留下来。从考古的角度来说，地面上就会发现一些石头形成的遗迹，这与新疆温泉县发现的青铜时代的游牧遗迹的情况非常相似[32]。
(三)干旱草原游牧
高原中部偏北分布着较高海拔的干旱草原。Francesca Lugli对该地区做调查时发现，这里牧民一年也有四次迁移，冬春季(湿季)到海拔稍高的山谷，夏秋季(旱季)则到河谷平坦的地方。夏季营地中蒙古包和牲畜圈的地点是不固定的，其他地区类似，遗迹很难保留下来。冬春季营地是永久性地固定在一处，年复一年重复使用，建筑形式与戈壁营地类似(图五)[33]，其中除蒙古包是临时性、可移动的建筑之外，其他的包括储藏室、母羊圈和一般牲畜圈都是以圆木用“木刻楞”方式建造成。牲畜圈会分隔成若干区域，中部偏北(后)的小部分属于母羊和幼羊的区域会有篷盖封顶，其他区域是露天开放的。当地牧民有个习俗，在永久离开这里时，会把这些固定的储藏室和羊圈留给后来移居至此的牧民。所以，这些储藏室和羊圈会一直沿用下去，这种情况的确为考古调查发现古代游牧民的冬季居住址给出了重要的提示[34]。
(四)草甸草原游牧
高原东端的蒙古国东方省和内蒙古兴安盟、呼伦贝尔地区属于低海拔的草甸草原分布区。对这里的游牧研究，除了少量的像蒙古族学者阿拉腾嘎日嘎、日本学者吉田顺一做的实地考查外，多是基于日伪统治时期的档案记载。
王建革根据日伪档案记载，认为呼伦贝尔地区游牧的特点是有一定的范围，叫“游牧圈”，“游牧圈”也要分为冬营地和夏营地[35]。这一点与其他地区无异。但是，这里的季节性游牧移动频率较大，冬春季移动十几次，夏秋季多达四五十次。在冬夏两大营地之间，随着季节的变化，以及牲畜对草场草量的消耗情况，其移动次数相当频繁(图六)[36]。据日本学者吉田顺一记述的3位原居于呼伦贝尔，二战后移居蒙古国东方省的老人回忆，他们当时的夏牧场和夏季营地在奥科(Orcon)河、达赉湖(呼伦湖)东岸及甘珠尔庙周围，冬牧场和冬营地则在距达赉湖南40千米的梅嫩吉恩塔尔(Menengiyn tal)平原和博格多(Bogduul)山，以及贝尔湖东的诺门罕一带[37]。
蒙古国的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一带的游牧与呼伦贝尔地区相似。日伪时期，当地的喀尔喀(Qalqa)蒙古族就在克鲁伦河和雅金湖(Yahki)一代游牧，每年移动次数多达三四十次。根据当时的档案记载，牧场和营地相对固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冬季营地在雅金湖北侧，春季营地在雅金湖和克鲁伦河之间。夏季营地在克鲁伦河的北侧。转场会遵循着相同的路线移动，年年如此地轮回。具体转场的日期则按当年的季节、时令和草场情况来决定(图七)[38]。
比较其他地区，东部低地草甸草原的游牧方式是较特殊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游牧圈内，随季节每年多次移动。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大多数游牧活动往往是以季节性营地为中心向四周一定距离的移动，经常在一个季节之内，围绕着居住中心进行几天一次的轮牧活动，其目的是要草场有数日的恢复。春夏之际，草长得较快，轮牧的地点可以很快地移动到几周前的草场。秋冬季草生长放缓或枯黄停止生长，所以，围绕居住地的移动次数和距离都会相应减少。陈祥军也记述了新疆阿勒泰的哈萨克族这种多次移动的具体细节[39]。不移动居所的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季节性转场，似乎更多的是针对资源匮乏的一种应对之策。至于牧民在草甸草原实行的季节内的多次移动，是围绕居住地的计划性合理使用草场的移动放牧，还是真正的季节变更时的转场，两者之间的详细差别，今后还应当做更详细的调查论证。
草甸草原地区还存在另一种情况，与其他地区和以往的调查截然不同。吉田顺一描述的上述三位移居蒙古国东方省的长者曾经说过，呼伦贝尔地区是不存在相对固定的“冬季牧场”，原因是他们总在移动。或者只有那些拥有牲畜数较少的人家才会有较为固定的冬季营地[40]。王婧据清代记载认为，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蒙古族自清代以来实行“四季轮牧”的季节性游牧生活，有固定的季节性牧场。牧民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夏营地，莫日格勒河与特尼河，冬季营地一般在海拉尔河附近。冬季还会用柳条和水边的其他灌木搭建牲畜圈。其中也有冬季营地在冬草场范围内移动，搬迁蒙古包，大约一个月移动一次。按11月进入，4月份移到春季营地的话，至少要移动三四次[41]。
上述这种情况似乎在蒙古高原其他地区都不见。草甸草原，海拔低，草原植被相对旺盛，春夏和夏秋之际，气候温暖适宜，草场恢复快，放牧移动的次数多是可以理解的。冬季牧草停止生长，如没有备用的草料做补充，也需要多次移动，以保证牲畜每天有足够的自然草料。但冬季做多次的转场应当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冬季是游牧生活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如何保暖、如何确保牲畜有足够的牧草供应，是冬季牧民生存的关键。牧民本身无论移动到游牧圈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借助蒙古包内取火来保暖。所以，冬季移动次数和距离对牧民本身来说是不成问题的。那么，牲畜是如何保暖呢?牛、马和骆驼这些较大个体的牲畜基本上能够在露天的环境下抵御风寒。羊就不同了，需要能抵御风雪的羊圈舍。如果没有保暖的牲畜圈，弱小的羊群在寒冷的冬季多次转场中是如何存活，是如何抵御夜晚的寒冷，在转场游牧中各环节、各部分的具体形式或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核实才能确定。
(五)大规模群体游牧
历史文献中记述了蒙古族游牧的情况，元代的“阿寅勒”说的就是这种家族式集体游牧[42]。当多个家族集体游牧的帐幕(蒙古包)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圆形营地时，这个营地就称为“古列延”，意即环形营帐。同样，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游牧也被称为“古列延”[43]。“古列延”式的大规模游牧当始于部落、氏族的集体放牧。这种形式多出自元代的记载[44]，但后来却不见了。很多人推测，这应与当时的战乱多发有关，是为适应这种环境而形成的。如果仔细推敲，这种大规模的集团游牧对季节和草场的要求相当高。多人多户牧民集中在一起，牲畜数目会更多，一般草场的规模很难长时间维持，而且这样大规模集体游牧在冬季就更加困难了。山地的冬营地一般是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坳里，范围较小，一般不适合大型的集体放牧。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的冬牧场范围很大，但牧民也要分散到各个小的、能容下两三户牧民的山坳里，并不适合大规模的集体放牧。蒙古高原东部的草甸草原面积很大，但冬季枯黄的牧草停止生长，依草场的自然草料供应是很有限的，也很难维持像“古列延”这种大规模的集中游牧。因此，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古列延”的形式，很可能是历史特殊条件下的产物，而且推测多是发生在夏秋季。
总之，蒙古高原的传统游牧的特点是在特定的游牧圈内随季节变化的转场放牧，不论是山地，还是戈壁，干旱草原或低地草甸草原，随季节转场放牧是传统游牧经济的核心。其转场形式多种多样，四季3个营地，4个营地，或多个营地。转场的次数是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季节、草场资源合理安排和气候变化决定的。山地、戈壁和干旱草原多为四季3个或4个营地的固定牧场。海拔较低的东部草甸草原，在固定的游牧圈内转场次数较多，有的甚至没有固定的牧场和营地，只是在游牧圈内随水草移动放牧。但不论在高原的什么地区，季节性转场放牧是其共同特征性，而且都存在以冬夏两季为主体的两次重要转场，附之春秋的次要转场。在这些重要的四季转场之间，牧民会根据当地、当时的环境和气候条件，灵活地增加一些小规模、短距离的转场。转场的目的是为牲畜提供较好的生存环境，提供最好的牧草，冬季保暖，夏季凉爽且水源充足。而有计划地利用好各个季节的草场资源则始终是游牧畜牧业的中心战略。
三、对考古学研究的启示
传统游牧活动可以为游牧考古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因为所有的游牧活动都会在移动中留下不动的遗迹，而考古学研究首先就是去发现和界定这些代表游牧经济和游牧社会的不动的遗迹。蒙古高原的传统游牧活动说明，游牧人群是依赖大量固定的游牧圈、营地、居址和牲畜圈为生存基础的，这可以为考古学研究提供相当多的启示。
1.游牧圈，即游牧范围，游牧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千百年来，游牧圈内不同季节草场的长期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自然生态。由于草场的长期使用，牲畜的活动和粪便会在草场的土壤堆积中留下痕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草场植被的种类和土壤中化学成分的构成。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现代科技考古的方法去发现。
2.现代游牧民族固定的但季节性使用的营地往往和古代遗址建在一处。这说明古代与现代传统游牧经济是相似的，对草场的需求也相同[45]。所以，可以在已知的现代季节性牧场范围内去有意识地寻找古代牧民留下的遗址和遗迹。
3.山地的石构牲畜圈为牧区考古的野外调查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如何寻找史前冬季牲畜圈将是未来牧区田野考古亟待开展的重点任务之一。在可移动的毡房或蒙古包发明之前，牧民的居所也应当是固定性建筑，这在游牧初期会更加明显。这种早期游牧时期的房址应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4.蒙古包一类的移动性的居所出现之后，牲畜圈仍是发现游牧遗址的重要线索。那些冬季使用的、永久性建造的、固定的牲畜圈经过常年累月的使用，会形成考古学需要的很厚的堆积，而且由于冬季牲畜圈长年的重复使用会有大量的牲畜排泄物沉积在土壤中，因而会保存丰富的与史前游牧活动相关的信息，为科技考古留下了十分广阔的前景。
5.掩埋灰烬以及丢弃垃圾的习俗也为游牧考古野外考察提供了重要启示和视角。史前牧民很可能也具有同样的将生活垃圾和烧灰一起埋掉的习俗，就会有可能形成今天游牧考古需要的灰坑和地层堆积，这在野外调查和发掘时至关重要。
最后要强调一点，游牧民族也存在固定的居址，对游牧、畜牧的固定居址的界定在考古发现当中是十分重要的。要以科学的考古发掘及科技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为遗址的季节性(或非季节性)使用提供证据[46]，并开展包括民族考古学、环境，景观等诸方面的系统、全面的考古学分析[47]。
当然，文中所举高原各地的传统游牧，还仅仅是一个粗略的概括。上述对传统游牧的认识要在今后的民族考古学的实地调查中不断完善。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其中，社会民族学调查与考古学调查发掘同样重要，特别是需要访谈那些目前还健在的老牧民，从他们的记忆中挖掘传统游牧的细节，了解过去季节性营地的具体位置，理解季节性转场游牧的深刻含义，从而加深对游牧民族、游牧文化及游牧社会的深刻理解，并以此作为史前游牧的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基础。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9ZDA226)。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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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丛德新､贾伟明:《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述评——以史前生业模式为视角》,《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丛德新､贾伟明:《转场游牧的起源: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民族考古学的尝试》,《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学术卷》,故宫出版社2018年,下同,第161—173页;贾伟明:《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
[2]〔美〕路易斯·宾福德著,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3]Miller,A.R.V.,Johnson,J.A.,S.,M.,L. ,L. ,Talor, T. ,Rolle,R. ,& A. ,M. C. ( 2019) . Mobility and diet in the Iron age Pontic forest-steppe: a multi-isotopic study of urban populations at Bel'sk. Archaeometry,61 (6) :1399-1461.
[4]Chang,C.,&Grigoriev,F. P. (1999) .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1994-1996 field season at Tuzusai,an Iron Age site (ca.400B.C.-100A.D. )in southeastern Kazakhstan. Eurasia Antiqua,Band 5 (1999) :391-410. Chang,C. ,Benecke, N. ,Grigoriev,F.P.,Rosen,A.M.,&Tourtellotte,P.A.(2003). Iron Age Society and Chronology in South-East Kazakhstan. Antiquity,77 (296): 298-311.
[5]胡云锋､徐芝英:《蒙古高原地形与植被指数的特征尺度及多尺度耦合关系》,《地理科学》2014年第34卷第12期｡
[6]秦福莹:《蒙古高原植被时空格局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1､12页｡
[7][44]邢莉:《游牧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5—17页;第34､35页｡
[8]其其格:《农牧业互补模式“转场越冬”探索与实践——以内蒙古为例》,《畜牧兽医科学》(电子版)2020年第18期｡
[9]Bold,Bat-Ochir. (1996). Socio-economic segmentation--Khot-Ail in nomadic livestock keeping of Mongolia. Nomadic Peoples 39: 69–86.
[10][19]Houle,Jean-Luc(2010). Emergent complexity on the Mongolian steppe: mobility,territoriality,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nomadic polities. PhD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26.
[11]Wright,J.,Ganbaatar,G.,Honeychurch,W. ,Byambatseren,B. ,& Rosen,A. ( 2019) . The earliest Bronze Age culture of the south-eastern Gobi Desert,Mongolia. Antiquity,93 (368) : 393-411. doi: 10. 15184/aqy.2018:174
[12] Fijn,Natasha ( 2017). Living with herds : human-animal coexistence in Mongol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30] [31]Francesca Lugli ( 2011). The nomadic camps of the middleGobi region. The case of Shar Udag site (Luss Dundgov) and of Buleenher site (Delgerhangai-Dundgov). In Francesca Lugli, Alessandra A.Stoppiello and Stefano Biagetti ed.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talian Congress of Ethnoarchaeology,Rome,17-19 May 2006.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235,Oxford 2011: 194-206.
[14][23]贾伟明:《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
[15]陈祥军:《杨廷瑞“游牧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39､345页｡
[16]艾吉尔克(蒙古族)､刘德平:《和静县一个牧业大队的游牧实例》,新疆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新疆畜牧业经济研究会､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印:《和静县地区经济与蒙古族游牧业经济》,新疆少数民族研究会编辑出版1984年,第132—137页｡
[17]土娜､潘美玲､巴特尔:《巴音郭楞蒙古族史:东归土尔扈特､和硕特历史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第64—72页｡
[18][22][38][40]〔日〕吉田顺一著,包国庆译:《游牧移动与定居:从蒙古族传统游牧立场出发》,《蒙古学集刊》2005年第4期｡
[20]Simukov,Andrei D.(1934) Mongol'skie Kochevki (Mongolian Migrations). Sovremennaia Mongoliia (Contemporary Mongolia) 4: 40–46. 转引自Houle,Jean-Luc (2010) . Emergent Complexity on the Mongolian Steppe: Mobility,Territoriality,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Nomadic Polities. PhD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6.
[21]Fijn,Natasha.(2017). living with herds: human-animal coexistence in Mongoli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3.
[24]Cecilia Dal Zovo (2018). Movement as heritage? Pastoral mobility,paths,and recurrent spatial choices in the Mongolian Altai Mountains. 1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Estudios de Asia Oriental Málaga,Junio 2018. Sesión 3 (Historia) Moderador: Gabriel Terol.
[25]Francesca Lugli (2011). The nomadic camps of Mid-West Mongolia: The case of the spring site of Hulhiin Shiliin (Ih-Tamir) . In Francesca Lugli,Alessandra A. Stoppiello eds.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talian Congress of Ethnoarchaeology,Mondaino,17-19 March 2004.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841,Oxford 2011: 135-145.
[26]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下同,第117､118页｡
[27][43]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8､209页;第130､131页｡
[28][29]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2､43页;第17—25页｡
[32]贾伟明､丛德新:《转场游牧的起源: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民族考古学的尝试》,《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学术卷》,第161—173页｡
[33]Francesca Lugli (2008). The nomadic camps of Mid-West Mongolia: The case of the spring site of Hulhiin Shiliin (Ih-Tamir) . In Francesca Lugli and Alessandra A. Stoppiello eds.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talian Congress of Ethnoarchaeology,Mondaino (Italy) ,17-19 March 2004.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841,Oxford 2008: 135-145.
[34][37]Francesca Lugli (2008). The nomadic camps of Mid-West Mongolia: The case of the spring site of Hulhiin Shiliin (Ih-Tamir) . In Francesca Lugli and Alessandra A. Stoppiello eds.Proceedings of the 3rd Italian Congress of Ethnoarchaeology,Mondaino (Italy),17-19 March 2004.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841,Oxford 2008: 135-145. 在 2012—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河流域的民族学调查中,也发现有类似蒙古族牧民的建筑｡
[35]王建革:《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以满铁资料为主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6]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出版社2006年,第27—49页｡
[39]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第120—125页｡
[41]王婧:《牧区的抉择:内蒙古一个旗的案例研究》,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16年,第51—54页｡
[42]乌日陶克套胡:《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8､139页｡
[45]Jia,Peter Weiming; Gino Caspari,Alison Betts,Bahaa Mohamad,Timo Balz,Dexin Cong,Hui Shen,Qi Meng (2020). Seasonal movements of Bronze Age transhumant pastoralists in western Xinjiang. PloS one 15(11)(2020) :e0240739–e0240739.Web.
[46]Monks,Gregory G.(1981).Seasonality studies.Advance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4(1981):177-240.
[47]丛德新､贾伟明:《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述评——以史前生业模式为视角》,《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贾伟明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丛德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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