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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史前先进的聚落
盛夏草原，碧波荡漾，野旷天低，长调空灵，古老的西拉木伦河静静流过科尔沁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西部的哈民艾勒嘎查，南望西辽河，北靠新开河，距通辽市区50公里，居于大兴安岭东南边缘，科尔沁草原腹地。
201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哈民艾勒嘎查一位王姓牧羊人放羊时发现了一些陶器的残片，用手再往下挖，一个完整的陶罐显露出来。“沙地出宝啦!”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开，引来附近的村民前来挖“宝”。
哈民遗址房址发掘平面图。
在通辽市文化局文物科、科左中旗文化局等部门的协作下，时任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吉平带领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吉平回忆道：“我们赶到时，还有人在盗挖，遍地是坑，坑很深，到处都是陶片、石器、骨头等。”吉平的职业敏感性告诉他，“这个遗址一定很重要”。从2010年发现到2014年的五年间，吉平带领考古工作者对这个遗址一共进行了5次发掘，发掘面积82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灰坑、墓葬、环壕以及人骨遗骸，同时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蚌器等1000余件珍贵文物，以及大量的碳化黍、粟、大籽蒿、大麻等植物种子。
吉平介绍，哈民遗址的房屋群坐落在一片相对平坦的沙地中，保存状况良好。经过探定，该遗址年代为距今5500年至5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
根据气象资料记载和考古发现，5000多年前的科尔沁地区，气候逐渐变暖。丰茂的水草，“野蛮生长”的野生动物和植物，为哈民先民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条件。
著有《哈民遗址远古大揭秘》一书，被誉为“哈民文化”守望者的王明义告诉记者，哈民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子，经专家鉴定属于粟、黍和大麻，可以认为哈民遗址的农业特点是以种植旱地作物粟和黍为主。而糜、黍遗迹和石斧、石磨盘等生产生活工具的发现，说明哈民时期农业已经比较发达，哈民先民当时已经吃上小米和黄米。
遗址出土了哺乳动物类、爬行动物类等种属丰富的动物骨骼，同时在聚落内的房址、灶台等发现了大量烧痕骨骼，“可以判断，狩猎和渔捞在当时哈民人的生活中应该仍然是重要的生存手段。”王明义说。
从新石器时代器具的制作工艺到用法，从史前人类居住的房屋构架到他们罹难原因的探究，王明义在《哈民遗址远古大揭秘》中给出解答：“八十一座房屋整齐地向一个方向成排分布，让我们可以大胆猜测，那时他们就已经懂得部落规划了”“这些火塘足以解释清楚五千多年前的人类是怎么生火、怎么防寒保暖度过漫长冬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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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业界研究热点
在遗址发掘两年后，2013年8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聚落研究中心、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委政府联合举办的哈民遗址现场学术研讨会在通辽市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博物馆等考古界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哈民遗址探方示意图。
“关于哈民遗址文化遗存的文化性质，个别学者认为，系红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不妨命名为红山文化哈民类型，但是，多数代表认为可以命名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即哈民文化。该文化陶器的突出特征是以筒形罐、小口双耳壶、钵碗和素面灰陶小口罐等为基本组合，陶器器表以麻点纹最常见。”当时担任会议主持人的吉平回忆说。
鹰嘴纽麻点纹陶器。
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鸿勋认为，哈民遗址发掘的房屋，清楚地展现了房顶构件的遗迹，使复原房顶和结构有了真实的依据。根据发掘结果，杨鸿勋复原哈民房屋的结构是：半地穴建筑，靠墙壁内侧立柱、在柱上架梁、在梁上架檩、在檩上绑横棍以固定伞状的房顶，长长的房檩，一端朝向房顶，另一端斜立在地面上，致使半地穴墙壁内侧的边上，留出一定宽度的台面，可供摆放物件。
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专业副教授、西辽河文明专家工作站首席专家张铁男介绍：从遗址发掘出的81座房址来看，5000多年前的哈民人就已经拥有了“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能力。哈民聚落的空间布局规整，属于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态。
与会专家分析认为，从出土的蚌饰、蚌链等蚌器制品看来，哈民先民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审美情趣，并熟练掌握打磨、钻孔、定型等技术，制作出了精美的装饰品。
“哈民遗址还出土了不少玉器，玉璧、玉璜、玉坠饰件等都造型精美，质感温润，绝大多数出土于人骨集中的房址之内，这意味着玉器应该是哈民先民随身佩戴的装饰之物。而面积较大的房址中出土玉器最多最集中，似乎也说明，当时的哈民人已经有了身份地位和贫富之间的差别，阶层和等级制度已经出现。”曾经参与过哈民遗址考古发掘的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朱永刚说。
方形玉璧。
考古学家将哈民遗址的意义归纳为“三大史前考古奇观，一大改变”，即中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在北纬43度以北地区发现的最大聚落;完整的房屋木制结构、痕迹在中国首次发现，世界罕见;一座18平方米的房子内至少有97例人骨遗骸在中国是首次;被确认为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即“哈民文化”，改变了把科尔沁历来视为蛮荒之地的说法和认识，充分地证明这个地区是五千年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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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五千年文明的尘封记忆
这是一座造型简约的遗址博物馆。站在标志性建筑“房梁”的右侧，记者看到，在建筑面积达4700多平方米、跨度65米的遗址展示馆中没有一根梁柱，完全使用桁架勾现出简洁的线条，支撑起整座建筑。
“回归简单，注重写意，只为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使人们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历史真实感与沧桑感。”科左中旗哈民史前聚落遗址服务中心主任董哲说。
2016年8月19日，内蒙古哈民考古遗址公园开园。“这是对哈民聚落遗址抢救保护的新起点、新开端。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哈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让内蒙古哈民考古遗址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时任文化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的单霁翔到会致辞说。
在哈民遗址博物馆展厅，一只呈黑褐色陶猪十分引人注目。“这是一头被驯化之前的野猪形象，也被我们称为'中华史前第一美陶猪’。陶猪也是哈民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以动物为主体的圆雕陶器。”董哲说。
陶猪。
吉平介绍，哈民遗址出土的文物多有中原地区文物的影子。比如出土的钭，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影子;出土的陶壶，属于典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等等这些均说明，当时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有共同的符号、信仰。从审美、生活习惯、符号崇拜上，人们有了一个根或共同的旗帜。“哈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中华文明探源项目提供了一份非常丰厚、非常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吉平说。
“由于哈民遗址所在的科尔沁草原位于辽西地区、松嫩地区和吉长等地区的交汇处，故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同时也受到了周邻地区先进考古学文化的强烈影响。哈民遗址的发掘为研究科尔沁草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重要意义。”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盖之庸说。
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白立柱认为，西辽河流域是多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元素荟萃之所。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沟通东南西北交通的“大驿站”，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融炉”。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历史因素结合，便形成了这里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单元——西辽河文化。
“初期的中华文明实际上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的文明丛体。在这个丛体内部，各区域在其文明化进程(即从文明起源到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元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6年)首席专家王巍说，“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互相借鉴和兼收并蓄能力，成为其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从中孕育出共同的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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