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3辑，第48-57页。注释从略。
吉林市丰满区的东团山-南城子遗址是扶余国早期王城遗址。高句丽的扶余城利用了扶余国早期王城，并增筑了龙潭山山城以加强军事防御。渤海国继续沿用，以其为扶余府。辽太祖病逝在扶余府城外，改称黄龙府。后因燕颇叛乱，撤销黄龙府建制，迁走余党建立通州。辽圣宗时期为强化对女真的防务，在今天的农安县重新设置黄龙府。
冯恩学（1963—），男，黑龙江富裕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元考古；赵东海（1993—），男，辽宁朝阳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元考古。黄龙府城是辽金时期的重要府城，辽太祖在东灭渤海返程途中，病逝于扶余府城，传言在其病逝前曾有黄龙现身，遂改扶余府为黄龙府。后因岳飞曾经对将士言“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闻名于史。黄龙府城的地望和变迁问题，涉及到扶余国王城、高句丽扶余城、渤海扶余府城等诸多东北历史地理问题。学界长期聚讼纷纭，虽深化了问题研究，但扶余府和黄龙府的位置，辽代龙州、通州与黄龙府的关系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本文根据有关考古发现，重新梳理文献资料，希望能够基本廓清扶余府城和黄龙府城的历史变迁脉络。
“扶余”又写作“夫余”，是文献记载中东北地区最早具备国家形态的古国，始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三国志·夫余传》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1982年李健才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扶余早期王城在吉林市区的龙潭山、东团山一带。东团山距离龙潭山约2.5公里，是一馒头形小山丘，矗立在松花江东岸，相对高度约50米，自山麓至山顶筑有四道密集的围墙。南城子城，又称为平地城，其西侧紧邻东团山城，其余三面呈半包围状修筑城垣。城垣为黄土夯筑，平面近椭圆形。城垣仅东南部尚存，其余地表不见城墙，周长除西部利用东团山东麓山体外）约1050米，共有南、北两座城门。1983年武国勋根据实地调查和测绘的南城子城墙图，首次提出东团山山城和南城子平地城是一个整体，后者为扶余早期王城的宫城所在，其外围是都城。自2001年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东团山-南城子遗址进行了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南城子城内分布有高等级建筑址，出土了大量扶余时期文化遗物，明确了城址始建于西汉时期。同时在位于城址附近的帽儿山等几个山头密集分布有近万座墓葬，已发掘的墓葬多为汉代时期的木椁墓，出土丝织品等珍贵遗物。因此东团山-南城子遗址为扶余国早期王城是可靠的。武国勋根据遗址历年发现的遗物分析判断，南城子城墙之外围应该存在外城是正确的。因为东团山西侧临江地势陡峻，其余三面山坡坡度较大，山城围墙内面积狭小，未发现高等级的建筑遗迹，主要功能是便于城内进行军事瞭望。1949年前，李文信曾对吉林市一带进行过调查，在龙潭山车站至东团山之间采集到五铢钱、陶甑、陶灶、瓦当、铜镜、砖瓦、纹饰陶片等遗物，其中包括1件残断的带“长”（推测应为“长乐未央”）字的瓦当，此类瓦当属于典型的汉代流行的高等级建筑的瓦当。编制遗址保护规划时，武国勋判断有外城的观点没有得到重视，导致遗址核心保护范围局限在地表所见的现有城墙之内，外城区变成限制建筑监控区。2018年因在遗址核心保护区之外的空地拟建加油加气站，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勘探试掘时发现有夯土建筑台基，并出土一件瓦当。该瓦当花纹特殊，与高句丽和渤海时期的瓦当迥异，年代当在扶余时期，而且伴出了花纹砖，表明城外存在扶余时期的高等级建筑。唐代东北地区的民宅尚未使用瓦当，何况是汉晋时期的扶余国，因此南城子城址一定有外城区，外城的城墙已经被破坏，现今地表看不到痕迹，今后需要寻找外城的墙基遗迹。汉晋之扶余王城的规模比现在的南城子遗址（含东团山城）要大很多，以往把遗址的范围确定得过小，只是扶余王城遗址的宫城部分。据《资治通鉴·晋纪十九》“东晋永和二年春正月”条载：“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实为勿吉或高句丽）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西徙近燕的驻地被学界称为“扶余后期王城”。扶余后期王城的地望有多种观点，主要包括农安县城、昌图四面城、四平一面城、西丰城子山城、柳河罗通山城、辽源龙首山城和辽宁朝阳市等观点。这些城址都没有找到较为可靠的考古学证据或线索，扶余后期王城仍无法确定。在扶余国王城西迁的同一年，“（慕容皝）遣其世子俊与恪率骑万七千东袭夫余，克之，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前燕的此次军事打击直接导致了扶余亡国，扶余王及部众五万余口被掳往前燕都城——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此后的扶余一度失载。北魏太安三年（457）十二月，“于阗、扶余等五十余国各遣使朝献”，反映了扶余后来又重新建国，至于王城在何地，目前仍是谜。高句丽也曾经建立了扶余城。唐朝名将薛仁贵在唐总章元年（668）征讨高句丽时，“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诸将咸言兵少，仁贵曰：'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锋而行，贼众来拒，逆击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确定扶余城的位置，有两个地标明确的可靠史料，即《旧唐书》和《新唐书》对高句丽长城的记载。《旧唐书·高丽传》载：“（贞观）五年（631），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新唐书·高丽传》亦载：“建武惧，乃筑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的记载更加详实，文曰：“（荣留王十四年）春二月，王动众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东南至海，千有余里，凡一十六年毕功。”基于史料，高句丽长城东端起于扶余城。高句丽长城的城墙分布和走向已经被考古调查认定清楚。据《辽海丛书》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记载，在怀德县（今公主岭市）和奉化县（今梨树县）境内发现连绵起伏的边岗，俗称老边岗。基于以上文献和地方志记载，辽宁省和吉林省学者多次对老边岗进行了实地调查，在吉林省德惠市松花江镇老边岗村至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一线均发现隆起于地表的边岗遗迹。学界对于老边岗的性质、走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基本认定其为高句丽的长城。李健才依据高句丽长城城墙分布和东端位置，排除扶余城在农安、昌图等其他地点的可能，只能是吉林市内的扶余国前期王城。他认为吉林市区有三座城址发现高句丽遗物，其中龙潭山城为扶余城，东团山城和西北向江对岸的三道岭山城规模较小，为龙潭山卫城。李健才将高句丽长城城墙东端距离吉林市龙潭山城较远与文献所载“东北自扶余城”“东北首扶余”不相符的原因，解释为文献中提到的扶余城不是高句丽的扶余城，而是指扶余国的后期王城农安。这一观点与事实不符，因为农安古城是辽代中期才修建的黄龙府城，城址从未发现过辽代以前的任何遗物，且地处高句丽长城之外，远离东端起点。2007年，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启动，201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对德惠市松花屯段和公主岭市边岗屯段土墙的考古发掘，确认了老边岗土墙就是高句丽长城，找到了长城土墙东北端起点为德惠市松花江乡老边岗村的江岸悬崖处，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那为何在其附近未发现高句丽扶余城呢？战国长城和秦汉长城，以及明代长城都有部分地段利用山险、河险为墙。如辽宁省境内的战国燕长城墙体主线长107290米，包括土墙8031米，石墙18313米，山险12574米，河险2400米，消失65972米。其中建平县小五家长城1段，便以蹦河为险。高句丽长城土墙只是高句丽长城的主体部分而非全部，从老边岗江岸高崖开始，向东南延伸，由平原进入山区，一直到达吉林盆地内的东团山山城。此段即利用松花江为河险墙，东团山山城正位于江东岸边，这与文献记载完全相符（见图1）。东团山山城上筑有4道城墙，最外侧城墙抵在江东岸，与抵在江西岸的松花屯段的老边岗墙体遥相呼应。另外东团山-南城子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揭露了5期遗存，即西团山文化时期、扶余国时期、高句丽时期、靺鞨渤海时期和辽金时期文化遗存。其中高句丽时期遗存在东团山山城和南城子城内均有发现。因此东团山-南城子遗址应为高句丽长城的起点，即高句丽扶余城之所在。说明：据吉林省文物局编著的《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图版36改绘。龙潭山山城位于龙潭山上，周长2395米，城墙沿山脊修筑，距离松花江水道尚有一定距离，城内有高句丽大型山城特有的蓄水池。经过考古发掘揭示了山城内包含西团山文化、高句丽和辽金3期遗存，确认了山城为高句丽晚期修建，性质为高句丽占领或防守扶余故地的军事堡垒。因此龙潭山山城并非平时居住的府城，而是战时守备之城。位于山麓平地的扶余府城与筑于山上的龙潭山山城毗邻，平地城常年居住，山城战时转变为据守状态，这和集安市的高句丽国内城与丸都山城的依存关系相似。高句丽在扶余府城东北修筑龙潭山山城，在西北向的江对岸修筑三道岭山城，表现出对千里长城东端防守的重视。关于渤海扶余府城和辽早期黄龙府城的地望问题，以往学者们在扶余国后期王城多种推测的基础上，推导出的地望有农安县城、辽源龙首山城、柳河罗通山城、四平一面城等观点。至今这些城址没有获得任何可供支持的考古线索，地理环境、方位等都与历史记载不符。唐总章元年（668）高句丽灭亡，圣历元年（698）渤海国建立，占据扶余城，改称为扶余府。故《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曰：“扶馀故地为扶馀府”。《辽史·地理志》亦载：“（通州）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所以渤海扶余府城是沿用了吉林市的扶余国王城。以往关于辽早期黄龙府的考证均忽略了一则重要史料，即粟末水改称事件与黄龙府之关系。《契丹国志·岁时杂记》“长白山条”载：“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皆白，人不敢入，恐秽其间，以致蛇虺之害。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粟末水，今松花江），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太宗破晋”指辽会同九年（946），辽太宗亲征后晋，十二月攻陷后晋都城开封，灭亡了石晋政权。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当时辽太宗身在开封，为何要将千里之外的粟末水改名呢？要解决这一疑问，不妨回顾一下《辽史》中关于太宗灭后晋前后的相关记载：“（会同九年，946年）十一月戊子朔，进围镇州。······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所部二十万众来降。······壬申，解里等至汴，晋帝重贵素服拜命，与母李氏奉表请罪。······壬午，次赤冈。重贵举族出封丘门，槀索牵羊以待。上不忍临视，命改馆封禅寺。晋百官缟衣纱帽，俯伏待罪。······大同元年（947）春正月丁亥朔，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贺。······辛卯，降重贵为崇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癸卯，遣赵莹、冯玉、李彦韬将三百骑送负义侯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妻冯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宝等于黄龙府安置。······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夏四月丙辰朔，发自汴州，以冯道、李崧、和凝、李澣、徐台符、张砺等从行”。从中可知，大同元年正月辽太宗灭后晋进入开封城，降晋出帝为负义侯，并随即将其遣往偏僻的黄龙府城。辽太祖病逝于黄龙府城西南，后在其行宫大帐处建升天殿。辽太宗将晋出帝押解到遥远的黄龙府，目的是到升天殿告庙。辽太祖阿保机先征服西北草原诸部，然后东征灭掉强大的渤海国，巩固了北方，接下来便是向南扩张获得关南富庶的土地。辽太宗用武力征服后晋，于947年正月入主后晋都城开封，大赦天下，建国号为大辽，并改年号为大同，实现了阿保机建立帝国的夙愿。所以辽太宗把晋出帝迁到黄龙府，既有防止他东山再起之意，也是让晋出帝到粟末河畔的升天殿告庙，告慰太祖之灵，完成了统一大业。四月辽太宗离开开封，途中病逝于栾城，述律太后诏负义侯一行到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境内），后滞留在东京辽阳府，未再回黄龙府，是因为已经完成告庙，不必再回黄龙府。粟末河，《魏书·勿吉传》又作“速末水”，与汉语“速没”谐音，听之有“迅速没落”之嫌疑，这与建立帝国之时，企盼国运隆盛的愿望相背。因此，辽太宗下诏改粟末河为混同江，寓意四海归一，天下混同，与后来颁布的“大同”年号寓意相同。这样，就变成遣负义侯到混同江黄龙府升天殿告庙。因此可以推知，辽太宗改混同江的时间当在大同元年正月至三月之间。亦可推知，黄龙府城在粟末河边，而在粟末河附近的扶余国王城只有吉林市的东团山-南城子遗址。以此为线索，我们再分析辽太祖病逝扶余府城的有关史料和考古资料之间的对应关系。《辽史·太祖纪下》载：“（天显元年七月，926年）甲戌，次扶余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于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气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此则史料说明扶余府城有子城，即城内有小城。扶余国早期王城由外城、宫城（南城子城）、东团山城构成，符合有子城的条件。《辽史·太祖纪下》卷末赞语前的一段话也至关重要，文曰：“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后建升天殿于此，而以扶余为黄龙府云”。在东团山-南城子遗址之南约5公里处有一条街道名“河堤路”，路南有一小河，当地居民称“油河”，从东侧高山发源，经过二道沟东村、帽儿山墓地南侧二道河子村，自东北向西南注入松花江（见图2）。松花江在河口之北呈“几”字形弯转，形成了一块向西凸出的半圆形冲积平原，这片平原区域正处于东团山-南城子遗址的西南方。当年辽太祖大帐应该是驻扎在松花江与此小河的夹角内的平原之上，地貌特征与史料记载“西南两河之间”高度吻合。辽太祖攻打渤海扶余府城的进程如下：“闰月壬辰，祠木叶山。壬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岭，夜围扶余府。天显元年（926）春正月己未，白气贯日。庚申，拔扶余城，诛其守将。”乌山和撒葛山的位置不明，吉林市位于长白山北麓的丘陵盆地内，商岭应为吉林市西北的某处山岭。拔扶余府城后，七日大军兵围渤海国忽汗城（渤海上京城，今黑龙江宁安市东京城镇），可知扶余府距离忽汗城较近。与以往其他考定的扶余府城址相比，东团山-南城子遗址是最近者，距离忽汗城约200公里。最后，审视考古发掘成果，东团山-南城子遗址第4期为靺鞨渤海时期遗存，不仅发现靺鞨罐等生活遗物，还见具有渤海特征的瓦、瓦当和鸱吻等建筑构件，表明存在高等级建筑。早期黄龙府处于东丹国时期，辽太祖926年灭渤海，在渤海之地建东丹国，天禄五年（951）东丹国名实俱亡。渤海上京城和东京八连城（今珲春市八连城）都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遗存中有东丹国纪年铭文的瓦件，可知已经到东丹国时期，但是能确定是东丹国的遗物寥寥无几，说明东丹国时期渤海遗民的物质文化没有实质改变，辽代特征器物没有被渤海遗民接受。南城子遗址内第4期下限有延续到黄龙府时期的可能。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确定渤海国扶余府城和辽早期黄龙府城是沿用了高句丽的扶余城，位置在吉林市区的东团山-南城子遗址。东团山绕锥形山体筑有4道墙，董学增等人经过考古调查测量，山城最外侧墙长680米，最内侧墙长约150米。20世纪30年代，李文信曾多次实地调查东团山，他在调查描述中写道：“（东团山）南、西、北三面临江，石壁削拔，不易登涉，东面稍连丘陵，皆为农田。山腹有人工筑造阶段三层，故远望如古埃及颓顶金字塔。围山足有历史时期之城壁一道。遗物多散布于山东及山南城壁外之田地中。”虽然长期经受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但依旧可见部分隆起于山体的城墙（见图3）。东团山山顶是制高点，西临宽阔江面，具备军事瞭望台的功能。南城子西侧依东团山山城形成自然屏障，后者可视为前者的子城。东团山山城上的4道城墙，远望如龙盘绕。辽太祖幕僚编造出“子城上见黄龙缭绕”的景象，神化太祖是真龙天子转世，可能与此物象有关。“黄龙”是出于神化君权，增加神秘色彩的目的杜撰出来的，借用“黄龙”这一华夏正统王朝天子身份的象征，树立其皇权正统性的威信。渤海扶余府城地点的确定，为唐代东北史研究提供了一处重要的历史地理坐标基点。渤海国对外主要交通道路有朝贡道、营州道、契丹道、日本道、新罗道和黑水靺鞨道。因地处靠近契丹的渤海西境，扶余府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常屯劲兵扞契丹，领扶、仙二州”，遂成为契丹道上的重镇。扶余府城址的确定，也为研究渤海国契丹道的走向打下基础。渤海国有15府62州，其中涑州是3个独奏州之一。《新唐书·渤海传》载：“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清人曹廷杰认为涑州应在今吉林市西北的高丽城（西兰城古城），谭其骧亦持此说。《吉林通志》一书将吉林市的乌拉街土城子比定为渤海国涑州，李文信早年调查时则把东团山南城子定为涑州，这一观点为很多学者接受。既然确定了东团山-南城子遗址是扶余府城，涑州则应在粟末水其他地区。松花江上游东岸的吉林市桦甸夹皮沟镇一带是古代黄金的重要产地，至今这一带仍大量生产黄金。黄金矿脉暴露于地表，早在扶余国时期已经开采。据《魏书·高句丽传》记载，正始年间（504—508），高句丽使者芮悉弗曾向北魏世宗进言道：“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桦甸夹皮沟镇依偎粟末河，又是渤海境内唯一生产黄金的地方，有可能因盛产黄金而成为渤海国直辖的独奏州之一的涑州。自辽太祖天显元年拔渤海扶余府城，至辽圣宗开泰九年复置黄龙府城于今农安县城内，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由扶余府城到黄龙府城几经变迁，职能也随之不断变化。其一，《新唐书·渤海传》载：“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劲兵扞契丹，领扶、仙二州”。扶余府下辖扶州和仙州，其中扶州是首州，以“扶余”之“扶”为名，当与府同治。其二，《辽史·地理志二》“龙州条”载：“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975），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1020），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其三，《辽史·地理志二》“通州条”载：“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圣宗（实为景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其四，《辽史·景宗纪》：“（保宁七年，975年）秋七月，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九月，败燕颇于治河，遣其弟安抟追之。燕颇走保兀惹城，安抟乃还，以余党千余户城通州。”从以上4条文献可知，辽太祖在占领渤海上京城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扶余府，因见黄龙现世，遂将扶余府改为黄龙府，将扶州改为龙州，府和州同治于东团山−南城子遗址，黄龙府城和龙州城是同一座城。以往研究者普遍把黄龙府和龙州视为同一层级行政机构的两个名称，甚至称为“龙州黄龙府”，这是对文献的误读所致。保宁七年（975）燕颇反叛逃走后，辽景宗撤销黄龙府建制，即“府废”，州的建制还保留，但是改名为“通州”，将叛军余党一千余户迁到距离契丹腹地较近的平原之地建新城，即“以余党千余户城通州”。早期黄龙府城内的居民还是渤海遗民，主要职能是镇守原渤海扶余府辖域。从“（辽天显三年正月，928年）已未，黄龙府罗涅河女直、达卢古来贡”的记载来看，当时的黄龙府已经负责管控东北的女真部了。因辽太祖升天殿在此，黄龙府还额外承担保护和管理升天殿供养的职能。关于通州的位置主要有5种观点，即昌图四面城、铁岭开原、四平一面城、昌图黑城和梨树城楞子古城。其中昌图四面城内出土有一面残碑，碑文证明四面城为辽代安州城，故可排除。开原说则因与史不合，向不为学界所认同。至于通州在何处，目前还无法确定。辽圣宗于开泰九年在通州城东北建黄龙府城，恢复黄龙府建制，故称“复置”，此谓辽后期黄龙府。城址位于伊通河西岸的农安县城内，平面呈平行四边形，周长4657米，现仅东南部分地表可见墙体和角楼。城西门外至今仍有高大的辽塔矗立，城内发现有辽金遗物和窖藏，没有更早的遗存。有学者曾经认为，辽代早期和晚期的黄龙府均在农安，其间因燕颇叛乱曾迁到通州，后来又迁回旧地农安，所以称“复置”，这与考古揭示的事实不符。《辽史·道宗纪五》载：“（大安八年十一月，1092年）丁酉，以通州潦水害稼，遣使振之”。说明黄龙府建立后，通州建制依然存在。《辽史·天祚帝纪》载：“（天庆八年六月，1118年）通、祺、双、辽四州之民八百余户降于金”。此事发生在黄龙府被攻克之后。以此可推测，通州城内居民不仅有原居黄龙府龙州城迁来的一千户渤海遗民，还有当地其他居民，这也有利于防止渤海遗民反叛。辽圣宗迁走通州城内原龙州城人等到农安建立新城，还留少数居民在通州城，通州建制和名称还保留，这也是新城建制机构需要另选新名称的原因之一，结果仍选择了黄龙府旧称。因此《辽史·地理志》把“通州”和“龙州”分别独立记述，且“龙州条”多出“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而“通州条”则无。后期黄龙府城内的居民结构与早期黄龙府城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外迁入汉户一千户，加上本地的汉户和契丹人，渤海遗民比例下降，汉户最多。促使辽圣宗把通州人口向东北迁移到伊通河边建新城，又复置黄龙府的动因，主要与两个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第一，辽圣宗计划将每年例行的春捺钵活动固定在农安之北的松嫩交汇地带，需要加强这片区域的防务安全。开泰九年（1020）复置黄龙府，两年后的太平二年（1022）辽圣宗开始到这里进行春捺钵。其后又陆续在黄龙府之北设立长春州（治所在今白城城四家子古城）和宁江州（治所在今松原伯都古城）。辽帝在此春捺钵一直延续近一百年。第二，处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逐渐崛起，对契丹本土的威胁日益加剧，需要加强对女真的管控和防备。辽与女真的边界大致在今拉林河一带，黄龙府距此边界约200里，距离松花江约100里，是当时离女真境最近的辽代大型府城。太平六年（1026）二月，“以迷离己同知枢密院，黄翩为兵马都部署，达骨只副之，赫石为都监，引军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间。黄龙府请建堡障三、烽台十，诏以农隙筑之。”其境内设置了女真大王府，用于管理熟女真，为了进一步强化黄龙府的军事职能，辽廷又在黄龙府设置了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黄龙府铁骊军详隐司等机构。其中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还掌控信州、宾州、祥州各军以及隗衍突厥部、奥衍突厥部、北唐古部、五国部等属部，宁江州亦曾受其节制。后期黄龙府成为了辽朝管理混同江区域军政事务的重镇，同时兼顾震慑生女真的职能。辽廷对其十分重视，多以亲信重臣任知事。如清宁二年（1057）以北院大王耶律仙童知黄龙府事，清宁七年（1062）以知黄龙府事耶律阿里只为南院大王。有研究者指出，在长春州设置东北路统军司后，宁江州等划归其管辖，弱化了黄龙府的部分职能。如此来看，黄龙府在后期存在军事管理范围收缩的过程。即便如此，辽晚期的黄龙府仍然发展成为辐射广阔的繁荣城市，辽末完颜娄室曾对阿骨打言：“黄龙一都会”。辽代东北诸族之中，女真的实力最强，按是否著辽籍可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后者在辽太祖征服渤海国后归附辽朝，辽朝对其实行羁縻统治，即生女真各部首领产生后需经辽朝任命，同时对辽称臣纳贡，但保有较高的自治权。这种相对宽松的羁縻政策，加之远离辽朝核心统治区，为生女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因不满辽统治者的苛政剥削，生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以辽人荒肆，不归阿疎”为由，于天庆四年（1114）拉开了起兵反辽的大幕，并迅速占领宁江州，又在出河店（今松原市前郭塔虎城）大败辽军。次年（1115）正月，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是为金太祖，国号大金，改元收国。建国后金太祖便率军直趋黄龙府，在达鲁古城大败辽军后，天祚帝遣僧家奴请求议和。金太祖在回书中提到两个条件，一是归还叛人阿疎，二是迁黄龙府于别地。可见黄龙府城对女真起到了应有的震慑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其对辽国东部边防的重要性。辽天祚帝自恃宗主国的身份并未接受和谈条件，金太祖遂下定决心攻打黄龙府。金太祖深知黄龙府城“拒守甚坚”，故在战前采取孤立策略，即先攻陷其周围的城池，绝其外援后再出兵围困。八月金太祖亲征黄龙府，九月攻克。收国元年九月攻克黄龙府后，“（完颜）娄室请曰：'黄龙一都会，且僻远，苟有变，则邻郡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诸路谋克，命娄室为万户，守黄龙府。”作为初占的重镇，金军在黄龙府实行万户、猛安谋克兼管州县之制，设立黄龙府路万户和黄龙府路万户令史等职。金灭辽后，黄龙府的军事作用有所下降，转而成为中原通往金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都市，同时开始掌管财赋之权。天会十一年（1133）八月在黄龙府设置钱帛司，专管财政。金熙宗天眷三年（1141），改黄龙府为济州，“以太祖来攻城时大军径涉，不假舟楫之祥也，置利涉军”。同时设置济州节度使，与济州路万户共同管理该路事务。天德三年（1151）置上京路都转运司，次年改为济州路转运司。黄龙府钱帛司可能为上京路都转运司和济州路转运司的前身，天德四年的改名估计与海陵王准备迁都燕京、削上京之号有关，济州路转运司至迟于大定十年（1170）并入东京路都转运司，置司辽阳府。大定二十九年（1189）因与山东路的济州同名，遂更名为隆州。金代晚期北方的蒙古人逐步兴起，开始不断侵扰金境。大安初年蒙古人正式内侵，加之耶律留哥于崇庆元年（1212）叛金，威胁到隆州的安全。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金宣宗于贞祐初年将隆州升为隆安府，以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兴定元年（1217），蒲察移剌都“弃隆安赴南京”，隆安府失守。综上所述，从汉代到辽代早期，东团山-南城子遗址的演变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扶余国早期王城时期，这一时期以东团山山城和南城子平地城为宫城，其中南城子平地城依照自然地势构筑有近圆形的城垣，符合文献中扶余国“作城栅皆员（圆）”的记载。在宫城外围还应存在外城，整个王城内人口众多，王城外东南的帽儿山及周边地区分布有城内扶余人的附属墓地。第二阶段为高句丽扶余城时期，此时已由前一阶段的王城演变为地方府城，级别有所下降。同时为了更好地统治扶余故地以及防范北方强敌南下，在城址的北部又增筑了龙潭山山城以加强军事威慑和防御，形成了山城与平地城结合的体系。这一时期城址的政治功能降低，军事功能得到增强，城内人口数量应有所减少，不复往日王城的繁荣。第三阶段为渤海国扶余府时期，与第二阶段相比，城址的级别相同，均为府城。不过龙潭山山城上不再驻军，防御范围收缩至扶余府城内。第四阶段为辽早期黄龙府时期，此时面临的外部军事威胁较小，军事功能进一步降低。为纪念辽太祖在城外西南处建造了升天殿，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礼仪建筑。同时改扶余府为黄龙府，改扶州为龙州，府、州同治于一城。辽太宗在947年正月灭后晋，实现了太祖统一大业之愿，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改名称有不吉之嫌的“粟末河”为“混同江”，把俘获的晋出帝降封为负义侯，迁遣到混同江畔的黄龙府，到府城西南的太祖升天殿告庙。辽早期黄龙府城内居民主要是渤海遗民。辽景宗保宁七年（975），因城内军将燕颇叛变外逃，废黄龙府建制，改龙州为通州，迁渤海遗民千户之众到新地建通州城，其位置仍无法确定。辽圣宗为了加强未来春捺钵地区的防务安全，同时应对不断崛起的女真人对边境的威胁，于开泰九年（1020），迁通州城部分居民于东北的伊通河畔的农安，因为主体居民来自黄龙府，故“复置”黄龙府，是为辽后期黄龙府，同时仍保留通州建制。辽后期黄龙府是辽朝东部混同江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设置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城址规模宏大，又迁入大量汉人，处于主干交通道的节点，很快发展成此地的“都会”之城。金天眷三年（1141），改黄龙府为济州，彻底舍弃了黄龙府的称号。附记：承蒙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顾聆博副研究员提供东团山-南城子遗址的数字高程模型图，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