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键
若论明朝对黑龙江乃至大东北地域的经略，永乐年间创设奴儿干都司，应属一个标志性事件。其设立与明成祖敉平北疆的军事行动大约同时，其官员将领多出自辽东都司，其管辖范围极为广袤，其有效存续期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凡此种种，似乎不无历史玄机。而钦差太监亦失哈赍诏亲临、宣布都司成立，营建都司衙署即奴儿干城，所统率庞大船队的七次（一说九次或十次）东巡，乃至出海登临库页岛抚慰属民，也不失为一件盛举。
至于奴儿干城的所在地，历来中外学者似乎意见一致，指为黑龙江下游右岸的特林，具体说就在兴衮河（俄名阿姆贡河）的对岸，邻近赫赫有名的永宁寺。光绪间发现永宁寺碑的曹廷杰首持此议，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根据亲往踏勘所见详加论列，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作出明确标注，杨旸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与一些论文著作皆加沿承，似乎已成不刊之论。而笔者近年研治清代黑龙江史，阅读相关文献和前贤论著，犹觉颇有疑惑，觉得对关键史料的解读可能存在偏失，或也有一些常识方面的忽略，遂不揣谫陋，陈述如下。
大明立国之初，尤重军伍与边地，在内陆和边疆普设都司，全称都指挥使司，“掌一方之军政”，又因所在地域不同，在职能上大有差别：内陆各省的都司，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合称“三司”，负责所属卫所的管理，隶属五军都督府；少数民族地域的都司，如辽东都司，统合辖区内军民的治理，与清朝的盛京和黑吉将军衙门近似；还有一种较松散的管理模式，以招抚羁縻为主，奴儿干都司属于这一类。
奴儿干，又被写作弩尔哥、耦儿干、纳里干等，据说是当地部族语言中图画的意思，可知自然景色之壮美。[1]黑龙江经数千里曲折东趋，在奇集已颇为接近鞑靼海峡，却被接连不断的大山阻住，转向正北、西北，至特林再折向东北、正东入海。此地与中国历代王朝的联系与时隐显，多为崛起于北方的政权所掌控：辽代设五国部节度使，金代置蒲与路、胡里改路，元代先有开元路，后复增设水达达路，皆为管理一方军政的国家区划。这里也是元朝确定的流放地之一，不少人（有蒙古皇族和高官，也有汉族书生与商贾）远流至此。而为了解决来自海上的滋扰，或者说为了扩展帝国的疆域，元朝曾在下江（黑龙江下游）设立征东招讨司和征东元帅府，不少史学家认为即在特林。
据明代文献记载：永乐元年，明廷派行人司官员邢枢等往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招抚，“海西、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2]，遂设奴儿干卫，随邢枢进京的把剌答哈、阿剌孙等被任命为指挥同知，开衙设官，“赠诰印、冠带、袭衣”[3]，是为明王朝在下江的第一个卫所。此后数年间，远近部落纷纷归顺，接连增设了一百三十多个卫所，以辽东都司距离太远，鞭长莫及，另行成立一个高层机构已属必然。
永乐七年（1409）闰四月，朱棣下旨“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再经约两年的筹备，以辽东都司东宁卫指挥使康旺为都指挥同知、东宁卫千户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钦派出身海西女真的首领太监亦失哈送都司官员就职。东宁卫位于辽东都司所在的辽阳城之北，安置下江各部来归民户甚多，康姓即后来的女真巨族纳兰，属于自称为蒙古后裔的叶赫部，可知明廷为新组建的奴儿干都司选配主官颇费斟量，主要思路仍是“以夷治夷”，从熟悉当地风物人情的部族官员中挑选，却非土官，而属于流官[4]。亦失哈率领的是一支大型船队，“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除了运送官员军人，还有各类工匠，以及办公设施、军械粮秣等物。奴儿干都司是明朝鼎盛時的军政设置，在当地断续存在了二三十年，有都指挥、都指挥同知、佥事、千户、百户等官员，有相配套的随员和杂役，当然也要有军队——最多时驻扎过数千官军。由此知可推想其营建规模，也会有人打前站，修筑一些临时房舍，否则钦差大人前来住哪儿呢？
据《大明会典·工部·工匠二》，可知内官监所属有大量各色工匠，亦失哈离京之际应是选带了一批，用以营建奴儿干都司。有意思的是，他还顺便在当地建造了一座永宁寺，并立碑纪事，也正是由于两块碑记流传后世，使后人了解到不少历史细节，引起史学界的持续关注和考索。而列名永宁寺碑的几位匠作头儿，主要任务也在于兴建衙署。
历史书写的难点在于缺少可靠记载。试想，如果没有两块永宁寺碑记，我们对于奴儿干都司的建立存废，对于亦失哈东巡的规模和次数，很多知解都会缺失；而即使有了这两篇碑文，有了几代学者的辨认索解，仍有无数个大小谜团。譬如：这是一个常设衙门？还是时开时关的临时驻地？钦差亦失哈通常在此地待多久？曾否留下来过冬？还有那些大型舰船与随扈将士，有多少留在当地？又有多少跟随亦失哈回还？
可供依据的史料实在是太少了。《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在记述亦失哈至此“开设奴儿干都司”“大赉而还”之后，有“以土立兴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一句，不容忽视。《重建永宁寺碑记》也说：“其官僚抚恤，斯民归化，遂捕海青方物朝贡。”[5]以此推定康旺、王肇舟等皆驻留当地，联络各部落首领，着手建设卫所与缴纳实物贡之事。这几位显然做了不少实事，也曾带领部族酋长进京献呈贡品，分别加官晋级。这才符合朝廷设官治民的初衷，才像个都司衙门的样子，否则浩浩荡荡而来，呼呼啦啦而去，又成何体统！
边地与边情的常态是复杂多变的。所谓的闻风归附，包括《永宁寺碑记》借东海女真之口所说“吾子子孙孙，世世臣服”，都不可太当真。通过万明先生近期发现的武忠墓志铭所载[6]，可知亦失哈在洪熙元年（1425）的那次出行，实际上是一次东征:
洪熙乙己，奴儿干梗化，命亦失哈招抚，公从之有功。宣徳 丁未归，授锦衣卫百户（原缺“百”字，据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〇七《中军都督同知武忠传》补）。戊申再随亦失哈往奴儿干，中道奉敕谕山后有功，赏彩币。辛亥复随亦失哈往奴儿干，癸丑归献海青三百余，赏金织袭衣及彩币。[7]
梗化，意为不服法令，不遵教化。虽与叛乱有区别，也是明摆着的不听招呼了。而亦失哈恩威相济，以抚驭为主，很快平复了局面。
永乐末年，随着奴儿干之地再次出现动荡，都司衙署很可能暂时关闭，官员与驻军撤回。这一状况在实录中也有反映，宣德三年（1428）正月，“命都指挥康旺、王肇舟、佟答剌哈往奴儿干之地，建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并赐都司银印一、经历司铜印一。”[8]还是当年的老班底，还是由亦失哈带领，去重建奴儿干都司。结合武忠的墓志铭，可知这次重建颇费时日，从宣德元年到三年，亦失哈都在操持此事。七年（1432）春夏间，亦失哈受命与都指挥康政等“率官军二千，巨船五十再至”，发现永宁寺已被拆毁，即予重建并立碑纪念，称“国人无远近，皆来顿首，谢曰：我等臣服，永无疑矣。”这应是亦失哈的最后一次东巡，当年还发生了松花江约五百名造船士兵逃散的事件。明廷对于奴儿干都司的存废颇有争议，一些短视者提出种种理由，算经济账，反对继续投入。明宣宗虽坚持朝廷对此地的掌控，调整充实奴儿干都司主官，但也不可能不受影响。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二日，朱瞻基于病中谕令辽东都司总兵官巫凯等人：
凡采捕、造船、运粮等事,悉皆停止,……其差去内外官员 人等俱令回京,官军人等各回卫所着役。尔等宜用心抚恤军士,严加操练,备御边疆。[9]
虽未明言，所说就是奴儿干之事。因该都司的官员兵丁主要由辽东都司选派，是以传谕巫凯，命将派驻的人马撤回辽东，造船和运粮等一律停止。第二天宣宗即崩逝，使人又将此谕误作遗诏，也不免猜疑是否皇帝本意。在此之后，明廷没再派过大型船队前往，奴儿干都司的建制虽未明令撤销，也是名存实亡，曾经热闹过的奴儿干城，随着岁月的飘逝渐渐湮没无闻。
创设这样一个辖域辽阔的都司，不管怎样偏远，必须要有衙署和会城，选址也应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奴儿干都司的营建，既要遵循国家规格体制，又关乎中央帝国的形象，容不得过甚潦草。虽说今日已看不到对兴建过程的具体记述，但据永宁寺留下的两篇碑文，亦失哈随带着砖瓦匠、木匠、漆匠、铁匠、石匠、泥水匠……管领“烧砖瓦窑匠”的熊闰还是一位总旗[10]，可推定必有大规模营建，不会是一座木城。
明朝的省级衙署多依前代之旧，机构设置遵循同样的规格，至于在边地和少数民族地区陆续设立的都司，情形差别较大。可供参考的是辽东都司所在的辽阳城，据《辽东志·建置志·城池》，为南北两城，墙体砖石结构，“高三丈三尺，池深一丈五尺，周围二十四里二百八十五步，城门九”，下属各卫城也都设施齐全。奴儿干地处偏远，不会达到如此规模，但也必有一个建设过程，那些随船队前来的官军就是建筑新城的主力[11]。因缺少文字记载，对奴儿干城的具体形态已难得其详，它是木城、土城还是砖石结构？城区的规模有多大？城内各官署、仓库等如何分布？城外军营校场、码头位于何方？与奴儿干卫是同城还是分设？都付阙如。
奴儿干是一个较大范围的概念，至于都司衙署，众书无一例外地认定在特林，细按似不相符，兹先举两端：
其一，营建一个都司衙署，要有一块相对开阔的土地，能够建设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经历司等衙门，能够安插所属官员和驻扎为数众多的军队，还要建造库房、粮仓等大量基础设施，黑龙江右岸的特林一带山崖相连，偶有浅滩和隙地，难以容得下偌大一个摊子；
其二，要有合适的江湾或水道，可供建造停靠大船的码头，试想特林崖当黑龙江干流之冲，江水湍急，滩地狭窄局促，停靠一些小船尚可，能停泊“巨船二十五艘”“巨船五十”吗？
其三，要有便捷高效的驿传系统。
史学界所认定的奴儿干都司所在地特林，有一个坚石构成的高崖直插江中，后被俄国人标注为“特林岬”，永宁寺即建在岬角之上。正因特林岬的存在，本来流向西北的黑龙江折向北和东北，再东趋入海；而左岸是下游的最大支流亨滚河（俄人称阿姆贡河），就在特林对岸汇入。明朝在汇合处北侧设置满泾卫，附设满泾站，是大明驿路十五狗站的最后一站，也成为奴儿干都司的首站。沿江往下，还有哥吉河卫、野木河卫等卫所。从较大的人文地理范围观察，这一带是古肃慎北方部族的一大交会聚集之地，有着向睦中原文化的悠久传统，又得水陆交通之便捷，选择于此建置都司是明智的。但具体建在哪里，是左岸还是右岸，则要考虑到诸多因素。
元代为平定库页岛部族骨嵬的变乱滋扰，或也在于从另一端攻袭日本，曾在下江地区设置征东招讨司和征东元帅府。一些学者认为明代的奴儿干都司衙门，即在元代官署旧址之上兴建，其实很难考定。从以上条件来看，元代的征东元帅府似也不太可能选在特林岬，倒是接近黑龙江口的庙街更靠谱些。
从一座城、一个密集的建筑群到一片废墟，其实要不了多少年，前有楼兰和统万城，后有紧挨着京师的圆明园，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永宁寺碑文被公布之前，奴儿干都司湮没无闻，人们只是被矗立江崖顶上的碑碣所吸引，怀着好奇心（当然可能有别的念想）登临察看。
进入清朝，沙俄“探险队”由雅库次克越过外兴安岭来到黑龙江，那是掠夺成性的哥萨克匪帮，特林一带也受到滋扰。这是一批较早来此地的殖民者，据沙俄赴华使臣斯帕法里转述，他们登上岬顶，看到了三处刻有文字的碑碣，还有一口三百多斤重的大钟。[12]而为了剿灭四处烧杀的罗刹，宁古塔总管衙门不断派出军队，一些流放的文人被征调从军，充任水手杂役前往下江。特林乃必经之地，如吴兆骞、张贲、张坦公、方拱乾等都曾写到古寺残碑，诗句简略朦胧，难以缺定；这些流放者身处军伍之中，劳苦且危险，自也没有登临探查的闲情逸致。
1856年6月,沙俄船队第三次大规模闯入黑龙江，帕尔米金从原住民口中听到永宁寺的传说，即登上遗址考察,后来发表了《阿穆尔河航行志》,写道：
离帝尔村不到一俄里,巨大而陡削的悬崖突入江中,而在其开敞的崖顶,使我惊讶的是真的看到了妙不可言的古迹。其中第一个高2俄尺,竖立在离河岸两步的地方,它的底座为花岗岩所制,而上部则以灰色的细粒大理石制作。碑身呈不规整的矩形,上部略为浑圆: 它的两个宽面上各刻四个字,在这些字的下面有成行的小字;在石头的两个侧面也各刻两行字。
第二个遗物位于离第一块出色的有文字的石头四步远的地 方,离河岸则为一步远。看来,它原是由三部分构成:八角形的底座和两根柱子,一一相叠,彼此用榫固定。岁月,可能还有人为的因素,毁掉了柱的上部,使它塌入河中。而且,在居民中有这样的传说:当俄罗斯人头一次经过之时,推倒了这些遗物,可是满洲人重新恢复了它们。这个石柱为斑岩所制,其上没有任何铭刻。
离该柱五步远处有第三个遗物,跟第一个相象而且大小一 样。它用细颗粒的灰色花岗岩凿成,下部稍稍宽展;在宽的向着阿穆尔河的那面上有文字。更远处, 离这些遗150俄丈远，在陡然插进江中的狭窄的呷地上立着八角形的柱子,跟第二个遗物相仿。这个柱子也由三部分构成,彼此相当明显的区分。顶上那部分作成瓶形, 但其上没有任何文字。[13]
帕尔米金的观察很细致，激赞石碑制作精良与镌刻之细，一一绘下碑碣和石柱的图像，并费力临摹了碑文的大字。他留下的图片非常珍贵，为后世研究著作不断引录，却全未想到附近曾有一个奴儿干都司，未作任何探察。
同一年7月，也就在帕米尔金登临十余日后，美国派往黑龙江地区的商务代表柯林斯由石勒喀河乘船而下，至此靠岸登崖，在书中写道：
中午十二时，我们到了右岸一个岩石的海岬，离尼古拉耶 夫斯克上游一百三十浬，这里可以见到一些纪念几百年以前鞑靼人君临这个遥远的地区的古碑。一座悬崖陡然耸立在河滩上，这个河滩在临河的海岬两个尖角之间构成一个美丽的小沙湾。悬崖高达一百呎，崖顶上有一块相当大的平地，上面满布橡树、白杨和枞树，以及茂密的花草和灌木。我们在一个小沙湾登陆，从一条陡直而崎岖的小道往上爬，这之间的岩石既结实又陡峭，终于到达了崖顶。在最西端一立着两座石碑，其东约四百码，在一块地势稍高的地方，在一个光秃的岩石基础之上屹立着第三座石碑。悬崖方向朝南……
在崖顶的平地上，在最先提到的两座石碑的后面，有一所大建筑物，现在只剩下一些断垣残壁，在这些废墟的内外，都有几个发掘过的坑穴。这些断垣残壁现在比周围土地高出六到八尺。石碑附近可以见到几块近乎方形的石块，石块面上四边都刻着一条深达一吋的槽……[14]
柯林斯不太了解当地的历史，不识汉字与满蒙文字，不知此寺建于明代，误将两块石碑判为元朝遗物。但其观察和记述得很细，注意到“石碑上绕着用尽心加工过的木片或树条做成的花环，中间用柳树枝穿扎起来”，碑座四周“也用刨花做成的花朵加以装饰，这些花朵插满了周围的土地”。那时此地为俄军占据未久，柯林斯说：“显然是这里土著居民的虔诚的献礼，这些土著居民对这个地方及其在古代的用途，怀有一种神圣、持久和强烈的信仰。”这些话很有感染力，也使我们知道四百余年后，一毁再毁的永宁寺，仍受到当地民众的敬仰。
三十年后的光绪十一年（1885）夏，吉林靖边后路军营文吏曹廷杰受命潜入俄据地区侦察，了解俄军军事配置。而作为一个东北史地和金石学家，他对永宁寺碑的存在早有耳闻，专程登上特林岬勘察，发现俄人已在永宁寺基址上建了一座“喇嘛庙”（即东正教教堂）[15]，在禀文中描述：
永宁寺基今被俄人改为喇嘛庙，二碑尚巍然立于庙西南百步许。庙后正东二十余步山凹处，有连三炮台基一座，南向据混同江之险，壕堑皆在。庙西北约百步，有土围一道、土壕两条，周数百步，中有土台，亦似炮台基，西北向可堵海口及恒滚河口水道来路……[16]
对于这些军事设施，东正教神甫铺拉果皮与原住民都说是康熙发兵进剿罗刹时所留，未知真伪；进而说永宁寺碑也是那时所立，则纯属不知乱讲。在顺着江岸向北不远处，曹廷杰记述发现有一个古城遗址：
由特林喇嘛庙西北下山，沿江行里许，有石岩高数丈，上甚平旷，有古城基，周约二三里，街道形迹宛然，瓦砾亦多。今为林木所翳，非披荆履棘不能周知。[17]
上距亦失哈的第一次东巡，此时已过去四百多年。荒草棘丛中的断壁残垣仍在，它究竟是哪座城？是奴儿干都司的衙署吗？曹廷杰没有说，应是一时无从考定。所幸的是他征得俄国神甫同意，拓下两块残存寺碑的碑文，此一举成为重大的史地发现，惠及后人甚多。
最早提出奴儿干都司衙署建在特林岬下的，应是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1919年10月9日，鸟居龙藏抵达特林，崖上森林已被砍伐殆尽，两块石碑已移至海参崴博物馆，“特林丘上已无任何考古学上之痕迹”。他认为“此丘上非所谓奴儿干都司之所在地，仅为永宁寺址”，而奴儿干城遗址就在山丘下临江的滩地，曰：
此地颇为狭隘，而余则视其为奴儿干都司之遗址，惟以其为奴儿干都司，则规模甚小似不适当。然自周围之环境观之，则此地处最适于防御之要害，敌人颇不易侵犯，且设官府于此处最适于统治附近一带之夷人。[18]
语气中能看出信心不太足，所言适于防御和统治云云，也不免牵强。鸟居龙藏进而申述四项理由：一是靠近永宁寺，二是风景优美，三是临江而设，交通便利，四是此处“于黑龙江中实可称其为文化之聚落”。后四条加上前两点，仍觉论证不充分。
鸟居龙藏所说的崖下滩地，似乎不是曹廷杰说的“街道形迹宛然”的古城基，令人不解。如果有这么一个古城废墟，三次专来踏勘的鸟居龙藏不可能错过，其也不会在三十余年后消失的杳无痕迹。亲历者的记录并不总是可靠的。前面的帕尔米金与柯林斯几乎同时登临，对于岬角石柱的描绘差别很大；曹廷杰与鸟居龙藏也都是亲临现场，都作了较细的记录，相去竟如此之远。
自鸟居龙藏在发表《奴儿干都司考》、指认特林岬下濒江滩地为奴儿干都司衙署所在之后，我国与日本学者均持此见，并无异议。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明时期”，也将奴儿干都司以省会符号标于特林一带，与满泾卫隔江相对。诸位前辈学者的主要依据，便是曹廷杰拓回的两篇永宁寺碑文，的确都提到设立奴儿干都司与永宁寺的关系，提到奴儿干城的方位，但细读之下，又觉与鸟居龙藏的论定有出入。兹再作征引和绎解——
《永宁寺记》：
十一年秋，卜奴儿干西，有站满泾，站之左，山高而秀丽，先是已建观音堂于其上，今造寺塑佛，形势优雅，粲然可观。
记述建寺之事：即在永乐十一年秋天，选定在奴儿干衙署之西满泾站的左面、大江对岸风景秀丽的高崖之上，建造永宁寺。绎其语义，奴儿干城应与满泾卫相距更近，并同在黑龙江一侧，而永宁寺则在满泾卫之左的江对岸。试想：如果依照鸟居龙藏所指认的位置，即奴儿干城在紧挨着永宁寺的北面滩地，再结合曹廷杰《庙尔图说》所记特林崖在亨滚河口上游十里处，则这段话就显得荒唐可笑。撰写碑记的为汉族官员邢枢，怎么可能不说城与寺近在咫尺，而偏要绕上一个大圈，先去说江左偏北约十里的满泾卫，再以满泾卫为坐标，说到江对面山崖上的永宁寺。
这段话中的“站之左”也值得分析。清代典籍中对黑龙江地域的书写一向有左右之分，尤其在清廷与沙俄的边界谈判中，很确定地以瑷珲为右岸，而以海兰泡一边为左岸。由是观之，满泾卫的方位是在黑龙江之左，而特林崖和永宁寺皆在黑龙江右岸，明明位于满泾站之右，为何出来个“站之左”？盖因纪事者所处位置使然。假设奴儿干都司设于满泾站稍东的同一岸边，纪事者处北面南，回望上游的特林崖，自然就成了左岸。
镌刻于明宣德八年的《重建永宁寺记》，再一次提及建造永宁寺之事与该寺的方位，曰：
十一年秋，择地满泾之左，创寺塑佛，曰永宁寺。
与前碑所记基本相同，而略去都司衙署与满泾站的位置关连，以不必赘述也。
奴儿干城、满泾站、永宁寺乃此地的三个点，两篇碑文以满泾站为坐标，对这三处地方的方位做出描述。那就是奴儿干城西边是满泾站，满泾站之左江对岸的崖上为永宁寺。碑记文字是简明清晰的，只是由于研究者先存了城与寺相挨相连之念，便做出不同的解释，反而显得夹缠不清。
为什么要以满泾站为坐标？盖因其为通往此地之四十五水陆站的最后一站，亦即奴儿干都司向朝廷递送文报的首站。而越是地处偏远，驿路台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读《辽东志》卷首舆图，会发现辽阳城西门外不远即是“在城驿”，而东宁、广宁等卫城均设在城驿，满泾站就是奴儿干都司的在城驿，关系甚巨。若依照现在看到的这种设置，奴儿干都司与满泾站不光相距十余里之遥，还隔着一条宽阔的大江，殊不可解。
特林崖属于奴儿干，然奴儿干不等于特林崖；同理，永宁寺的建造可视为营建奴儿干城的一个延伸部分，却也与都司衙署是两回事。由此还可以联想到元朝的征东元帅府，有人根据黄溍所云“道路险阻，岩石错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等语，断定奴儿干都司建在元帅府旧址之上，进而说永宁寺的前身观音堂亦元代所建。其实下此判断缺少足够的证据，黑龙江上有着不少类似景色，观音堂也不一定就是元代旧寺。阅读碑记，笔者倒觉得更像是开设奴儿干都司时就建了一个观音堂，后来成为永宁寺的一部分。
即便不算上所管辖的辽阔地域，奴儿干也是一个较大的地理概念，至少应包括周边两岸等地，包括对面的亨滚河口一带。今天的卫星图像可见交汇处左侧有大片沼泽地，而明朝时满泾卫就在那里，据十九世纪初间宫林藏所绘地图，亨滚河口之左建有房舍。柯林斯在书中也写了目力所及的景观：
往河上看去，阿穆尔河一望无际，左边有个大岛，在岛的对面，离右岸两哩远的地方，有一个基里亚克人的村子。在西方远处，河的对面，是一片片广袤的平原，阿穆尔河和阿姆古河的水流和支流在这些平原之间蜿蜒曲折地流着。北面，可以看到河流伸向远处，直至河岸看不见为止，但见白雪覆顶的一片峰峦起伏的山脉从地平线上升起。西面，地平线与一系列崇山峻岭相接，而在河的东方，由于林地逐渐升高，目光就被遮断了。[19]
仅就这段描述，也会对哪里更适合营建一座城市、适合一个拥有较多舰只的军镇，作出真实的判断。
笔者认为：奴儿干都司应建在亨滚河汇入出的左侧，满泾站之东不远处，距永宁寺大约十几里路。那才是军事上的冲要之地，既能够扼控两江，复便于镇抚北山、滨海乃至库页岛的部落，而广袤的平原、纵横交错的水道，也可供较大规模的营建，可供驻扎数千官军，可供停泊大量的船只。
谭其骧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复于这部巨著的后记中写道：“这部图集里所画出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点、线、面，只能说是比较审慎的、可靠的，不能说全都是绝对可靠的、十分准确的。我们编者有此自知之明，请读者也不要轻易把它们都看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如果能被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家之言，我们便感到满足了。”[20]读后非常感动，非常钦敬。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疑点，也尽量作出个人的解析，距离考实考定尚远，也可能有不少错讹荒谬之处，谨请史地界各位贤达指教。
注释：
[1]杨旸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第三章颇作引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2]明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
[3]《明太宗实录》卷二八，永乐二年二月癸酉。
[4]郑天挺：《明代东北黑龙江的地方行政组织奴儿干都司》，载《史学集刊》1982-3。
[5]本文引用的永宁寺碑文，皆来自丛佩远、赵鸣岐所编《曹廷杰集·永宁寺碑释文》，中华书局2014年版。
[6]万明：《明代永宁寺碑新探》，刊于《明清史研究》2019-1。
[7]明 黎淳：《荣禄大夫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武公墓志铭》，原载《黎文僖公文集》，转引自万明文。
[8]《明宣宗实录》卷三五，三年正月庚寅。
[9]《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五, 宣德十年正月甲戌。
[10]据《明史·兵志二》总旗为百户属下，领五十人，负责烧砖瓦窑的军士应为此数。
[11]以清康熙间兴建黑龙江城（瑷珲）为例，最早开至的宁古塔部队也是以修建城池公署为主。后来该部奉旨开往雅克萨作战，又从盛京调来五百士兵继续建城工程。
[12]斯帕法里：《名为亚细亚而包括中国的世界第一大洲记》，转引自林沄《马其顿城堡、元碑和辽金砖塔》，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1。
[13]转引自林沄《马其顿城堡、元碑和辽金砖塔》一文。
[14]查尔斯·佛维尔编：《西伯利亚之行》四十七，古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260页。
[15]据鸟居龙藏《奴儿干都司考》介绍，此教堂乃海兰泡一位发了财的面粉商于1880年左右出资兴建，纪念为布市奠基的英诺森大主教，取名英诺森教堂。
[16]《曹廷杰集》，西伯利东偏纪要六六，100页。
[17]《曹廷杰集》，西伯利东偏纪要六七，101页。
[18]鸟居龙藏：《奴儿干都司考》，奴儿干都司之遗址，《燕京学报》第三十三期，53页。
[19]《西伯利亚之行》，260页。
[2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后记，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卜键 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海洋大学文化与旅游研究基地主任、特聘研究员】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22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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