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原文：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

       舜在田野中种田时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选拔，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荐，管夷吾从狱官手里赎后被任用为相，孙叔敖从海滨隐居之地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场中被赎出得到任用。

       所以上天将要下达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因此）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使他受到穷困缺乏之苦，使他做事受到阻挠干扰，用这些来激励他的心志，使他性情坚忍，增加他们原本所没有的才能。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扰，思虑阻塞，这样以后才能奋起；（一个人）愤怒忧虑表现在脸上，吟咏叹息之气发于声音，然后人们才能了解他。（一个国家）在国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辅佐君王的贤士，国外如果没有与之相匹敌的国家和外来国家的忧患，那么这样的国家往往会灭亡。

       这样就知道忧愁患害使人生存发展，安逸享乐使人萎靡灭亡的道理。

扩展资料：

背景：

       孟子生活在战国，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当时，各大国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此，孟子的政治主张主要是“仁政”，提倡“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最早提出“民贵君轻”主张，呼吁各国诸侯重视人民作用。

       主张残暴之君是“独夫”，人民可推翻；强烈反对不义战争，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孟子向往历史上尧舜功绩，到处游说，宣传他的“仁政”、“王道”，并把这寄希望于封建统治发“仁心”，力图维护原始井田制度，使天下归顺，以成就王业，“黎民不饥不寒”。

       这反映孟子继承并发展前代政治家提出民本思想，对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休养生息，有一定作用。今天看，孟子思想虽有阶级时代局限性，唯心倒退，但许多间接主张，客观上对人民有利，值得肯定。

本文阐述的事实上是个人的命运和客观环境的关系：“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已经成为一句格言，鼓舞了无数有识之士从贫贱中奋发，从失败和厄运中站起来，向命运抗争。

       一个人身处逆境，精神压抑，往往会在对压抑的反抗中不断拼搏，不懈努力，激活内在的生命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正是在这种努力的实际行为中他的思想和感情才会为人们所理解，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这里描述的其实是我们经常说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用主观的努力来积极地适应客观环境乃至改变客观环境。这对天下所有处于逆境、犯了错误而苦闷彷徨的人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在孟子之前，春秋晋大夫司马侯早就已经提出“多难兴邦” （《左传·昭公四年》）的说法。

       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更加辨正，可以说是对“多难兴邦”的发展。孟子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内部没有严格执法、足以辅助朝廷的贤臣，外部又没有敌人的骚扰侵犯，总是过着太平安乐的日子，就会使君臣上下渐渐地养成不思进取的作风。这样，一旦有难，国家就会濒临灭亡。

       这对于统治者而言，无异是一记警钟长鸣，有着振聋发聩的效果。唐代柳宗元在《敌戒》中说： “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宋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也指出：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都是继承孟子这一思想而来的，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孟子（前372一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继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孟子曾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和“王道”主张，但由于当时诸侯国忙于战争兼并，其观点被认为是“迂阔”，几乎无人采纳。

       孟子晚年邹国与弟子著书立说，作《孟子》7篇，共269章。《孟子》语言明白晓畅，又极富感情，具有磅礴的气势和强大的鼓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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