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崖天书”的各种解释（图）
数百年来被视为不解之谜的贵州关岭“红崖天书”，尽管屡有“新解”，但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天书”谜团仍在期待权威破译。
“红崖天书”位于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附近， 是用铁红色颜料书写在一面崖壁上的一段碑文。
长期以来，有关专家、学者为破译“天书”纷至沓来，对“天书”的解释也层出不穷。一些专家认为“天书”内容为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诏檄”；有人认为“天书”刻的是诸葛亮南征的有关传说和遗迹；有人认为“天书”是夏禹治水功成之后的刻石纪念。
天书解密——诸葛亮写红崖说
红崖天书所处的地区名叫关岭，相传这个地方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的宿营地，至今这里还有着许多当年诸葛亮部队在此屯兵打仗的遗迹。
那么，晒甲山上的红崖天书会不会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有关呢？晒甲山也被当地人称之为红岩山，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关红岩山上藏有红崖天书的文字记载，最早是源自地方志《黔语》里的一首诗，诗的作者名叫邵元善，是一位在当地作过官的举人。
据历史记载，邵元善贵州盘县人，进京做官安顺市必经之路，在贵州生活多年必然也会听到诸葛亮的一些事迹，在看到红崖天书后必然也做过一些考证，这个地区名叫关岭当地就有关羽的儿子在此地大战魏兵的故事。安顺早年间被称为滇之喉，黔之腹，可想而知在诸葛亮时代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晒甲山上的红崖天书都是一些奇特符号，它们大小不一，每个符号好像都是随意摆放，之间没有任何的规律可循
诗的描述中提到，红崖天书是当年诸葛亮与当地少数民族结盟纪念的一种图谱，这种把红崖天书说成是与诸葛亮有关的说法，在明代以后很多地方志中都有过描述，因此有人又把红崖天书称做诸葛碑。
“当时比较盛传的就是在公元225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时候，跟孟获的后代在这儿把彝族的各个部落、支系召集起来，搞了一个彝汉结盟修好碑，共同讨伐外敌。” 贵州省安顺市文物研究所所长李业成解释说。
天书解密——藏宝说
天书的文学，无论是尧舜殷周，还是秦汉宋明；无论古文驯释，还是秘符破解，大多数学者都在仑颉夫子所造的汉字中遨游，认定天书非汉文字莫属。其实这种自负的结果，除了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外，无法开展破解天书的主体思维。清代学者赵之谦，根据关岭地区自古的居民多是少数民族的特点，提出了天书文字是苗民古语新颖看法。当然，这里苗民工字，泛指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任可澄发挥了苗民古书的观点，认为天书非篆非隶非八分，不仅非后汉文学，并非汉族文字。《贵州通史.金石志》亦云：字势颇类蘩文。兹地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即今彝族）居地，或竟出至于此族。
天书，以便事后取回重宝。以此立论，破解天书，不仅趣，还有意料之处的探宝奖赏，当然可以使人乐此不疲。据传有位北方来的探宝者，对此深信不疑，对藏宝地点都有了眉目，曾扬言将掘宝所得的一半，捐赠希望工程。在这里，应该祝愿那位执着的探险家心想事成，如愿以偿。不过尚须提醒；据传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吴三桂的红颜知己陈圆圆率领全家隐居贵州岑巩县的龙鳌河畔，是否有伺机取宝之嫌呢？探宝者如若寻宝落空，不应气馁，事出有因啊！
那么由于天书的记载早于吴三桂的时间，说明这一种说法也是可疑的。
天书解密——殷高宗伐鬼方记功之石说
红崖天书发现至今已有数百年，这些似画如字的古怪符号，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史家，学者隐贤。虽有对天书的破解。可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天书还是让人难识的秘文。尽管如此，若能将破解之意置之脑后，以一颗平常心去侃谈天书，倒可以天阔地宽，自得其乐。
湘籍学者邹汉勋先生首提异议，认为红崖天书的内容“当为殷高宗伐鬼方[16] 还经其地纪功之石”，士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碑”，非也！同时，邹先生将天书之文训释为二十五字，并破译其意为：殷高宗攻克鬼方，除暴安良，东还经卤，这里的郡长都归顺了。殷高宗又分兵东进义播，南去自由（指缅旬）。再者又从金石学角度指出，红崖天书结体之古茂，文义之雅奥，非尚质之世，断不能为。观其磅礴之气，盎已上侪禹碑，下陋秦石。此论赢得了金石学家潘祖荫，汉学家祁隽藻的赞许。
所以，红崖天书又有“殷高宗伐鬼方记功之石”之说。但是殷高宗时期距离现在已经很长时间，发现红崖天书不过是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之前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显然这种说法还是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的。
天书解密——讨燕檄诏说
学者林国恩经过九年考证，认为红崖天书是建文帝的“讨燕檄诏”。
建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根据遗诏登上了皇位。这招致了早就怀有野心的燕王朱棣的不满。第二年，朱棣以“清君侧”和“靖难”为名义，起兵反叛。本来中央军队数量占优，但由于建文帝手下大将李景清指挥不力和宦官的内应，叛军攻破了应天城（今南京）。就在这时候，皇宫起火，建文帝也不见了踪影。《明史 恭闵帝》 记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林国恩称自己与同济大学地质学教授景学立一起为了确认摹本采用了地质分析的方法，根据岩层下面的痕迹与二十多种摹本相比较。后来又找到了《明史纪事本末》[18] 中有关建文帝纪闻的原始史料：指出建文帝出走在前，宫中火起在后，实施了“金蝉脱壳计”。燕王入城后将计就计传言建文帝被火烧死，为自己登基做铺垫。
天书中的年号'丙戌’，即建文四年，正是燕王叛乱的后一年。建文出逃时，有众多亲信随行，但在流亡的过程中分散。安顺处于交通枢纽，是进出云贵必经之路。在此留下天书，其目的在于告知众人自己的行踪。
建文帝在皇叔朱棣篡位之后，便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在躲避了数月后，建文帝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的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写于红崖之上。
林国恩把“天书”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火+文）（御制）。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永宁州团首罗光堂为了晋级想要拓印一大批红崖天书，好送给顶头上司，便命令工匠用桐油拌石灰涂凸字面，使字变成阳文进行拓印，之后又命令工匠用锤钻将桐油石灰铲平，让人参照还残留的某些笔划，随意乱刻上一些似文似图的字。红崖天书的本来面目给彻底破坏了。此后，许许多多的官员和文人便依照着自己的想法和猜测，模拟出了各种各样的红崖天书。
关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可以说，哪一种说法都能说，但哪一种说法也站不住脚。”
相关学说
红崖天书，原名“红岩碑”，是深藏贵州省安顺市的一处神秘景观，位于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清道光《永宁州志》载：“晒甲山即红岩后一山也，崔巍百丈……俗传武侯南征晒甲于此”。又称“红岩山”。与关索岭对峙，紧靠滇黔公路。从公路到红岩前，约半公里。数百年来，经历代学者先贤孜孜不倦不断探索，山岩上那些仿佛文字的古怪符号，却蕴藏着无穷怪异，穿越时空的非凡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格外重视。
近代人之说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黔籍文邵元善，游山玩水之余写了一首《红崖诗》，由此千古之谜的天书从平平淡淡中脱颖而出，史学考据家则将红崖天书从历史的沉淀中推向社会。
《红崖诗》云：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
清朝初年，田雯著的《黔书.碑》中，称"黔永宁有诸葛公碑"。
本世纪末的十年中，方才形成了以文会友的诠释浪潮。
有学者认为，红崖天书是一署名"凤凰"的皇帝所为，其标题为"品"，其怪异文字经解读为："做官，必须明白民之痛苦，不要寻欢作乐，如酒贪色，不要为权力相互残杀，使民逃离家园，过着悲惨的生活。"
彝文学者，力排众议，提出了红崖天书乃"原始彝文"说，并破解"天书"内容如下："陋、侯驻兵地，出兵打古糯（即贵阳），兵多如松、且猛勇，掳获了很多妇女和羊群。联合德余部族，攻打南边的濮人城池，占领濮人的地方。住在各地的彝人汉人，互相尊重，权利一样平等，共在崖下打牛做斋，很多男女青年，在崖下静听讲述战争的胜利，招待前来庆祝的客人。"
还有学者张文焕 写了首<红崖碑歌>：莽莽榛棘中，多年无人识，好事者为之，仿佛意窥测。殷宗纪功阙，汉相名其德。考据疑应阙。诗人认为，有关汉文字的考据都值得商榷，因为红崖天书是"好事者"的杰作。
在关岭地区还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爿羊柯部落的首领吉火，献宝中原归来，带着纣王的赏赐行至红崖山，突然发现远处的家乡已被外族入侵，山寨陷入一遍火海中。于是将国王赏赐的金银埋藏，在红崖上留下藏宝秘密后，下山投入战斗。因此，本地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红崖对白崖，金银十八抬，谁要识得破，雷打崖去抬秤来！
有学者认为，红崖天书由三部份组成：
甲部"甲，凤，出，虎"，"读，书，须，入，门"；
乙部"心，品"；
丙部意译为"丙戊宦官误国，痛不欲生"。
另外尚有两个图形表示"妻子在祈祷，儿意在嬉耍"。
有传媒认为，这两个图形可以意译为："自此不问政事，与妻儿隐居山林，共享天伦之乐"。
有学者将天书破解为四个组成部份：
标题一字："君"；签署二字："西王"。正文十六字："忌客入门，须缄其言，启箱白水，掏宝甲山。"
并将"黄果树"，"犀牛潭"两个地名，按同音，谐音进行顺序调整安排穿插，则可解译为"西王留锞处"。
1999年11月，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他对 “红崖天书”的最新破译。他的破译说认为：“红崖天书”是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建文帝被朱棣篡夺了皇位，逃到了贵州后，使用变体组合文字所书写的讨伐朱棣篡位的檄文。他的译文是这样的：“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凰（御制）。”
2002年3月，南京的一位刘姓女士声称，她通过6年的努力后，得到了对“ 红崖天书”的全新理解。她认为，“红崖天书”并不是什么文字记载，而是一些 象征性的符号，这些符号反映了明朝燕王朱棣的宫廷政变。然而，这种说法 似乎与林国恩的说法有异常的相似，只不过，刘女士不把“天书”当作文字来 理解罢了。
有一位叫周继厚的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后在《贵州文史丛刊》上著文指出， 关岭晒甲山的“红岩碑”上的斑斑红迹不是什么人类所写的文或字，这些在变化 中的斑斑红迹是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是自然界固有的，不是什么人类涂 写上去的。因为关岭县一带在地质史上是寒武纪康滇古陆 东面的歇湖区，在 远古时期，大量溶于水的或被水冲来的各种矿物质和有机质大量沉淀于湖底， 经过许多年的地质变化，水退后，这些沉淀物通过高温常压、风化、生物和某 种火山作用形成了沉积层，再经过不断的风化改造，就成了这个样子。
贵州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宋世坤，宋世坤认为到目前为止贵州考古界没有任何专家针对“天书”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性的文章。没有古文献作参考，那些符号太玄了，根本就无法辨认。并且，他还推测，“天书”的书写时间不可能“太早”，与诸葛亮南征之说也无法扯上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4] 碑刻专家赵超也曾对媒体这样表示：“对于红崖天书，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由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他还说了这样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哪一种说法都能说！”其言外之意也很明显。据说曾经破译过甲骨文的考古学家郭沫若也曾对“红崖天书”颇感兴趣，通过研究后，也未得到结果。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元鹿在贵州召开的水书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这样的设想：
“水书” 是水族的文字，水族语言称其为“泐睢”，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其形状类似甲骨文和金文，是世界上除东巴文之外又一尚存的象形文字，主要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水族文字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陶上的符号有相通之处，进而提出了水族先民来自北方。至今，水族人仍在广泛使用水族古文字。
王元鹿说，水族古文字及用它来书写的水书，有若干迥然不同于包括汉字在内的其他民族古文字的特点，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无论是自造字还是借源字，较之独自制造的世界和中国民族古文字和本民族内部产生的文字系统，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在文字学研究上都有很大价值。由于水族文字的资料工作和研究起步较迟，关于水书及其古文字的未知问题很多。如水族古文字的发生时间，其独立创造的自造字其渊源是什么，其异体字又是因何造成的等等。
红崖天书
贵州红崖天书未解之谜
红崖天书，原名“红岩碑”，是深藏贵州省安顺市的一处神秘景观，位于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巨大的浅红色绝壁，壁长100米，高达30多米，石壁上有20余个深红色的形似古文的符号，似篆非篆，若隶非隶，非镌非刻，横不成列，竖不成行，大者如斗，小者如升，似文非文，似画非画。这些符号在石壁上成上下两行不规则排列，线条深浅不一，走势苍劲有力。
明代的黔籍一落第举人邵元善因躲避仇人追杀进入到这里，发现了这隐藏与深山之中的神秘符号，百思不解其意，离开后，他写了一首《过红崖天书致宋氏大》，诗中详细描述了他见到的神秘红崖天书的经过与疑问，从此，山岩上那些仿佛文字的古怪符号，引来了无数人的探寻，红崖天书带着其诡异、难测的面貌一次次成为多少人探究的目标。
在这深山老林里，是谁在这荒山野岭开凿石壁并留下这些文字？这些文字记载的到底是什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凿壁的人留下这些难解释的神秘天书？2007年6月，《中国旅游文化》杂志社记者再次深入实地进行考察，试图揭开红崖天书千古之谜。
贵州红崖天书介绍
崖天书”，原名“红岩碑”，位于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清道光《永宁州志》载：“晒甲山即红岩后一山也，崔巍百丈……俗传武侯南征晒甲于此。”又称“红岩山”。与关索岭对峙，紧靠滇黔公路。从公路到红岩前，约半公里。
红崖向西，如墙似屏，长五十余米，高二十余米，呈浅红色。偏北平整处，有形如古文字、非镌非刻、非阳非阴的铁红色神秘符号书于浅红岩面。字不成行，排列不整齐，错落参差，大小不一，共有十九字。大者一米见方，小者十几厘米。若篆若隶，古朴浑厚。虽经风雨剥蚀，但其色历久不退。《安顺府志》：“殷高宗石刻，在永宁州(按当时州治，即今关岭自治县永宁镇)东五十五公里红岩山；《永宁州续志》，诸葛碑“在红岩晒甲山悬岩上。约二十余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篆非隶，不可辨认。字若朱画，并非镌刻。”
据《贵州图经新志》记载：“红岩山，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山间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声，或岩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疠。世传以为诸葛武侯驻兵息鼓之所。”
“红崖天书”隶属关岭县，距黄果树瀑布仅数里之遥。关于“红崖碑文”记载，最早的要算明嘉靖邵元善的《红崖诗》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宁知州涂步衢接上峰之命，拓取红崖碑文。从永宁州衙到红崖山八十余里，涂知州当然不会亲临拓贴，按官场惯例，上命下达，将拓取碑文的任务下达团练罗光堂办理。这位土著的民团首领，倒颇有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的气概，带领人马上山，准备雷厉风行完成拯拓碑文的任命。
可是到达天书崖前方知此行任务非同寻常。何故？天书虽然称之为碑，可惜非镌非刻，了无雕凿之痕，教人如何上抹色拯拓？团练虽为武官，罗首领倒还有几分儒将风度。审岩度势，立即下达桐油石灰胶塑法的命令。用新鲜可塑性极强的桐油石灰，将天书字体勾勒廓出，待石灰凝固后，其硬度不亚坚石，然后进行正常的捶拓工艺，很快就完成了上峰任务。
此举虽善，可惜是杀鸡取卵，不久引起了乡伸愤慨，扬言将告发罗破坏古迹的罪行。涂步衢身为知州，深知破坏古迹罪的严重性，一边压制舆论，一边令人将天书上的桐油石灰斧劈刀凿，沸水洗涤，致天书面目皆非，崖面斑剥落离，字迹漫漶难辨，直到六十年后，在天书的岩壁上还可剥离出石灰浆层。
从此，天书的面目即为翟鸿锡本所示，那些附庸风雅的官僚成为了千夫唾弃的罪人。尽管如此，清未还是有位叫徐印川的贵州提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书崖面上，手写了一个草书的”虎”字，以求同天书千古不朽。这位徐提督实乃一位讨厌的古迹破坏者，在筑地名胜风景区，仙人洞的山壁上，还有其题咏景物的石刻诗。
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邵元善《红岩诗》，是最早对红岩碑的记载。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潘祖荫首倡研究红崖碑。道光、咸丰年间，对红岩碑的研究盛兴。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和法国学者雷柏如与弗南海尔等人，均前来考证，但都未获结果。雷柏如说：“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
百年以来，对红崖碑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殷高宗伐鬼方纪功刻石的“纪功碑”；一说是大禹治水时的遗迹；一说是诸葛亮南征时当地少数民族所作的图谱；一说是蜀汉时，牂牁爨族首领济火协助诸葛亮南征有功，用古爨文书写的济火“纪功碑”。
长期以来，有关专家、学者为破译“天书”纷至沓来，对“天书”的解释也层出不穷现代史学界有认为与夜郎文化有关。近时有认为是岩石风化的自然花纹，后经有关部门对岩石和字迹作科学鉴定，认为确系人为所致，并非石花。
那么，天书所记载的到底是什么呢？在它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1997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工程师林国恩认为已基本破解“天书”，并将研究结果写成10万字论文。经申请版权登记，很快获准通过。2005年年底，他正式发表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包括考证要点和译文两方面。
林国恩，祖传三代中医，自幼年起即背诵古文，诵读四书五经。1965年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后，课余悉心钻研文史、学习绘画。分配到江南造船厂之后，他仍醉心于业余文史研究。1990年，他对“天书”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对其众多的各种摹本进行分析，确认了原迹摹本作为依据。接着从古文字、绘画方面找出其中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联系的基本特征。
为了揭开“天书”神秘的面纱，林国恩近9年来可谓沥尽心血。光说查字典，“天书”中有50多个字，必须把每个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查找清楚，仅此一项，他反复阅读了《中国篆书大辞典》、《古文字通典》等七部字典，作了数万字的笔记。他遍览历史、诗词、地理、兵器、佛经等各类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心得。他把“天书”摹本放大贴在家中卧室，早晚躺在床上仍冥思苦想。他还三上贵州，实地考证。他的这项业余研究得到了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他认为：确认清代瞿鸿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如此，整体亦如此。从内容分析，“红崖天书”成书约在1406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御制）。
这真的是建文皇帝留下的“伐燕诏檄”？据史书记载，燕王朱棣援引明太祖《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称其军为“靖难之师”，正式举兵反叛。“帝会群臣恸哭”。有人劝建文帝逃往蜀地，有人劝逃往浙江，有人劝逃往湖湘，意见纷纷，莫知所之。建文帝一筹莫展，天天长吁短叹，恨恨道：“事出汝辈，而今皆弃我去乎！” 建文帝惶急，“逊国而去。”
建文帝逊国是中国历史一大谜团。官方所修正史也讲“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但朱棣“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葬之”，自己单方面宣布建文帝已被烧死。但他称帝后，仍然不放心建文帝，怕这位侄子日后东山再起，派人四处寻找。大太监郑和自永乐三年起（公元1405年）数次下西洋，表面上是宣示大明国威，一路挥霍金银无数，实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探访建文帝下落。建文帝居正朔之位，竟败于反叛藩王之手，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结局。
那么，做为红崖绝壁上的天书是何时何人所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诏闻天下，却又为何刻于这荒山野岭？
红崖天书似画如字。字画混体，笔势古朴，结构奇特，虽然排列无序，却也错落有致，仿佛上古书家谋章布局，红崖天书千古迷，无论是禹迹殷碑说，还是苗文诸葛说，都肯定了红崖天书的人文历史价值，将天书的内容当成了一段轶事，一曲古歌，一部史迹，一种传说。这些轶事，古歌，史迹，传说虽然都未赢得专家的首肯，却也不失为一家之说。
然而，清人张文焕的《红崖碑歌》却再度为红崖天书带了一场轩然大波：“莽莽榛棘中/多年无人识，/好事者为之，/仿佛意窥测。/殷宗纪功阙，/汉相名其德/考据疑应阙；”他认为，有关汉文字的考据都值得商榷，因为红崖天书是”好事者”的杰作。虽然”好事者”作为概念是十分模糊的，但是人们却喜欢去探究”好事者”到底是谁？显然难有结果。不过，这种”好事者为之”说倒给天书破解的第二次浪潮带来了纷繁离奇的内容，甚至给酷爱自然的人们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及的惊喜，使天书的破解给天书的神秘音符带来了全新的诠释。扩充了天书解根的象限，使天书的通俗化破解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
专家学者尚且搔耳抓腮的千古之谜，亦拥有了万头攒动的芸芸众生介入，有识都无不赞叹，天书之谜，破解有日！其中最为具有带表性的就是山人牧童放牧时为记载：《红崖天书》是由不同时期，不同人所作。以后统一的红色字面是在不同时期由后人同一着色，包括清未一位叫徐印川的贵州提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书崖面上，手写了一个草书的”虎“字，以求同天书千古不朽。这位徐提督实乃一位讨厌的古迹破坏者，与放牛娃与旅游者一样，喜欢在各地名胜风景区、仙人洞的山壁上留下一些题咏景物的石刻诗等。那么，难道这真的是一些事者随意的涂鸦吗？红崖天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是历史的记载还是人为的涂鸦？
2004年，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金川教授在对红崖实地考察后试图向世人揭开天书之迷，他认为：红崖天书是一署名”凤凰”的皇帝所为，其标题为”品”，其怪异文字经解读为：”做官，必须明白民之痛苦，不要寻欢作乐，如酒贪色，不要为权力相互残杀，使民逃离家园，过着悲惨的生活。并进一步解释了红崖天书由三部份组成：
甲部”甲，凤，出，虎”，”读，书，须，入，门”；
乙部”心，品”；
丙部意译为”丙戊宦官误国，痛不欲生”。
另外尚有两个图形表示”妻子在祈祷，儿意在嬉耍”。
他认为，这两个图形可以意译为：”自此不问政事，与妻儿隐居山林，共享天伦之乐”。此解似乎在告诉人们，一位官场失势的忠臣，仍旧痛心宦官误国。可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难伸正义，只好留言红崖，发泄长歌当哭的满腔悲愤。忠党哀史，可叹可泣。此解看似有考，实质难释，不过让人奇怪的是，哪一个达官显贵，会到黔中腹地去聆听他那篇卢梭式的＜忏悔录＞呢？而且解中还出现”虎”字，”虎”非天书原文，乃是附庸风雅的”伪冒产品”。
其实，在天书的破解中，有许多听起来荒诞不经的说法，黔籍学者以吴振权，吕伶孙的天书刻本为凭，对照了现存单皮上的彝族巫师”古书”（符咒），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认为自古居住关岭地区的彝族，”好奉鬼祭神”，可能出现彝族巫师用银朱涂写除鬼避邪的符咒，以示”祈福消灾”的权威。这些符咒的文字，是古老的彝文，为了增添神秘色彩，再将原始的彝文进行专业性的变形处理，以达到对信奉者的威慑心理。当然也可能出现某种专业化的保密目的，以便区分巫师的流派。此说听来荒诞，其实质恐怕离”的”不远。
2003年8月，来自北京的几名大学生利用假期夜探红崖天书，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古怪。据当事者说将白天摹图用实线联缀，可以朦胧显现不名飞行物的图形。在露宿红崖探险天书时，发现了梦幻的景物，使人想起了未来世界中的怪异图案，那么，红崖天书是不是外星人留下的什么文字记载呢？他们为什么要留下下这些怪异的字符？这里难道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1406年，明建文帝被燕王朱棣篡夺皇位，逃出皇宫，更名“让銮”，在贵州红崖留下“天书”，红崖天书记载着开启宝藏的秘密，并告随从，红崖天书破解之日，便是天下大乱之时。从而也留下了千百年来无人能解之谜。一个午夜，高峰古寺内住持大师的经室，一条黑影悄然而至，逼迫住持说出红崖天书的秘密……那么，红崖天书到底是什么？谁能为我们揭开这个千百年来的迷团？如果是它记载的不是历史的事件，也不是什么鬼神的咒符，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2000年5月，美国著名靠古学家亚奇·波尼玛只身来到中国，对红崖天书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发现，红崖天书不是什么字符，而是一副图，它的每一个图形都代表着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波尼玛的结论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引起国内有关人士的重视。他在回国后写的《红崖天书藏着惊天秘密》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他的考察经历和研究结果，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个早在国外炒的沸沸扬扬的结论竟然不为国内学术界所知。
2007年6月，波尼玛再次来到中国，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得克萨斯州圣经考古研究和探险协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考努克。6月中旬，旅游文化记者随同两位外国专家再次深入关岭，对红崖天书进行了细致考察后认为，红崖天书其实是一副藏宝之图。
天书藏宝，这对一个多年研究宝藏考古的专家罗伯特·考努克来说迷失个惊人的发现。在查阅大量中国历史和参照天书周边地理、地貌后考努克得出结论；红崖石壁上留下的并不是什么难解的天书，而是一副藏宝图。
如果真是一副藏宝图，那么，红崖天书到底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南的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居住有汉、布依、苗、仡佬、彝等22个民族，它东北以黄果树为界与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接壤，西南隔北盘江以与黔西南自治州的晴隆、兴仁、贞丰相望，西北与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相邻，东距省会贵阳约176公里。整个版图呈三角形，东西宽43多公里，南北长57多公里，幅员面积1468多平方公里。这里山高林密，沟壑深幽，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1644年，李自成军逼近北京 ，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今辽宁兴城)援京 。未几，北京失陷，吴三桂撤兵山海关。李自成克北京后招他归降，因其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掠去，遂上书清睿亲王多尔衮 ，请清兵入关讨李。山海关之战，吴三桂与清军大败李自成 ，受清封平西王。不久，又为清军先锋，追击李自成，镇压陕西、四川等地的反清斗争。清顺治十四年(1657)受平西大将军，会同清军进攻南明云贵地区。十六年，清廷命他镇守云南。
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被晋封为亲王，并兼辖贵州省。与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子尚之信相呼应，成为拥兵自重的三藩。为抑三藩，清廷于十二年下令撤藩。吴三桂闻讯后叛清。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发布檄文，挥军入湖南。桂、川、黔、湘、闽、粤诸省响应，战乱波及赣、陕、甘等省。清政府调重兵全力镇压叛乱，逐渐扭转了战局，十七年，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
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开启乞帅，引满族入关，造就了大清近三百年的黄庚大运。同时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李张二人率领义军在中原驰骋万里，数戳名藩，扫荡空陵，直捣京师，拥有的天下重宝几乎尽数落入平西王吴三桂手中。行军中携带重宝不仅不便，还不安全。吴三桂拥兵入黔，追剿南明王朝入滇途中，一日来到了晒甲山下，见这里山高林密，便命将士驻营休息，天将晚，吴三桂等山远望，见晒甲山西北处古木参天，隐约中有钟声传来每他定睛一看没，才发现那是一座寺院。
他打马前往，只见庙门上写着青莲寺三个大字，他下马进入院内，发现前院靠南墙下有一圆形水潭，潭水幽绿，深不可测，深感是个藏宝的绝妙之地，于是他命将士从寺外挖地道通至潭下七米，并将所掠天下重宝埋藏犀牛潭下，为防泄漏秘密，他将挖道的三百军战全部活埋在地道内，并派人与晚上放火烧了寺院，全寺僧众无一幸免全部死在大火之中，寺院被毁，水潭也埋在了瓦砾废墟之下。大火将紧靠寺院的石崖烧成了红色。第二天一早，吴三桂等上石崖，并在崖上刻下藏宝之图，留下了秘不可识的“天书”，以便事后取回重宝。三藩之乱平定之后，陈圆圆率领全家隐居贵州岑巩县的龙鳌河畔，伺机取宝，后因陈圆圆不识天书，从而未能如愿。从红崖天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水潭的位置和当时寺院的全貌盛况。为守住宝藏，陈圆圆又在红崖下重修了青莲寺，不久，寺院再次遭到吴三桂旧部焚烧和劫掠，寺院再度被毁后，再无人修复。
据《贵州图经》载：”红崖山在州西北八十令，悬崖绝壑，壁立万仞，惟东面可登。顶上有韭、薤、桃、李蔬果，但可取食，欲持归则迷失其道。若有鬼神阴护之者。山畔有洞，宽广若堂，深数十丈，其中有杉木五片，不知何时所贮，其色如新。洞前有石人石马各一。近山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之声，或崖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厉。世传为诸葛训侯驻兵息鼓之所。彝人每年一祭，祭则岁稔人。
犀牛潭位于高峰古寺后院，潭呈圆形，方圆十米无一物遮挡，北面为一进三院经堂，南面为武僧习武之地，东西两侧均为古树，右前方钟楼梯下有一天然石块，壮如犀牛，故该潭名为犀牛潭。从天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间一圆形图标即为犀牛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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