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的三块无字碑

小说文学性首先是一种话语权——经过被权力认可的专业训练获得的评判作品好坏的标准。茅盾奖本身就是话语权的代表。但是话语权只能代表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反两面的事物，却不能代替自然性和自然法。人要吃喝拉撒是自然性，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物的不同观点就是自然法。53万字里的“白鹿原”，是“女人”的白鹿原、“革命”的白鹿原和“家族”的白鹿原。女人在白鹿原是高锰酸钾似的催化剂，男人的命运因女人而变化，革命的盲目因女人而狰狞，家族的传承因女人而变味。她们像洁白无瑕的棉花被踩入命运的泥水里，被践踏，被污名。在陈忠实笔下，只要有点抗争精神——在我眼里，田小娥和小翠根本不是抗争，只是比一般的传统中国妇女更加大胆一点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都是不允许的，要么被“妓女化”，要么不配有好的结局（上吊自尽）。只有那些几乎如同男人影子的女人，才能被“圣母化”——朱先生、白嘉轩把妻子当做“妈”，应该是陈忠实价值体系里对女性最好的褒奖。白鹿原里革命的女人只有白灵，这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女人，周旋于鹿家两兄弟之间，她的爱情也是“革命”的。所以白灵的革命观是空洞的，仅仅是为了走出白鹿原。她的结局证明革命的残酷和残忍，是小说不多的展示悲悯之处。孝义媳妇这段，完全可以拿掉，留着一方面说明中国人在传宗接代问题上的执着和不择手段，女人也成为戕害自己的帮凶，另一方面说明白嘉轩“多智近妖”的谋略。至于鹿兆鹏媳妇的“淫疯病”，是陈忠实表现女性守活寡的另类笔法还是他个人的“性玩具”，就只有他知道了，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写——女人的悲剧难道只能用“性罪错”论来解释吗？革命的白鹿原里的革命者有投机如黑娃，有理想主义者如白灵，有高大全如鹿兆鹏，但他们的革命并未跳出“走出白鹿原”的框框，所以结局都很悲惨。反观白孝文的成功证明只懂主义不会成功，血色才是成功的底色，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种成功。家族的白鹿原是本色。白鹿两家之争从不公开化，却在暗地里比狠。中国农民式的狡黠印证宫崎骏的那句“有好人吗？只不过每个人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鹿家最终的失败不是因为鹿子霖做了太多坏事，而是鹿家的人离开了白鹿原，离开了白鹿原的土地。农民离开土地就像鱼离开了水。没了土地没了人，鹿家就空了。中国农村的真相就在于人和土地不能分割。女人、革命、家族，白鹿原上的三块无字碑，浸饱了血和泪，充满着中国历史的隐喻。陈忠实的笔下，写死了女人，写实了革命，写透了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