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虽不及，人却能符

——品读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有写

作者/810的老好人

原文：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赏析：

魏征一生跟了六个主子，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他可实在称不上忠臣，按道理是要被大骂特骂的，比如，那个“十朝元老”冯道就被后世不尽耻笑。然而正史也好，野传也罢，却没有谁拿捏着这一点去非议魏征，大家口风一致，都给予了魏征很高的评价，他的事迹也广为传播，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为什么能这般？得感谢唐太宗李世民，是唐太宗给了他舞台，让他在圣主明君的角色跟前扮演好“人镜”的角色，在大唐盛世这个背景下与君主相辅相成，以一种恪尽职守、利国利君利民的光辉形象成就了传说。按他自己说的，他就是一位良臣。

今天我要说到的这篇《谏太宗十思疏》只是他给唐太宗的两百多份谏言中的一份，但很有代表性，足以见出一个良臣的赤胆和见识。其内容丰富，铺排开阔，但究其中心内容，就落在“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上，析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求皇帝有始有终，一直作个有道明君，话不是很中听，理却很充分，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时代，对君王们的劝勉作用很明显。这篇谏言，不仅在当时对太宗有很大的触动，对后世君主也颇有教诲意义，甚至成为历朝太子们的必修课文，“可为万代王者法”。

说到这就得说一下背景。李世民同志虽然在历史上是以有道明君的的角色进行表演的，但他毕竟是个人，也有自我放纵的念想，也很享受云端之上的感觉。坐稳了大唐江山的宝座，国家开始承平，盛世已出气象，李同志就想着好好享受一把人生了，于是许多皇帝老儿们常有的臭毛病就开始在他身上暴露出来了，生活渐渐奢靡，性格渐渐骄纵，颇有点向着昏君方向发展的趋势。朝臣们一看，不得了了，于是就有了些奏疏谏言。其中写得最出彩、最直接、最有建设性的就是魏征的这篇《谏太宗十思疏》了，据说李同志看后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这说明魏征的话是说到李世民的心坎里了，才能把皇帝劝转过来。

奏疏比兴起笔，以“木之长”“流之远”的道理进行比喻论证，推出“治国固本”之理，强调“人君当神器之重”，要求皇帝“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继而又分析了君主们善始而难克终的原因，通过对比，让皇帝反思为帝之道，明白“载舟覆舟”的道理，强调人心所向的重要性；最后以飞流直下的气势铺排出“君主十思”，强调在各种理政治国、安民用人事务中皇帝应该思考的做法，分析其所能起到的作用，真可谓是有理有据，全面而深刻。

奏疏写得很用力，可见魏征全面深入的思考，强调了君主治国之不易，也彰显了君主治国的重要性，为君主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和借鉴的角度。诚如他所说的，如果君主能够做到他总结出的这十个方面，那么就足以“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了。但因为它针对的是君主，涉及国家根本，建议的高度太高了，所以可推广的市场是非常狭窄的，后世说它可以延及官员们的治理之道甚至常人的为人处世之方，其实都是较为勉强的附会。哪怕只就君主而言，要推广这篇奏疏所说的做法也很难。可以说，若不是那种以国以民为重、又勇于自我反思和改正的君主，它就只能是一篇纸面文章，被那些昏君暴主们扔到某个旮旯角落去。比如，你让魏征把这篇奏疏拿给杨广去看，就断然不能起到劝勉的作用。也确实是如此，后世多少帝王都学过魏征的这篇文章，但能真正从中接受教益的少之又少，你看唐玄宗李隆基，作为李世民的子孙，没少学过这篇文章吧？他也曾经以他老皇祖为榜样，甚至开启了“开元盛世”，奈何干着干着就变了，骄奢淫逸，妄做非为，宠幸美人，乱用佞臣，把好好的大唐江山愣是弄得一团糟，你说这过程中就没有忠谏之臣？就没有劝勉之疏？就没人把魏征的这篇奏疏再拿给他看看？可人家听得进去、看得进去吗？

所以，《谏太宗十思疏》有针对性和建设性没错，但它的成功也有偶然性，只因为碰上了像李世民这样的君主。它的不足在于：它对君主是以圣人的高度来要求的，实现的可能性很低。不是吗？我们看看这十思，但凡能做到的君主，道德也就完满了，谁不足以称圣人了呢？完全符合儒家的“内圣外王”的思想。李世民勉强做到了很多方面，所以他足以荣耀千秋，那后世还有谁做到呢？能与之相比的，恐怕只有康熙了吧？哪怕是乾隆，最终也只是虎头蛇尾。

魏征的出发点是很好的，要皇帝自我警醒，保持初心，励精图治，从而得到国泰民安的结果，但他把国家的治理之道太侧重于君主身上了。这“十思”，基本上都是对君主的道德要求，它是冲着要君主道德圆满去的，要君主去除私欲、去除情绪、去除诸多作为人的劣根性，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人无完人，高高在上的君主们更容易在无尽荣华和歌功颂德中迷失自我，能保持清醒并勤勉政务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要他们只有“大我”而无“小我”，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所以一旦君主们选择了放飞自我，魏征这样的谏言就成了对他们的反讽，恐怕君主们会厌之而避之不及吧！这也是封建社会的大弊端，皇帝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太大太关键了，一旦失道失德，整个国家从上而下就会很快陷入混乱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太多了。所以，魏征的这些建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王朝治理的问题。

但也得说，魏征的思想有现实性，在皇权当道、君主至上的封建朝代，寄希望于明君圣主，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还没有跨越时代的眼光，不会也不能想出限制皇权、建立监督体制的办法，不能搞出“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做法，更不可能有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能联系到“载舟覆舟”之道，强调人民的重要性已经难能可贵了。所以他就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力谏皇帝进行自我修养的提高与完善。在那时候，面对着自我膨胀、已经不太听得进别人意见的皇帝，能够如此直接大胆地进行劝谏，同样也要有非凡的勇气。这种勇气的来源，不只是因为他悍不畏死，也不只是因为他想报效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皇帝，更源于他对江山社稷的热爱、对黎民百姓的珍重。他不仅要作为一个盛世的见证者，也要成为一个参与者，官员的责任感让他忘生死于外，置肝胆于前，在那个时代，他成为了君王的一面镜子，成就了一段不可磨灭的佳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魏征为一声“良臣”，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