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两弹元勋”；
他参与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
他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后身患绝症；
他是共产党员，也是一名九三学社社员；
他就是邓稼先。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今天（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34周年，让我们一起缅怀他。
书香世家的“娃娃博士”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的邓家祖屋。父亲邓以蛰是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多年至交。
邓稼先回忆小时候：“傍晚父亲下课回家，常常靠在长椅上，手里端着一杯茶，叫我站在身边背书。我那时也不懂书中的意思，照背就是，这倒练就了我后来背英文字典的本事。”
1936年，邓稼先考入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大他两岁，高他两级。杨振宁常常保护这个来到陌生环境的小孩，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邓以蛰曾告诉邓稼先：“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17岁的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大学毕业后，邓稼先先后在昆明文正中学、培文中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他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当时邓稼先只有26岁，再加上有张可爱的娃娃脸，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等都亲切地叫他“娃娃博士”。
出国之前,邓稼先就对自己的道路选择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早已看准了自己的位置。只有掌握当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新中国强盛起来,我应该永远站在科学的前沿阵地”。赴美留学期间，他热切关注着祖国的情况，当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时，他异常兴奋。
1950年，拿到学位后的第9天，“娃娃博士”和两百多位专家学者启程，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一脑袋原子核的知识。”
1953年，邓稼先与北大医学院学生许鹿希（许德珩之女）结婚。
“为它死了也值得”
回国后的邓稼先，将会迎接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1953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声称，美国必须用自己的核优势对中国、苏联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据资料显示，当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绝密备忘录记载了艾森豪威尔曾在会议上提出像对待日本一样，用核武器结束朝鲜战争。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研制。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项绝密工作中。
邓稼先回家告诉许鹿希自己要调动工作，但是调去哪里，做什么工作，甚至是一个信箱的号码他都不能说。邓稼先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哭了，但是她明白丈夫肯定是去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于是她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31岁的邓稼先消失了，失踪28年。他的名字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在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原子弹研究陷入困境之时，1960年，党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由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邓稼先担任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从北京高校挑选大学生，组成了第一批队伍，在北京郊外建起核武器研究基地，开始了最初的战斗。不久，研究基地迁到一个隐秘的角落——新疆罗布泊。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办公室主任胡干达说：“我们的原子弹为什么叫596？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就在1959年6月，所以我们的原子弹也叫‘争气弹’”。
为了研制“争气弹”，邓稼先对同事们说：“研制核武器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国外对我们封锁，专家们也撤走了，现在只有我们自己了。我们要甘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还要吃苦担风险。但是，我们为这个事业献身是值得的。”
在当时，国内科研条件有限，科学家们制造精密、复杂的核武器，用的都是最原始的工具：炼制炸药用的是铝锅，精确计算时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
但科学家们不畏艰辛，上万次的方程式推算，演算纸用麻袋装，堆满了几个仓库。
胡干达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24小时倒班，带个军大衣，带着面包，带着军用壶的开水，饿了就吃点面包或者冷馒头，困了就睡在计算机边上的地板上。
没有资料，缺乏条件，就自定计划、自编教材、亲自授课。邓稼先晚上备课，白天授课，有时候上完课就站在黑板前睡着了。
1964年10月12日晚10时30分，代号596的原子弹装配完毕，就等着吊装上塔。
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试爆。
新闻一出，举国欢腾。
邓稼先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的家人却毫不知情。岳父许德珩问知情的严济慈：“为国家研制原子弹的是何方神圣？”严济慈笑道：“你还问我？去问你的女婿吧！”此时，许家人方知隐姓埋名的邓稼先在干这样一件惊天大事。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但氢弹研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制造上都比原子弹更复杂。氢弹不仅是量的突破，更是质的变化，是原理的突破。周恩来总理提出：力争1968年进行氢弹核爆炸实验。但邓稼先等中国科学家却出人意料地将这一时间提前了。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实验成功。
从制成原子弹到制成氢弹，美国间隔7年零4个月，英国4年零7个月，苏联6年零3个月，法国8年零6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一速度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蜡炬成灰泪始干
研制核武器，十分可怕和防不胜防的是核辐射。
邓稼先一次又一次主持核试验，经常出入车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接触放射性物质，受其辐射的损伤，内行人叫“吃剂量”。
1984年底，邓稼先仍然指挥了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试验前夕，他接连几天拉肚子，大便带血，步履维艰，他却以为是痔疮出血和高血糖病。这年他60周岁。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组织指挥的一次核试验。
1985年，邓稼先癌症严重，他的妻子放声大哭，但他淡淡说道，“我从事核武器多年工作，对于这样一天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我不后悔。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想去看看天安门。”
原来，邓稼先回国后就被调配到西北地区，一直从事武器的研制工作，多少年来回北京都未能去看一眼天安门，得知自己时日无多，邓稼先才决定提出自己的小小请求。
1986年的一个黄昏，邓稼先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他轻声问道：十年二十年后，人们还会记得我们吗？这是一个科学泰斗、国家栋梁在生命极限时对社会和历史的感吟和叩问！
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他解密。军委领导说：“一辈子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工作，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于是，派记者去采访他，写出了长篇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住院期间，杨振宁也两次前来探视。
邓稼先在病床上向许鹿希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从那以后，邓稼先昏迷过两次。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邓稼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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