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博/编译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后勤中心
【导读】城市是多域作战的重要战场之一，美军除了要面对占有地利优势的敌人外，还要面对充满各式管线的地貌、错综复杂的基础设施、高楼林立的各式街道，以及各种人文层面因素，这些都增加了美军卫勤保障的难度。美军已习惯于现代科技的医疗解决方案，然而在面对势均力敌的对手时，所有信息科技设施必然会遭破坏而中断，届时只能凭借低科技手段从事各级卫勤保障。因此，美军只有重拾最基础的医疗救治手段，才能有效应对未来战场。当前美军一、二、三医疗层级不足以应对城市作战的需求，本文对各层级提出了改进建议，如尾门医疗、长时间战场救护能力、合理使用当地大型医疗中心，以及军种联合方案等，以期在面临城市战时能发挥黄金救援时效。(全文约1万字）
虽然军事计划人员在高强度冲突、兵力对抗的想定下，大都可以寻求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但城市战场空间一直是一个棘手问题，因为在城市战中将面临布满各式管线的地貌、复杂的人文因素（如政治、权力、社会和文化）以及错综复杂的基础设施等，这带来的是形势急剧变化、不确定性及一些模糊不清的地带。因此，美军在攻打伊拉克初期选择绕过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往南机动，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可以避免大部队陷入城市战的泥沼。先后担任美陆军参谋长和参联会主席的马克‧米利上将明确指出，在不久的将来，美军将需要从事城市战。[1]由此可见，在未来的数十年，城市发生冲突的机率只会越来越高。
一、城市化背景
人口达30万或以上的地区被称为城市。在1950年，世界人口30%居住在城市，这个数字在2018年时攀升至55%，按照这种增加趋势，预期在未来30年将再度攀升至68%。[2]有深入分析指出，中高收入国家在上个世纪历经人口爆炸性增长，从1950年只有22%人口居住在城市，预估在2050年时这个数字将达83%。[3]至于贫穷国家，如联合国定义的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其城市人口在未来30年将增加50%。[4]
上述提及的中低收入国家有超过75%位于非洲地区，[5]其中非洲撒哈拉周围和沙黑尔干草原一直是暴力极端组织（如青年党等团体）的温床。这些贫穷落后的脆弱国家无法提供就业机会，导致各种暴力极端组织滋生。相较于全球的所有国家及地区，非洲的人口结构是最年轻的。[6]
当发展中国家的年轻族群同样也面临这种情况时，问题就会浮现：许许多多年轻人无法找到出路。[7]暴力极端组织通过向这些贫穷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使他们能够赚钱养家糊口，进而对其形成一种归属感。随着人口向城市移动变得越来越普遍，极端意识形态也趁虚而入。
城市战场空间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环境，同时能对国家的政治意志产生深远影响。从公元一世纪罗马军队摧毁迦太基城，到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火烧亚特兰大城，城市一直是战争行为中的重点对象。相关案例还有二战中德军与苏联军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上个世纪最血腥、伤亡最大的战役之一。美军在越南的顺化战役虽然获得胜利，但却使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争产生了负面情绪。当克朗凯带头提倡和谈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就说，“我若失去克朗凯，我就失去美国的中产阶级。”[8]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93年摩加迪沙之战，在激烈城市战后，美国支持撤军的民意从58%提升为64%，同时要求立即撤军的人数增加了9个百分点。[9]对于国家而言，很容易陷入城市战的泥沼，因为即便赢得了作战胜利，也会失去国内民意的支持。
城市战除了不受欢迎外，还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复杂的空域、天台、地面及地下等各种结构，让据守之敌有许多机会选择不同时间、地点、角度伺机向进入城市的军队发动攻击。[10]在造成进攻一方人员死伤后，还可以迅速混入人群之中。除了街道地形外，垂直的建筑结构也让敌人占据了攻击优势，又不易暴露行踪。比如敌人可以从60层大楼屋顶（顶楼天台）或躲藏在37层大楼的第14层窗户（内部）向飞机发动攻击，甚至从事反攻防御或是压制我方火力。敌人还可能设置简易爆裂物，将隧道内的道路炸出大坑，然后对载运物资的车队进行二次攻击。
财政影响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2014年，伊拉克军队的两个师从摩苏尔撤军，结果却将这个第二大城拱手让给伊斯兰国。[11]三年后，伊军又必须从对方手上夺回，到头来代价惊人——2万栋建筑物遭摧毁，数千人死亡，百万人流离失所，上半年仅恢复电力系统就花费4亿美元。[12]在2019年7月，也就是取得胜利后的两年，仍有超过30万人尚未安置，生活在瓦砾堆或难民营中，许多人都在等着政府的补偿金。[13]
战略学者与领导者都极为重视巨型城市（Megacity）。在巨型城市作战与在较小城市作战的区别何在，仍处于讨论阶段。联合国将巨型城市定义为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14]然而，财富与人口密度也是重要的变量，因为东京、纽约虽然与卡拉奇、孟买都同为巨型城市，但前两大城市的重要性与运作明显有别于后者。财富、科技与文化影响着军事行动的执行与任务型态。截至2020年6月，全世界共有35个巨型城市，占世界总人口数的8.4%。[15]某些人士认为，人口爆炸性增长、贫穷、潜在的社会动荡，将导致巨型城市内部不稳定。[16]同时也有另一派人士认为，巨型城市只是城市的放大版，很可能只是规模与密度程度不同而已。[17]不管如何，两派人士都认为，持续适应城市战的变化至关重要。多域作战虽然可以强化美军战斗力，但实力匹敌的对手凭借着快速演进的科技能力，同样也能强化自身战斗力。
二、多域环境对卫勤保障的影响
《2028年美陆军多域作战》指出，多域作战是美陆军在各个领域、电磁频谱、信息环境及各梯队进行作战的一种方式。[18]多域作战构想着重于统合陆、海、空、网络及太空力量，以击败实力相近的国家，如中国与俄罗斯。多域作战的重要原则是“分进合击”（Convergence），这需要快速整合所有领域，制造复杂问题来压制敌人，洞悉敌人的“观察、判断、决策、执行”（OODA环）决策模式。而如何快速并持续整合陆、海、空、太空及网络领域，则是分进合击成功的关键。[19]友军部队一旦突入敌防御阵地而造成突破口，速度将成为后续兵力进入突破口的关键。然而，速度和机动这两个特性却与大型的战斗医院格格不入。
近几年来当分散作战逐渐成为常态时，美国陆军部队司令部基于过去20年经验教训重组了战斗支援医院（CSH）。重组前的CSH收容量为248个床位，额外编配44床先期部署能力（由A连负责），期望能达100%全机动能力。而且CSH还有24个重症加护病床（ICU）、20个中症照护病床，以及其他如手术室、急救室、辅助医疗服务及卫材供应（第八类补给品）等支持服务。[20]要执行先期部署44个床位的所有物资装备并非理所当然，因为仅仅派遣最低医疗照护的120床都缺少专属的运输工具，何况整个CSH只具备20%机动能力，因此需要依靠外部空中运输工具的支持。较常见的做法是将CSH各设施分散开设在战区内，只要伤亡人数未达到248床的门坎，CSH在战区内的部署就没有太大问题。
根据过去平叛作战与实践经验，条令和部队编制也在逐步修订。上校主官编制的CSH已改编成中校主官编制的野战医院（FH），收容量为148 床。原本的总部则改为小型的医院中心（HC），旨在对辖下2个野战医院下达指挥控制命令。原本构想是将美陆军一半的CSH（总共10 个）改编成HC与FH，另一半则全部改编为FH，而且在5个HC中保留现役部队，以利于向辖下10个FH下达指挥控制命令，即1个HC对2个FH。然而最后的结果是，美陆军的10个CSH多数改编成了HC与FH，本质上只是在指挥链层级多加一层而已，在改善机动能力方面并无重大变化。当32床的先期部署能达到100%全机动能力时（类似原本44床的先期部署），即1个HC配上2个FH的总收容量240床（2个收容量32床的FH，24床外科病房，32床内科病房，2个收容量60床的中重度病房），共需要超过100个运输车次与46个C-17空中运输架次。[21]参联会主席米利表示，鉴于传感器的普遍运用，机动能力是生存的关键。[22]由此可见，“层级三”的医疗能力准备不足，将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冲突。因为在后送医疗链上，当首个医院设置完毕后需要收容病患，这使得“层级三”的医疗能力无法轻易转移，导致初期进入的部队无法获得医疗支援。
网络与太空能力两者对卫勤保障行动也有重大影响。在传送病人重要病历（如电子健康纪录）时，会受网络带宽影响，任何连接中断，都会让医务人员无法获取关键病历，将进一步影响后送链。如果缺少病历资料，医务人员将无法得知伤员的过敏源、血型、麻醉剂用量计算或是做好手术前的准备事项。通信链路对于管理跨战区及战区内的医疗后送（MEDEVAC）至关重要。前身为蓝军追踪者（Blue Force Tracker）的联合能力释放（JCR）系统，如果受电磁脉冲或主动干扰系统攻击而损坏，可能会使“层级二”与“层级三”的治疗设施运作中断，导致伤亡人数激增。同样情况也将发生在因卫星定位系统受损而影响医疗后送的领域。例如在2003年3月伊拉克冲突初期， 第507保修连因为GPS失效而迷失方向，[23]误入伊拉克纳希利亚（Nasiriyah）城后遭伏击，导致11人死亡、数名官兵受伤或被俘。丧失GPS能力同样会使医院及其收容病患在机动转移时的状况更加复杂。
与具有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敌人发生战争，可能会在医疗后送过程中产生灾难性后果。观察最近几场冲突案例，如沙漠风暴行动、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冲突等，都证实空中优势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尤其是在面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优势时。[24]空域争夺对伤员后送有重大影响，因为这会进一步影响在城市从事外科手术的黄金时间。城镇地形让多域作战的战场空间更加复杂，尤其是在面对实力相当的敌人时，空优可能会丧失或处于争夺状态。医疗后送飞行器须在数百尺高楼间穿梭飞行，将遭受各种高度及建物内的攻击威胁，包括便携式地对空飞弹及火箭推进榴弹等。在这种假设情况下，空中医疗后送会从不受限制变成极受限制，并直接升级至“层级二”，乃至“层级三”。
由于医疗后送飞机在使用上备受限制，因此只能选择从地面运输伤员。然而，城镇地形的狭窄路段限制及两边高大房屋的都市街道，将使无装甲能力的救护车在执行医疗后送时成为炮灰，甚至许多悍马救护车也都缺乏车顶防护。另外，地下可能发生的爆炸将使路面坍塌，使救护车陷入其中。还有可能遇到灰色地带战术，比如国家资助的暴民引起动乱而封锁道路。这些都会影响医疗后送的时间和行程，并影响每日路线的选择。
海上交通线在多域作战中同样会受到限制。世界人口四成生活在海岸线内60海里的区域，如纽约、洛杉矶和东京等巨型城市都位于海岸区。[25]美海军需要重建在敌方岸滩作业区将兵力投射（及后送伤员）至岸上的能力。在过去数十年，城市港口作业的能力一直在萎缩。自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的登陆行动都需要依靠友好国家或同盟的宗主国协助，并依靠既有的基础设施，[26]甚至还包括因缺乏互操作性所带来的风险，例如美陆军飞行员并未受过在医疗船着陆的训练。最后，新一代LX(R)级两栖登陆舰的医疗收容量，只有上一代圣安东尼奥级两栖登陆舰的一半，少了8个床位和一间手术室。[27]这些海上船舰都将成为敌方超音速武器的打击目标。
三、准备好各项方案
尽管关于城市战、医疗救护的各种文献信息往往都是事后之见，但仍有参考价值，如近期兰德公司216页的委托研究《美陆军城市战特性再思考》（Reimagining the Character of Urban Operation for the U.S. Army），就有助于美陆军重新检视未来的城市战场空间。即使医务人员在文中与受访者故事中仅出现6次，也不影响其参考价值。[28]
为解决上述问题，可行方案有高科技与低科技（回归原始方法）两种。医务人员必须回归原始方法，来思考如何在敌情环境下反制网络与空间威胁。因为一旦GPS失效或是人工救援路径改走地下通道，那么使用步数与方位角来计算移动距离将至关重要。医务参谋人员应准备好纸笔，以应对信息科技基础设施失效。至于高科技方案，频繁的高流量传输作业将成为无线电信号三角测量的目标，进而暴露医院位置。
通信功能受阻之后，可行方案是利用低带宽、异步的远程医疗系统，以降低转移病患的需求。在“坚定决心行动”（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的案例中，运用异步的远程医疗系统，能有效减少前线部队65%的医疗后送需求。[29]美军应进一步完善异步医疗平台的计划，如太平洋异步远程医疗系统（Pacific Asynchronous TeleHealth）、在线医疗专家（Health Experts online Portal）等。这些平台仅使用极少的带宽，即可上传资料至一个安全并可以提供互动的安全网站。这可以让医疗人员咨询世界各地的军事专家，还能使为数不多的医疗后送人员与伤员降低安全风险。
在2009年至2014年间的加萨走廊冲突中，使用主动防御系统成为以色列军方学习的重要课题。[30]反应装甲普遍运用于战车上，但如果悍马救护车也能采用这种如铁幕般的防护能力，就能确保在城市中的行车安全，保护车内官兵免受火箭弹威胁。[31]再者，随着微波武器不断发展，这种非动能击杀的方式也应纳入参考。例如1993年摩加迪沙之战的经验教训表明，敌人即使只是用碎石杂物来封锁十字路口，也能对先期准备的医疗后送路线造成混乱。因此工程设备对于清除路面障碍物不可或缺，甚至对于维持既有设施的运作更加重要。医务单位还应考虑在伤员后送时，优先利用地铁（如果可能的话），另外也可在地下隧道使用约翰·迪尔（John Deere Gator）搬运小车，该小车早在2003年3月就用于短距运送伤员。[32]
在近期的冲突事件中，以色列军方另一个经验是重新检视隧道能力，[33]包括23个隧道与66个进出口。[34]鉴于朝鲜的地下隧道网络建置完整，美陆军也应着手强化隧道作战能力。[35]这些经验教训同样也适用于大型城市的地下隧道系统。美军官兵必须重拾如方位角量测和计步的技能，以便于在地下进行位置判定。况且通信讯号在地下必定是微弱的，且只能维持基本的直视距离（即使是地面以上也会遇到通信讯号衰弱问题）。城市战的人工地下隧道（不管是下水道、地铁或电缆管道）将对医疗计划人员与临床医务人员带来许多复杂问题。
四、对医疗救治层级的影响
前线部队在三维（陆、海、空）环境中的移动，将使伤员救治点面临重大挑战。比如“层级二”中的空中医疗后送，也将面临诸如便携式地对空导弹和近距离射击的威胁。距离远近与三维战场环境都会造成地面医务人员的困难，比如层级一中的营后送组必须靠前行动，才能执行伤员后送任务。[36]无装甲防护力的后送载具，会让医务人员与伤员暴露于地面与高架道路（桥）上的轻兵器火力威胁，甚至造成更多后送组人员的伤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陆军外科研究所正着手进行下一代自动后送方案，其中包含运用无人机吊舱从事伤员吊挂，以及使用机器人执行战场伤员后送。[37]2012年，北约特遣队HFM-184号文件旨在设立一套安全驾驶的标准，以便作为无人系统伤员后送载具的依据。这是无人后送载具成功跨出的第一步。[38]另外，人工智能系统已成功验证监控与介入功能，能在某些情况下稳定血压，美陆军正在评估其未来用途。[39]然而，创伤管理需考虑各种不同的变量，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要实现全自动化可能还需耗费数年时间，但可以先行展开的是将费时的后送路线标准化。
使用非致命性手段的额外训练应成为医务人员的标准化作业之一，因为医务人员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即“不伤害别人”(First, do not harm)。在后送路线的运输过程中，或许需要先行驱离抗议群众或暴民，可行的做法是安装高功率的音响设备做广播驱离。这类设备已运用在执行各项反海盗任务中，也运用在驱离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抗议民众（2020年6月）。高功率音响可以传递刺耳的音频，让群众因受不了而逃离音频传递范围。[40]另外，还有其他一些选项可供在地面街道后送时做参考。鉴于多域作战的格言是“发现即消灭”（What can be seen can be killed），因此也应考虑建立地下的后送路线。这些可能的选项是大型下水道、干渠道及地下通信管道。如果地铁还能使用，则更应考虑用地铁车辆作为伤员后送的运输载具。至于对这些可能使用的通道，也应考虑加设电子监控系统。
伤员急救最重要的是所有战斗人员必须精通个人急救包的使用。只有这样才能让伤员有存活机会，为后送争取黄金时间。在战斗医护兵（Combat Medic）与看护兵（Corpsman）的训练方面，必须确保他们全部完成战术战斗伤员救护（TCCC，简称战伤救护）资格认证，一旦需要时，就能拯救官兵生命（见层级一）。营后送组需要拥有防护能力的后送载具，以防范轻武器的火力威胁，同时还需要计划并演练从营救护站至连伤员收容点的最佳路线。比如，联合战备训练中心总结的经验教训指出，营级单位在确保伤员安全转移过程中面临很多困难，[41]这意味着在伤员后送中的时间延误将关系到生死。
层级一至层级四中都存在这个时间问题，其中在层级一与受伤地点最为常见。[42]鉴于兵力救援深受任务、敌情、时间、地形、后援部队、民事考虑等因素影响， 医务组要想在短时间内完成安全后送任务，就必须在作战任务执行前进行周密计划，并在班一级进行战斗演练。
1.层级一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也对层级一中的营救护站造成了影响。为了维持营救护站与前线部队的紧密接触，其开设点将选在城市内，如此一来将使其暴露于直接与间接的火力威胁下。如果能利用现地建筑物开设，将能达到隐蔽与掩蔽的效果。另外，也必须考虑通往层级二的设施与连伤员收容点的路线。在层级一或许可以考虑尾门医疗（Tailgate Medicine），也就是放下悍马车的尾门后就能提供医疗救护，而不用完全开设医疗站。层级一需要建立可靠的地面运输，以便将伤员移至层级二的设施。鉴于后送容易延误，将需要更有效地进行伤员分类、稳定伤势，并维持生命迹象，直至能后送至层级二的医疗设施为止。关于这点，美军需要发展长时间战场救护能力，并在各层级的救护工作上完成训练。这对层级一特别重要，因为目前从层级一后送至层级二的过程并无条令可供遵循。长时间战场救护是一个综合技能，需要在实践中学习，指挥员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部队本来就应具备该能力。
层级一是诊疗纪录发生的第一线，却被排除在国防部1380表《战术战伤救护卡》（DoDform 1380, 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Card）的体系之外。另外，当前军事医学专业方案的拟定都是使用MC4手提电脑，这种老旧系统已近20年未更新，在应对中俄等对手时将存在风险。幸运的是，美陆军外科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寻找可行的替代方案，当前正从事一项短期性QR Code条形码方案。[43]医务人员在从事后送作业时，只要扫瞄条形码就可以将数据记录并上传至安全网站，能够避免数据遗失。这项计划的投入资金达100万美元，各项测试已在2020财政年度展开。[44]
2.层级二
重伤员存活的关键在于及时接受外科手术治疗。在大型城市中，向前部署外科手术地点是作战计划人员的重要工作之一。理想地点是建筑物，因为其本身就具备水电供应系统，这是一般外科手术所需的必要条件。大部分的前沿外科能力都在旅的医疗支援连，另编配前方复苏外科队（FRST），可以强化这种能力。美陆军还应思考，在旅医疗支援连或是医疗连的支援区域，建立编制内的战伤控制手术能力，同时将美军条令中层级二的轻机动构想，与北约条令进行链接。[45]编制仅有20人的FRST，无法在组织安全防卫的同时，对伤员进行外科手术。如果美国再次面临二战的场景，层级二的完整编制能力将至关重要，它可以让疾病、非战伤人员与轻伤员重返作战岗位，并后送重伤员至层级三的医疗设施。
3.层级三
层级三的治疗设施属于大型设施，且需要更多开设空间，导致选址变得既重要又困难。合适的地点应位于郊区或安全点，同时也要邻近停机坪，以便战略医疗后送直升机能够顺利执行战区救援任务。此外，各个传统大型会展中心，只要能确保其安全性，也应一并纳入考虑。就好像新冠肺炎带给我们的经验。这些设施具有水电条件，是搭设临时医院的最佳场所。如果从历史角度看，医务专业人员也可以通过借鉴过去的案例来激发可行的创新做法。比如二战期间菲律宾科雷希多岛上的马林塔隧道，原先由美军工兵建造，用作防弹仓库和人员掩体，但后来改成拥有1000张床位的医院。[46]
层级三的设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实时抵达战区内开设。这些设施通常是跟着最后一波部队抵达战区，然后才开始部署，并使用先前预置的医疗资源。如同前文所述，由于野战医院在战区间与战区内的机动能力不足，将影响其早期投入战场的准备工作。未来，美陆军必须找出让野战医院变得更小、更具机动性的办法，以实现早期进入的目标。这方面可以考虑采用中、大型的通用帐篷，易于搭设、拆除及转移，还无须电力系统。一般通用中型隔离所的收容率为3人1户或2人1户，唯一解决方案是在不牺牲功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重量与体积。进行手术还要考虑无菌室的问题，借鉴FRST的经验以及过去20年外科团队在仓库与沙漠等严峻环境下的工作经历，能从中发现一些可以降低风险的方法。是否配备无菌室需要综合考虑维系生存、维持能力与相关性等因素。
医院收容伤员后的机动性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医院要在大规模作战行动（如二战）中与前线部队一同转移，就必须计划伤员转移的准备工作。
在城市的岸滩地带也需要拟制军种联合方案。如医疗船或两栖突击舰可在岸滩待命，直至美陆军野战医院在作战区完成开设为止。另外，陆军的空中后送飞行员必须接受着舰训练，这种资格认证在冲突爆发之前属于优先事项。
最后，美军不应占据或夺取东道国的医院来建立层级三的医疗设施。城市作战行动将导致平民医疗救治需求逐渐攀升。虽然必须维持平民医疗救治的能力，但也要避免压垮军事医疗资源，并避免让指挥官面临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拒绝平民接受救治的困境。这种就地取材建立起来的医疗设施，将产生两个主要的不良影响：一是导致过度依赖美军医疗资源；二是如果当地没有其他医疗设施可收容平民伤员，一定会引发批评美军的严重舆论，甚至助长叛乱分子的气焰。
4.层级四
该层级的医疗点为美国国防保健局（Defense Health Agency）下辖的医院与其他安全地点（包含海外完善的医疗机构）。美陆军医疗保健体系是军事保健体系（Military Health System）的一部分，可接收来自层级三海外战区的医疗后送伤员，能提供后续完善的医疗服务。比如在国防动员后需扩充军医院的能力，国家灾害医疗体系下的退伍军人事务部与民间医院将投入使用，以协助海外战伤官兵后送的护理。另外，民间医院也是美陆军医疗保健体系中关键的医疗资源。[47]
五、结语
美军多域作战面临的棘手战场是城市。过去经验显示，城市容易造成大量伤亡。因此，如果要防范于未然，美军就必须先厘清各层级将遭遇的卫勤保障困境，然后再针对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在层级一，发展长时间战场救护能力、更新老旧医疗系统；在层级二，在旅医疗支援连或是医疗连支持的区域，建立编制内战伤控制手术能力，使战伤官兵能尽快完成医疗救治并返回作战岗位；在层级三，提出开设医疗设施的选址条件与替代地点方案。美军高层应当与相关单位共同检讨改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军队的卫勤保障能力。
城市环境对卫勤保障构成了复杂的挑战，美军如果过度依赖现代科技，一旦在未来多域战场空间对抗实力匹敌的对手，就会在医疗后送与救护上吃大亏。为了避免走到这一步，全体医务人员都必须理解安全防护层面上的差距，同时制定有用的技能与构想，以便解决潜在的问题。
本文编译自美国《军事评论》（Military Review)双月刊2021年9-10月）
（平台编辑：黄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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