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问津
门可罗雀
冷冷清清
狼多肉少
僧多粥少
有价无市
无中生有，无处不在
官渡之战 曹操压上身家性命，跟强敌袁绍拼死相搏
曹操回答说："第二是要擅"赌"。人生竞争激烈，小打小闹何时才能出人头地？只有大赌的人才具有大智慧，懂得在关键时刻舍弃已经拥有的一切而重新开始冒险一搏，最后赢得天下。这就像我们身边的人谁都不比谁傻，但现状是勇敢的文盲和大老粗成功了，聪明绝顶的天才被埋没了，更多的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平庸一生，他们具备不平庸的所有素质，唯独缺乏敢赌的勇气，缺少在关键时刻把身家性命压上，奋不顾身去冒险一搏，哪怕惨败也勇于从头开始！我就在想呀，等到官渡之战时，我要赌人用了降将许攸，再赌命烧了袁绍的军草，这样一路赌来没准能赌个中国首富呢！"
袁绍是汉末时期一位非常有野心的人物，凭借“四世三公”的家族优势，袁绍结交了很多天下名士。
国家中枢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不断，趁着母亲去世的机会，袁绍先为母服丧，而后又以补服父丧为名，将服丧时间延长了六年，有意无意的躲避朝中祸乱，又在暗地里谋划着什么。丧期满后，袁绍拒绝了朝廷的征辟，选择在洛阳隐居。
真正的隐士大多归隐山林，过着田园生活，而袁绍所隐居的洛阳，是汉王朝的京城。袁绍在京城等待机会，此举虽和董卓驻军河东观望局势的行为类同，但从小锦衣玉食的袁绍，其野心远比眼里只有钱和女人的董卓要大的多！
董卓进京后，袁绍无力与董卓斗争而选择出逃，借着讨伐董卓的机会，袁绍也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凭借门生故吏的支持，袁绍巧取豪夺，逐渐在河北站稳脚跟，进而成为汉末时期实力最为强劲的诸侯。
虽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袁绍的很多缺点，确实是在官渡之战以前就暴漏出来的，这也是郭嘉、荀彧等有识之士，拒绝侍奉袁绍的主要原因。后世人们根据袁绍生平的处事风格，将其总结为“干大事而惜身，图小利而忘命”。
干大事而惜身
按《后汉书·袁绍传》：“及（董）卓将兵至，骑都尉太山鲍信说（袁）绍曰：'董卓拥制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
袁绍为了杀尽宫中宦官，怂恿大将军何进召包括董卓在内的四方猛将进京。结果董卓还没到京城，何进便被宦官集团设计杀害，宦官随后也遭到了袁绍的大肆诛杀。
宦官和外戚斗了个两败俱伤，使得军阀董卓，正好坐收渔翁之利。
董卓带兵进入洛阳之后，刚从外面征兵回来的骑都尉鲍信，见到董卓在京城仗势欺人，便劝袁绍趁早将董卓除掉。如果放任董卓坐大，往后必然会被其迫害。
当时朝中的局势，大将军何进被害，宦官也损失惨重，权倾天下的袁家将会理所当然的成为朝中百官的领头人，袁绍的叔父袁隗没有袁绍、袁术这哥俩有野心，那么朝中局势势必会被袁绍兄弟所掌握。即便是袁绍、袁术兄弟俩闹矛盾，当时袁家长辈尚且健在，为了家族利益考虑，袁家内部矛盾也不会闹的太大。
当时京城内外有实力的军阀除了董卓，还有丁原，丁原是忠于汉朝廷或者说忠于大将军何进的，袁绍本就是何进一党，又家大业大，所以袁绍取得丁原的支持也是很容易的。所以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不管袁绍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将董卓除掉之后，袁绍是可以顺利权倾朝野的。
至于成为权臣之后，袁绍是匡扶汉室还是培植自己势力夺取政权，那是他以后要考虑的事情。而眼下除掉董卓，对于袁绍来讲，无疑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件大事，但袁绍却因为害怕董卓，不敢冒这个险！
按《三国志·曹操传》：“是时（袁）绍屯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酸枣，（袁）术屯南阳，（孔）伷屯颍川，（韩）馥在邺。（董）卓兵强，（袁）绍等莫敢先进。”
袁绍从洛阳出逃后，和河内太守王匡驻扎在河内，并联合刘岱、张邈等各地郡守，组成联盟军讨伐董卓。
董卓祸乱朝纲，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是名副其实的国贼。诸侯联合起来讨伐董卓，不管有没有私心，都是为国除害的义举。
董卓在兼并丁原等军阀后，军事实力大增，但关东联盟军的军队数量也有十万之多，在数量上也不比董卓差。
而在将领上，董卓虽然有徐荣，但联盟军也有曹操和孙坚，虽然一度战败，但孙坚还是凭借自身的不错的军事才能，先后将董卓、吕布击败。
袁绍既为联军盟主，就拥有联军的最高指挥权，即便有的诸侯不肯完全遵从袁绍的命令，但只要能给予曹操、孙坚这些积极与董卓作战的人足够的支持，那么讨伐董卓，还是有胜算的。
一旦将董卓击败，拥有绝对优势的袁绍，还是可以登上权臣的宝座的。尤其和董卓进行兵战，并不需要袁绍这个总指挥亲自上阵，其安全系数，远比在洛阳谋刺董卓要高的多。
但袁绍就是觉得董卓强大，死活不肯与董卓交战。最终跑到河北和韩馥、公孙瓒抢地盘。虽说袁绍在河北确实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势力，但他终究是因为害怕而主动放弃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
按《三国志·袁绍传》：“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袁）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
官渡之战前夕，依附曹操的刘备借着截击袁术的机会，杀掉曹操安置的徐州刺史车胄而自立。为了不使刘备坐大，曹操决定先攻打刘备。
袁绍的谋士田丰建议可以趁此机会袭击曹操的后方，这样可以一举将曹操打的土崩瓦解。
虽说袭击战风险极大，但所获得的战果也是非常可观的。曹操用郭嘉；刘备用法正，都曾剑走偏锋，取得了非常大的战果，而像诸葛亮只用正兵不出奇兵，虽然连年征战，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
趁着曹操东征刘备之际，袁绍派出一支奇兵袭击曹操后方，即便不能完全取胜，至少也能让曹操首尾不能相顾。而袁绍又拥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在曹操疲于奔走之时，袁绍大军压境，曹操的处境只会比后来的官渡更加困难。
但袁绍居然因为孩子生病不肯发兵。干大事的时候，袁绍不仅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还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
图小利而忘命
按《三国志·袁绍传》：“董卓呼（袁）绍，议欲废帝，立陈留王。是时绍叔父隗为太傅，绍伪许之，曰：'此大事，出当与太傅议。’卓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
《献帝春秋》：“（董）卓谓（袁）绍曰：'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
在洛阳时，袁绍和董卓翻脸，虽然两个史料的记载在细节上不同，但共同点是，袁绍公然反对董卓，不惜拔刀相向！
这种事情读起来也有些快意恩仇的味道，袁绍敢于公然对抗董卓，其胆魄也是非常值得赞许。但袁绍此举又不免有些愚蠢。
董卓进入洛阳后，行事作风非常霸道，和董卓意见不同的人，董卓常常对其进行死亡威胁，杀起人来也是想杀就杀，非常随意。
而董卓行废立之事时，已经将丁原的军队兼并，论实力，远比当初刚刚进京的时候大的多。
前面说过，在董卓刚进京时，袁绍因为害怕而拒绝了鲍信袭杀董卓的建议，但在董卓实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下，袁绍却公然与之对抗，这不是找死吗？
况且袭击董卓肯定要比公然挑战董卓的胜算要高，已经权倾朝野的董卓，就算没有别人帮忙，袁绍在没有预谋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武力也无法打败勇猛过人的董卓。
所以袁绍公然和董卓翻脸的行为对一个野心家来说，根本毫无意义，简直就是在作死。
按《后汉书·袁绍传》：“（袁）绍在后十数里，闻（公孙瓒）瓒已破，发鞍息马，唯卫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却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众不知是绍，颇稍引却。”
袁绍和公孙瓒在界桥大战，袁绍部将麴义凭借优秀的指挥，将公孙瓒以骑兵为主的部队打的大败而走。袁绍在后方听闻麴义大胜，便放松休息。结果一会儿，被打散的公孙瓒骑兵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向袁绍冲击过来。
田丰保护袁绍躲进围墙避箭，但袁绍却把头盔摘下来摔在地上，说：大丈夫应该临阵斗死，怎么能躲进围墙避难！
袁绍这话虽然说得激愤人心，但未免太过意气用事。如果一个武将能有这样的觉悟，那自然是特别值得称赞，但袁绍的身份是主公。
曹操曾经多次告诫他的大将夏侯渊，说“为将当有怯懦时”，就是说，勇气固然可嘉，但主帅是全军的主心骨，如果主帅没了，那军心很容易就散了。为将尚且如此，何况是当主公的了。
袁绍身边只有一百多士兵，而来攻击他的是公孙瓒骑兵有两千多人，倘若袁绍能像麴义一样凭借优秀的指挥打退进攻，那是非常不错。但袁绍却血气方刚像个二愣子一样，连乱箭都不躲，拿自己的生命当玩笑，倘若这支骑兵知道眼前的这股敌人就是袁绍，那估计以后就没有袁绍了。
袁绍这个人虽然有着临危不惧的品质，但他对事物的判断认识不足，在真正图谋大事的时候往往踌躇不前，却在小事情上舍生忘死，所以用“干大事而惜身，图小利而忘命”来评价袁绍，十分贴切。
赤壁之战 周瑜压上身家性命，跟强敌曹操拼死相搏
小赵谈古论今
发布时间：18-02-1623:09
评价赤壁之战
按照《三国演义》的故事，赤壁之战是以弱胜强的战役，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以少胜多而大败曹军得益于孙刘在强敌紧逼的危难关头而结盟抗战，加上周瑜精密的指挥。而曹操在有利形势下，轻敌自负，指挥失误，终致战败。多年来，对赤壁之战的讨论和评价诸多。
比如，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指出曹操赤壁之战兵败是因为急性血吸虫病。他说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就染上了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加上战时体力消耗，致使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
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列举的中国历史上“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著名战役就列举了赤壁之战。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孙刘联军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并最终大获全胜，其取胜之道是值得后人很好地深思的。
曹操南征荆州时，从十五六万北方军人中抽调出步兵八万人、骑兵一万余人，但调集来南征的军队没有全部都参战。旱路运输限制了出战的兵力。在一条线上，上限兵力只能是五六万，超过此数，不仅道路拥塞，后勤也无法保障。
至于荆州兵，总数或许可达七八万，但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南四郡仅仅被抚定，曹军从来没到过那里，所能动用的就是集结在襄阳等地的二万余人。随后，曹操又留徐晃驻扎樊城，令曹仁镇守江陵。如此算来，东征进抵赤壁的曹军总兵力约七万人。对于孙权方面，基本一致按照《三国志》的明确记载，是孙权给了周瑜三万人马参战，而对于刘备方面，则多数以诸葛亮自己说刘备一万加刘琦一万合计两万为准。大致上均认为是孙刘联军五万人参战。以五万抵抗七万兵力，人们普遍认为赤壁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属实，但双方兵力对比并不十分悬殊。
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但“草船借箭”也并非空穴来风，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有关记载，建安十八年，即赤壁之战五年后，曹操率大军南下进攻孙吴。一天，孙权借江面有薄雾，乘轻便战船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营部署。曹操生性多疑，见江面水雾缭绕，孙军整肃威严，恐怕有诈不敢出战，下令弓弩齐发，箭射吴船。孙权的船很快便落满了箭，船因一面受箭偏重，渐渐倾斜即将翻沉。孙权命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船身平稳后，孙权指挥战船列队，缓缓离去，曹操才明白上了当。这只是发生在孙权身上的一个故事，仅仅是急中生智之举罢了。他并没有计划“借箭”，史书中也没说是草船。三国历史上并没有黄盖使用苦肉计，但诈降确有其事。黄盖为保证无武装的火船不被截击而能够顺利地接近曹军水寨，便向曹操投书诈降。
周瑜的同郡蒋干被曹操派去说服周瑜也确有其事，但并非在赤壁之战中。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把它记在赤壁之战后，并且只有蒋干劝降，没有中周瑜的反间计。而蔡瑁、张允也没有被卷入其中，他们甚至压根就不是曹操的水军都督。此外，曹操很轻易地相信了黄盖的投降，是因为曹操认为，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不甘。历史上通常认为曹军大败的致命原因是遭遇了火攻。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便有关于曹军因遭遇火攻而失败的描写，小说中称曹操是中了周瑜的计，误将战舰相连，后周瑜遣黄盖诈降时利用火攻，一举将曹操的二十几万大军歼灭，弄得曹操不得不败走华容道。而罗贯中所借鉴的史料——晋人陈寿的《三国志》中也有关于火攻的记载。《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载有：“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陈寿生活在晋代，是最接近赤壁之战时代的人，应该说他指出的火攻使曹军失败的原因是可信的。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肯定了这一说法，书中称黄盖“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
由以上证据可见，曹军败在火攻上的确是“证据确凿”。然而，对于这场古今中外都享有盛誉的战争，难免有很多人想要进一步对它进行研究。
赤壁之战兵力
每每提起赤壁之战，总会让人想到它是一场少数战胜多数的战役。但是据史书记载，孙权的总兵力约在7-8万，但是部队分散不利于调动，于是孙权派了3万人给周瑜，用于和曹军直接作战。而刘备的军队以自己的一万加上刘表长子刘琦的一万，合计约为两万。所以，总的来说刘备与孙权的兵力总的为5万左右。
对于曹操的士兵数量，历史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其实，曹操当时的总兵人数约为23万人之多，据曹操自己说是80万左右，然而80万是个非常虚的数字，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说80万首先是想在心理上压制住孙权，让其不敢进行抵抗而投降。其次，曹操在北方有300万的人口，然而这个数字是曹操总共拥有的人口数，除去老弱病残的人，生产的人力以及各地的当差人员等，曹操最多只有35万能带到荆州。同时，根据史料上的记载，周瑜把曹操的兵力汇报给孙权时，称兵力才有15~16万人左右，而刘表的儿子刘琮带着约7万人投降了曹操，所以当时曹操的军队约为23万人。当然也有人对周瑜汇报的数据有所怀疑，但作为一个军队里的重要将领，对打探到的情报要有一定的把握，不可能为了为军中战士壮胆而虚报数字。
所以，总的来说，两方的兵力悬殊并不像5:80那样夸张，也就差不多是在5:23之间。大家现在是不是已经了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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