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此文以缅怀庄先生。
上面这幅书法作品是庄则栋先生（以下行文称庄先生）赠予我的。
书法作品诠释：
正文是号称清代“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为己所绘“竹石图”画作配写的“竹石”诗篇：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犹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
款识：板桥居士诗 甲子年 庚子 北京 繁钧同志嘱正 则栋笔
其中的“甲子年”系农历甲子年（公历1984年）。
其中的“庚子”系“农历庚子日”（公历9月3日）。
最后的“繁钧同志”：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不兴“称兄道弟”，且人与人之间的称谓也远不像今天这么“多样化”。当时主要有两种称谓方式：一是称“师傅”，二是称“同志”——庄先生称我“师傅”显然不妥，故选择了“同志”。
每当看到这幅龙飞凤舞、大气磅礴的“郑板桥诗作”，怀念之情便油然而生，虽尘封往事却历久弥新-----
一
时间回到1984年春天，我当时在一个建筑公司下属的施工队工作。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公司办公室电话：领导决定委派你去协助庄则栋办事儿——让我协助庄先生办什么事儿呢？电话里没说，只是告诉我：会尽快安排庄则栋和我见面。
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庄先生见面时的情景。
见面地点是在西单十字路口北边路西皮裤胡同原“一轻局”（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的简称）办公大楼内的一个小会客厅。当我推开门，庄先生便从正对着门的椅子上起身，向我大步走来，怹满面笑容地握住我的手，落落大方而又热情爽朗地说：“朱局长（时任北京市一轻局局长）刚才还和我聊起你呢，他开会去了。我本人就不用介绍了，大家都认识我。你的名字我也知道了——繁字辈的，孔子的七十四代后裔，我以后就叫你小孔，你就称我老庄吧。”听庄先生如此一说，倒是省得做“自我介绍”了，于是我迅即打量了庄先生一眼：怹身着略有些褪色而干净整洁的深蓝色运动衣裤，留着板寸头，双目炯炯有神，体态健硕，充满活力，显得十分干练。接着，庄先生就将准备让我协助怹办的事情做了简单介绍：怹“承接”了几处院落的“房屋修缮工程”（都在东城区且系私宅），拟让我与怹共同完成此项工作。看到我脸上的茫然、不解之色，随后庄先生便将怹“承接工程”的缘由做了说明。
庄先生其时正“赋闲在家” ：前些日子刚从山西省太原市返京，到国家体委报到后尚未安排正式工作，现居住于东城区前圆恩寺的家中。
得知庄先生又回到北京后，看望、问候、叙旧的老邻居、老同事、老朋友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寒暄过后，有些人便很委婉、很客气地向庄先生提出“帮忙”的请求。“帮忙”事项涉及到不少方面：如早日落实“私房政策”并归还自家“文革”时被查抄的房屋；介绍名医给亲属诊病；给孩子“调换工作”（注一）；房屋修缮------
这些请庄先生帮忙的人，有的是世交，有的是老街坊，有的是发小儿、玩伴、同学，其中还不乏有人曾在庄先生“被审查期间”及不在北京的几年间对怹家“施以援手”。庄先生本就是位善良、豪爽、知恩图报之人，故此怹对客人所提的请求，经过思考后，感觉只要不是特别为难的，就应承下来。
庄先生之所以能够应承客人的一些“帮忙请求”，是因为怹心里有底：凭借怹的人脉关系，“帮忙请求”中涉及到的单位负责人，要么过去曾是关系不错的老朋友要么则是能够说得上话的老相识，因此有些在一般人看来不易办到的“帮忙请求”，对怹而言倒是并非难事。
令庄先生感到为难的恰恰是关于“房屋修缮”的帮忙请求——不明就里，无从下手。于是找到了老朋友——北京市一轻局朱局长，朱局长遂安排庄先生与我供职的单位领导取得联系并商定：由我们公司出材料、出工人、负责施工，工程竣工后由庄先生出面与公司财务部门结算工程款（怹负责向房主要钱）。
接着， 庄先生便将几处准备施工的地点、工程概况及需要我做的事情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听完庄先生的介绍，我已然有了大致的了解：这几处“房屋修缮”的工程量虽然都不大，但是很琐碎，且关系到好几个分部、分项工程：如砌砖工程、抹灰工程、门窗制作、门窗安装、油漆粉刷、屋面防水等等。而需要我做的事情可着实不少：现场勘察、施工预算、工程报价、材料计划、材料进场、劳力安排、工人进场、确定工序、技术交底、安全交底、质量监查、工程进度、竣工结算等。
二
与庄先生会面后的第三天就开始施工了。
记得第一处房屋修缮工程位于南锣鼓巷的景阳胡同，这是一个很规整的四合院：正房（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两间，院子的西南角有个厕所（旱厕）。景阳胡同曾经是庄先生童年、少年时居住的地方，怹对这里很有感情。这处工程的房主（产权人）是庄先生的发小及同学的父亲，院内的三间北房由房主居住，院内其余的房屋皆由“承租户”居住。文革中“承租户”所住房屋都被房管局接管。1983年“落实私房政策”工作全面展开后，产权人和承租人在继续维持房屋租赁关系、执行政府规定的租金标准之前提下，带户发还了私人出租房。因为前些年维修不利，院内的房屋现状几乎都需要修缮。工程项目包括：有的屋顶要掀掉旧瓦更换新瓦、 有的屋面要重新做防水、有的居室门窗需要重新油漆、有的室内陆面开裂、缺损需要重做以及所有房屋的内墙粉刷等。此外，拟在院落东南部的空闲地盖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小房（房主子女大了，住房紧张）。
开始施工后，庄先生每天都要来看一看，随着见面次数增多、频繁接触，庄先生很快改变了对我的称呼：不再叫我“小孔”，而是称我“繁钧”。庄先生在施工现场还明确表示：让房主以后与施工方直接联系、沟通，不必再通过怹这个“中间媒介”了。
此后，庄先生便不再每天到施工现场“巡视”，只是偶尔外出办事路过时会过来看一看——更多的时间则用于操办其他的事情了。
在施工期间，我还有机会结识了两位也来“给庄先生帮忙”的朋友。这俩人都与我年龄相仿：其中一人姓杨，其父是兰州军区的一位副军长，本人在北京戏曲学校工作，任文化课教师。另一人姓金（满族），在“国营125厂”（军工保密企业，对外则称为“北京曙光电机厂”）上班。说来很有趣，他们二人纯属出于对庄先生“传奇经历、悲喜人生”的好奇，就是想走近现实中的庄先生，通过接触庄先生进而了解庄先生。于是，他俩通过朋友的介绍与庄先生认识后，便心甘情愿地“义务”帮助庄先生“跑腿儿”、做事儿。他们两人与我不同：只能是“忙里偷闲”地来。比如小杨，得趁着学校没有安排他的课前来；而小金呢，因为工作时间是“三班倒”，所以得等“倒夜班”时白天抽空儿前来。
小杨阅历丰富、知识面宽、善于表达且说话风趣、幽默，他将我们的“三人组合”戏称为“庄办”（帮助庄则栋先生办事儿），因为他在“庄办”中年龄居长，而且我和小金认为他确具“领导范儿”，所以我和小金便亲切地将他视为“庄办主任”，称他为“主任”，小杨呢，一开始不习惯，后来也笑呵呵地默认了。小金呢，为人稳重、待人真诚、做事有板有眼。我们三人意气相投、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十分惬意。
小杨因为是“高干子弟”，因此他的消息来源广泛。他经常很“神秘”地透露给我不少“内部消息”，而其中有些“内部消息”亦确实在以后陆续得到证实。
小杨还曾告诉我他所知道的不少有关庄先生的“传闻”及不为外界所知的“内幕”，其中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小杨说：听人讲，1980年10月，老庄（小杨对庄先生的称谓）结束了4年隔离审查的生活，被暂时分配到山西省太原市，教省乒乓球女队打球，担任没有伙食补贴的非正式教练，一个月工资只有70元。老庄去山西前，山西的乒乓球队30多年来是全国比赛的“垫底队”。老庄到山西任教练后，他负责训练的女队和即将参加第37届世乒赛的中国女队打友谊比赛，结果是中国女队几次败在山西女队手下，此事当时在中国乒乓球界引起了不小的的震动及反响。特别是被老庄看好并着力培养的右手横拍打法的管建华，一人就独胜6场，打败了世界冠军曹燕华及戴丽丽、耿丽娟等国内一流选手。为了能让管建华调入国家乒乓球女队，进一步提高其技战术水平，以期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为国家效力，老庄上下活动、四处奔走， 终于如愿以偿——1983年管建华以优异成绩进入国家队，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削球手，并成为山西省第一个获得“国家级运动健将”的运动员。
小杨还说：老庄在山西担任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时，与在异地临汾市工作的同门师弟钮森两人合作写了一本书，名为“闯与创”。老庄在打球时就是一位勇于创新、勤于动脑的运动员，在担任教练员以后，老庄根据多年的运动生涯，从而系统地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战术训练方法和比赛心得、感悟，写出了这样一本乒乓球技术论着《闯与创》。但是，没想到这本书的出版却是“充满曲折、异常艰难”。就“闯与创”一书的出版一事，他还跟着老庄一起联系过几家出版社，刚开始接触时对方都很热情、感兴趣，但收下“书稿”后时间不长，对方就很委婉地通知老庄：领导经过研究，认为暂时不宜出版，请老庄尽快将“书稿”取回。这样的事情，仅他就亲身经历过两次。
现在看来并可想而知，庄先生当时为了出版“闯与创”一书联系过的出版社一定不在少数，怹大概对这件事已经“见怪不怪”、处变不惊了。
在庄先生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努力下，“闯与创”一书终于在次年（1985年）由“展望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社会反映很好，在国内多次印刷发行。
这本书至今仍然堪称乒乓球教练员的宝典，也是庄先生对中国和世界乒乓球的又一贡献——这是后话。
小杨还曾讲给我一些其他的社会逸闻趣事------
三
景阳胡同的房屋修缮工程结束后，庄先生又先后带我去灯市口附近的遂安伯胡同、王府井西边的大阮府胡同、东单北边的北极阁二条、交道口附近的分司厅胡同、前圆恩寺胡同等处施工。
记得去分司厅胡同施工以后，因为距离庄先生家近了，怹便开始邀请我去其前圆恩寺的家中做客；而到前圆恩寺胡同施工以后，庄先生只要外出回家早，就顺路叫上我到怹家去聊天。
庄先生的家位于前圆恩寺胡同东口不远处路北的一处普普通通的院落。
刚开始到庄先生家做客时，基本上就是庄先生在说，我在听，我很少插言。庄先生的记忆力极好且十分健谈，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还没有网络，人们获取、得知信息的渠道、方式十分有限，远非今日可比，所以我对庄先生讲述的内容都很感兴趣：或是从未听说，或是此前对某件事只知道个大概而从庄先生这里才了解到事情之来龙去脉、原委真相。
庄先生所说内容涉及范围很多、很广，但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则是庄先生的“乒乓情缘”及与怹“运动生涯”相关的人和事儿。
庄先生说：他是1940年在扬州出生的，他的家庭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家庭。1945年5岁时来到北京，因为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壮实，于是次年父亲就让他到北京的“四民武术社”拜师学习武术，一学就是六年。1947年到1953年，在离家不远的分司厅小学读书，不久，就喜欢上了乒乓球运动。小学毕业后，升入北京22中读初中。他14岁时乒乓球已经打得很不错，很多同学都败在他的拍下。1955年，他获得了北京市二十二中的乒乓球单打冠军。这时他的乒乓球水平，已在北京市打乒乓球的中小学生当中名列前茅。他很想进入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球队训练、学习，便在1955年末找到了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球小组，遗憾的是当时该小组的人员已满，负责乒乓球小组训练的辅导员庄正芳遂提出让他进行擂台式的考核比赛，结果他获得全胜，于是被破格收入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球队。1956年2月，他第一次夺得北京市少年乒乓球比赛的冠军，此后又取得了第二次北京市少年冠军。1957年春，他参加了北京市的成人比赛，获得了单打第三名，此后便得以代表北京队参加全国比赛。
庄先生说：他对乒乓球运动的认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始比如从1948年那会儿只能算是玩儿，到1953年、1954年才有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以后在一些比赛中，开始崭露头角，并陆续取得了一些好成绩，但这时候对乒乓球运动的认识仍然是感性的、模糊的，且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庄先生说：从1956年到1963年，他在乒坛驰骋，特别是1959年后，通过比赛、训练、教练的悉心指导，使他的乒乓球水平得到质的飞跃。
庄先生说：他通过接触、观察后感觉凡是“左推右攻”型的选手，一般都很灵敏，比“两面攻”型打法的选手反应要快、要迅速。而他感觉自己是属于反应比较慢的人，在实战中对方一进攻他，如果自己想防守，那就需要反应能力很快、很强，而这方面正是他的弱点，他很难防住对方。因而他认为自己不太适用“左推右攻”这种打法，所以他选择了“两面攻”这种大刀阔斧的打法——这种打法直截了当，可以先打在对手的前面。但是，这也迫使他必须一门心思地在“先”字上面下功夫，如此一来坏事反而变成好事了——好比笨鸟向灵鸟方向转化，促使他后来创造出“中近台两面攻”打法。
庄先生说：他体会大凡创造者中有不少都是非常聪明的人，而像他这样的人能够有所创造、有所创新，靠的则是常年不懈的苦练、勇气和毅力。
庄先生说：如果说模仿和借鉴，是从现成的东西观摩得来的，那么创新就是前所未有、无章可循的，就必须要付出别人所未付出的代价。
庄先生说：他认识到，自从走上了“中近台两面攻”的道路，也就开始了他“闯与创”的生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琢磨、体会，动作是基本上掌握了，但还只是初具雏形，于对手还不能形成速度和力量的威胁。接着，他又再探索、尝试，琢磨出并采取了在击球之前，先支出小臂的肘关节，击球时肘关节猛地往回收缩而加大力距——因为这个动作是符合物理学之杠杆作用的，且在实战中看到了效果，这样“中近台两面攻”打法就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成效的鼓舞下，对手腕的作用再进行思考、改进，从而让手腕不但具备调节的功能，还进一步发挥出手腕的潜力和作用——突出了手腕独特的发力功能，并且在实战中尽量做到让手腕向后收、向前甩，这样反手击球的爆发力就出来了，威力也愈来愈明显，逐步形成、完善了“中、近台两面攻”打法。但是必须指出：若没有前人的引导、示范，比如在国内首先创立“中、远台两面攻”打法的着名乒乓球运动员王传耀等运动员，那么结果必然会是两样的。
庄先生说：在他的乒乓球运动生涯中，有几位教练对他的指导功不可没。他曾有幸先后接受过五位教练的指导：第一位是在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球小组时的靳声华指导，靳指导曾经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比赛的乒乓球冠军。第二位是国家队派到北京市少年宫的黄应粦指导，黄指导曾经是广东省的着名乒乓球运动员。第三位是梁焯辉教练，他是中国乒乓球队的第一任教练，也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代宗师。第四位是庄家富教练，庄教练曾经担任国家队的乒乓球教练。第五位是傅其芳教练，傅教练也曾经担任国家队的乒乓球教练。傅教练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教练，在当运动员时曾获得过国内男子单打的亚军，球路十分刁钻。
庄先生说：除了教练的指导，国家乒乓球队的不少队友都给过他可贵的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62、63年，在苦练正反手攻球的“弹打技术”时，由于这项训练都是在白天正规训练以外的晚间中悄悄进行的，而当时从浙江队来到国家队的吴小明，基本上每天晚上都陪着他补课，极少间断，这种帮助、这份情谊，真是终生难忘。
庄先生说：他就是这样在前人的关怀及队友的帮助下，多方吞纳、博采众长、独具一格，成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辉煌。
庄先生说：其实说到教练，除了铭记并感谢北京市少年宫、国家队的“科班”教练，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也值得一提，这个人名叫多子杰。那还是1954年在东城区22中上学时，当时他的球技在学校里已无对手，进而步入社会遍寻高手较量，有一段时间经常去东城区“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与成年人打球、比赛，他虽然还是个未成年的中学生，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发怵，而且对方往往都败在他手下。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这位名叫多子杰的工人师傅，这位多子杰师傅当时在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球技也是技压群芳、独占鳌头。记得多子杰师傅在北京摩托车厂上班，厂子在东直门外的十字坡。这位多子杰师傅话语不多，左手横握球拍，球路很怪，刚开始与多子杰师傅交手时，很不适应。在此期间，多子杰师傅曾数次热情、耐心地指点、传授给他一些“实战技巧”并使他明显获益。在自己的乒乓球运动生涯中，这位多子杰师傅可算是他在接受“系统、正规”训练以前，在民间有缘结识的一位“在野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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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以后，回想起当年庄先生在其前圆恩寺家中对我道出怹人生经历时的情景，我感觉那个阶段的庄先生就好似一直在有意观察、寻找一个能够倾听怹诉说心中积存话语的“对象”，而我则适逢其时地成为一个契合怹“标准、要求”的听众人选。
从庄先生那极具磁性的男中音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地讲述中，令我明显感觉到怹那种从骨子里对乒乓球运动难以割舍的热爱之情。庄先生的这些回忆话语，表达流畅、自然，听得我十分痴迷。听着庄先生的讲述，望着坐在对面的庄先生，我感觉怹就像个和蔼、亲切的兄长甚或就像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儿——这才是真实的庄先生：憨厚、淳朴、坦诚、率真------
四
去过庄先生家几次后，记得有一次庄先生讲完后问我：“繁钧，你怎么光听我说，什么也不问啊？”
“我觉得，该说的无需我问，您自然会说的。”我回答。
闻听此言，庄先生只是盯着我看了看，什么也没有说。
再次应邀去庄先生家时，“繁钧，你也跟我聊聊你们家的事儿吧。”庄先生对我说。
“聊哪方面的呢？”我回答。
“随便聊，像家里几个兄弟姐妹、过去都在哪儿上学、现在工作怎么样啊，还有你觉得有意思的事儿，都行。”庄先生接着说。
于是，按照庄先生所出的“题目”，我开始“一一作答”。
当听我说道“家中有姐姐、哥哥、妹妹、弟弟一共八个孩子，一开始母亲还在外工作，后来身体不好，而且为了把孩子教育好，不得已辞职回家。当时家庭生活很困难，有好几个孩子上小学时都是免交'学杂费’的，但是学习成绩都很好”。
庄先生问道：“有上大学的吗？”
我说：“我大姐孔繁璞中学在师大女附中、大哥孔繁祚中学在师大男附中，姐弟两人先后考上了北京大学，都是化学系的；我二哥孔繁鐸也是师大男附中的，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是天文系的，他们在大学，从入学到毕业都是享受'一等助学金’的”。
庄先生一边点头一边说：“不简单，这么困难的家庭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还都是名牌大学的，你母亲这个人有眼光、有头脑。”
当我接着讲到“我大哥与庄先生同岁——都是公历1940年（农历庚辰年、属龙的）生人，在北大化学系学习时，因学习刻苦、成绩优秀，颇受我国杰出的化学教育家、北大着名教授傅鹰的青睐。改革开放后，1981年曾以中国科学院'带薪、公费派遣’的身份前往美国进修、学习”。
庄先生点头表示赞许地说道：“你大哥够出色。”
当听我继续说道“我们兄弟几人都喜欢打乒乓球，庄先生获得'世乒赛男单冠军’后受邀去北京大学、师大男附中作报告时，我大哥、二哥都见过庄先生；我是小学时就见过庄先生”。
“繁钧，你在哪儿见过我啊？听我这么一说，”庄先生立刻来了兴趣、很好奇地问道。
我说：“您认识宋育才吗？”
庄先生说：“是那个六十年代中期获得过'北京市乒乓球万人比赛冠军’的宋育才吗？”
我说：“就是。”
庄先生又说：“认识，我还指导过他呢。”
随后，我便将“小学就见过庄先生”的经过做了如下介绍：
我是宣武区虎坊桥小学的，宋育才与我同年级不同班。“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庄先生获得冠军以后，北京市各个学校掀起了一股学习打乒乓球的热潮。宋育才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很早就学会了打乒乓球，当他得知“北京先农坛业余体校乒乓球训练班”（以下简称“乒乓球班”）从小学招收学员的消息后，就带着我们年级几个同学去报考，同去的几个人都考中了，只有我技不如人未被录取。
从“乒乓球班”出来，我一眼就看到了隔壁的“中国象棋训练班”的招牌，马上灵机一动：如果能够通过考试被“中国象棋训练班”（以下简称“象棋班”）录取，以后不就有机会能“打蹭球儿”了吗？想到这里，推门就进了“象棋班”。进门后，只见一位带着老花镜、面目慈祥的老者正给两个小学员就对弈棋局进行讲解，见我进来，微笑着问我找谁，我便将来意说明。
老者说：“小学生，你来的不巧，'象棋班’的招生已经结束了。”
听闻此话，我顿时无语，看了看正在对弈的两个小学员，恋恋不舍又十分失望地向门口走去，就在正要去拉门时，突然听见身后的老者大声说：“小学生，你先回来。”我马上回身，走到老者跟前。
老者笑眯眯地对我说：“看你这么想学象棋，这样吧”，怹指了指刚才那两个对弈的小学员，“你和他们俩一人下一盘，如果你把他们俩都赢了，我就让你留下来，怎么样？”
我那时人小，头脑也简单，立刻高兴地答应：“行。”
于是，老者先安排一个虎头虎脑的小胖墩儿与我对弈，看得出来，这个小男孩儿和我一样的头脑单纯，且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巴不得马上将我赢了，给“象棋班”争光。老者让我俩抛掷硬币“猜先”，小胖墩儿（巧的是：以后一起学习象棋，别的孩子也称呼他“胖墩儿”，久而久之，他的真名实姓反倒被人淡忘了）猜得“先手”，选择了“中炮屏风马过中兵”的传统流行开局，我则以“列手炮”相应。开局后对方立刻展开了疾风暴雨式的进攻，我一面防守，一面寻机反攻。天赐良机——小胖墩儿因为“立功心切”，走了个“勺子”（即错着儿、漏着儿）被我抓住并随后“返先”。
此时，谢教练（听别的小学员这么称呼老者——后来得知这就是谢小然先生。谢先生既是象棋名家，也是象棋界权威裁判并曾经参与“中国象棋规则”的起草暨编撰工作，同时还是一名象棋教育家）从别的对弈棋桌巡走过来，先是看了看盘面，随后看了看胖墩儿——胖墩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谢教练又看了看我，然后叫着另一个学员的名字说：“王长青（注二），你和这个小学生下一盘。”王长青应声走过来，我一看，就是我进门时看见的、接受谢教练指导的另一个小学员。谢教练仍让我俩用硬币“猜先”，王长青同样猜得“先手”后，以“仙人指路”开局，我以“飞相局”相应。王长青显然比胖墩儿棋风稳健，从容不迫、不疾不徐、有板有眼、绵里藏针地向我展开进攻，我立刻感觉出他比胖墩儿棋力强，遂小心应对。双方你来我往地走了大约二十多个回合后便进入中局阶段，此时的盘面仍然呈“平稳态势”，我“偷眼”望去，王长青脸上已经沁出细细的汗珠——显然他也有些着急并加快了进攻节奏，我继续谨慎落子，随之棋局进一步演变为“双方互有顾忌的胶着状态”。
这时候谢教练再次巡走过来，看了看盘面，又看了看我，笑着对我说：“不用继续下了，你留下吧。”
随后，谢教练便叫上我到了隔壁的“教练办公室”，对屋里另一位老者说：“侯教练（侯教练即北京市的中国象棋着名棋手侯玉山，当时也担任“象棋班”的教练工作），我们班又收了个小学员。”
说完，谢教练就让我登记、填表，办完“入班”手续后，便发给我一张用硬纸板制作的、十分简陋的“先农坛业余体校出入证”。
当我讲到这里，庄先生笑着说：“繁钧，你讲得倒是挺有意思的，可是这和你跟我见过面有什么关系啊？”
我答道：“您别着急啊，我这就该说'正事儿’了。”
随后，我接着说下去：进入“象棋班”学习后，果然能够“钻空档、瞅机会”去“乒乓球班”过过瘾，但因为毕竟不是人家班里的正式学员，所以偶尔被“乒乓球班”的张教练撞见，就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被老师发现似的赶紧“开溜”，倒是张教练对我很宽容，装作没看见、若无其事地就走开了。如此一来，我以后寻机再去“乒乓球班”打球儿，就更为放松、随意了。
有一天下午，“象棋班”刚开始上课，“乒乓球班”和我很要好的一位同学，急匆匆地将我从“象棋班”叫出来，告诉我：张教练刚才说今天要组织“乒乓球班”的学员去北京体育馆（现在的龙潭湖公园附近）观摩学习”国家乒乓球队”的训练，“乒乓球班”有个小伙伴请假没来，他已请示并得到张教练的允许，赶快过来问我愿不愿意“顶替”前往。我喜出望外且忙不迭地表示：愿意、愿意。于是我跟谢教练请了假，随“乒乓球班”的学员一同去了北京体育馆。
从先农坛业余体校出发时，张教练发给“乒乓球班”每个学员一个小马扎，安排两人一组分别坐在乒乓球台两边挡板以外。同时交代我们：除了观摩学习国家队运动员的训练，还有一项工作：帮助捡乒乓球儿。
“捡球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原来那时的国家乒乓球队训练馆，在每个球台两边大约2米处各设置有一块高度约1米的挡板。训练时也不像现在这样提供成筐的乒乓球，而是就使用一个乒乓球，打坏了再换一个新球。这样一来，当乒乓球落在挡板内时，运动员捡球儿还比较方便，而一旦乒乓球出了挡板以外，运动员就要跨越挡板去捡球儿，有时候乒乓球随着惯性滚出很远，运动员还要小跑着去追着捡球儿，如此肯定给运动员的训练带来不便。
因此，我们这些前来“观摩学习”的小学员们，只要看见乒乓球朝着挡板外“飞来”，便立刻眼疾手快，在第一时间、第一落点捡到乒乓球（有时候看准乒乓球的“飞行方向”，在空中就将乒乓球抓住了）后，以最快速度抛向运动员（来时张教练特地强调：为了不耽误运动员的训练，捡球、抛球一定要越快越好）。
我清楚地记得，张教练安排我和同学两人坐的位置恰好是在庄先生训练的这个乒乓球台两侧。那天是庄先生和队友周兰荪同台训练，而我坐的位置是在周兰荪的背后。我每次捡到庄先生大力扣杀过来的乒乓球时，周兰荪已经回转身，我便立刻将乒乓球抛向周兰荪。遗憾的是：因为我那时候眼睛已经近视（而自己却并不知道——且这种现象当时在小学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虽然距离庄先生并不远，但我根本看不清庄先生的面容。只记得我那天精神高度集中，眼睛始终盯着打过来的乒乓球，而我站起来捡球的次数、抛球的动作明显地比坐在周兰荪身后的我的同学要多一些。
这一次的“观摩学习”活动，很长时间都是我在小学同学中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亲眼看见了世界乒乓球单打冠军庄则栋”，则更成为我人前人后炫耀的资本。此事过去不久，同学们便给我们这几个给“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捡球”的人起了一个“雅号”，名为“小球儿弁”，后来又叫成了“流俗顺耳”的“小球儿屁”。
在我讲述这段上小学时曾与庄先生偶然谋面的话语时，庄先生时而点头微笑、时而沉思做回忆之状，待我全部说完后，庄先生说：“繁钧，你说的给国家乒乓球运动员训练时捡球一事儿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我还有印象，那正是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
庄先生又说：“不过，体校的小学员帮助运动员捡球这件事儿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很快我们训练时就配备了成筐的乒乓球，训练结束后运动员只要把散落在乒乓球台附近的乒乓球捡回来装到筐里就行了，没想到你还赶上了给运动员捡球儿。”
庄先生接着又说：“我记得来帮助捡过球儿的除了你们先农坛业余体校的小学员，还有离北京体育馆比较近的崇文区少年之家和宣武区少年之家两处乒乓球班的小学员。像北京市少年宫、东城区少年之家、西城区少年之家的乒乓球班小学员来的时候，就再也不用捡球儿，真正是观摩学习了。”
说完这些话，庄先生又朗声笑着说道：“繁钧，看来咱俩是有缘啊。”
五
此后，庄先生再邀请我去怹家聊天时，话题就变得宽泛多了。
庄先生喜欢读书，因为经常习练书法，所以对诗词歌赋更是情有独钟。庄先生在聊起熟悉的古代诗、词作家时，怹曾问过我喜欢哪个诗人、哪首诗作，我表示：在庄先生讲到的这些人中，我比较喜欢唐朝诗人刘禹锡、南宋词家辛弃疾、清代名家郑板桥等人的文学作品，尤其欣赏刘禹锡的“陋室铭”及郑板桥的“竹石诗”等。
有一次，庄先生正和我聊着天，小金突然前来，“汇报”庄先生交办事宜的进展情况 。功夫不大，小杨因为外出办事路过交道口，也顺路来到庄先生家串门。庄先生见我们三人同时来到怹家，很是高兴，主动提出要与我们三人合影留念，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要去隔壁请怹母亲雷仲如女士过来帮助摄影。小杨见状大喜说道：“老庄，今天我们学校外出参观，让我负责拍照，照相机就在我包里呢，你请雷阿姨过来给咱们照就行了。”
那天，不仅留下了庄先生与我们三人的合影，庄先生还分别与小杨、小金和我单独拍照留念。
大约过了十来天吧，小杨将“合影照”及我与庄先生两人的照片交给了我，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小杨在“合影照”下方的隽秀题字：前世界乒乓球单打比赛“三连冠”庄则栋先生“会见”并与“庄办”人员合影留念。
令人扼腕的是：几次搬家竟然都不知是哪一次将如此珍贵的两张照片丢失了——每次看到庄先生赠予我的书法作品，便想起了丢失的那两张照片，心中的追悔之情顿时溢于言表。
假如这两张照片仍在，定予此文“以壮文兴”。
说来还有一件憾事，那就是与庄先生交往期间，竟没能在一起吃过一次饭。其实，吃饭机会还是有的：有一次受邀在庄先生家聊天，天已经擦黑了，庄先生的母亲叫着怹的名字说：“则栋，待会儿你叫上小孔过来一块儿吃晚饭啊。”我觉得在庄先生家吃饭不妥，赶快以“家中有事”为由起身离去了。
六
1984年8月末，庄先生承接的、由我单位负责施工的“房屋修缮工程”基本告竣。
9月中旬的一天，庄先生给我单位打电话：约好让我到怹家去一趟。
受邀到庄先生家，甫一落座，庄先生就从书柜中取出一个裱褙好的“书卷轴”，“书卷轴”中间扎着鲜艳的红丝线，煞是好看。庄先生将“书卷轴”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然后说：“繁钧，这是我给你写的郑板桥的'竹石’诗，'款识’上特意题写了你的名字。以前朋友、同学让我写字，'款识’上一般是不写对方名字的。”见我拿起“书卷轴”仔细端详、爱不释手，庄先生突然改用玩笑的口吻对我说：“繁钧，说起来我也算个名人了，以后我如果不在了，你要遇到难处，可以拿我这幅字去卖，一看'款识’上面有你的名字，买主就知道不是'赝品’，是庄则栋的'真迹’，没准就能卖个好价钱，给你帮上点儿忙呢。”
话一落音，不待我回应，庄先生自己就笑出了声。
没想到庄先生“卖字”的话竟然“预言成真”。
相关媒体曾报道：------庄先生的第二位夫人佐佐木敦子没有工资，没有医保。为了保障夫人日后的生活，庄先生生前即决定拍卖自己的书法作品。庄先生去世后，“北京荣宝拍卖公司”于2013年3月30日，将庄先生身故后留下的遗世143件书法作品在“北京荣宝新春拍卖会”上进行了公开拍卖。这些上拍的书法作品中，除14件为庄先生珍藏的友人馈赠作品外，其余的129件均为庄先生亲笔书写。
七
庄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市少年宫工作后，我除了偶尔去看过怹几次外，与怹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庄先生与佐佐木敦子女士成婚后，我便再也没有去过庄先生位于前圆恩寺的居所。
此后，与庄先生的来往也越来越少了。
2008年得知庄先生患病住院，我前往看望庄先生。
待病房中看望怹的人离去时，庄先生问我：“繁钧，你现在和小杨、小金还有联系吗？”
我说：“自从您到少年宫上班后，我们之间的来往就少了，以后慢慢地就断了联系。”
闻听此言，庄先生不无遗憾地说：“他们两人也是到少年宫看过我几次后就和我断了联系。如果现在还有联系，咱们几个人再一块儿聊聊天多好。”
庄先生接着动情地表示：我这一住院，就常想起过去的事儿。一想起1984年你们三人和我在一块儿的日子，就觉得好像昨天的事儿是的。1984年到1987年我和佐佐木敦子结婚前这几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又一个“低谷”。特别是1984年，我刚从太原回来，工作暂时没有落实，外出办事要么不顺、要么碰钉子，而有的朋友、同学、老街坊对我当时的处境并不知情，还请我帮忙，我又不好推辞，不少事儿都是你们三人帮我办的。
听了庄先生的话，我也表示：每当回忆起和庄先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感觉即亲切而又难忘。
庄先生话题一转，突然问我：“繁钧，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送给你郑板桥的那首诗吗？”说罢，不待我回答，接着说：“ 那也是我的一种情感写照啊，我当时就觉得，只要心中有信念，就应该在逆境中远离、忘掉消极情绪，正视现状、蓄势待发，唤起内心的精神力量，以过去打球取胜的勇气来实现心中的目标，一定要继续努力、坚持下去。”
庄先生还对我讲了怹近些年对人生感悟的“六然” ：凡事有其自然 遇事处之泰然 得意之时淡然 失意之时坦然 艰难曲折必然 历尽沧桑悟然。
听庄先生如此说，我顿觉又加深了对庄先生的了解，对怹又增加了几分敬佩之情。
与庄先生的相识、交往成为我人生中难得的一大乐事，每每回忆起来，心中溢满眷恋。
今年8月25日是庄先生诞辰82周年。
撰写此文以缅怀庄先生。
注（一）：1984年时“调换工作”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辞职、应聘、招聘、入职这么简单。当时的北京仍然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属于“门类齐全”的、典型的“工业城市”，且企业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差别，因此要想从“小工厂”（集体所有制）调到“大工厂”（全民所有制）——“托人说情”是十分常见的途径（全民所有制是有指标限制的，不是说进就能进的）。
注（二）：“王长青”这个名字为什么记得如此清楚？皆因他与我不仅当年同为“北京先农坛业余体校象棋班”的学员，而且“因缘重聚”——三十年后我俩又成为同一个小区、同楼居住的邻居、朋友。
作者介绍：孔繁鈞，1950年出生，北京四十三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1968年赴内蒙古乌盟四子王旗三元井公社插队，曾在大队所办学校任民办教师。1976年办理病退回京。回京后先后从事工程管理、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工作。退休后在国家博物馆从事“义务讲解”工作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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