觐见皇上
沈宁
在最惨淡的岁月之中，我家也碰上一件略带喜气的事：父亲有机会觐见皇上。
末代皇帝溥仪先生被判战犯，服刑十数年后，被释放，走出抚顺监狱。中央决定专门做一篇报导，藉以宣示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不过那个年代，中国文艺界还在拼命努力，争先恐后制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种种神话故事，尚顾不得末代皇帝的逸闻趣事，清宫秘史之类文字纪录，只有对文史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们会读一读，市民俗众忙于追随革命潮流，完全没功夫享受娱乐，而且也不把阅读当作娱乐。再说中国媒体对宣统皇帝的劳改和特赦也从来极少报道，大众既不晓得也不关心。所以拿末代皇帝为题目进行宣传，只有首先对世界开展，然后转内销，于是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外文出版局。
接受了中央的这个任务，可让外文局领导大伤一番脑筋。第一，应该交给哪个杂志来做这篇采访报道？外文局下属的《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等等刊物，显然政治性太强，外国读者看到，难免产生一些质疑。于是外文局决定让名义上由宋庆龄先生主办《中国建设》杂志来完成这个任务。一是可借用宋庆龄先生的国际影响，取得外国读者信任，二是《中国建设》多年以较为中性的面目进行政治宣传，不至引起读者的太多疑虑。
使用刊物决定下来，就要考虑第二的问题，找谁采访末代皇帝。外文局里知识分子成对，但高级记者编辑大多是外文专业出身，对中国传统有多么熟悉，有多少中国文史底子，是否懂得朝廷的礼仪规章，一时半会难以确定，只怕见了面遭末代皇帝冷落，黄了采访大事。出于如此之多的考虑，领导们便想到了我的父亲。
父亲的祖父曾经殿试，考中进士。科举废止之前，我的祖父也考中了秀才。父亲的一个堂兄，曾亲身伺候过慈禧太后，与溥仪先生也是一个话题。出身这如此家庭，父亲幼承庭训，饱读诗书，大学读过历史专业，文史底子深厚，对朝廷礼仪规章也不陌生，觐见皇上，想必能够聊得上天，言谈举止，也可被溥仪先生所接受。
这样，经过外文局领导的全盘考虑之后，父亲从《人民中国》调到《中国建设》，接受头一个任务，采访末代皇帝溥仪先生。
父亲那段时间，每日回家，都会给我们讲大清皇上的故事，也曾给我们看过许多皇宫里的图片。从历史资料上看，溥仪先生登基，做大清皇帝时，只有三岁，虽然黄袍在身，但他一脸懵懂，任人摆布，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但后来他做满洲国的皇帝，已经成人，周围跟随满朝文武，那一举一动，气概神情，是相当高傲威武了。他到日本去，面见日本天皇，依然身板笔直，并无卑微之状，眼看着日本天皇对他鞠躬，令人相当震惊。
那时候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一书，只是内部读物，没有公开发行，父亲带回家来读，是个薄薄的小本子，灰色封面，我也曾偷着看过一些。父亲对那本书很不以为然，说一个皇帝，生活必定十分丰富多彩，怎么写出来却如此枯燥无味？那执笔之人实在没有选对，不谙文史，著作亦乏文采，实在糟糕。因为早早就看过了，待那本书公开上市之后，我就没有再去读。现在仍然还记得一些细节，比如末代皇帝与若干旧臣一起关在抚顺监狱里，他还是用不着自己穿衣吃饭，那些旧臣照旧跪着服侍他，不敢站着跟他讲话。我当时非常敬佩那些臣子们有修养，讲礼数，守规矩，实在是一众义和团蛮勇所无法相比的。
父亲讲，《中国建设》杂志社先跟全国政协联系，获得许可之后，他才能去见中国末代皇帝。当时溥仪先生刚从抚顺监狱释放出来四年，还没有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他那时的头衔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但他毕竟身份特别，仍然不是任何人都能去见，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全国政协的批准而去见他的。
那是秋天，并不很冷，父亲准备好之后，就正式去拜见溥仪先生。记得父亲专门穿上最好的深色哔叽中山装，还专门理了发，就像臣民进宫觐见皇上那样诚惶诚恐。之后好多天，早上临出门，碰见祖母，便会对祖母说，我要去觐见皇上了。祖母便垂下头来，双手捧在胸前，不吭一声，只是没有跪下。
现在想想，我很能理解当时父亲的感觉。我能想象，如果是个未经教育的市井俚民，或者一个狂妄浅薄的愤青流氓，他们对仁义忠勇毫无所知，将中国传统的尊严礼法都视为粪土，自然不把觐见皇上当做回事。事实上，后来文革发生，红卫兵们就曾经残酷地虐待过溥仪先生。而且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或心理变态，或见利忘义，以泼脏水为乐事，继续肆意侮辱末代皇帝及其夫人，实在令人齿冷。
父亲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见过他的父辈和兄长们，用怎样的神情口气来谈论朝廷和皇上，他知道如果没有民国革命成功，他仍将继续父兄走过的科举道路，进宫殿试，蒙皇上垂爱，得中三甲，耀祖光宗。所以觐见皇上，哪怕是已经落魄的皇上，也应该有一种尊敬。其实会见任何一个人，即使普通人，如果把对方当作一个人，都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态度。特别是对于那些当时遭受社会歧视的人，也用同样的对待人的尊重态度去交往，确实不容易，不具高度文明绝对做不到。粪土当年万户侯，楚王之威，到底逃不过掘墓鞭尸。韩信受胯下之辱，却终有一天登元帅之尊。不以一时成败荣辱论人，敬人自尊，谨慎温厚，是世家子弟接受的基本家教。看到父亲觐见末代皇帝的样子，我就知道如果有同样机会，我会用怎样的态度去见那些曾遭受过不幸的人。
父亲最开始，到全国政协办公室去见溥仪先生，那是新修建的一座灰白色的大石头建筑。文史委员会的办公室很普通，溥仪先生的办公室也很普通。一个不大不小的简陋房间，光板墙壁，水泥地板，摆若干办公桌，若干木椅，茶杯暖瓶，纸张钢笔，所有那些穿着延安干部服，后腰打皱，裤腿沾泥，布鞋开线，趴在办公桌上写字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实在难以想象，他当年如何独居紫禁城，高坐太和殿龙椅，接见百官群臣。
自我介绍，问候寒喧之后，父亲便提议到楼外的花园里去走走。溥仪先生同意了，在办公室里，隔桌有耳，他们无法讲任何话。据父亲说，就是那几次在政协的花园里散步闲谈，使他取得了溥仪先生的信任。父亲不是个毛头青年，比较老成持重，而且一九四九年前做过新闻记者，与所谓旧人员有些共同经历，沟通起来也较少隔阂，更重要的是父亲知书达理，以礼待人，并且对溥仪先生抱着一种尊重而又平等的态度，所以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父亲说，溥仪先生很喜欢讲话，学问渊博，经历丰富，还喜欢讲笑话，聊天很有趣。溥仪先生讲到，他从监狱里放出来，看见别人都有户口本，他不知道户口本是做什么用的，但是别人都有，他应该也办一本，于是跟着弟弟溥杰先生到公安局，登记姓名爱新觉罗溥仪。年轻的警员写到表格上，却并不知道溥仪是谁。旁边一个年龄大些的公安听见，吓了一跳，问：你真是那个皇帝？溥仪先生尴尬地点头。年轻警员再问住址，答说紫禁城，警员更惊讶，没法记录，溥仪先生只好说出妹妹的地址，才算办成。之后警员要填婚否一栏，溥仪先生答，以前有若干老婆，现在单身，警员便写上离婚。
溥仪先生还讲到，他曾到颐和园去过，买票进门，父亲听了大笑，进自己的花园还要买门票？溥仪先生又说，他去紫禁城，更是可笑。他在原先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一张照片，注明那是光绪皇帝。但他认得那照片上的人，并不是光绪皇帝，而是自己的父亲载沣，他便对解说员讲，照片说明写错了。解说员不同意，那是经过清史专家鉴定过的，一定不会错。惹得溥仪先生很生气，说：那是我爹，我能不认识吗？父亲听了，连连摇头，历史专家们之无知，可见一斑。
所有这些小故事，或许几十年后，已经家喻户晓，但六十年代初，我从父亲转述获知，却真是觉得非常新鲜。
那年溥仪先生五十七岁，父亲说他个子不高，身体瘦弱，戴副眼镜，一天到晚穿着四个大口袋的灰色延安干部装。父亲说，皇上喜欢戴帽子，在屋子里自然是不戴的，但只要出门，哪怕就是在院子里散散步，他也一定要戴帽子。后来父亲提出到溥仪先生家里去拜访他的新夫人，也获得同意。末代皇帝住家离办公室不远，下班之后溥仪先生拎个小包走回家，完全跟北京普通机关干部一模一样。
父亲曾告诉我，溥仪先生最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作一个怪物，当作一个外星人那样的看待，而每逢有官方人员去看他，或跟他谈话，要么居高临下，把他当作释放的劳改犯，要么低三下四，把他当作皇帝或者高干，总之时不能抱持平等的态度，不能把他当作一个普通公民。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那些自己抱有帝王或者奴隶意识的人，见到末代皇帝，当然心理失衡，不知该怎么办了。那种人，如果他们自己做了皇帝，必定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更加专制和独裁，草菅人命，毁灭中华。
当时溥仪先生住在北京城很普通的一条胡同里，环境很安静。皇帝夫妇两人，住一个独院，父亲记得，当时家里有个佣人服侍。皇上住的四合院，平房，不大，总共只有三四间屋子，溥仪先生甚至邀请父亲去过他的卧室。父亲说，那卧室很小，光线也很暗。父亲告诉我，溥仪先生说，即使民国以后，末代皇帝在禁宫之中，仍有一千名太监，一百多御医，两百名御厨，伺候着他，还有几百名御前卫士。只要他想，可以花三万大洋买一颗钻石，或者两千大洋买一条警犭。每顿饭六十道菜，天天穿新衣服。相比之下，他眼下的日子，简直说不成是生活。
父亲的采访，有几次时间较短，有几次时间较长，还在溥仪先生家里吃了饭。父亲回家来讲笑话，他在皇上家里吃饭，并不是御宴，甚至没有北海公园仿膳的栗子面小窝头，全是北方家常饭，花卷馒头。父亲说，溥仪先生的夫人原是护士，为人很安静，从容貌到举止，都很平常，并无娇骄二气。有客人来，她很尽家庭主妇的职责，端茶倒水，招呼客人，就是同桌吃饭，也很少讲话。我近年看到国内许多文字，从人格到政治，对李淑贤女士极尽辱骂，实不知为何？父亲采访之后，没有讲过一句对溥仪夫人不恭敬的话。
记得我问过父亲几次：溥仪真的没有任何皇帝的气概和派头么？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皇帝会跟我们百姓一样。我家里做过四品官的祖辈，都已经大不同凡人了。父亲每次都坚决地回答：没有，他没有丝毫皇帝的遗迹。他的样子，他的举止，他的言谈，他的态度，都跟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我也问过父亲，溥仪先生家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像在故宫里常见的如意啦，字画啦，或者一个会唱歌的小座钟之类。父亲说，什么都没有。溥仪先生的客厅里，挂有字画，但只是一般的装饰，并非名贵珍品。父亲告诉我，溥仪先生对他讲，民国之后，宣统皇帝从皇宫外运珠宝文物无数，直到他关在抚顺监狱，还上交过近五百件珍贵首饰。等到他特赦出狱，已是彻底的两袖清风，身无分文。我听了，很觉得溥仪先生可怜。但再比较一下，中国过去所有的改朝换代，前朝君主个个都跟着朝廷一起，死无葬身之地，宣统皇帝总算还留下一条性命，也就相当不坏了。
也许因此，溥仪先生经过长期改造之后，真产生了一种感恩思想。父亲反复跟我说，据他观察和了解，溥仪先生最不愿意表现出自己曾经做过皇帝的痕迹来，他确实地认为自己过去做皇帝，是一段可耻的历史。他所最希望的，是能够做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跟所有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样，哪怕再贫穷，再屈辱。我相信，溥仪先生是真诚的，并非世俗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作祟，既然大明崇祯皇帝能够吊死煤山，宣统皇帝眼看自己王朝灭亡，也不至于会那么珍惜自己的性命吧。
溥仪先生跟父亲谈了几天之后，对父亲完全消除了戒备，有一次对父亲讲：他从抚顺监狱释放出来之后，曾经被毛泽东接见过一次。毛泽东那天派了人来，把溥仪先生接进中南海自己的住处，聊了一阵天，然后又陪皇上在中南海院子里散步。那中南海里专门给首长们照相的摄影师，给他和毛泽东散步拍了一张像。我听了这故事，觉得有趣，真不知溥仪先生那次进中南海，看见过去自己的后花园，如今成了他人的家居，会做何感想。
因为讲起这件事，溥仪先生邀请父亲到他的卧室里去，看到那张他同毛泽东在中南海花园里散步的照片，挂在他的床头边。溥仪先生很神秘地告诉父亲：被毛泽东接见这件事，并没有公布，所以还属于国际机密，因此他那张照片，也绝不敢轻易给人看。但父亲后来在采访录中，把这事写出来了，反正《中国建设》是对外刊物，外国人看了没关系，只要境内百姓看不到就无碍，否则父亲就得戴个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吃不了兜着走。不过我始终弄不懂，毛泽东见个人，怎么就是国家机密，中国的国家机密也太多了吧。
父亲还对我讲过，有一次溥仪先生曾对他提了几句最隐私的事情。皇上说，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受到伤害，所以终生无法生育。听了这样的话，父亲觉得很惊奇，不知该如何对应，只有保持沉默，表示同情。父亲说，他很感激皇上能信任他，把这么隐私的话讲给他，但这事他却绝对不能写进采访里去。看来做皇上，不见得是件好事情。宫里美女如云，皇帝又可以为所欲为，小小年纪就伤了身体，自不难想象。难怪两千年来，皇帝生个儿子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太不容易了。
我记着父亲讲的这些故事，记了几十年，所以一直保持着对溥仪先生的尊敬和同情。最近几年，国内一些无聊文人，为了几个臭钱，大做媚俗噱头文章，肆意侮辱末代皇帝，说他是同性恋等等，实在让我感到愤怒。我想，如此垃圾文字，只说明了作者自己隐暗肮脏的变态心理，他们品格意识的低贱，他们的缺乏同情心，对于溥仪先生是无损的。至少我家的大小，很早就知道了溥仪先生的生理痛苦，而且是他自己对父亲讲的，带着一种苦痛和遗憾。末代皇帝是光明磊落的，是现今中国那些市井刁民所无法理解也无法望及的。
从父亲讲的那些溥仪先生的故事里，我可以想象，溥仪先生的一生实在是充满着苦难，做皇帝的时候苦，做公民了还是苦。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力，他不能有自己做人的尊严，别人也从来不尊重他做人的尊严。过去把他当作神像，后来把他当作怪物，反正都不是一个人。
父亲觐见过溥仪先生以后，写了一篇报道文章，题目是“从皇帝到公民”，登在《中国建设》英文版一九六四年第一期，向全世界报道，非常成功。过了几年，溥仪先生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终于不再是国家机密，走出内部的界线，成了大众读物，轰动一时。外文出版社把此书翻译成若干外文，发行全球。译成外文的书名，不叫《我的前半生》，而仍然使用父亲给自己文章起的名，叫做《从皇帝到公民》，至今在网上，还可用这个短语搜索到宣统皇帝的身世。父亲觉得很得意，只要此书继续存世，就会永远把父亲同中国末代皇帝联系在一起了。
我真有点嫉妒父亲，为什么那几天他没有带我去觐见一次皇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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