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观近鉴宋朝人·135·想用重法治民却被重法处死：史在德

史在德（？-947），《宋史》无传，其它史料亦未见记载。

史在德其人，只在《宋史·刘重进传》中记有一件事。《刘重进传》记，五代的第四“代”后汉建国的第一年（947），刘重进出任武胜军（治邓州，今河南邓州）节度使。刘重进刚到任，就遇到一件“重案”：邓州百姓崔彦、陈宝选等八人带着牛皮，从邓州到都城汴梁为后汉皇家祖庙蒙鼓，被官府抓到。

在古代，牛皮是制作铠甲的原料，牛筋可以用来制作弓弦，属于国家重要战备物资，而且古时牛在民间养殖量不大，如史籍中屡屡记有朝廷“颁”即发给农民耕牛或官府养牛借给农民使用，秋天按比例收取租金的记载，因此，历朝都对宰杀耕牛严加管理，宰杀耕牛后，所获牛皮、牛筋更必须上交国家。五代乱世，战乱频仍，耕牛更少，对牛皮、牛筋的需要更多，对牛皮、牛筋的使用、买卖控制更严，后汉法律即严厉禁止民间买卖、使用牛皮、牛筋，百姓如有违反，即处以重罪。

但刘重进对崔彦、陈宝选等人用牛皮蒙鼓一案，却并不严处。这可能是他本身对相关法律规定并不重视，也可能是因为崔彦、陈宝选等人是用牛皮为新朝皇帝的祖庙蒙鼓，“来头”很硬，而且后汉是刘知远不服进占中原的契丹人举兵起义后所建，刘重进又恰恰是被契丹人重用，才做到封疆大吏节度使，在刘知远起兵后投附的，刘重进有所顾忌。最终，刘重进只是给崔彦等人定了轻罪，施以“杖刑”，打了棍子，将他们赶回家乡。

然而，刘重进没有想到的是，他轻处崔彦等人，却遭到了邓州主官法律事务的属官“判官”史在德的极力反对。史在德认为，刘重进不善于运用法律，应该对崔彦等人处以极刑。

大约刘重进不同意史在德的反对，两人互相不能说服，邓州州衙将这一案件作为“疑案”，上报到国家最高法院“大理寺”和刑部详议复查。经复查，大理寺和刑部判定，刘重进的判决正确，史在德作为法官犯了“故入”之罪，即故意将无罪或罪轻之人判为有罪或重罪。按古代法律规定，法官犯“故入”之罪，必须受到所判罪刑同样的处罚，史在德被判死刑，乱棍打死。

史在德作为法官，判案严苛，有失公允，从表象看是“酷吏”之为，但从“诛心”的角度分析，则可以认为，他首先是“立心不正”，失了中国古人立法、执法的“仁恕”、“宽和”本意，重罪重罚，甚或轻罪重罚，草菅人命，往坏里想，他或许与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些人一样，手中有了权力，总是想运用到极致，发挥到最大，却不管运用、发挥的对错，在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只有势力，只有威风，至于国家的利害、民众的生死苦乐，则不占一点位置。

警察依法抓杀人犯，法官依法判处杀人犯死刑，是履行职务，杀人犯无可抱怨，社会、民众亦给予赞扬，然而，如果警察栽赃、法官枉法，则难免被冤之人怀恨，社会、民众抵触。史在德的被重罚，是应得。

史在德及其所作所为，在历史的长河中，连死水微澜都算不上，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都败在、死在这些小人、小事上！也许，这才是人们读史时应该关注、细思的“反映历史真实的细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