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观近鉴宋朝人·178·“江郎才尽”：梁周翰

 梁周翰（929-1009），字元褒，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管城区）人。《宋史·卷四百三十九·列传第一百九十八·文苑一》有传。

本传记，周翰出身于武将之家，他的父亲周彦温是一名武官，曾任廷州（疑为延州，治今陕西西安）马步军“都校”。但周翰从小好学，十岁能写文章。

后周广顺二年（952），周翰考中举进士，授官虞城县（治今河南商丘虞城区）主簿，周翰以有病为由，没有上任。宰相范质、王溥认为周翰是有文章名望之人，不应到外地担任县级属官，改任他为开封府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事务的“户曹参军”。

宋朝建立，范质、王溥仍任宰相，将周翰调到中央机构“秘书省”，任命他为“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的秘书郎、任职一至二年后即可委以重任、超迁官阶的“直史馆”。

当时皇帝的侍从左拾遗、知制诰高锡给宋太祖呈上用皂囊缄封、以防泄密的奏章“上封事”,上言供奉姜太公的“武成王庙”配享七十二贤，其中的南朝名将王僧辩未得善终，德行不完美，不应“配享”。不久宋太祖下诏，令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与高锡重新议定，功业始终没有瑕疵的人才能进入七十二贤之列。周翰向宋太祖上奏章：古来一生贞节不变、始终如一的人，很难找到，对进入七十二贤人选的人，应不必苛求万全。但宋太祖没有答复周翰。

乾德年间（963-967），周翰向宋太祖进献《拟制》即草拟的规章制度20编，宋太祖看到后，提拔他为侍从“右拾遗”。其时恰逢修建禁宫，周翰又进献《五凤楼赋》，很多人都传布诵读。五代以来，文章格调低下纤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等人崇尚淳厚古朴的文风，既相互交好，又齐名一时，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

早年间，宋太祖曾在军中认识周翰的父亲周彦温，宋太祖的结义兄弟、大将石守信也与周彦温是旧交。有一天，宋太祖和石守信聊天，谈到将提拔周翰做自己的文字秘书“知制诰”。石守信听后，向周翰稍微透露了宋太祖的话，谁知周翰竟急忙向宋太祖上奏表感谢。宋太祖很生气，提拔的事也就没了。

后来周翰离开朝堂，到地方任职，先后任绵州（治今四川绵阳）、眉州（治今四川乐山）通判。通判，又名同判，是宋朝建立后创设的官职，掌管粮运、家田、水利、诉讼等事务，同时有监察州府长官知州、知府有的责任和权力，以州府衙门发布实施的文件，只有知州、知府签字，通判不签，便不能发布、执行，通判的权力几乎与知州、知府同等。周翰在眉州任上审理案件时，对当事人施以杖刑，打板子，结果将当事人打死，被“夺二官”，削夺两级官阶，罢去官职。后被起用为太子府官员“太子左赞善大夫”。

开宝三年（970），周翰再任“右拾遗”，实任少府监所属、掌织纴绵绣以供皇帝服饰之用的机构“绫绵院”长官“监绫绵院”，后改任左补阙，兼任大理寺掌“断狱”的官员“知大理正事”。其时朝廷正准备在京城开封南郊举行祭天典礼，周翰向宋太祖上书：“陛下再次举行祭天大典，应该会施行大赦。臣以为，天下至大，其中必有恩泽所未及、赦书所未到者，应该推而广之。方今每年征收赋税极多，加上以其他名义收取的物料，名品不一，调发供输，给百姓造成的负担不无沉重、困扰，西蜀、淮南、荆潭广桂之地，都是王土，陛下如果能以三方所得之利，减免其他地方的租赋，则近乎均德泽而宽民力了。”

不久，周翰因对织锦工人打板子超过规定的数量，被织锦工人告到朝廷。宋太祖很是愤怒，斥责周翰：“尔岂不知人的肤血与自己无异，为什么要对人施以酷刑！”并要打周翰的板子。周翰辩白说：“臣有天下文才之名，不应该打板子。”宋太祖这才消了气，只将他降职为掌粮食积储、仓廪管理及京朝官之禄米供应等事务的机构“司农寺”的副长官“司农寺丞”。一年后，改任太子府官员“太子中允”。

宋太祖去世，宋太宗继位。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殿中侍御使赵安易曾建议在四川铸造以一当十的大铁钱，周翰上言：“古代货、币、钱三者兼用，若钱少于货、币，就铸大钱，或当百，或当五十，意图不过是使钱多足用。现在不若使经商的四川百姓铁钱一文只作一文用，官家买东西则以两文当一文，加之四川缺盐，如果在宋朝设置盐的专卖机构'榷院’，以物易物不用钱交易，则能够公私融通调济。”

后周翰出任苏州（治今江苏苏州）知州。周翰擅长音律，喜好赌博，在苏州任上只以饮酒、戏乐为务，苏州有一位由官府供养的钱姓演员头领，家里养有数百演员，周翰命令钱姓演员为自己专门准备100名女演员，每次出行都要这些人拿着赌具跟随自己，以备玩乐。如此，苏州政务不理。朝廷得知后，罢免了他的职务，让他以“太子中允”职务到“西京分司”即洛阳留守司做了一名闲官。一个月后，改任他为“左赞善大夫”，仍在西京分司做闲官。不久，又任他为楚州（治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团练副使。

雍熙年间（984-987），宰相李昉认为周翰是知名人物，将他召回朝堂，任皇帝侍从“右补阙”，宋太宗还赐予他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戴的红色官服、鱼符袋，实任负责管理征收茶盐赋税的“江、淮提点茶盐”。

周翰以文章、学识被同类人推重，很不喜欢处理政事，却频频历任地方。翰林学士宋白等纷纷上列宋太宗，称周翰有著史之才，辗转下位，不适其才，宋太宗指示他回朝兼任“史馆修撰”。

其时正逢举行科考，周翰出任考官，宋太宗当面赐予周翰太尉、太傅、太师、太保等高级官员才能使用的金印、紫色绶带，并对宰相称赞他有文采。不久，周翰升任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文字秘书“起居舍人”。

淳化五年（994），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张佖建议恢复设置记录皇帝言行“左右史”之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宋太宗任命周翰与另一名文人李宗谔分别担任。周翰以“左右史”兼任“起居舍人”，借此向宋太宗上言：“请从现在开始，将皇帝在崇政殿、长春殿宣布的谕旨，侍臣传达的口谕，按照旧制由中书省修为《时政记》，其中枢密院事务涉及机密，可由本院编纂，每月末送交史馆，其他各部门凡是对调、任改、沿革、制置之事，也逐条留存本单位，以备编录。且令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分别在崇政殿值班，以记言动，另撰《起居注》，每月先呈给皇帝审阅，然后交付史馆。”宋太宗采纳了周翰的建议。为了记录真实，以防皇帝修改，以往《起居注》不呈给在位的皇帝看，成卷后直接交付史馆，《起居注》呈送皇帝审阅，自周翰等始。

周翰早有声誉，却长期被朝廷弃用，当他被提拔使用，当时的舆论很是称道。

宋朝考核“京朝官”即有资格参加“大朝会”的在京官员，规定有隐瞒以前所犯错误者，一概除名为民。周翰以前任官受处分的次数在“京朝官”尤其多，在给有关部门所写的总结中偶然遗漏一桩，被发现后按规定应该“开除出干部队伍”。史馆长官“判史馆事”、著名文人杨徽之率领“三馆”学士到宰相办公地点“政事堂”找宰相说情，为周翰辩白说周翰不是故意规避，只是所犯频繁，不能一一记得，周翰因之只受到罚铜100斤的处罚。

至道年间（995-997），周翰升任工部中级官员“工部郎中”。

宋真宗做太子的时候，听闻周翰的名声，将周翰调到太子府，任太子府官员“左庶子”，让周翰拿来所写的文章看。周翰把自己的文章全部编纂成卷，献给宋真宗，宋真宗看后写信给周翰，表示赞赏。

宋太宗去世，宋真宗继位，没等举行庆典，就第一个提拔周翰为驾部郎中，实任文字秘书“知制诰”，不久改任史馆、昭文馆长官“判史馆”“判昭文馆”。

咸平三年（1000），周翰升任翰林为学士，接受宋真宗的诏令，与赵安易一同修撰皇家赵氏族谱。唐末丧乱，存世的籍谱极少，没有章法可供参考，周翰自创新意修撰，颇有源流。

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国入侵宋朝，宋真宗亲征，进驻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出发前任命周翰为东京留守司御史台长官“判留司御史台”，周翰恳求扈从宋真宗出征，宋真宗批准。次年，转任周翰为“给事中”，与宋白一起罢免翰林学士职务。

大中祥符元年（1008），周翰升任工部侍郎。一年后，因病去世， 享年81岁。宋真宗很哀怜周翰，特意录用周翰之子梁忠宝为大理寺官员“大理评事”，并在梁忠宝在家守孝期间为其发放工资。

周翰性情放达、超逸、急躁，临事过于严暴，所以治事多有失败。晚年才思稍减，为宋真宗写作诏书多数不合真宗心意。周翰有文集50卷及笔记《续因话录》。

《宋史·文苑传》没有传后之“论”，撰者也就没有对周翰做出评论。通过本传所记周翰行迹，我们可以看出，周翰虽然以文章著名，也颇有行政才能，但他却不愿意受累于政务，一生主要的岗位，还是文事。然而，周翰晚年“才思稍减”，为宋真宗写作诏书多数不合真宗心意，不免令人生出“江郎才尽”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