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0年三月下旬，我奉湖北省委通知，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及鄂省党的代表大会。
在我离开鄂东南的四月期间，我军结束了在三溪口、小箕铺一带的休整，出发攻打阳新、瑞昌、皆未克，我军略有损失，瑞昌一役，纵队司令员李灿同志、二支队长程子华同志负伤，最可惜的是牺牲了第二支队党代表游雪程同志。五月间，彭德怀同志率领第四纵队由井冈山来鄂东南，李灿同志率五纵队南下迎接，在修水城歼灭敌人一个团，与四纵队会师。会师后，在彭德怀同志统一指挥下，第四、五两纵队会攻平江，歼敌近二个团，之后，两个纵队即一同来到了鄂东南苏区。
五月初，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结束了。我带着中央派到我们部队工作的几位同志乘船由上海返回鄂东南。
接着，红五军在刘仁八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第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派我担任军长，邓乾元同志为政治委员，柯庆施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何时达，政委郭一清，副政委彭雪枫，在第一次打长沙时，郭牺牲，彭为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侯中英，政委石衡中;第三纵队司令员谢振亚，政委黄克诚。在这次会议上，同时宣布成立红军第三军团，下辖红五军、红八军两个军(稍后又成立了十六军)，由彭德怀同志任总指挥，黄公略同志为副总指挥，滕代远同志为政委，邓萍同志为参谋长。这时候，红八军已经发展到八千多人，红五军也已经扩大到七千多人了。
扩建五纵为八军、成立三军团之后，群情振奋，士气高昂，接着就攻开了大冶和石灰窑、黄石港高地，歼敌两个团，并在黄石港与日寇兵舰交过战。七月中旬，部队在通山、崇阳一带集结，准备开向湘赣地区，红八军主力和红五军一道离开了鄂东南，不久就在三军团统一指挥下，参加了攻克长沙城的战斗。后与一军团会师，在浏阳永和市成立第一方面军，这支部队就成了红一方面军的基础。
总之，红五、八军构成红军第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公略同志平江暴动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在我党建军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红八军主力离开鄂东南时，为了坚持当地苏区的武装斗争，红八军留下了两个营由陈奇、柯庆施、郭子明、刘省三等同志领导，帮助根据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发动群众，打击敌人，保卫革命成果。他们遵循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不断打胜仗，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同时在红三军团南下节节胜利;攻克长沙的政治形势的鼓舞下，群众也踊跃参加红军。他们在战斗中不断扩大自己力量。一九三一年二月，就以这两个营的主力和地方武装沿江游击队等及红五军、红八军留下的少部分伤员为基础，在阳新龙港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是郭子明，副师长刘省三，政治委员陈奇，政治部主任李溪石。
这一年七月又将红三师主力扩编为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政治部主任李澳石(以后红十五军渡江北上，到鄂豫皖根据地编入红四方面军)。但在鄂东南地区仍保留了一个红三师的建制，在当地坚持长期斗争。
开辟鄂东南，解放了十几县的人民，使党和红军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根据地。这样，就使湘鄂西、鄂豫皖和鄂东南三块根据地形成三足鼎立、包围武汉的态势，大大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同时为红一、四方面军充实了大批战斗骨干，为当地各级党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鄂东南根据地对红军和配合各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一九三O年六月在大冶刘仁八建立了红三军团。它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领导平江起义后编成的红五军的基础上，经过登上井冈山，重返湘鄂赣的艰难曲折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红三军团当时已是一万五千多人的红军部队。一九三O年初，我们利用军阀混战重演的时机，大大发展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蔓延到全国十一个省的范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