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振国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这是当年流传在陕西蓝田、长安两县的一句民谣。乙亥年六月十三日，是公历1935年7月13日。这一天，红二十五军主力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又继续西征，跨上新的征途……
红二十五军4000人马西进甘肃，北过渭河，翻越六盘山，驰骋陇东高原。8月21日，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后，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委。他们率红二十五军于9月15日到达陕北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在九一八事变四周年之日，红二十五军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3个军依次编成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
与此同时，被甩在商洛山中的东北军王以哲部三个师，急忙经由黄陵向北进犯，沿公路推进到洛川、甘泉、延安一线。9月14日，何立中第一一〇师、周福成第一二九师（欠第六八五团），即进驻到延安；第六八五团留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当晚12时，何立中给王以哲发电报告：
一、据报：徐（海东）匪现已窜至洛河川，似有南下之势。
二、刘（志丹）匪现向三边一带窜去。
三、本日，行抵十里铺附近，见有百姓手持“欢迎红二十五军”之标语，而欢迎我军。
数日之后，何立中又向王以哲发电报告：“现下徐（海东）匪之去向不明。”何立中从豫南到陕南，继而又到陕北。何立中和徐海东打了一年半之久，却仍摸不透徐海东的行动去向。
红十五军团组成后，徐海东鉴于南线敌情严重，即决定“还是先打东北军，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9月28日，他以红军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吸引延安之敌出动增援，军团主力则进入甘泉以北的劳山隐蔽集结，准备歼灭由延安增援甘泉的敌人。劳山南距甘泉30里，北距延安60里，东西两侧群山矗立，地势险要，为延安至甘泉必经之地，是理想的伏击战场。
10月1日早晨，东北军终于出动了，由延安沿公路南下增援甘泉。“不是冤家不聚头！”东北军增援部队，恰好是何立中的第一一〇师……
老谋深算的何立中，对徐海东善于“诱敌伏击”的战法虽有防备，但他却把红军设伏的地域谋算错了。何立中以为徐海东会在九沿山设下埋伏，乘机打他个措手不及。因此，在行军途中，何立中就将第六三〇团留在三十里铺作为策应，而亲率第六二八、六二九两个团，沿公路两侧山头高地一边搜索，一边前进。过了九沿山后，何立中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后，遂将两路纵队改为四路纵队，以行军队形向前开进。公路上人马相拥，黑压压挤成一片。何立中根本就不曾想到，徐海东已在距离甘泉很近的劳山设下伏兵，这个狡猾的老狐狸，终于钻入了徐海东的“口袋阵”……
敌人刚一露头，徐海东就十分恼火——“东北军欺人太甚，竟敢成四路行军队形开进……”他马上命令作战科长张池明：“告诉贺晋年师长：敌先头部队一到白土坡，就给我开火，堵住敌人的前进道路！”
战斗在白土坡打响后，位于劳山以北数里处的我第七十八师骑兵团，即适时出击，断敌退路。敌首尾受挫，遂自动向中间靠拢。此时，埋伏在劳山公路两侧山地的我第七十五、七十八师，同时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将敌分割开来，经过半日激战，敌一一〇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全部被歼。此战，毙敌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洲、第六二九团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俘敌第六二八团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从陕南到陕北，何立中终究没有逃脱红军的埋伏。
劳山战斗后，徐海东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甘泉县城，断敌交通。
敌人为了维护南北交通，遂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10月20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并加强第六二〇团1个营，由羊泉进驻到榆林桥，占领制高点并开始构筑工事。
榆林桥是富县通往甘泉的一座小石桥，南面是个小镇，有七八十户居民。经过地形勘察和战斗准备，徐海东决定乘敌构筑工事未成，立足未稳之机，坚决消灭该敌。10月25日拂晓，天空大雾弥漫，四野茫茫，红十五军团主力对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我第七十五师迅速突破敌人外围，占领制高点，歼敌大部。残敌纷纷向镇子里溃退。红军各部队先后向镇子里猛扑，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
榆林桥之战，毙伤敌人300多名，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名。红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团长郎献民壮烈牺牲。这位来自东北军的红军指挥员，参加红军才一年半，就在与东北军的交战中献出了生命。
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是东北军中的一员骁将。所部第六一九团，曾被张学良赞誉为“尖子团”，视之为最能战斗的一支劲旅。榆林桥之战，高福源本是以守为攻，但却惨遭失败，被红军俘虏。这不能不引起张学良的极大震惊。
有关高福源被俘后的情况，各种史料多不胜数。最先与高福源进行谈话并决定将其留在红军中担任军事教员的，是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程子华曾对笔者讲过他与高福源的交谈经过，言语之间妙趣横生。为确实可信起见，笔者还是以《程子华回忆录》为准：
我同他（指高福源——笔者注）谈话，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杀了我。我说：不杀你，再说第二个办法。他说：放了我。我说：也不放，说第三个办法。他说：没有了。我说：到我们军事学校去教书。他说：我一定教好。这样，我们就把他送到后方军事学校任教员……
原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郭洪涛的回忆更为具体详尽，可引以为证：
在道佐铺的一间屋子里，我参加了对高福源的审讯，程子华与徐海东坐在一边，我和崔田民坐在另一边。高福源因为负伤，程子华特意让医生给他换了药。程子华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和我们东北军是抗日的，要打回老家去的，你们应该把我放了。”子华说：“不能放你。”高又说：“那就杀了我！”子华说：“绝不能杀你。”高大惑不解：“你们既不杀我又不放我，到底想怎么样？”子华不紧不慢地说：“我们考虑你的军事素质比较好，想请你到我们的军事学校任教，你是否愿意？”高福源喜出望外地说：“程将军如此信任我，我一定尽职尽责。”这样，高福源就成了红军后方军事学校的教员。周恩来副主席在打完直罗镇战役，回到瓦窑堡后，我曾向周副主席汇报了高福源的情况。以后中央派他做东北军王以哲的工作，又经王以哲把他介绍给张学良……
高福源接受红军教育的第一课，就是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他从这首红军歌曲中初步了解和认识了红军。1935年12月，高福源参加了在瓦窑堡举办的被俘东北军百余名“解放军官训练班”，通过学习进一步唤醒和激发了他的爱国之心。他毅然提出要去晋见王以哲、张学良，并向他们当面陈述中共方面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他认为只有团结抗战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东北军和红军不应该自相残杀，而应当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于是，高福源便穿梭往返于东北军和红军之间。
在红军前线部队的护送下，高福源独自进入甘泉县城，会见了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由张文清与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取得联系，并提出面见张学良的要求……此行，高福源只身入城，守信而归。回到瓦窑堡后，他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李克农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6年1月底，在王以哲的联络与安排下，张学良在洛川会见了高福源，直接听取了有关中共中央方面的情况陈述……
2月25日，李克农等一行九人，由高福源领路出发，骑马来到洛川，先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举行会谈，并初步达成四项协议。3月4日，张学良乘机抵达洛川，和李克农开始了正式谈判。
高福源不仅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络渠道，而且在双方之间还搭起了一座桥梁，很快促成了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举行“四九”秘密会谈。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政策，改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不幸的是，1937年“二二”事件发生后，缪徵流、刘多荃发誓为王以哲军长报仇，高福源被怀疑为“少壮派”，被刘多荃下令枪杀。高福源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81年，高福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红十五军团以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迎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十五军团奉命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1935年11月21至26日，红一方面军发起的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徐海东在《奠基礼》一文中回忆说：
我们派了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攻上去。正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通信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这时太阳已经升起老高，我们向山上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等走到我们跟前时，周副主席和干部一一握手，详细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就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当时，红十五军团已奉命西进，打击敌人的增援部队。因此，徐海东就将包围土寨子的任务交给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他把该团团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叫在当面，讲了讲战况和周恩来的指示，极其果断地说：“根据俘虏口供，敌师长牛元峰就在小寨子。敌人拥有很强的火力优势，强行攻岭打寨对我们很不利。按照周副主席指示，部队在包围中要放开一条口子，敌人一旦跑出寨子，就在运动中歼灭之。”
红军与牛元峰部先后交战过三次。头一次的高山寨战斗，本文开头已有叙述。第二次是1934年11月7日，红二十五军路过河南商城的汤泉池时，突然袭击了正在洗澡的牛元峰部工兵营，将其全部歼灭。但这两次战斗，都只是伤着“牛”毛，没有伤到要害，直罗镇战役才是宰杀这头“牛”的最后一次战斗！
原以为东北军第一〇九师这头“牛”已被开膛破肚，就剩下少数残渣余孽，只要包围起来攻打一下，牛元峰就会束手就擒。没想死到临头，“牛”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动不动就抵你一“犄角”。被红军在直罗镇内“解放”过来的原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六二七团某连士兵崔建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就向红军反映过牛元峰的情况。他说这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辎重科的牛师长，因与红军交战接连失败，部下官兵颇有戏言，说他是红军的“运输队长”。牛元峰听到后火冒三丈：“本师在豫南是有过两次失利，让红军拣了点儿便宜，但作战失利怎么就成了'运输队’？我本人是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辎重科，管理枪支弹药、粮秣军服、炊具营帐是很内行，但也不能说我是'运输队长’！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共匪’的'运输队’。”
红军二二三团把土寨子包围了两天两夜，留有一条口子，单等敌人出逃时聚而歼之。然而，敌人白天跑不了，晚上又不肯跑，死蹲在“牛圈”里固守待援。起初，团首长命令二营营长刘玉甫，亲自上阵向牛元峰部喊话，促使敌人缴械投降。团首长特别提醒：“刘营长，你认识牛元峰，一定要随时注意监视敌人，防止牛元峰化装潜逃……”
刘玉甫说：“这个牛胖子，身体肥胖如牛，平常挺着个大肚子，行走拄着文明棍……就是把他的'牛皮’全扒掉，我也认得出来。他休想从我的眼皮底下逃走！”
原武汉军区司令员周世忠曾告诉笔者：“我们营长刘玉甫，每次向敌人喊话时先叫我吹号，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才拿着纸糊的喇叭筒大声喊话。一天傍晚，刘营长忽然喊我：司号长，向敌人吹号！我问：吹什么号？他说：吹开饭号！我不由一愣：前几次不是吹集合号，就是吹冲锋号，这回却要吹什么开饭号？刘营长见我迷惑不解，就说敌人被困了两个昼夜，寨子里没吃没喝的，吹吹开饭号，吊一下敌人的胃口……”
开饭号吹过之后，刘玉甫又一次向守敌喊话：“一〇九师的兄弟们，我是刘玉甫，外号'酒袋子’，我参加红军一年有余，现在是红军营长！红军优待东北军，欢迎你们掉转枪口，打回东北老家去！牛胖子再不缴械投降，明天一早，红军就要发起进攻，活捉牛胖子！……”
我军的每一次阵前喊话，都遭到敌人步枪、机关枪的猛烈射击。刘玉甫心里很是窝火，就问团首长：“我的嗓子都喊破了，喊不出来怎么办？”团首长说：“喊不出来就赶，放开口子往外赶！把牛元峰赶出寨子，在运动中消灭他！”
当天晚上，团首长就发起一场“赶牛出寨”的战斗。顽固不化的牛元峰，在固守待援无望的情况下，被红军的猛烈火力赶出了“牛圈”，并于23日午夜从南门逃出，向东南方向仓皇奔逃而去……
于是，二二三团又开始了数十里地的追“牛”、捉“牛”、宰“牛”的紧张战斗！
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击退第一〇六、一一一、一一七师和一〇七师的增援，并在追击途中歼敌第一〇六师六一七团。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团长石世安、郑树藩以下1000余人，俘敌5367人，缴枪3500余支（挺）。直罗镇之役，是红军对东北军极为沉重的一次打击！
张学良在南京接到西北“剿总”的电报后，顿时大为震怒。他急匆匆从南京驾机起飞，也没有询问气象状况。一路上，飞机在云雾中飞行。由于飞机没有装定向设备，飞行员只得按时间与距离计算出的结果，在大约抵达河南平原地区时才猛降低飞，找到平汉铁路。而后，飞机以离地面不过200米的高度，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向西飞行。飞机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方向，危险万分，最后被迫降在洛阳。这天大雨不止。第二天，张学良只好改乘火车返回西安。当他查得牛师失败原因，即对“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董被撤销军长职务。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还十分痛心地说：“我有两个最好的师被打光了，中央不发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伤者又回不去原籍……”切肤之痛，记忆犹深。
周恩来在1946年9月同美国记者李勃曼也曾谈到：“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东北军即开始进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了一个师。于是东北军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周恩来还多次讲到：“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全文完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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