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6年，潼关被安禄山叛军攻破，玄宗只得在禁军的保护下带着嫔妃、太子、亲近朝臣等一路仓皇出逃，赫赫威仪的天子有如丧家之犬，全部人马不过1300余人。借助军民朝野的怨气，太子李亨等人终于在马嵬坡成功策划一场“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的著名政变。其后玄宗继续入蜀避难，太子则北走灵武去集结日后赫赫有名的“朔方军”，开始与叛军更为艰苦地周旋。
“百代词曲之祖”
长安失陷后，已离开宣城、前往庐山途中的李白作《扶风豪士歌》，描述了“洛阳三月飞胡沙”和天津桥上“白骨相撑乱如麻”的惨状，歌颂了扶风豪士“意气相倾山可移”的豪情，最耐人寻味的是结句中的“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张良是在圯桥上遇到黄石公之后才得到了兵书，成为帝王师，在功成后身退。这里所说的实际是李白自己的理想，他总是幻想着自己能够生逢乱世，得到一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力挽狂澜之后功成身退。在盛世，他愿意做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像司马相如陪伴在汉武帝身旁；在乱世，他愿意做张良、谢安，以一己之力挽救危局，功成之后退隐名山。
诗人往往善于想象，但是看不清政治形势的空想往往会导致现实抉择的重大失误。后世有人猜测李白此次隐居庐山或许也是希望能引得明主召唤，不过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故意隐居博眼球、刷存在感的方式似乎不大奏效，从李白《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一诗中可以看到他对于现世的失望，以及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诗曰：“大道割鸿沟，如风扫落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
大约在长安城破，玄宗奔蜀之后李白还做了两首词，即是被后世视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和《忆秦娥》，其中“寒山一带伤心碧”可以与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同看，均是表达故国之思的伤心之语。后世的王国维称李白的词纯以气象胜，可见盛唐气象并非只是豪迈开阔的广大气息，也不止于雄浑悲壮，在以精巧著称的小词中同样也可以体现。正如林庚在《盛唐气象》一文中所说的，这种气象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忆秦娥》从“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到“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忍不住使人泪下，这种无可奈何之情，虽明写闺怨却直抒作者心中的故国之思。
如果李白仅仅是在庐山的屏风叠吟诗作曲寄托故国哀思，那么他便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更无须在垂暮之年长流夜郎了。可惜谪仙人的安稳人生先是被安史之乱打断，后又被永王拉下了深渊。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叫韦子春的人讲起。
《明皇幸蜀图》，唐，李昭道，纵55.9厘米，横81厘米，青绿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在经过汉中时，玄宗采纳了宰相房琯的建议，命诸王出镇平叛，即将太子亨、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分封至各地。玄宗此举可能是因存着节制太子的私心而宁可损伤大局。李白的悲剧命运也因为这种“父子之际、人所难言”中的种种微妙而注定
“诗仙”“诗圣”都因为房琯的迂阔付出惨重代价
韦子春原是“唐之外臣也”，“刚气而赡学”，在《旧唐书·玄宗纪》中记载他是天宝八载的四月由于得罪了权臣李林甫而被贬官为端阳尉的。不管怎样，到了至德元载上庐山的韦子春已经是永王璘的说客了。他的目的是劝李白下山，加入永王麾下。第一次劝说没有成功，便有第二次、第三次。大约每个士子心中都存着对“三顾茅庐”的向往，李白最终决定下山追随永王，他的夫人宗氏是极力反对的。作为宰相孙女、武氏亲戚，宗氏在政治上的判断远胜于一派天真的谪仙人。宗氏为三次拜相的宗楚客孙女，宗楚客是武则天从姊之子，品格不端，贪赃枉法，在玄宗诛灭韦氏时受戮。作为其后人的宗氏眼见自己家族由盛转衰，在政治斗争中受难的情景，焉能看不到李白此行的巨大政治风险？又岂能不担心？
然而，沉浸于被“三顾”的满足感中，李白最终没有听取夫人的建议。他在这年冬天十二月写下了《赠韦秘书子春》，中有“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之语，是对韦子春的感激，更有对自我能力得到肯定的飘飘然。诗中的“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表达了自己不愿独善其身的想法，而“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二句更是将自己比喻为谢安，以为自己即将下山拯救苍生了！而最后的“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更是与前面诗中将自己设想成张良同类比，希望自己在大功告成之后飘然远去，只在江湖上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在青史中留下一个显赫的声名。只可惜安史之乱不是五胡乱华，永王璘也不是继承大统的真命天子。
《忆秦娥词意》，现代，杨列章，国画。场景取自“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一句，虽明写闺怨却直抒作者心中的故国之思，被后世视为“百代词曲之祖”
伴随着玄宗幸蜀、太子北奔，父子同掌国政之局面事实已出现，唐朝一方形成两个事实上的军政中心，这是十分不利于平叛的。玄宗对待自己的儿子一向颇多猜忌防范，开元时代曾经一日诛杀包括太子李瑛在内的三名皇子的恐怖事实也不能不让李亨心有余悸，李亨为太子期间可谓战战兢兢。太子秘密策动马嵬之变并率众北奔，玄宗不可能心无芥蒂，同时对于太子能否独立对抗安史叛军并无信心。在经过汉中时，玄宗采纳了宰相房琯的建议，命诸王出镇平叛，即将太子亨、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分封至各地，可以自行建立官署、筹措钱粮，以此组织军队以分头讨伐叛军。这种做法，当然是考虑到皇子比大臣在血缘上与皇帝更为接近，危机时刻更能够保持对帝国的效忠，也颇合周代分建宗室的古意。
但宰相房琯在时人眼中，是一个“专好迂阔大言以立虚名”的人物，诸王出镇的做法根本没有现实可行性。且不说“晋分同姓而骨肉残”的历史教训摆在眼前，唐前期的诸王角色早已与帝国实际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完全剥离，成为单纯的优待宗室之爵位，仓促之间让他们出镇开府、掌握一方军政大权，不仅在制度运作上颇多扞格，在士庶心理上也很难接受。玄宗之所以能采纳房琯的建议，可能是在巨大的变故面前丧失了政治家的敏锐，但更可能因存着节制太子的私心而宁可损伤大局。不论帝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李白的命运也因为这种“父子之际、人所难言”中的种种微妙而注定悲剧。
至于这位宰相房琯，首先因为“封建”的迂阔建议差点导致朝廷分裂，间接导致李白因投入永王麾下而获罪；后来又因为坚持“车战”的迂阔战术而使唐军主力惨败于叛军精锐骑兵，直接导致左拾遗杜甫为他辩护而被贬官，从而失去来之不易的上升通道而终身坎壈。“诗仙”“诗圣”都因为房琯的迂阔付出惨重代价，千载之下犹令人扼腕。
《古风·其十九》，现代，林凡，工笔国画。场景取自李白《 古风·其十九》中“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诗句，这首诗一般都认为写于天宝十五年（756），时洛阳已陷于安史叛军之手，而长安尚未陷落。诗中虚构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仙境，以此反衬中原地带叛军横行、人民遭难的残酷景象
在政治上幼稚如童子
在史书中，永王璘是一个置个人私欲于国家安危之上，拥兵自重，犯上作乱的逆子，史官认为他身为皇子，“不能立忠孝之节，为社稷之谋，而乃聚兵江上，不义不昵，以灾其身”。千年之后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则公然为永王喊冤翻案，认为是肃宗为了自己的皇权稳固而诬陷永王谋逆，造成了千古奇冤，近年来也有研究者与郭老持同一意见。根据史料观察，永王出镇江陵的确是得到了玄宗的诏令，并非师出无名；但是其后他东下广陵、自称欲以舟师从海路直取叛军老巢幽州，明显为不经之论。在此之前，江南水师最为著名的海上北伐还是春秋晚期吴国以舟师伐齐之役，目标不过是山东一带，尚且败绩；三国时吴主孙权欲以全部水师伐辽东，文武苦谏。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以海军为主力北伐成功的例子，永王一派的这种说法明显有掩耳盗铃之感。历代围绕九五之位展开的权力斗争是非难以分明，大可不必因为李白的缘故爱屋及乌，非要为永王做翻案文章不可。
永王李璘出镇江陵之后，依仗此处钱粮丰厚而挥霍无度，但数月间毫无作为，将士颇为失望。但与此同时，太子李亨在灵武掌握了朝廷最精锐的边防部队——朔方军，并获得李光弼、郭子仪等名将支持，于七月十三日宣布即位，是为肃宗；并以规复两京、誓死平叛为号召向长安进军，后来晋为皇后的张良娣等人亲自为战士缝制征衣，一时天下归心。两相比较，高下立见。在此情形下，永王既不引兵北指、协同平叛，也不遵循肃宗诏命、归蜀与太上皇会合，而是认为“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挥兵沿江东下，直指唐朝的战略大后方、平叛战争的主要经济支点江淮与江南地区。要知道在八年平叛战争中，著名的张巡守睢阳即是为了确保江淮与江南门户，唐廷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所谓“永王东巡”，早已失去道义与战略上的合法性，并可能对平叛事业造成重要的负面影响。
可惜在文学上有谪仙人之誉的李白，在政治上幼稚如童子，或许更是功名之想压过理智，他满怀欣喜地投向了许多士人竞相逊避的永王一方。相形之下，与李白有深厚交情的崔祐甫在永王厚礼相邀时坚决装病不出，因为他早已看出了“王心匪臧”；而与李白同为“竹溪六逸”的孔巢父则抱着避祸的态度躲藏了起来，混迹在老百姓当中，坚持不加入永王幕中。只有李白，在写了《别内赋诗三首》之后就匆匆告别妻子宗氏随韦子春下山了，其第二首曰：“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尚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诗中充满了豪情壮语，似乎是调侃妻子的阻拦，要她等着看自己功成归家的那一日。那时的李白不会想到，妻子等来的只是自己被捕下狱的消息。
《夜泊牛渚怀古》，现代，林凡，工笔国画。场景取自李白《夜泊牛渚怀古》中“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诗句，这首诗当作于李白青年时代名声未振之时，牛渚是安徽当涂西北紧靠长江的一座山，即著名的采石矶，传说李白在这里乘酒捉月，沉入水中而死
对形势的错误判断
至德二载的正月，李白随永王东下到了浔阳。他在永王幕中受到了隆重欢迎，以为自己作为奇士一展宏图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段时光是李白除了当年奉诏入京以外最意气风发的时刻，他笔下的诗词也处处透出踌躇满志的意向。《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一诗中的“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正好呈现出李白意气风发之态。长江下游江面宽阔，江岸两侧野旷天低，乘着高大战舰顺江东下，天地之间似乎只有身后高耸的楼船桅杆最为挺拔巍峨，加之旌旗鲜明、甲兵威武，上有人主宠信、旁有鼓乐为伴，这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无疑是十分惬意的。这一种从未有过的经历也触动了李白思古之幽情，以古喻今地形成十一首《永王东巡歌》，成为李白追随永王时期的代表作，也成为日后其附逆的铁证。
从文学的角度看，《永王东巡歌》不无可取之处，从浔阳到丹阳，古今风物一切尽在诗人指掌中。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其中的悖谬不经之处实在不胜枚举。最著名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一句，表现出李白基本形势判断与事实相距太远。一方面，当时的真实情形是“四海奔于行在”，也就是肃宗所在地，李白的朋友杜甫也是这样做，并不是什么“四海南奔”；另一方面，安禄山的部队攻下长安后已是强弩之末，和西晋首都洛阳被匈奴攻陷后朝廷基本丧失北方军事力量的情形迥不相同。在北方军民拼死奋战之时大谈“南渡”，是多么不合时宜！至于“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纯属大逆不道；“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则把天下勤王臣子的努力一笔抹杀。而且一个连李白也无法避免的尴尬在于，敌人远在千里之外，永王却逆方向运动；越是极力烘托长江在南北对峙时代挽救南朝的历史掌故，越让人对永王的目的感到难以理解。毕竟，李白宣称“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的战略意图，实在不能通过“帝宠贤王入楚关”“王出三山按五湖”的现实予以解释。
“文人之没头脑乃尔”
世上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李白功成身退的美梦才开了头就被肃宗派来讨逆的军队击得粉碎，而且还是由他的老友高适亲自击碎的。肃宗对永王早有防备，在灵武即位之出便飞檄江南，抢在永王到达之前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并以朝廷正统名义委任江南官吏，将自己的人安插在了重要位置上。尤其重要的是，肃宗抢在永王之前已控制了部分江南地区的财政来源，部分江南庸调已抵达汉中、投入平叛事业。永王还没在江南站稳脚跟，肃宗即派高适与韦陟、来瑱前来征讨。天下精兵本来就集中于肃宗之手，加之永王的部下中大多就对“东巡”心怀不满，此时军心涣散，不攻自溃。
在朝廷大军的围剿下，李白仓皇逃出刚到达不久的金陵，一路逃到丹阳，作《南奔书怀》诗，其中描写了永王军队“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的一触即溃之景，同时感叹幕府中人“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有如食尽鸟投林。但李白仍然坚持为永王鸣不平，并极力抒写自己“感遇明主恩”，并以祖逖自比，“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可怜李白，始终怀揣一颗赤子之心，却是激情大于理智，终因对时局的明显误判而致祸。朱熹评价李白追随永王是“文人之没头脑乃尔”，千古惋惜嗟叹之情，溢于言表。
丹阳郡，这个李白流亡与罪谪生涯的起点，曾经有一个更为后人熟知的名字：京口。在后世，它先后改名润州和镇江。在东晋末年，这里曾是一支流民武装北府兵的大本营，一带豪杰刘裕就是以此为基地发动北伐并建立六朝中最为强大的刘宋政权。长江边的北固山，立志北伐并恢复中原的辛弃疾曾发出“何处望神州”的感慨。一生对六朝风度向往有加的李白，大概只注意到了《世说新语》中那些王谢风流的记载，而对北固山下数百年间政治与军事形势变化的深刻规律不甚了了。在这个昔日江南政权的军事咽喉与前进基地，试图如谢安一般成就事业的李白终于沦为逋亡之余，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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