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餐》剧照
故乡湛江在南海边陲，自古是中国边地，在广东省，粤西也是珠三角的外省，是改革开放后广东的一片旁落之地。
湛江地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一水之隔。曾被邓小平誉为“北有青岛，南有湛江”，被选定为沿海开放城市和南海舰队驻军基地。改革开放后，湛江的发展不尽如人意，频频因反腐、走私、贩毒登上新闻，近十年有所好转，成为广东在珠三角之外重点发展的城市，网剧《隐秘的角落》就是在湛江拍摄。
湛江也是一片方言丰富之地。这里有福建人的后代，也有广东人和广西人的族群，这里位于南洋四方交界之地，融合了南粤文化、闽南文化、黎族文化和法租界时期遗留的法国文化。广州白、湛江白、雷州话、普通话、电白等语言分布在这里的五县四区，如今本地主要有三大语系，分别是：白话（又分广州白和湛江白）、雷州话和涯话。
与中原文明不同，这里并不被儒家意识形态所支配，而是儒释道与鬼神文化混合，民风彪悍，巫蛊之气盛行，湛江有年例游神的传统，更有穿令箭、穿嘴针、过火塘、神童上神桥等活动，年例与春节不同，是粤西本地特有的祭祀节庆，主旨是敬神、拜宗、祭祀社稷，足可见湛江人对鬼神的敬畏。
我在湛江市的赤坎区长大，算是城里人。父母从雷州的农村迁徙到城镇，他们三十岁前都在农村，母亲做乡村教师，父亲在生产队和人民公社待过，公社解散后跟随亲戚打工，母亲则因为超生失去教职，九十年代去到城市，那正是市场经济开启、人口流动放宽的年代，他们在市区里挣钱养家，购置商品房，到我出生时，一家人住在城里。但我的父母爱回农村，每个月都会去一次，用他们的话说，这叫不能忘本。他们坚持说自己是村里人。
城里人不种地，这是和村里人最大的区别。我母亲还能辨别野菜的不同种类，我对农业的知识就要恶补。我不太会说雷州话，又很少回农村，母亲怕我忘本，逢年过节催我去看亲戚，小时候，我并不太能理解母亲对走亲戚的热情。后来知道，除了维持感情、互送钱包之外，走亲戚对母亲最大的意义，在于缓解孤独。人长大是一个朋友不断走散的过程，新朋友越来越少，老朋友不断告别，五十之后，母亲基本没什么新朋友，只有珍惜故交亲人，走街串巷，就是他们那一代联络的方式，因此即便有手机，他们还是习惯见面的温暖，那是具体的人、具体的呼吸和笑容，而不只是号码和头像。
二十年前，我父亲出车祸，在医院一躺就是大半年，那时候母亲照顾他，忙不过来，得亏亲戚帮忙。她当时既要支付父亲的手术费，也要维持我和哥哥的学费。两头跑，劳碌命，她曾对我说：“那时候好多人帮我啊，要不我忙不过来了。我外甥、我表姐、表姐夫、舅父舅母……他们白天和夜间都帮我看你爸。”所以，母亲对亲戚怀有报恩之心，日后亲戚有难，她也出手相助。
父亲住院，母亲想瞒着我，就把我送到了舅舅家住。当时还小，什么也不懂，长大后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追溯我的童年，犹如走入海雾，平平淡淡，背后却可能是时间掩埋的暴力。
在学校，我曾遭遇校园暴力，尽管日后与施暴者或是和解、或是不再往来，但在当时感到害怕、屈辱，担心自己不受待见，被排挤在集体之外。
本地流行一种说法，叫“男仔有男样，女仔有女样”，女生嗓门粗、说话直，会被说“像个爷们”，男生长得“女态”，说话温柔，表现出不像主流男性印象的一面，就会被嘲讽为“娘炮”。小学时对娘不娘的没什么概念，真正有印象是在初中。有一回坐校车，我独自坐在窗边，一个女生上来了，我和她没有任何交集，她见我坐在窗边，用粤语对她的朋友道：“原来仲有一个女仔，吓死我啲！”她朋友认识我，小声地说：“佢系男仔！”那个女生难以置信：“但佢生得真的好似女仔！”
我那时虽小，却在和同学的相处中意识到，大家就是鄙视“娘”的男生，尽管一些同学碍于情面，当着你的面不说，私底下，男生们说起“娘炮”都不会有好脸色。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印象，证明自己是一个男子汉，我剪短头发、晒黑自己、踢足球，表现出要强的一面。高中后，随着身体发育、同学更换，这种评价很快消退，但事后回想，基于二元性别观与主流性别气质建构的偏见，犹如阴云笼罩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亲眼目睹一个男生举止阴柔就遭遇了校园霸凌，也看到一些同学为了彰显男性气质，模仿“古惑仔”，在靓女面前逞能，在学校广场打架。
多年后大家平和地回忆往事，建立起“青春美好”的叙事，可有多少集体无意识下参与的恶行，掩盖在了温情脉脉的话语里？市区学校发生霸凌，贫困地区的学生更难以幸免，在教育资源欠缺、好狠好斗风气盛行、父母因外出打工或疏于管教，导致子女出现原生家庭问题的环境里，校园暴力更为常见。我高中的一个同桌就是从偏远学校考进市区，他学习的动力，就是要努力摆脱那黑暗、暴力、麻木的环境，对那时候的他来说，高考是唯一的出路。
在反腐扫黑的专项行动之前，湛江郊县并不太平，雷州半岛的黑恶事件频频发生。湛江民风彪悍，人民直率，一方面使得本地人热忱豪爽，少了世故之气，另一方面也让这片土地成为不好管之地，九十年代，法制尚未健全，此地政府与黑社会一度合流，灰色行业做大，不但限制了招商引资，对本地人的生计也造成很大影响。曾听室友说，他亲眼见到有人在街上被打，夜幕降临，本地古惑仔齐齐出街，持刀带棒，骂骂咧咧。哪怕是在学校里，很多学生也无心学习，不是赌博，就是把妹，放学后就一起搭摩去网吧或者洗脚城。有志教师痛心疾首，但无能为力，只好把想学习的孩子集中在一个班，这些发奋考入重点中学的学生，是老师们微小的希望。
曾经在舆论场被热议的全红婵，就是湛江贫困家庭子女的一个缩影，他们需要靠高考，或者某一类特长（比如跳水），才能压住命运的水花，领到一张改变命运的通行券。
全红婵是湛江麻章镇迈合村人，家境贫穷，幸有国家政策扶持，兼具万里挑一的跳水天赋，才有机会改变一家人的生存境况。有记者问她，怎么能够跳出满分，她说：
“练的，慢慢一直练呗。我妈妈生病了，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不知道她得的什么病，然后就很想赚钱，回去给她治病，赚很多钱，治好她……”
我看了这段话很久，结合她说话的神色，她的口音，这段话最让我有感触的就是真实，金牌，对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儿来说，不仅仅是意味着突破自己，也不只是为国争光，它最大的意义，是治病。是有奖励，有足够治好妈妈的病的钱。
改革开放后，湛江受到政府腐败、政策失误和自身地理环境的影响，发展远远落后于珠三角，湛江所在的粤西是广东较贫困的地区，若是市区人家还好，如果是偏远县区，一个家的希望基本就在子女的升学上，所以湛江人很重视教育，家家户户指望着子女争气，光耀门庭，村里出了个一本生都会广为告知。但在一片祝贺声中，是很多青年早早辍学的严峻现实，在坡头、麻章、东海岛等地，不少青年高中没读完，就流入社会，女生辍学外出，在本该读书的大好年纪却成了洗浴行业的员工。
上了高中，校园暴力减少了，学校学习衡水中学的模式，但并没有严苛到进行军事化管理，而是试图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上找一个平衡点。当时早上还不用跑操，吃早餐也不会掐着点，高一期间有社团和体育比赛可以参加，在学校的时光固然辛苦，但和衡中模式、毛坦厂模式比起来，母校还不算走到极致。
高中时，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报刊亭，那是我们看见世界的一扇窗。常看的杂志是《读书》《看天下》《足球周刊》，还有《萌芽》《作文素材》《故事会》，那会儿杂志间也有鄙视链，比如看《读书》的看不起看《萌芽》的，看《萌芽》的看不起看《故事会》的，大家考试都抄作文素材。
当时，郭敬明和韩寒是很火的，火到班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但那时候，韩寒已经不写小说了，郭敬明转去拍《小时代》。我去看了这部电影，说它是烂片，为此和班上几个女同学有过争论，争论完后彼此继续借杂志、闲书看，传阅《活着》《三体》《黄金时代》《万历十五年》《挪威的森林》《明朝那些事儿》，有谁拿出一本《百年孤独》或《故事新编》就算高级货，毕淑敏、周国平和余秋雨的散文被拿来当作文素材，但私底下众人并不觉得他们的散文有多好。
那时候如果女生在球场看球会被起哄，男生在暗恋的女孩面前卖力表现，看到女孩走向另一个男生默默失落。一个人的微博拥有几千粉丝会被视作“校园网红”，喜欢网上冲浪的人就会研究如何在互联网提升自我形象，可算是如今“人设”一词的雏形。我听到最逗的一件事，是某班有个男生写情书告白，他们班有微博的就都改名，跟那男生同步，为表白造势，但那个女生很有压力，就没有答应。
当我回忆起读书岁月，显然无法忽略对自己种下启蒙种子的老师。这些老师不轻视成绩差的学生，教育学生善良正直的观念，培养学生对读书学习的兴趣，淡化“高考改变命运决定人生”的话语，也许你在一线城市，觉得这些都很理所当然，但只要你在偏远城市生存，你就知道，遇见好老师没那么简单。
有的青年本可挽救，奈何老师对自己的工作得过且过，对差生优等生区别对待，纵容他们堕落颓废。更有甚者，非但教学能力不足，而且素质堪忧，随意打骂侮辱学生。在粤西，为人师表者并不都清清白白，走后门、靠关系的老师也是有的。意识到这些，才更能明白好老师的重要。
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而言，老师的启蒙作用很大，尤其是在做人和学习方法上。以我的历史老师为例，直到今天，她都是我尊敬和欣赏的一位老师。她不是那种“我说什么你就照做”的强势老师，她在对话中知道分寸感，知道如何顾及学生的感受，所以你和她交流，哪怕她在批评你，你也能坦然接受。
整个高中，我的重心在上课和准备高考上。小时候，母亲常在我耳边念叨：“小弟你要好好学习，光宗耀祖！”父母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没有上成大学，对大学有特殊的情感，我是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在他们眼里，我的两个哥哥在学业上不成器，原因很简单——他俩都没上名牌大学，父母便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的家境并不殷实，但在学业问题上，家人对我从不吝啬分文，让我享受着优质的教育，纵然一段时间内经济状况不好，我过问，他们也只是说：“你好好念书就行了，费用肯定是有的，别想太多！”
童年的我对大学的概念是模糊的。那时候，北大清华只是名字上的差距，我只知道它们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却并不清楚要上这两所大学难度几何，那时候，世界很小，可能只是一间教室、一所学校，我以为战胜了身边的人，便彷佛占据了世界的高点，在学校轻易取得的微薄成绩，回到家也不忘炫耀一番。现在想来，自然是感慨年少想法的天真，但在那时，确实是这个狂妄的想法支撑着我不断向前，怀着对学习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希望实现对父母许下的诺言。
高中阶段，在那个环境下——班级被分成重点与非重点、成绩的高下被赤裸裸地展示、媒介都在制造比较的东西，很少学生会不在乎。久而久之，自然就顺从大流，以高考成为当前第一要务，为了高考，嘻哈玩乐都可暂时放弃。于我，是高二之后，除了踢球，几乎断绝了一切的课外运动。而有的学生从高一开始就不参与任何与高考无关的活动。
为此遭殃的是音乐课和体育课。有一次音乐课，老师气得不轻，一个班五十多人，到的只有十几人，其他人都在教室复习。“这课没法上了！”她板着脸警告：“如果他们不来上课，以后也不用来了！”这才把复习的学生给逼出来。实际上，那些复习的学生，有一些学生很喜欢音乐，但他们心里想的明白：这课又不考，我上它做什么？
从小到大，我们就处于一种时刻竞争的环境中。小学时，我们要为进入优质的中学而奋斗；初中时，我们要为进入优质的高中而奋斗；高中时，我们要为进入优质的大学而奋斗。高中时期，早上六点起来，十点离开是常有的事。在晚上，晚修只是上半场，下半场以晚修结束铃响开始。甚至，有同学中午也放弃休息，点一份外卖，继续鏖战。除了平时的课程，不少学校选择在假期补课，有的年轻老师也偷偷开了辅导班，把课堂上没说的挪到辅导班里。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学校未经允许不得在假期私自补课，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学校会想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办法来安排补课，有时候，甚至是学生家长要求学生牺牲假期去补课。当然，也有学生发现学校违规补课，举报成功的，我在高中参加一个历史夏令营，和我住同一个房间的安徽男生就透露：他们学校的学生发现学校违规补课，就将事情捅到教育局。
和大部分高中一样，我的高中同样存在“精英班”与“平行班”之分，精英班会享有校内最好的教师资源，他们和平行班学生的差距会越拉越大。学校指望着他们斩获竞赛奖项和知名大学录取通知书。不过，在划分“精英”和“普通”的区别上，我学只是中规中矩。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学校，即便是考试考场都要打上“精英”或“普通”甚至“劣等生”的烙印，成绩最好的一批学生在一个考场，成绩处于末流的学生也被划在固定几个考场内。
高考那两天，天下暴雨，积水漫到人行道上。父母在车里等我。考试时，他们就在学校外头守候，只待我一出，立刻连人带伞朝我挤过去。父亲和母亲让我专心应考，他们挂在嘴边最多的话就是：“放轻松。”但我还是考砸了。
那个时候把高考看得很重的我，心底里真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不惟自己失败的颓唐，还有对父母，对亲友信任、期盼的辜负，我的脸色，他们的脸色，都清楚写着，藏不住的。我的命运会如何，我所要面对的路，在那一刹那，似乎陡增凶险、如履薄冰，我不敢去想，眼前的一切已然令我心乱如麻。
那阵时，很多同学以为熬过高考，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进入好大学，就握紧了改变命运的钥匙。没想到，这只是艰难人生的第一关。
高考毕业后，我告别老师与亲友，独自去天津念书，在北京实习和生活了一段时间。北上以后，我更确认了湛江对我的影响。那种影响就像人身上的气味，是伴随你一生的存在。那是一种对小地方的体认，对边缘和中心叙事的怀疑。
湛江在中国是边地，但对本地人来说，它何尝不是中心。它不是大城市，没有充沛庄严的历史，相比起北上广，它只是一个小地方，一个有别于儒家文明的三教九流混杂之地，但这不代表它理应被忽略，就像是人类的文明，既有英雄史诗的部分，也有属于小人物的动人篇章。
当我在异乡的餐馆里听到陌生人讲粤语，那些熟悉的背影又会在我眼前出现，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TVB剧、法租界建筑和一排排茶餐厅、烧烤店，也想起了那里的树木、空气、泥土、河流。故乡种种，成为流淌在我体内的另一种血液，像是阿多尼斯所说的另一种光明，是在我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和外部的黑暗时，把我照亮的光明。
当我终于从遥远的北方回到家乡，夜色里，影剧院对面的公共厕所还是那么简陋，在我家的小区，顺着窄窄的小道，旧屋楼下的灯泡孤零零地在黑夜中闪烁。
母亲依然絮叨。按她的说法，因为关心我，又那么长时间不见，所以要多多过问。每逢吃饭，母亲就喜欢和我说话，她爱问问题。
我有时候烦了，她说：“我现在不问就没机会了。”
后来，母亲开始用微信，她不看朋友圈，只是和亲戚朋友简单聊天。她经常传照片，有我们在一架飞机前留下的合照，照片里，她扇着扇子，慈祥微笑，父亲背着行囊，一脸严肃，而我站在中间，像是要着急回家。
她几乎每周都传照片或语音，但很多时候打起电话，我们又没有多少话题。无非是问：最近怎么样了？睡得好不好？老家还很热吗？家里的热水器换了么？还有，煮完饭记得关气，别看电视打电话给忘了……
写这篇文章的前夜，我又想起了他们，已经有六个月没见他们，半年，一晃也就过去了。想起不久前和女友看《俗女养成记2》，有一处情节，讲家里的儿子，即将和爱人同志结婚，如果成行，就要远去英国，一年最多回家两三次。他算了算，那这辈子剩下和爸妈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就不到一年。我看到这，心里难受，深夜又想起来，想到这个点，爸妈应该睡去了，就给妈妈微信发了句:“最近生活还好吗？”没想到她很快给我电话，说在看电视剧，问我在单位怎样。我说都好，一切都顺利。现在，我还跟她说自己在北京上班。想回去看看他们了，或许，只是自私地想回一趟家。能够在客厅，看他们看电视，就已经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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