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
1926年9月4日，鲁迅由北京经上海乘海轮抵达厦门，1927年1月16日又乘海轮“苏州号”离厦门赴广州。1月18日，鲁迅抵达广州，入住中山大学“大钟楼”西面二楼的一个房间，两个月后搬到了白云路西段7号，在这里，鲁迅不仅完成了小说《铸剑》，也写下了名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鲁迅到达广州不到三个月，中国爆发了四一二事件。4月12日到4月15日，以蒋介石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为标志，四一二事件爆发，反革命军队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对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鲁迅故友和旧交有不少人卷入这场悲剧之中，汪寿华、赵世炎、陈延年等共产党人都于1927年不幸遇害，李大钊也死于奉系军阀的“三绞处决”。
仅仅三天之后，4月15日，广州爆发了四一五大屠杀，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同情者被杀害，以李济深、钱大钧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搞起了白色恐怖。
根据鲁迅研究学者刘丹的考证:“1927年4月15日凌晨，国民党当局戒严广州，开始'清党’，中大遭到军警搜捕，许多师生被捕。清晨，鲁迅在白云楼得到消息，冒着生命危险回中大了解情况，在钟楼和住在校内的教授不期而遇，教授们向鲁迅诉说昨夜的遭遇，并由鲁迅牵头，要求朱家骅代表学校让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不准搜查教授宿舍的布告。下午，中大当局为了控制学校的混乱局面，恢复教学秩序，紧急召集各主任回校开会。鲁迅冒雨参会，在会上呼吁校方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并与朱家骅据理力争，但是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支持，无果而终。这也最终成为鲁迅从中大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晦暗之年，也是进步派知识分子经历大幻灭与分道扬镳的一年。鲁迅在这时候的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早在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发生之前，鲁迅就预感到了中国革命潜在的危机。他《两地书》里说局势“红里透着白”，暗指中国的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到了1934年，鲁迅回顾四一二事件时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值得玩味的是，四一二事变不久，鲁迅就写作了《野草题辞》，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那段时间，鲁迅曾有一个《夜记》写作计划，每周一篇，形成系列文章，集合成书。他把当时中国社会的景象、革命的前景形容为黑夜。黑夜持续多久，《夜记》就写到多久。但后来，《夜记》并没有持续下去，鲁迅妻子许广平给出的理由是:“黑夜里写什么文章，不是《夜记》呢？”
四一二事件之前，鲁迅是一位致力于思想启蒙的作家、知识分子。无论是对于保守派还是进步派，鲁迅都保持了自己的距离。但是在1927年，革命形势和过去相比却又更为严峻，比保守派力量更令鲁迅心冷的，是进步派的分裂与互害。
国共合作，一度让知识分子看到新的希望。但是，四一二事件撕碎了这种幻想，昔日的新青年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从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同仁的选择里可见一斑。在《新青年》编辑和外约作者中，有人后来创办了共产党，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如陈独秀、李大钊；有人同情革命，但不加入政党，如鲁迅；还有的人以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为思想光谱，成为国民党的中坚力量，如蔡元培、胡适。在那些不属于《新青年》编辑部，又声援进步运动的青年中，许多人后来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当毛泽东、瞿秋白、陈延年、赵世炎等人照亮星星之火时，汪精卫、吴稚晖却成为了反革命，并在日后残酷镇压共产党。
李泽厚曾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条主线，是“救亡压倒启蒙”。在1926年之前，鲁迅创作的重心在于启蒙大众、批判国民性，但是以1926年《纪念刘和珍君》为标志，再到1927年目睹国民党清党，鲁迅创作的重心实现了明显转变。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鲁迅从“启蒙”到“救亡”的转变，比如鲁迅研究学者贺仲明先生说:“多年来，学术界对后期鲁迅的认识纷纭，值得深入地讨论。关涉后期鲁迅思想的焦点之一是其对'国民性批判’的态度。他并未完全放弃这一思想，但态度却有显著的转变，其思想内核从文化启蒙向以'革命’为中心的实践启蒙转移。”但用这一说法概括鲁迅的转变仍显笼统，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鲁迅后期小说中的“油滑”与“迷惘”心态（代表作如《铸剑》），也无法说清楚在鲁迅最后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中，为什么他对儒家不是一昧批判的态度，而是流淌着复杂的“扬弃”。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从鲁迅对启蒙和进化论的反思说起。
鲁迅原本是进化论的支持者。1901年，鲁迅在南京求学时就接触到了严复的《天演论》，进而知道了赫胥黎、斯宾塞的思想。后来去了日本，他就积极阅读跟赫胥黎有关的书，并且推荐给弟弟周作人。以进化论为基础，他提炼出“相信进步”、“主张反抗”、“启蒙国民”三大观念，所以他才会有“青年必胜于老年”的思想。
青年时期，尼采也是对鲁迅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尼采让鲁迅开始重估人的定位、人的价值，人如何形成理想的人格，并在特定时刻具备“超人意志”。鲁迅赴日留学时，正是尼采思想在日本流行的时候，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是鲁迅的案头读物。有趣的是，尼采的思想里也有进化论的一面，他认为:在进化的途中，人不过是桥梁，非终极。进化并不是人强力地推动历史进程，而是顺应自然规律，在承认“自然的必然”前提之下，给“进化”注入“以意志超越自我”的元素。
但是，他在1927年沮丧地说道:“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又因社会前景的黯淡，他说：“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甚至，作为被世人推崇的文学家，鲁迅却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鲁迅的思想转变可参考《答有恒先生》这篇文章。这他在文中明确提到:“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鲁迅中后期的一个困惑，就是新青年一定比旧人好吗？启蒙后的一代人，是否就比旧人更进步，更能担得起社会革新的责任。他曾经是进化论的拥护者，认为“一代新人胜旧人”。在《狂人日记》里，他呼吁“救救孩子”，对已经被吃人的历史束缚乃至同化的旧人，其实已不抱希望。但是到1927年，尤其是四一二事件、四一五广州大屠杀以后，当鲁迅看到“五四”后的青年把玩着血的游戏，看到他曾寄希望的新人，有那么一部分却流露出和旧人一样的残酷、恶意和麻木，他其实对自己过去的信念有巨大的动摇，《答有恒先生》里，他说: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
在广州目睹四一五恐怖，尤其是“青年”对“青年”的杀戮，令鲁迅对青年也产生了动摇。新人真的就比旧人好吗？被压迫的青年，为什么到了一定阶段也开始压迫别人？又是为什么，许多青年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世故圆滑如同老人？
但鲁迅并非全然对青年死心，他后来加入左联，声援革命青年，帮助萧红、萧军、柔石这样的青年写作者，仍流露出他对青年、对理想主义的爱护。只能说，国民革命、清党运动、南方社会的现状，让鲁迅对“新与旧”有个更复杂的认识，对进化论和启蒙进一步去魅。鲁迅相信没有历史包袱的青年更可能肩负起社会变革的可能，但他同时意识到，此地的青年若无正义之心，很快会变成老人，此地的青年若无弱者之同情，会酝酿出比保守者更血腥的残酷。所以，重要的不再是“对青年的崇拜”，而是去思索，许多青年为何过早衰老，为何会在看似进步的光晕后，表现出更守旧、慕强、崇拜权力的一面。为什么那些看似激进的青年其实更保守。
鲁迅对青年的怀疑，背后是他对进化论的反思。青年屠杀青年的一幕幕，中国革命的曲折反复，让鲁迅不再那么相信进化论，也对中国革命的严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实际上，鲁迅初到广州时对青年抱有很大期望，也对广州颇有好感。这一方面是源于他对孙中山的敬重，他曾与许广平多次谈论过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意义不在于他是一位成熟的“革命家”，而在于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一位到死仍呼吁“革命尚未成功”的人。另一方面，这也跟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有关。广州对革命的姿态更加包容，街道上也洋溢着一种真切的、热情的、寄托希望氛围。以至于鲁迅真诚地对广州的青年说:“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了一切厉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
初到广州，鲁迅一度把自己变成演说家、青年导师，他一边在后方鼓动青年们的革命热情，一边参与改善广州的文化环境。1927年，广州在政治上势头正盛，但在文化上却犹如荒漠。那时的广州文艺界在鲁迅眼里，“几乎可说如同一块沙漠，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冷静，只是沉寂”，刊物上发表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
即便广州学生热烈欢迎鲁迅的到来，鲁迅的一些小说在广州也很难买到。据欧阳山回忆，当时的广州“没有铅印的《阿Q正传》，更没有《呐喊》的单行本；《阿Q正传》只有油印的六十四开的横排本”，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油印本，当时也并不是随便就能买得到……每本售价一角，销行三、四千本。在广州，一本作品居然销行三、四千本，在当时这已经是破天荒的畅销书了”。
为了振兴广州文艺，鲁迅决定与《未名社》联系，创办北新书屋，他在1927年1月26日致韦素园的信中说话：“我想：未名社亦可在此出售，所以望寄《坟》五十本，别的书各二十本，《莽原》合本五六部，二卷一号以下各十本来，挂号，'中山大学大钟楼，周……’收。待他们房子租定后，然后直接交涉。”一番筹措后，北新书屋如愿在广州芳草街落地，许广平为此还在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登了一条广告:“从此这北新书屋，就于三月二十五日在芳草街出现。”
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后，鲁迅对进化论不再笃定。是什么具体的事件刺激了鲁迅？有学人说是四一五事件中两百名疑似共产党员的学生被捕；也有人说，是因为鲁迅欣赏的学生毕磊遇害；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跟鲁迅在中大的遭遇有关。但准确来说，促成鲁迅思想变化的应当不是某一特定事件，而是1926到1927年一系列事情的结果。启蒙没有让新人胜过旧人，这才是鲁迅莫大悲戚的原因。以至于他失望地说:“广州的学生和青年都把革命游戏化了，正受着过分的娇宠，使人感觉不到真挚和严肃。”
此后，鲁迅淡出具有政治意味的演说，也减少了呼吁青年一类的口号。与此同时，他辞去中大职务，隐居白云楼，杂文创作之余，他花了大量时间在搜旧书、编旧书、译旧稿。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那段时间完成了短篇小说《铸剑》。综合《鲁迅日记》和《故事新编》的注释，《铸剑》酝酿于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时期，定稿于1927年4月3日，小说原题《眉间尺》，并于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分两次发表在《莽原》半月刊。这是鲁迅《故事新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也是鲁迅晚期小说的杰作。《铸剑》通过对中国古代复仇故事的改写，寄托了鲁迅直面惨淡现实的决心，却也蕴含了鲁迅对社会和人性的悲观一面。眉间尺不惜断头完成复仇伟业，死后却换来世人的嘲笑与冷漠，当复仇成为戏码，残酷而欺压弱小的世界却牢固不破，任是鲁迅站在维护正义而敢于牺牲的一方，也难免对世界产生莫大的悲凉。
四一二之后，鲁迅并未放弃文学，他只是意识到，文学并非改造社会的显途，一个独立的文人，总有他固有的局限，但是，文人所面对的，却是更为强大的统治力量。要实现革命，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光靠文人是行不通的，甚至光靠知识分子启蒙大众也是行不通的，因为革命是从政治制度到文化思想的总体改造，革命总是伴随着流血牺牲，也伴随着政治、科技、军事、经济等多重领域的残酷角力，革命者要推动革命，就需要有一个稳固的政党，那些在长夜中坚守的人们，也唯有靠在一起，才能让野火更加明亮，让同志的力量驱散寒气。在强大的反革命力量面前，被压迫者唯有联合一切黑夜下的同类，才能获得一线生机。正是对社会改造必要性的进一步认识，让鲁迅在广州积极促成“革命文艺阵线”，并在日后加入“左联”。
但是，鲁迅又和一般投身于政党政治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不是瞿秋白，不是陈独秀，也不是郭沫若，他即便是革命的同路人，也恪守着自己身份的独立性，这使他为自己赢得周旋的余地，也让他不必卷入政党斗争的残酷。鲁迅晚期同情左翼、同情革命，但并不与左翼的脚步“整齐划一”，他不但批评陈源、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左翼的同志，他也有过激烈笔战，而非甘做喉舌。可见他对待具体事情是从个人原则出发，而不是以政党利益作为首位。
另一方面，我们又能看到晚期鲁迅宽厚、沉稳，乃至妥协的一面。在“五四”时期，鲁迅对传统礼教和文言文都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他的《狂人日记》对中国礼教的批评尤其毒辣，他在1925年写的《青年必读书》里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是在生命的后期，鲁迅对儒家和中国古文的看法都温和许多，他因此说:“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与其说这是鲁迅自己对文言产生了观念上的根本改变，不如说是形势的转变，让他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因为早在《新青年》之前，鲁迅就是一个古文的爱好者，“五四”之后。他还创作了《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同时是革命的同路人，但是对鲁迅与革命的关系、与政党政治的距离，以及他自己思想的矛盾之处，仍需要实事求是。正如日本史学家、思想家竹内好所说：“中国文学只有不把鲁迅偶像化、而是破除对鲁迅的偶像化，自己否定鲁迅的象征，那么就必然能从鲁迅自身中产生出无限的、崭新的自我。这是中国文学的命运，也是鲁迅给予中国文学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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