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俄罗斯] 瓦西里·格罗斯曼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原作名: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译者: 力冈
在所有文体里，我最钟情长篇小说，具体地说，是那类俄国气息的长篇。每当精神因现实崩裂而惶惑，它给予我坚定的力量，它让人明白，生活中还有人和事值得热爱，存在一种不屈的品质，令我们坚守和相信。长篇小说犹如信徒写给命运的交响曲，是文学对人世间的总体性阐释，它令人安定，叫人重新燃起坚持一项长期事业的动力（长篇写作本身就是马拉松式的）。
三月份，读到这样一部作品，是前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代表作《生活与命运》。此书被誉为前苏联版本的《战争与和平》，记录了纳粹德国与前苏联对抗时期，人民在战争前方和后方的生活。作家在叙事结构上模仿了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的布局，从家族入手，以战争开启故事冲突，用平易近人的笔调描写一幅社会长卷。但作者并非托尔斯泰的简单模仿者，而是在继承托翁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思考。
比如:作者在当时前苏联舆论基调把战争胜利主要归功于领袖斯大林的背景下，坚持“历史属于人民”的认识，把平民百姓作为故事的主角，而非英雄领袖。因此，小说并没有一个光芒万丈的主人公，而是类似如今家喻户晓的《冰与火之歌》一样，采用的是一种群像式写作。作者的叙事并非纯粹的全知叙事或者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而是灵活地在二者间切换，虽然偶有拖沓，但在整体上积蓄了一股浑厚的力量，只要读者能耐心读下去，在后半程就能体验到那种力量感，就像一个人登上山顶，视野顿时开阔，却也感受到个人的渺小。
作者生前是前苏联体制内作家，此前入围过斯大林奖名单，他过去写的几部小说，多少仍受意识形态影响，有颂圣的意味，但《生活与命运》是一本大胆的、甚至让前苏联审查员脊背发凉的小说，因为它一方面歌颂了前苏联卫国战争的伟业，另一方面却提出了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眼中的正义，真的是正义吗？如果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士兵们，都在为他们心中的正义而战，那么这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格罗斯曼不是哲学家，他不提供生活的答案，面对这些问题，他和读者一样也是焦灼的、矛盾的。他热爱前苏联，忠于这个国家和政党，但他无法对斯大林时期国民生活的问题熟视无睹，无法对那些以正义之名，对国民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与威胁视而不见。然而，作者又并非索尔仁尼琴那样断然决裂的人，也不是要做烈士的英雄，他到晚年仍期盼着小说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甚至一度乐观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未来。然而，对于这本书的价值和出版前景，作家的敌人看得更明白。当时，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总指挥苏斯洛夫对格罗斯曼说：“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生活与命运》）在两三百年内都不会有出版的机会。”
格罗斯曼到死也没等到《生活与命运》出版的一天。1964年他去世时，以为小说已经出版无望了（在此之前小说书稿已被销毁），所幸他的一位朋友冒死保留了复本，制作成微缩胶卷偷运出国，才有了这本书的重见天日。
1980年，《生活与命运》在瑞士出版后，一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当时索尔仁尼琴风头正劲，而格罗斯曼这个体制内作家的标签，又让西欧媒体对他产生了一些偏见，误以为他的作品不过是歌颂之作或者对索尔仁尼琴的老调重弹。然而，在文学角度上，《生活与命运》是比索尔仁尼琴那本如今不可说的书更浑厚的作品，它对前苏联社会各阶层真实的记录、对人世间的热情和悲悯，让他站在历史的边上，最终回到人的问题。格罗斯曼是一位谦卑的作家，他的小说也具有谦卑的品质。
在微信读书上，我读到梁文道写给《生活与命运》的序，道长纵横江湖数十年，写过的文章千千万，但这篇，是我读过里他写得最用情的文字，那是一份写书人、爱书人的惺惺相惜。《生活与命运》值得他这篇序，瓦西里·格罗斯曼不为大众所知，但仅凭此书，他足以存世。1989年，翻译家力纲（《日瓦戈医生》和《静静的顿河》译者）译了这本书，译者序言写于当年6月10日，他在序言最后一段恳请道:“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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