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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之间没有必然的对立”——专访法国法律人类学家诺贝特·鲁兰

       参考消息网10月11日报道(文/乔本孝)拿到中国驻马赛总领事馆签发的赴华签证后,诺贝特·鲁兰拍照用微信发给记者。时隔26年,这名75岁的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荣誉教授计划在今年10月再度到中国访学。“这令我非常高兴。”他留言说。

鲁兰同中国结缘在1997年3月。香港回归倒计时中,他受邀访问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一周七天开放到晚上10点的图书馆令他印象深刻。返回法国不久,同年4月,他又访问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结交了不少中国内陆学者,有的到今天都保持着联系。两次访学让鲁兰意识到一件事:中国学界对西方的了解,远超西方学界对中国的了解。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强烈的学术自知,中国尽管没有成为鲁兰的研究重点,却再没有离开他的视野。

阅读小说了解中国变迁

鲁兰是一名法律人类学家。这是一门法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学者沿着人类学的路径去研究法律在特定社会的具体实践。身不能至中国的田野之中,鲁兰考察中国社会的办法很特别:读中国小说。“实践丰富理论,去伪存真。对我来说,小说可以看作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实践。”他举例说,好比若想了解19世纪法国工人的处境,就要读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

陈忠实、王安忆、阎连科、姜戎、刘慈欣……鲁朗列出一串自己喜欢的作家。他说,法国读者想要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必读的;而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讲述的故事可以设定在任何一个国家。出于对女性研究以及城镇化的学术兴趣,鲁兰对王安忆与阎连科的作品别有青睐。他评价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一部“杰作”,“即使读法文译本,也能感受到这部小说精巧、诗意的写作风格”。而阎连科的小说,“我读过一两本之后,就订购了他的全部其他作品”。

作为学者的鲁兰早年也曾发表过两部长篇小说,他认为社会科学理论搭建的是“筋骨”,好的小说则尝试赋予其“生命”。他在大学开设一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建议学生们多去阅读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他说,对于愿意了解中国的大众读者,好的小说比学术出版物更“易读”,却也更“复杂”,直接传达出中国社会的“生动画面”。

“中西之间可以相互借鉴”

鲁兰挑选的中国小说,许多都列在他的一本新书的参考书目中。这本近400页的书去年10月在法国出版,书名《天外有天》,副标题可译作《中国与中国人:丰富我们的视角》。鲁兰特意选用这个中国成语作为书名,希望法国读者能够放下偏见,重新认识中国。“固执己见、闭目塞听的人将无法从本书中获益。”他在前言里这样写道。

根据鲁兰的观察,当前法国新闻报道充斥着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于是我偏要反过来,尝试展示中国积极的一面”。他笑着承认这也是一种兼听则明的法学思维习惯。鲁兰在书中大量引用中国或华裔作家与学者的作品,包括小说、非虚构文学,也有许多社会科学专著。他在书中如此解释:“中国绝非完美,但我们不妨听听中国人自己怎么说。”作为人类学家,鲁兰自述是“当然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他告诉记者,只要西方能客观认识中国,就会明白当误解消除后,中西之间本没有必然的对立,反而有很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今年6月底至7月初,巴黎郊区青年纳赫勒之死在法国全国主要城市引发街头骚乱。反观中国,“公共秩序是政策的重要目标,人们夜晚单独出行也不必担心危险。要说法国也能做到这一点就言过其实了”。

对即将重访中国的鲁兰来说,中国更代表着“十分美好的回忆”。他的代表作之一《法律人类学》将在中国出版,该书已有英语、俄语等译本。但更令他心心念念的,是终于能与长期线上联系的中国同行见面,因为“面对面的交流是无可替代的”。上次踏上中国土地还是20世纪末,“中国发生了巨变”,鲁兰说,这将是一次“再发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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