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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武清,后有天津,十大篇章带你走进2000多年的武清!

文章作者 : 韩国旭

(一)悠久的历史渊源

武清区地处京津之间,素有“黄金走廊”之称。这里得天滋养,人文浓郁,河流纵横,洼淀棋布。著名的京杭大运河,自北而南纵贯武清62.5公里,而流经武清的一段又称潞河。古书有载:“潞水绕其左,浑河衍其西,北拱神京而层峦迭障,南窥潭海而万物朝宗。当水路之冲衢,洵畿辅之咽喉。”

潞水悠悠,武清因有了潞水而显得灵透与厚重,厚重得如一本书,一本装满了历史沧桑与文化魅力的书。

溯源于上古,远在新石器时期,就已有先期人类在武清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据历史记载:武清古为泉州。这里说的“古为泉州”,是指汉朝以前近海边疆的羁縻州。直到公元前106年(即西汉元封五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州,泉州始立为县,这是天津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建置县,到现在已经2117年。泉州立县时,武清地域分属泉州和雍奴两县,因此史有“汉泉州、雍奴二县之地”的记载。泉州和雍奴二县均因水得名。武清县内古有“泉州渠”,故称泉州。而“雍奴”也是指水泽。《水经注》云:“雍奴,薮泽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澄而不流曰奴。雍奴薮甚大,东极于海。”显然,当时的武清是个“水乡泽国”。说起古城泉州,至今仍有迹可寻,即位于武清南部的城上村。城上村曾经出土了两种具有价值的半瓦当,一种是当面塑出一只翘首怒吼奔跑的猛虎,形象生动有力;另一种是两只相对而立的龙形神兽,形态活现。可想而知,能在当时装饰这种瓦当的,显然不是一般的建筑。如果大胆一点猜想,很有可能3000年前,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镇!

在武清的旧称谓中,还有“雍阳”一说,这是雍奴的别称。据元朝至元元年在武清县重修天齐庙时所立的“东岳行宫之碑”记载:“自东汉封寇恂侯于此,昔号之曰雍阳,为中都畿县。”说的是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即光武帝刘秀登基的第二年,颍川太守寇恂封为雍阳侯。此后,“雍阳”的叫法便流传下来。比如明朝的武清举人王举人,隐居潞水之畔,终身不仕,被称为“雍阳高士”(见清朝县志);明朝万历十三年,武清知县陶允光在新建《文学泮池聚奎楼记》碑文中称“雍阳北拱神京,南襟沧渭”;近年来在天津北辰区汉沟、北仓出土的《王公墓志铭》、《冰崖赵公墓志铭》等文物中,皆有“雍阳之族”、“雍阳望族”等称谓。至于历代文人的诗章中,称武清为“雍阳”的就更多了。比如清朝顺治皇帝的近臣张吾瑾在记述顺治帝巡幸武清时,写下一首《御驾幸猎雍阳忝级二十四韵》诗,王元林在记述嘉庆帝驾幸武清时诗云:“百里雍阳拱帝疆,旌旗映日贲龙光。”

唐朝天宝元年(742),唐玄宗颁旨改全国重复及不稳定的县名110处。雍奴、雍阳属不稳定的县名,因此废原县名,更新县名为武清县。这样,“武清县”便从唐朝一直叫到现在。

武清县城因袭雍奴县治,最初仍在今泗村店镇旧县村,史载明朝初年迁至今武清区城关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10月迁至杨村镇,直到2000年6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武清撤县建区。武清现区域面积1574平方公里,人口84万。

(二) 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自北而南纵贯武清全境62.5公里,积淀了深厚的运河文化。

追溯往古,自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乌丸凿泉州渠,为北运河水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凿永济渠,将武清境内的运河与永定河相连通,使武清因兼具河海之利为世所重。宋、辽时有萧太后运粮河三条水道入武清经北运河直达北京。金时有漕河接北运河,北穿武清全境直抵京都。经元、明、清三朝六百余年的变迁,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粮米及丝绸、茶糖等大批物资自江淮经运河运抵京师。每逢夏秋水旺时节,武清杨村、蔡村、河西务等地码头帆樯遮空,舳舻蔽水。明、清两朝更是运河水道全线畅通、漕运事业兴盛辉煌之时。“野水千帆集,人声沸暮烟。楼台两岸寺,灯火一河船”。清朝诗人在这里真切地描绘了当年武清境内北运河的繁荣盛景。

汉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及清顺治、康熙、乾隆等17位帝王分别巡幸或驻跸武清。至今还保留着清康熙、乾隆皇帝题写的“导流济运”、“导流还济运”两块石碑。在民间流传着不少康熙六下江南在武清留下的优美故事和传说。历代文人雅士来此游历,也留下了众多诗词墨迹。

武清因运河而兴盛。运河千百年来形成的开放、融合与交流的文化特征,培育了运河两岸大批的文人雅士、仁人志士。运河还把不同地域的文化、宗教、饮食、习俗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诉求、礼仪民风汇集一起,为武清留下了独特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积淀,形成了武清多姿多彩、宽容开放的文化特色。

运河带来了南北文化的交融,也造就了武清人基因里既有北方汉子的粗犷豪爽又有南方吴越人的深沉细腻性格。好学上进、慷慨仗义、报效家国成为武清的乡风。武清的书画、武术、民间花会、民间技艺等,无不与北运河结下不解之缘,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纵观历史,武清出过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出过国学宗师、书画巨子,出过武林盟主、戏剧名伶。艺术和专业上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更是不胜枚举。近代,有与霍元甲齐名的武林泰斗鼻子李(李瑞东)、当代中国篮球奠基人牟作平、女排铁榔头郎平、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扮演抗日英雄李向阳的郭振清、评剧皇后刘翠霞、京剧皇后赵燕侠,引领当代中国书坛的大书法家刘炳森、孙伯翔,以及活跃在当代舞台上的各门类艺术家如马玉涛、蔡国庆、杨立新、李润杰、师胜杰、王谦祥等。堪称地灵人杰、才俊辈出。

沧海桑田,历史的脚步匆匆。当远古的陈迹余香袅袅时,时代的机缘再次赋予大运河和武清新的历史使命。运河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文明,最终在武清人身上折射出斑斓的色彩,而其独特深远的文化韵味在现代社会仍熠熠生辉。从2003年开始,对武清区境内15公里的运河进行全面改造开发,并将河道改造与彰显运河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清淤疏浚、滨水景观建设到两岸人文景观建设等,以塑造和传承城市精神为重要载体,继承和彰显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展现千年大运河历史文化,形成了武清区重要的文化点、经济增长点和城市景观点。依河而建的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内,精心制作了运河文化的雕塑、碑刻、壁画、运河漕运图等,沿运河两岸游历,或乘车慢行,或放步徜徉,满目都是流动的画,流动的历史。

(三)丰富的史迹遗存

两千多年的时光,沧海足以变为桑田。武清虽然历经了两千多年风雨的侵蚀,却仍留下众多的遗址和传说。

先有武清,后有天津。武清的许多村子、乡镇的形成、变迁和发展,是和隋唐以后东南沿海经济的开发和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北上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在历史上逐步提升为辽代的陪都、金代中都和元、明、清三代的首都以后,武清也成为保卫京都的重地之一。屯兵营田,地主的庄园、漕运的驿栈、仓库,以至皇帝游览的湖淀和行宫,供应皇家的果园、菜庄和牛羊牧场等等,无不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武清现有文物遗存17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汉代鲜于璜碑,北魏菩萨、石佛,唐代唐三彩,辽金佛塔经幢,元代瓷器,宋代杨家将后裔的石刻、典籍、家谱、画卷,清代康熙、乾隆皇帝治河御碑等珍贵文物、史料,萧太后运粮河、始皇堤、霍堡、燕长城等的历史痕迹依稀可见。此外,古人题咏、乡谚民谣、传统戏剧、民间书柬、神话传说等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文物,穿越时空隧道,诉说着武清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更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展示着武清历史文化的庄严与厚重。

在这里流传千年的高跷、竹马会、飞叉、太极拳等传统文化活动,妙趣横生,气势磅礴,著名的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杨村茯苓糕干亦源于此。天津食品街的“崩豆张”、“狗不理”,北京的老字号“内联升”、“王致和”等独特产品享誉全国。至今,民间仍流传着康熙皇帝与杨村糕干、王致和与臭豆腐的故事。

据说,清康熙皇帝南巡住杨村时,亲口品尝“万全堂”的糕干后,龙颜大悦,亲口谕封为贡品,并特供南方优质稻米做原料年年进贡。乾隆皇帝也曾御笔题写“妇孺恩物”四个大字。1930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杨村糕干以其特有的味道荣获佳禾铜质奖章,成为中国最早打入国际市场的小食品。

王致和与臭豆腐的故事,更是流传甚广,家喻户晓。相传,王致和家居武清西河村(今河西务镇附近),以卖豆腐为生。他自幼机智聪颖,虽家境贫寒,却喜好读书,尤喜诗词,到了中年学有成就,深受乡民称道。一年炎夏的清晨,王致和正要挑担外出卖豆腐。不料,一位远地亲戚闯进家门,说要娶媳妇,请他去帮几天忙,他不好推辞,便去了。几日后回家,发现雪白的豆腐生了一层绿毛并且奇臭难闻。但他自幼以勤俭为本,怎肯轻易丢掉?他不甘心地抓起一把豆腐就送到嘴里,一咂摸,发觉臭里又有股奇特香味。越咂摸香味越浓。干脆我让别人尝尝,王致和把几位老街坊请了来,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地吃了起来,大伙儿都说味道不错,而且是越下边的捂得越透,吃着越香。这可真是歪打正着,乡亲们建议他就这样出去卖。王致和喜出望外,除去豆腐上的绿毛,挑着担子便卖起“臭豆腐”来了。因为卖得便宜,穷人买两块就着窝头吃就是一顿饭。后来不但穷人爱吃,有钱人家也爱吃,据说当年慈禧太后也挺爱吃这口。就这样,王致和的臭豆腐出了名。臭豆腐由此也成了不少人家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斗转星移,到了清光绪八年(1882),经乡贤推荐,王致和应试顺天府。考题为“知味下车”。他灵机一动,写了一首诗,盛赞自己发明制作的臭豆腐。主考官看后,不悦。说王致和玩世不恭,胆敢玷污考场,应予治罪。幸遇张之洞对主考官说:“知味下车”之题,考生千篇一律皆论“酒”,岂不乏味?唯王生之臭豆腐一诗别开生面,且诗意豁达,故应重新裁定。王致和险中遇救,得中第一百零七名举人,放任铁岭县,后升任卫辉知府。后来,王致和辞官,在北京前门外延寿街开办了一家臭豆腐铺,成就了一段古老而鲜活的传奇。民间戏称为“臭名远扬”。

(四)源远流长的书画之乡

武清的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中国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书画之乡”。

1973年5月,被称为中国书法珍品的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在武清县高村乡兰城村出土。碑首有画像,碑额为阳刻汉篆,碑阳、碑阴共有827字。立碑年代是东汉延熹八年(165)。碑文字体结构谨严,浑朴苍劲,含蓄沉着,以方笔为主,与以圆笔为代表的《曹全碑》等汉碑书体不同,为汉隶中方笔流派的典型代表。1979年文物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保存的“首拓本”,一下子轰动了书法界,并被认为是明代出土《张迁碑》以来唯一可相媲美的汉碑。1992年在杨村小世界建起“御碑园碑林”,有百余米长的碑廊,3座碑亭,共展藏历代碑刻四十余件。同时,京、津两大都市的文风,也深深影响着这里,孕育了这里特殊的地缘文化。近代尤以多出书画名士为世人瞩目,有与刘奎龄等同被尊为天津四老之一,笔墨洒脱、工写兼能、成一代大家的肖心泉先生,有陈少梅先生的得意弟子张慎言先生,有近代溥心畬、王雪涛两位大师的嫡传弟子,至今在中国画坛活跃六十余年的女画家刘继瑛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在这片肥沃的文化土壤上,成长、造就了又一批名冠华夏的书画家。书法上引领中国当代书坛的刘炳森、孙伯翔先生,在书画方面,颇得传统文化精髓的王澎、赵伯光、孙征、石宪章、何俊田、贾玉山等武清乡友。

自上世纪80年代初,群体美术创作异军突起,创作了大量的以丝网版画结合民间剪纸和天津杨柳青年画特点,以表现民俗、乡俗为主要内容的特色作品。1996年,由区内二十余人创作的丝网版画作品还在报刊上刊出专版。

成立于2001年10月的大运河书画院,每年都要组织规模较大和有影响的书画艺术交流、培训活动。2001年8月,中国书画大师齐白石之子、著名书画家齐良迟先生及澳门书协主席连家生先生,先后来武清与书画作者一起交流、作画;同年9月23日,以松本抱鹤为团长的日本国书道研究泉会一行26人,在刘炳森先生的陪同下来到大运河书画院进行了友好考察和访问。

“大运河风情”七省市名家书画精品巡回展,是大运河书画院成立后推出的一项重大活动。巡回展于2002年4月1日至5月19日,历时50天,行程6500公里,分别在廊坊市、天津市、济南市、南京市、苏州市、杭州市、合肥市展区巡回展出。吸引观众6万人次,受到了沿线书画界、新闻单位以及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

如今,武清正以特有的文化气质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大运河书画院吸揽运河沿线七省市书画名家突破400位,在七省市及日、新、韩、美等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联络、团结运河沿线七省市书画家一个重要活动中心,也成为武清书画的品牌和名片。在这里不仅聚集着大运河书画院、运河书画院、书画沙龙、王庆坨金土地书画研习社、石各庄慈芸书画社、崔黄口华夏书画院、老年书画研究会等二十多个民间书画团体,而且自2007年起,与中华文化促进会携手,开发建设了占地1400亩、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的三溪塘艺术家聚集区,与中国国家画院喜结文化对子,并成立了中国国家画院(武清)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新建有刘炳森、孙其峰、孙伯翔、何家英等知名书画家艺术馆,一个书画拍卖市场及一处央视书画频道外景地。三溪塘现已成为武清书画家乃至国内外众多书画艺术家的创作基地。

(五)康熙御碑 导流济运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夏,北运河上游洪峰下泄,杨村以北东堤决口,附近十几个村庄被淹,漕运中断。康熙帝由治河总督等人护驾,到武清巡视水情,问民疾苦,诏令武清知县率众在上游的北蔡村、下丰庄、南蔡村三处开沟筑堤,排泄洪水。翌年春,康熙帝再次视察决口处,与治河总督、武清知县当面商议治理方案。若按惯例,可取四周沙碱土连同土筐堵于决口处,筑起一道土坝。康熙帝见这里土质松散,所筑堤坝难抵洪峰冲刷,他依据治理黄河的经验,提出在决口处筑一道石坝,俗称分洪坝,或曰减水坝。每到洪峰下泄至此,便从石坝顶上宣泄而出;洪峰过后,石坝可安然无恙。总督和知县连称“皇上高明”。康熙皇帝又命在石坝外开挖引河,疏导洪流入淀归海。知县章曾印面露难色,提出治河需用的钱粮欠缺。皇上降旨从天津丁字沽税关拨银三千两,补助民工开销。

三个月后,一道20丈长的分洪石坝竣工,当年汛期洪峰到来,滔滔洪水“驯服”地从坝顶奔腾而出,经引河导入大黄堡洼,再归七里海。洪峰过后,石坝岿然屹立,来往船只照常航行。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月,康熙皇帝南巡回京途中,巡视北运河,但见石坝巍峨壮观,固若金汤,龙颜大悦,遂咏诗一首《看运河建坝处》:“十月风霜幸潞河,隔林疏叶尽寒柯。岸边土薄难溶水,堤外沙沉易涨波。春末浅夫忙用力,秋深淋雨失时禾。往来踟蹰临渊叹,何惜分流建坝多。”此后数年,当地百姓喜得其利,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感念皇恩浩荡,敦请武清知县上报顺天府为皇帝立功德碑。知府报到朝廷,康熙皇帝恩准,御笔“导流济运”四个榜书大字,其含义是建起分洪石坝,把洪峰导流入海,接济漕运。

御碑用汉白玉雕刻而成,造型古朴威严。碑身额首凸现“御制”两个篆书大字,四边雕刻游龙纹,优雅流丽。正中为“导流济运”碑文,每个字气势森然,笔力千钧,刚柔相济,结构严谨。为帝王书法中的上品。下首为“康熙御笔之宝”大印。碑座是巨大的赑屃。

后来,武清又增建了精美的御碑亭,将石碑置于亭内,使御碑更增添了几分庄严。御碑亭与分洪石坝成为北运河畔一道亮丽的景观。民国政府在分洪石坝处建成钢筋水泥的八孔分洪闸。新中国成立后,八孔闸附近又建起水利枢纽工程。

数百年来,作为导流滞洪的约百平方公里的大洼淀,如今成了京津之间受到国家保护的禽鸟成群、鱼虾漫游的大黄堡湿地。

(六)海门要塞杨村

杨村位于武清区中南部,为京杭大运河北运河畔一著名古镇。

“春风东来河水混,惊沙走石天地昏。舟人喧呼怒涛涌,海若成斗辟龙奔。首船咫尺不得上,去路仓皇安可论?船欹几侧坐未稳,乘月夜过蒲沟村。”这是明天顺八年(1464),进士吏部尚书李东阳乘舟北上,在行至武清杨村时遭风阻,触景生情为后人留下的警世绝句。那时在杨村便可看到潮水的起落,亦可闻到虎啸般的浪涛声。五百多年前,杨村确在海边,可见历史的变迁有多么大。

何以称杨村,史学界众说纷纭。一说,因杨姓首先在此定居,故名;二说,因宋主帅屯兵于此,故名;三说,因当地汉民为宋军报信“扬旗为号”,故名;四说,因漕船遇风要“杨帆过村”,故名。不管是哪种说法站得住脚,成村于元代以前,是肯定无疑的了。远至唐天宝元年(742)地图上就有杨村的标名了。隋炀帝开凿运河,这里及“始落聚繁”人口繁衍兴盛。因系夹河成村,河东称“东杨村”,河西称“西杨村”。早在元朝中统二年(1261)就在杨村设立“管领珠子民匠官”。那时河水清澈甘甜,盛产鱼虾,尤以蚌奇,个大肉肥,长的珍珠自然纯正,成为上品。“管领珠子民匠官”,专司珠子采购、筛选,作为贡品送入宫中,用以制作凤冠霞帔等装饰用品,深得宫中及满朝文武的青睐。

元定鼎北京后,进行大规模的南粮北调,杨村遂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曾设“杨村码头”于岔河口。从金、元两朝开始,“遂取东南之,以实京师”。杨村已具有“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治天下之货”的优势,故为“渔运商船往来之冲”。明清两代,在此设管河主簿、杨村驿丞、营汛千总、巡检等。杨村的繁荣吸引了各地的商贾官宦、船工匠人纷至沓来。据清光绪初年的统计,杨村当时人口已达两千余,河东、河西两条五里长街上店铺买卖近百家、寺庙十余座、学堂近二十处,还建有广东和山西会馆等。在元、明、清三代漕运发展史上,杨村作为历史的见证,阅尽了“舟集三沽”、“潞水帆樯”、商贩百货云集的壮观繁荣景象,令今人为之陶醉。

杨村据京津之要冲,历来为兵家用武之地。早在隋大业八年(612),“隋炀帝杨广发大军征高丽,南方官兵由水陆过泉州,溯潞河达涿郡”,就从这里通过。明建文三年(1401)“平安在杨村战败燕将李彬”。宣德元年(1426)驾征高煦驻跸于杨村。清咸丰三年(1853)参赞大臣僧格林沁进驻杨村。十年(1860)“英法联军一万六千人自津北犯,杨村、蔡村、河西务等地被洗劫”。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联军1200人,由天津乘火车进犯北京,在杨村被义和团两次拦击,惨败返津”。七月,官至总兵的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在八国联军犯北时,他逃往杨村,在杨村稍事抵抗,败逃通州,后病死。八月,联军18000人,从天津北犯,杨村、河西务等遭洗劫。直隶总督裕禄在杨村受伤,退到蔡村,深感无颜面君,自杀身亡。1925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战于杨村。1940年8月,八路军为配合著名的“百团大战”,在杨村炸毁铁路大桥。众多的战事在这里发生,可见这里地理位置是何等重要。

(七) 津门首驿河西务

河西务位于武清区北部,因是当年北运河西侧的船坞而得名。位于京津两地中点,地处京津水陆要衢。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它悠久而文明的历史。自元朝定鼎北京(时称大都)开通京杭大运河后,河西务就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朝廷在此设海运司,领接海道事,进出京城的船只在此纳关税。朝廷还在此设14座粮仓,为大都城皇粮仓储重地,常驻朝廷大小官员百余,最高级别为正三品,并有军队驻扎保卫粮仓及漕运安全。这里设置水路驿站,为朝廷传递政策法令的交通要地,被称为“急冲要”,领蔡村驿、杨村驿、桃花口驿(今北辰),故称“津门首驿”。

至元十三年(1276),通州、河西务之间的漷县升为州,漷州治所迁到河西务,领香河、武清二县。河西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又提升了档次。元朝诗人傅若金有“驿路通畿甸,敖仓俯漕河”的诗句,意为通往京城的驿站河西务,岸边高大的仓群倒影在河中,船上的人俯下身子就能看到。

明代罢海运兴河运,京杭大运河成了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大动脉。河西务成了京津间的重要码头。隆庆六年(1572)筑砖城,城内外设府衙、钞关(税关)、驿站、漕运司、巡检司、户部分司等13个大小衙门。自此漕运更加兴旺,市场愈加繁荣。明代大学者蒋一葵曾对河西务有这样的记述:“河西务,漕运之咽喉也……两岸旅店丛集,居积百货,为京东第一镇也。”

清代,京杭大运河还是通往世界的黄金水道。运河中不光有运粮的漕船,还有皇家的商船,民间的、外国的商船,大批的洋货、广货、川货源源不断运往北京或沿途销售。河西务成了各类商品集散的大市场,出现了“商民攒集、舟航辐辏、酒店喧阗、货值充韧”的繁华景象。此时的水陆驿站,额定马33匹,马夫16个半,另有纤夫(水夫)99名,还有临时雇用轿夫、递夫若干名。

北运河上鱼贯进京的帆船形成一道景观,远远望去像一道帆樯,故有“潞水帆樯”之说,并被列为“武清六景”之一。

17世纪初,荷兰使节向清王朝进贡,途经河西务,拜访当地官员,双方互赠礼物。后来在荷兰人著的《荷使出访中国记》中,图文并茂地把河西务的繁荣景象介绍到海外。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宋代杨家将后裔杨清随燕王扫北屡立战功,被永乐皇帝封土在河西务,赐名“九千户”。后流传杨洪等“一门三侯伯”的佳话。杨氏家族与经大运河从南京过来的陈氏家族共同捐地数百亩,首建孔庙,同年建起白河书院,培养了一批批莘莘学子,改变了河西务的民风。

随着民风的改进,漕运的繁兴,河西务的餐饮业也迎来了空前的好机遇。如河西务地方风味的豆腐脑、切糕、凉粉、茶汤、煎饼、五香花生仁、清真的牛羊杂碎等等应有尽有。明朝天启皇帝品尝过的“炸嘎吱合”、乾隆皇帝吃过的“金边扣儿焖”及船工们争购的“金家果子饼”,一直传承到今天,成了传统的风味小吃。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北运河失去了漕运的功能。但民国初年沿北运河大堤修筑了京津公路,河西务不失昔日的繁荣,仍享有“津门首驿”、“京东第一镇”之誉。

(八)绢花之乡曹子里

曹子里乡毗邻武清城区,紧邻津围公路,相传早在宋辽对峙时期,大量的随军家属和移民北迁,日渐形成村落,慢慢演变成为今天的曹子里。乾隆皇帝也曾两次因视察水利而从该乡经过,他当年在汊百户村南随手丢弃的枣核,破土而出,如今历经三百六十多年风雨洗礼的两棵枣树,仍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特别是这里独具匠心的手工绢花,历史悠久,驰名中外,曾作为清朝的御用贡品,上京进献。

绢花,起源于清代,以绢绸为主要原料,仿自然花朵制成。其制法是,先将绸缎上浆、平整,再用凿子凿下花瓣儿,仿花色而染。用手和窝锤(制花工具)配合,制作各种花瓣儿,定型后制成花朵、花蕾,用铁丝和棉纸攒集而成。初以单色为主,后发展为深浅不同的多色与套色。其造型,吸取图画的表现手法,使牡丹芍药仪态万千,梅兰荷菊仙姿绰约,各种野花生机勃勃。

满族妇女有戴花的习俗,尤其是宫廷的皇后、嫔妃、宫娥彩女,喜爱戴头花、胸花。乾隆年间,妇女戴花的习俗流传到民间。京城附近做花的作坊应运而生。每年过春节,民间流传“姑娘要花,小子要炮”的歌谣。清康乾盛世,京杭大运河漕运兴旺,江南的丝绸绢帛源源不断运进京城及其沿河集镇,于是涌现许多制作绢花的能工巧匠。

武清运河以东被满族旗人跑马占圈,圈为旗地,属正白旗曹家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所有。他们派来曹姓庄头进行管理收租。如今曹家岗村就是昔日庄头住的村。众所周知,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同龄,曹寅母亲被孝庄太后选为康熙奶母。康熙亲政后,命曹寅任江南织造,专负责给朝廷百官做朝服,包括后宫娘娘的穿戴,自然少不了绢花。

曹家在京东的佃户村曹子里、拾棉(花)庄、崔黄口、大黄堡、梅厂等村盛产棉花,这是做绢花首选的辅料。曹家庄头便应宫廷对绢花的需求,带着花样让各佃户村的姑娘做。不久,出现了绢花作坊,随着京津妇女带花的越来越多,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曹子里一带出现百余家制作绢花的作坊。其中崔黄口龚姓开的“祥瑞花庄”最大,后来在北京东安市场建起分号;曹子里刘亨元开的“万聚兴花庄”也进了京城,俗称“花儿刘”;同村的卢玉山在天津娘娘宫附近办起了裕丰泰京花店,是天津最大的一家绢花店;南王平王姓三家赴上海办起前店后厂经营绢花、纸拉花、纸折花的综合花店。

20世纪50年代,京津地区连续遭受水灾,人民政府号召农民搞生产自救,扶植了濒临失传的绢花生产,曹子里附近十几个村数千名妇女从业绢花生产,政府组织出口,创收入十几万元。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曹子里做绢花的人家越来越多,已出现四百多家做花专业户,6个做花专业村,从业人员五千多人,被誉为绢花之乡。随着绢花工艺的不断创新,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产品种类繁多,造型更加新颖,色泽更加鲜艳,仿真效果极佳。除绢花之外,增加了丝花、绒花、干花、木花、皮花、丝袜花、拉花、纸花、塑料花、插花……一百多个系列、一千多个品种,占国内市场销售额的60%,并出口东亚、欧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天安门前游行队伍高举的组字翻花,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运动员高举的“人造枫叶”,都来自于绢花之乡曹子里。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天安门前游行队伍高举的三色组字翻花,都是绢花之乡制作的艺术珍品。

(九)地毯之乡崔黄口

崔黄口镇位于武清区东北部,与宝坻区接壤。相传在元代崔黄口镇(约公元1280年)就已经形成村落,名曰“东皋”(皋,水边高地也)。由于此地为退海地,去海不足百里,海风劲吹,波涛汹涌,因此得名吹风口、催风口、崔海口,后因方言之故讹传为“崔黄口”。清代,崔黄口市井繁华,商贾云集,在京城颇有名气。朝廷曾在此设立衙门,管理政务,康熙出巡曾宿于此地。

地毯生产在崔黄口有着悠久的历史,清光绪二十年(1894),崔黄口附近大宫城村的侯继长在北京办起“继长永地毯铺”。其祖父曾在宫廷内务府织过地毯,当过掌作。后因战乱,告老还乡,自家办起了地毯作坊。侯继长聪敏好学,细心观察工人编制,各道工序烂熟于心,且能熟练操作,遂只身闯荡京城,办起了地毯作坊。

当年,北京有十几家地毯作坊,均用简单的木架做机梁,雇男女工人做些皇宫、庙宇、王府、富家使用的坐垫、椅垫,背垫、跪垫等小物件。唯独继长永地毯铺敢接地毯、炕毯、壁毯、挂毯等大活儿。侯继长能写善画,能描绘出各种优美的图案,且依照祖传秘方,严把质量关,做工极其精细。完工后,再用中草药水反复清洗。每件作品的图案凸出平面,很有立体感,人物花卉栩栩如生,格外鲜亮。因此,侯家地毯在京城小有名气。

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太后过七十大寿。袁世凯为讨好“老佛爷”,要献上一份精美绝伦的地毯。他派专人到继长永地毯铺,提出苛刻条件:地毯九尺见方,四面花卉环绕,中间“百子献寿”。只要老佛爷喜爱,花多少钱没关系;若老佛爷摇了头,分文不给,脑袋还得搬家。

侯继长心里有底,回到老家,请教八十岁高龄的祖父。老人从病榻上起来,找出当年给乾隆皇帝织的“百子献寿图”底样,又教他凸显图案、用药水清洗发光的秘诀。地毯织成,袁世凯见了精神为之一振:花卉枝叶飘逸,百子神态逼真,毯面如同绸缎般闪光。太后见了笑逐颜开,当众夸奖“袁大人一片忠心”。不久,袁世凯升任北洋军阀最高首领。目的达到了,赏侯继长一笔重金。继长永地毯铺名噪京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地毯主要出口国伊朗、土耳其因参加了德国为轴心的同盟国,出口地毯受到美、英等国地毯商的抵制。美、英等国地毯商便转向中国订货,为中国地毯业的繁荣提供了良机。

继长永地毯铺乘势向天津发展,他支持外甥李玉德、表兄郑福明、李君有合股开办三盛永地毯铺,后发展成大厂。1920年,该厂已成为华商在津办得最早、最大的地毯厂。李玉德成了天津华商地毯行业的领军人物。此时的崔黄口、城关已建立地毯分厂几十家,从业两千多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崔黄口地毯成了全镇的支柱产业。现年产地毯占全国地毯产量的40%以上,出口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崔黄口地毯以美观大方、民族特色鲜明而著称。龙湾牌栽绒地毯曾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巷虹牌胶背地毯曾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牌;宇通公司2008年被北京奥组委指定为唯一生产“福娃挂毯”的厂家。天津周邓纪念馆特大型壁毯“海阔云舒”、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九龙壁毯”、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的“满铺地毯”、联合国气象总部悬挂的“长城壁毯”,均是崔黄口地毯工人的杰作。2009年8月,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天津地毯产业园区正式动工建设,一个集地毯产业研发、制造的全国地毯产业园正在崛起。今日的崔黄口,成了当之无愧的地毯之乡。

(十)画中之乡蔡村

蔡村位于武清中部北运河两岸,汉代出现聚落。辽宋对峙时期,游牧民族契丹人逐水草而居,大批涌入此地,与汉人杂居。辽朝推行“因俗而治”的政策,推崇汉文化,汉民族与契丹族互相学习,和睦相处,逐渐形成较大村落,因水草丰盛又适宜种菜,故取名蔡村。

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开通京杭大运河,河道从蔡村村中穿过,将原村庄分为南、北蔡村。蔡村以北,村多人稠,河床深直;蔡村往南,村少人稀,河道弯浅。广袤平坦的河湾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宜栽种白菜、菠菜、韭菜、黄瓜等各类蔬菜,适合生长桃、柳、榆、槐各种树木。蔡村附近的羊坊、马庄、猪庄、打鱼庄等,又是少数民族集中饲养牲畜和打鱼的村庄。

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成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蔡村设大码头,很快成了蔬菜、肉类、粮米及各类商品的集散地,尤以各类新鲜蔬菜、羊肉、麦黍供不应求。一是过往船工所需,二是皇宫、王府在本地的皇粮庄头,车载船装往京城运送。由此,蔡村在康乾盛世已是富甲一方。为使宫廷每日吃到新鲜蔬菜,康熙曾派内务府的一位蔡姓官员到蔡村掌管菜场。蔡官勤政清廉,鼓励百姓种好蔬菜,劝导村民多种杂粮、繁育牲畜牛羊、种植花草树木。堤坡、河畔、宅旁、路边,栽种的柳树、桃树、枣树、槐树,每到春天,风光如画。河中碧波荡漾,岸边绿柳成行,堤上桃花似锦,田间菜蔬飘香。蔡君离任后,村名曾一度改称“蔡君厂”。康熙皇帝南巡,见此地风光秀丽,百姓富足,咏诗曰:“潞河三月桃花水,正是乘舟荐鲋时。”

伴随漕运的兴旺,出入京城的达官贵人、经商大贾、文人墨客凡经蔡村,无不在此流连,品尝新鲜蔬菜瓜果、风味小吃,观看美丽的自然风光,并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明代赐进士出身的浙江海宁才子查慎行,迁居天津后经常往来京津,中途必留宿蔡村。对蔡村感情笃深,曾作《咏蔡村诗》一首:“树从王甫密,河自蔡村宽。屋外新芦壮,犁头旧麦攒。”乾嘉时期,天津诗人梅成栋游览蔡村后,咏诗二首。第一首云:“绿返平芜欲化烟,一番春雨润沙田。农夫笑指村前路,今岁桃花胜往年。”

今天,我们吟咏诗句,回味无穷。蔡村画中之乡,不虚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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