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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夏渊源
“华夏”这个称号,它是汉族前身的称谓。自古以来,中原大地被称为“炎黄故土”,中华民族被叫做“炎黄子孙”。其中的“炎黄”,指的是炎帝和黄帝,因此,炎黄的后裔(中原诸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自称“华夏”、“诸夏”。《说文·華部》:“华,荣也”[1]257;《说文·部》:“夏,中国之人也。以别于北方狄,东方狢,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夏引伸之义为大也”[1]233。《尸子》曰:“夏为乐。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2]。所以,“华夏”就是指繁荣美好的中国(中原地区),那里繁衍生存着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华夏族认为中原居四方之中央,故又把居住地区称为“中国”。巴人陈寿撰《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3]256-579”“中华”一词问世。公元4世纪印度《佛说灌顶经》中云:“阎浮界内有震旦国”,称呼中国(中原地区)的名字China Stnana,音译为“震旦”,意为东方的雷声与太阳。但是,华夏族本身就是一个从西向东渐进而形成的民族,炎黄也并非发祥于中原,华夏族也并非仅仅是炎黄后裔,它还应该包括上古巴人和蜀人、东夷九族、三苗南蛮族的后裔,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集合体[4]。
春秋时代,中原诸侯都表现出对中原正统的强烈认同意识,而“华”、“夏”分称在殷商甲骨文、西周文献《尚书》和金文中就已出现,“华夏”并称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5]171-655。但是,“华夏”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称中国人为“华夏民族”、“华夏子孙”?周汉学者便存在对巴蜀的文化禁忌:孔子撰写《春秋》以鲁国为中心,巴蜀不在他的写作范围内,《左传》等先秦文献也仅是点到即止,司马迁虽然承认“蜀王,黄帝后世也[6]145”,但在《史记》中却不给立传。因此,至今一些学者也不敢正视这一问题,如像《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民间文学》等教材,要么回避,要么点到为止。诚如郭沫若在《殷代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一文开头所断言的:“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7]”。顾颉刚先生却点破了“自我中心论”者的内心隐秘:“中国正统文化中很多是接受戎文化的,所谓华夏之族也不少由戎族分出,不过其中进握中原政权的已自居为华夏,不肯老实说出他们自己的前面一段历史,而停留在原来地方的则称为戎,又苦于文化较低,没有写作的方便。在这样躲躲闪闪的心理和状态之中,使得我们的民族史部门损失了好多宝贵的资料”[8]647。然而,这种“自我中心论”者的地域偏见影响至今不衰。
乾嘉学派的最后传人章太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以夏为族名,以华为国名。夏从夏水而得名,华从华山而产生。即通常所说的“华夏族定居在华山之周,夏水之旁,故而得名”。而在甲骨卜辞中,“华”是仅次于“河”(黄河)的最重要的神,指陕西关中地区的华岳。传说中的黄帝和周族都在这一带活动,所以华山成为早期华夏文化的象征。维吾尔族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华夏实为历史上“夏族”的一个分支。历史上的夏族曾活跃于今天的甘肃、河南、山西一带,后因自然环境的变迁,夏族也不断地四处迁徙。其东迁中原部分的,后来称为东夏,又称华夏;其西移甘肃的,称为西夏,又称蛮夏;其始终生活在原地区的,后来称为大夏。东夏者,所以区别于西夏;华夏者,所以区别于蛮夏;而大夏者,又是用来区别于东夏与西夏的称号,是夏族的美称,也是夏族的总称。
汉族史学家范文澜则认为:华夏这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而对文化低、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按其方位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秦汉时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随着“中国”范围的扩大,华夏文化也随着发展扩大,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都纳入了华夏族的范畴。华夏,遂成为中华民族的称号[9]。
四川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考证:在原始社会末期,祖国境内存在着三大部落联盟:中原的河洛部落集团;东方海岱部落集团以及南方的江汉苗蛮部落集团,这三部分是构成华夏民族的主要力量。华夏族的形成过程是这三大集团不断渗透、融合的过程。然而,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却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融合而成。此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却把汉族的来源考定为四合一──由华夏族系、东夷族系、荆吴族系、百越族系融合而成[10]69。
把上述从不同的民族、地域、时代的6位学者的观点作一综合,虽然都认为“华夏”是一个文化集合体概念,而绝不是单一的血缘民族,除蒙文通论证的较为公正外,其余论述都是把巴蜀排除在外的。然而,在蜀王都城广汉三星堆、金沙遗址早已被发现,在国内外已引起强烈反响时,还有什么“三合一”、“四合一”[10]69,仍然持传统的“自我中心论”,继续把巴人、蜀人排除在华夏之外。因为,巴人、蜀人既不属于“荆吴”,也不是“苗蛮”、“百越”,更不是“东夷”。然而,从先秦文献的记载、20世纪末以来的考古新发现,都可以证明“自我中心论者”的观点是不无法成立的。
巴人陈寿撰《三国志·蜀志》,裴松之注中最早出现“中华”一词[3]254-579。可知:在晋代以前,中原人并没有“中华”这个概念,而“中华”这个名词的产生,是与巴蜀有直接关联的。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唐代诗人韩偓诗云:“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经把“中华”与“外国”对举。秦汉时代巴蜀已经融入了华夏,那么,“中华”的根究竟源于哪里?先秦文献只字未提,仅有成书于“化外之邦”──巴蜀神化了的历史地理书《山海经》作了“简穆”的记载,因此,后人完全可以依据考古新发现,来相互印证,探讨华夏的根源的奥秘,抹去加在“华夏”身上的地域偏见。
在殷商甲骨文中,地位崇高而且并列的和,原本就是文献中的“崋”(崋山之“崋”的专用字,简化字作“华”)和“夏”[11]。因此,“华”和“夏”应该是地理上的名称,分别指陕西省华阴县附近的“华山”和在山西省西南河曲附近的“大夏”,这两个字的创造是因人而故,所以,在甲骨文中它们都是会意字。可历代学者没有一人追问过,“华山”“夏水”、“大夏”的名称又从何而来?如果再向前探讨,那就必然动摇了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编造的“一姓家天下”的根基了。然而,《史记》与《大戴礼记·帝系篇》编造的黄帝家谱,皆不能自圆其说。正是这不能自圆其说的黄帝家谱,却砍掉了我们人类的童年时代。其结果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一个人文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正统历史观。
20世纪,嘉陵江流域出土的錞于上刻有船型图语[12]45符号,前面的“神花”即与甲骨文的 字相似。“华”字的本意就是“花”,如《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如华”。意思是:春季末梧桐树才开花。在《尔雅·释草》中又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也就是说:树林开的花叫华，草开的花叫荣。从图上可以看出:船头载着“神花”—图腾符号;船尾装上“金乌”一一太阳，在《山海经》中巴蜀人的创世之主神帝俊之妻“羲和”、“常羲”就生了十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这个会意图语符号是由这三部分合成的。一个民族的图腾是不可能去借用别人的现存东西，而只有自己臆造出来，因此，伏羲氏后裔一一巴人的船型图语就是巴人的早期图腾，可用《山海经·山中次九经》中的记载作为一证:山民山“又东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奎，其下多砒砺。其木多桃枝钩端，有草焉状如葵而赤华，葵实、白村。可以走马”“如葵而赤华”的“草”就是这枝“神花”。巴蜀人不像中原华夏人那样“木谓之华，草谓之荣”，而在《山海经》中把草、木所开之花统称华。而殷商甲骨文中的含字并不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字，而图腾早于图语文字原本就是毫无疑义的。巴人成为崇拜花的民族(华青氏)的嫡系后裔，其船型图腾之“神花”下面是“中”字，合起来就象征着“中华”，然而，在殷商之甲骨文中的含字其“花”长在盆里，并无“中华”之意，却有外来移植的含意。因为，含字是由伏羲氏部落从陇蜀带到中原—陈(今河南淮阳)来的，以此形成神农氏一华夏部落，后由商汤传承。金文笋字上部就像花的形状，下部是花蒂。小篆季字的上部仍有花形，其下为花蒂形。这两个字说其像花像莱都有道理，说其像瀑泻水流之形(即“水花”)也似乎可以，加之瀑泻水流的发音也正是作“哗哗”之声。那么，华肯氏之“华”，会不会是我们的祖先保留下来的，对大洪水时代的一个记忆呢?还是盆地地理环境造成的?然而，却有人认为那船头__上载的是神树，可崇拜“树”的民族是蜀人(广汉三星堆出土的6株青铜树)，而不是巴人。把两种图腾作一比较:“树”图腾，“树”与“太阳(金乌)”是合二为一的;“花”图腾，“花”与“太阳”是分离的，所以，个别人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要避免会出现“中华”的含义。鱼鬼王都城广汉三星堆出土的6株青铜树和《山海经》中有关“建木”、“扶桑”等记载，足以证明，船型图语是崇拜“花”的民族华青氏的后裔—巴人的图腾，与蜀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文字学角度的对比中:当年华青氏分支带上他们的图腾“神花”向东来到中原地区，因为，这枝“神花”是移植来的，所以，就长在了“花盆”泥土之中。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考察:“华山”之得名，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华青死之葬覆车之源(注:即蓝田山也，长安志云:家在蓝田县三十里)n [14]38，一’8，抑或才有华山之名，为此，在巫山的巴人便把华山称之为“西山”，巴人并在《山海经·西山经》中，对“华山”、“太华山”、“小华山”的山形、物产作了简单的描绘〔13]21。而中原的“夏水”、“大夏”就因为出生于蜀地的大禹在那里活动之故。所以，殷墟甲骨文中才有含和贯这两个会意字，然而，它们并非指其民族的起源，而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原始摹拟或指事。由此看来，却原来“华”与“夏”称谓都与巴蜀有直接的关系，华夏之得名，源自于“华肯氏”，及其后裔夏禹氏一一大禹，即:“华夏”是由“华管氏”与“夏禹氏”部落名称取其首字(音)而构成的。两大部族虽一脉相承，但相隔却有数千年，不过他们都肇起于巴蜀。兹后，华肯氏部落(华族)与夏禹氏部落(夏族)构成了华夏民族的核心。华青氏在巴蜀还生下了三皇之一的伏羲氏;大禹不仅出生于蜀地，而且治水又主要在巴蜀地区。另外，“华”还与五帝最后一帝舜的名字“重华”有间接关联。唐代学者张守节撰《史记正义》，释“重华”为“目重瞳子”，说是舜的眼睛有两个瞳孔，其源自于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6)92。然而，“重华”的“重”，却是远古少昊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这个氏族在帝撷项高阳氏时代担任过部落联盟世袭公职“句芒”(相当于今之林业部长，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5]171 -8气《山海经·海外东经》载:“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尚书大传·鸿苑》亦曰:“东方之极，自褐石东至日出搏木之野，帝太降神句芒司之””。从中可得知:句芒居东方，而且是帝撷项的属下。《山海经·大荒西经》称帝撷项生老童，老童生“重”与“黎”(13]402。如果“重”亦即舜所在氏族名称，那么“华”就是舜的名字。舜虽然是东夷之人，但他却自认为是华晋氏的后裔，所以名“华”。从民俗学来看:“重华”的“重”与今天华人讲的“重孙”的“重”意思亦相同。
二、华胃氏—华夏老祖母
《春秋世谱》曰:“华青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蜗”ysy5a0《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纬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青履之，生毖牺。”《云岌七戮》卷一百辑唐王灌《轩辕本纪》云:“黄帝游华青国，此国神仙国也。”注:“伏羲生于此国,伏羲母此国人”[16]166。从这些叙说中可知华胥氏是伏羲氏的母亲,但历代都有人认为华胥氏所履之“大泽”要么在山东,要么在山西,其问题的结症,就是把8000年前的“河水”来类比当下的黄河,《山海经》中没有“黄河”这个称谓,经中的“河水”也不是特指后世的黄河,甲骨文记载黄河也不过才3600年左右,所以,钟毓龙研究了378部古籍后在《上古神话演义》中就曾推测道:现在黄河,在帝尧之前是根本就没有的,远古的“河”是流入四川内陆海的[17]22-23。数千年来没有姓氏的时代(可能有数个“华胥氏”、数十个“伏羲氏”和“女娲氏”)和民族大迁徙,嘉陵江边的华胥氏、伏羲氏却跑到了黄河下游的山东,在山东也有“华胥山”和伏羲氏(太昊)的遗迹。但据前人的考证:华胥氏在四川盆地北缘的渝水(今四川阆中市)建立部落,其后裔部分留居原地,有的向西北迁移,其中一支华人带着部落图腾“花”,则沿着东去的河流向东北迁至肥沃的平原和丘陵。有的华人演变为东夷的一支(即少暤、帝舜、殷商为其后裔),而大部分华人则演变为炎黄族系———构成华夏民族部落主体。到春秋时,中原地区的东夷人再度融入炎黄族系最终形成华夏民族的核心。华夏民族、华夏文明都是由西向东渐进的一个形成过程,华夏文明肇自蜀山(昆仑),而绝不可能起源于后世黄河下游的泰山。山东泰山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也仅仅相当于岷江流域茂汶“营盘山文化”和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在时间上,不过是川东“巫山人”的零头而已。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之遗传基因[18]。
上古时代,传说自伏羲至大禹九位帝王为同宗之人而有天下,各后裔支系并延至商周时代。可三皇(伏羲、女娲、神农)所在的上古“无姓氏、无字”及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时期,亦是父系氏族的确立和“华夏文明”的产生时期,因为无姓氏、无文字,原本是部落,就可能造成数个华胥氏、数十个伏羲氏和女娲氏。《竹书纪年》曰“太昊包羲氏,母居于华胥之渚”。下注云:“笺按华胥地名在陕西蓝田县”[19]303-59。罗泌《路史》却说:“包羲亦号天皇,人帝皇雄氏,苍精之君也。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下注云:“记云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渝水之地。子年以华胥为九江神女诬”[14]383-72。对于“华胥之渚”出现了不同说法,这是当时黄河没有形成造成的。《说文》曰:“胥,蟹醢也”。段玉裁注:“共祭祀之好羞”[1]175。从中可知“华胥”之意即“味美的蟹肉”,所以,华胥氏一定是居住在大泽边的民族。《山海经》开篇即曰:“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郭璞注云:“在蜀伏山山南之西头,滨西海也”[20]1。“伏山”,即“汶(蜀)山”,“西海”,即四川内陆海。(宋)王应麟《玉海》称,伏羲亦有分州之说,如果大禹九州继承了伏羲的分州,那么蓝田县与巴蜀共同属于梁州,并且在华山之南,即“华阳”,也就是说蓝田县曾经就是上古巴蜀文化圈范围。据《路史》卷十曰:“尝暨叔嫟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跧之。意有所动,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岁,以十月四日降神”[14]383-73。下注曰:“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俞水之地”[14]383-72。俞水,即渝水,今阆中市之嘉陵江。文献对伏羲出生之地记载有异,但其母所都之国在四川阆中却无可争议。伏羲并未留在阆中母族之地,而开始摆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纯母系氏族。有关伏羲出生的记载,虽然是“神话传说”,实则隐含着中国上古社会由母系氏族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初始阶段,预示着西部山地的游牧部族和巴蜀蚕桑部族融合交往的开始。再据《山海经·海内经》曰:“西南有巴国,大暤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13]453。”再佐证罗泌《路史·后纪》上的一段话:“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顾相,降处于巴”[14]383-78。可见伏羲及其子孙立国是在川东北的巴山、巫山一带,并非在甘肃天水地区,表明伏羲生活在巴蜀。所谓“历十二年而生庖”,可以理解为木星围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约十二年,《山海经·海内经》曰:“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21]486。噎鸣是发现岁星(木星)的天文学家,他测定木星运行一周为一一点八年,称十二年一周天。伏羲在天水成纪长到了十二岁,又回到了经济与文化条件比较发达的四川盆地来学习蚕桑文化,其后才可能在巴蜀立国,最后向中原发展。
故《帝王世纪》曰:“燧人氏没,庖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22]301-3。抑或“首德于木”正是这种原始的“天人感应”,成为伏羲制八卦的基础。别史虽然不能与正史相比,但它却可以与民间传说、沿革至今的古地名──历史活化石相互印证。阆中民间传说,华胥在阆中南池──古称“彭池或彭道将池”,即今七里坝、马驰坝整个地区,唐朝时还传说在大泽苍池边华胥孕育生下伏羲。阆中古有慈凫乡,包括今彭城镇、双龙镇、七里镇。“慈凫”这个地名就来源于伏羲。华胥生下伏羲之后向西北迁徙,来到陇西天水地区(成纪)定居下来,建立了新的部落。20世纪末,对陇西天水大地湾羲皇故里的考古发掘,根据出土文物及皇城遗址推测,已距今约8000年左右[23]。《说文解字注》曰“巴蜀名山岸脅之旁著欲落堕者曰氏”。段玉裁注:“巴蜀方语也”。“天水有大坂,名曰陇坁。其山堆傍箸,崩落作声闻数百里”[1]628。从对巴蜀方言“氏”字的解释中可知:远古时代,陇西天水曾经属于蜀族文化圈范围之故地,应渊源于伏羲氏时代。五代后蜀杜光庭《录异记》卷八曰:“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娲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15]17。“房州上庸”,即今安康市,原本是古巴国的故地,《山海经·西山经》中称之为“中皇之山”[13](37)。
三、夏禹氏──华夏文明的奠基人
清马啸《绎史》卷十一注引《遁甲开山图》记载:“古有大禹，女蜗十九代孙”。神话传说大禹是女蜗的十九代孙，相距600年，但神话传说只有地下文物才能证实它。女蜗时代相距大禹时代应该是4000余年，如前所述，在没有姓氏、文字的时代，可能有数十个女蜗，所以，大禹十九代祖先女蜗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甲骨文有禹这个会意字，金文述(禹)字带“箭头”形的那条曲线就是一条毒蛇的形状，横的一条是一根带权的木棍，这就表示了木棍打蛇的意思。小篆寇(禹)字的形体，蛇形犹在，而木棍形则变得更为复杂了。楷书禹字就源自于小篆《玉篇·虫部》曰:“燮，禹虫也。”历史学家顾领刚确曾说过大禹是“虫”，其实，“虫说”依据的是《说文》曰:“禹，虫也”“从内，而内，兽足蹂地”。上古，兽统名之曰虫，许慎据此训禹为虫。所以“禹虫说”最早是许慎提出来的。伏羲人面蛇身，也可以算是虫。《大戴礼·曾子天圆》日:“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曰龟,鳞虫之精曰龙”[26]128-P458。鳞片之虫,最高级者是龙。所以,大禹“在谷是虫,出谷便是龙”。因而,华夏民族信奉的龙图腾,在《山海经》中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龙就有48(包括6次重复)次,龙的形象在《山海经·中次九经》中作了描绘:“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13]156。马头龙或马身龙首的神,据传是駹的形象。信奉马头龙的冉駹人,又是岷江上游的远古蜀人,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座上缠绕的龙,可与《山海经》相印证。禹是《山海经》中治理洪水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蜀地,“禹”是他的名字,象征着他是一位本领极高的勇士。从文字起源的角度讲:禹字是上古蜀语,它的本义就是巴蜀方言。而中原文献作为特称皆是其引申义,《尚书注疏》巻三说:“大禹传,曰文命,敷于四海”[27]54-79。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曰:“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6]7。《白虎通疏证》亦称:“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引《大戴·帝系篇》云:‘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28]405。大禹是黄帝的五世孙,他的曾祖昌意居于雅砻江,“娶蜀山氏为妻,因此,说夏族起源于四川,是可信的”[29]80。《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13]465。这里的“鲧”即是大禹之父。《拾遗记》说鲧死,“化为黄熊,因为羽渊之神”。又说“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30]1042-320。此据《国语·晋语八》之同样的记载。禹的母亲是有莘氏女名修己,或称女志、女嬉。《吴越春秋·无余外传》卷6曰:“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姙孕,破胁而产高密(高密:禹的封地)”[31]101。《山海经·海内经》载“鲧复生禹”[13]472,“复”即“遗腹子”。所以《吴越春秋·无余外传》卷6说禹母“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31]101。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曰:“禹生于西羌”[6]147。《后汉书·西羌传》所载黄河上游湟水赐支一带为西羌的分布中心。“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迟等国”[32]2875-2876。其地当在黄土高原西部的甘青地区及四川的西北部。北川之地,古属西羌,或称西夷。故文献记载禹生之地有:《盂子》说,“禹西夷之人也。”贾谊《新书》云:“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自西羌”。《盐铁论》亦云:“禹出西羌,父王生于北夷”[33]789-800。后来《华阳国志》上称:“夷人(羌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34]331。《水经·沫水》亦称:“(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神所佑之也”[35]573-530-531。此段可与《华阳国志》相互佐证,说明岷江上游民族奉禹为神,似乎有很深的民族渊源关系。
《山海经·海内经》载:大禹父亲鲧未得到帝的允许,窃息壤以治洪水。于是,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13]472。因而,禹继承了父之业。有关大禹治水之事,《水经·河水》说:“河水又东,洮水注之……洮水又东迳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35]571-39。洮水流经陇西临洮县境,注入黄河,亦属古蜀故地。《十三州志》曰:“岷山无草木,其西有天女神,洮水径其下,即夏禹见长人受黑玉书处”[14]383-215。这种说法,来源于《山海经·中次九经》所云:“岷山山之首,曰女几之山”[13]156。后世《隋书·地理志》指出:“蜀郡双流县有女山”。传说难免有异义,但关于大禹在蜀导江治水的传说,《华阳国志·巴志》上早有记载:“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34]20-21。《孟子·膝文公上》亦曰:“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36]259。大禹治水事迹主要在巴蜀,因治水有功,才可能到中原接替舜帝,成为中原大帝──夏禹氏,其子启于公元前2070年,便能够在中原建立夏王朝。
四、巴蜀文化圈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
再从考古学方面来看: 1984-2005年在四川盆地东缘长江南岸的巫山大庙龙骨坡地点,经数次发掘,发现了早更新世早期地层里的直立人骨化石代表一种直立人的新亚种———“直立人巫山亚种”,其生存年代距今204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它说明亚洲南部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37]。1951年,在资阳黄鳝溪出土并被命名为“资阳人”的“新人”头骨化石,它已较多地显示出了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属于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38]。1951年发现的“资阳人”,和1980年在四川盆地正南部发现的“筠连人”化石,都属于“晚期智人”,距今5万年至10万年。巴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布较为广泛,迄今发现的主要遗址有:汉源富林镇、资阳鲤鱼桥、铜梁张二塘、成都羊子山、遂宁郪口、安岳龙台、攀枝花回龙湾、重庆九龙坡、丰都烟墩堡等地点。它说明在华胥氏的故土,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
巴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200多处,星罗棋布,广泛分布。东起巫山,西至雅砻江、大渡河,北自阆中,南到长宁,其时代大致在距今8000年至4000年之间。尤其是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的青铜器和彩陶[39],证明其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40]、“三星堆文化”之承袭关系,由此,巴蜀文明提前了2000年[41]。四川盆地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准备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四川盆地周边的盐又与华夏文明起源具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川东巫溪县、彭水县共有九处“盐泉”,《山海经》、《楚辞》中一再提到“巫咸”、“巫咸国”,意即产巫盐的巴国,即《路史·国名纪》所记:“今夔之巫山”。川西南熬盐的地方被称之为“盐源”,即所谓的“黑盐塘”与“白盐井”。川西北华胥氏故乡掘盐的地方叫做“盐亭”。川南煮盐的地方被呼作“自流贡井”[42]。为此《水经·江水》载曰:“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石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盖蜀火井之伦水”[35]571-506。这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探索闻名于世的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遗址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途径,昭示着古蜀文明的源头,进而显示出四川盆地周边曾是华夏文明起源地之一,而在巴蜀口头流传并最终形成文字的神化了的历史地理书《山海经》中的有关女娲、大暤(伏羲)、西王母、黄帝、颛顼、帝俊的记载又与考古新发现相互印证,不可否认:《山海经》不仅是华夏民族唯一的一部神话总集,同时也是巴蜀文化圈的结晶和象征。
对于西方人来说,最早了解或知道中华的,也是蜀国,而不是中原某个诸侯国家。春秋以前,古蜀国民间已经与海外有了商业(蚕丝贸易)来往,经印度丝绸远销欧亚大陆,并逐步形成南丝绸之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就出现了“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在印度史籍中一再出现由“丝”得名的国家“Cina”就是指的蜀国。蒙文通先生说:“巴蜀的疆域也只能说是所联盟的疆域,主要的还是要从和巴蜀同俗的文化区来看。蜀自然是个文化中心”[43]199-200
正由于“华胥氏”是中华民族第一个有名称的“民族之母”，是伏羲、女蜗、炎帝、黄帝等氏族之老祖母，因此，“华青氏”理应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中的“始祖”。远古是无姓氏的时代，后世氏族部落酋长往往是以部落名称为称谓，以至传数十代而不变，“华青国”以华青而命名，应在8000年前，夏禹氏之“夏”，在4000年前被其子启命为“夏朝”，传近400年。殷商时代，出现甲骨文全“华”与贯“夏”，人类童年时代的历史始见于文字。古人出于“尊母崇祖”的原因，以“华”为中原民族的总称。春秋时代中原诸侯最终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华夏”民族，这就是“华夏”之名的由来。伏羲、女蜗之母华青建国于俞水(今四川闻中市);黄帝与元妃螺祖(西陵氏出生于今四川盐亭县)的长子青阳降居江水(山民江)，次子昌意降居若水(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今天的雅碧江，但也有人认为在川北盐亭县境内);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记载,帝喾和帝尧是青阳的后裔;帝颛顼、帝舜和大禹又是昌意后裔,五帝之中,有两帝(帝颛顼、帝喾)来自于岷山蜀水[6]1-2。《四川通志·建制沿革》载曰:“蜀自人皇,肇辟帝喾,分封及虞夏间,为梁州之域。嗣是任土作贡,世隶侯伯,自儀错入,而蚕丛、鱼凫开国之迹茫然[44]559-P67。大禹出生在今四川省北川县,据《史记》记载,他的治水助手后稷亦应出生于蜀地[6]20,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姜嫄为帝喾的元妃[6]8。《国语·周语上》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45]406-5。《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13]445。意即后稷死后葬于成都平原。《淮南鸿烈》亦说:“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46]848-550。后稷是周王朝的先祖,也是黄帝的嫡系后裔,虽发端于西北的岐山,却与巴蜀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从文献(神话)与考古两方面可以证实,巴蜀文化圈应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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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贵,攀枝花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唐晓梅,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语言与艺术设计。
【基金项目】本文系攀枝花学院重点社科课题《山海经与巴蜀文化》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 SH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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