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奈良与平安两个时代在历史的时间轴上，是与中国的唐、五代和宋初时期相对应的。日本在这两个时代的文化可谓是受中国唐文化影响颇深。这时期日本为了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与统治经验，曾多次派人前往中国学习。而这期间，正是中国饮茶活动的兴起和广为流布的时期。
如果要谈谈古古日本对大唐文化有多热爱？就得从平安时代的'唐朝风'茶具说起了。
期间被派遣来唐的日本僧人居多，这些被派遣的人员要在唐朝生活多年，以便学习其文化等。当他们带着多年学习的成果返回日本之后，就成为了传播唐文化的重要人员。其中著名的两位僧人要数最澄和空海，他们不仅带回了许多典籍、书画和法器，其中随着他们回到日本的还包括唐代的茶文化。他们受到日本天皇贵族的器重，允许他们讲经说法，介绍唐朝文化等，这为日后日本茶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最澄和空海等僧人在日本的讲经说法与介绍唐朝文化等，茶文化逐渐在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与僧侣中得到广泛传播。日本也从最初对茶叶的文字描述，到了'煎茶奉御'的直接体验。由此开始，日本便开启了陶瓷茶器文化的风潮。
饮茶一直都是唐朝人所喜爱的对象，在那些贵族看来，饮茶是身份与气质的象征，唐朝人还认为饮茶，是体现唐朝高雅的生活方式。现如今我也能体会到饮茶时烟味缭绕的场景，与茶的清香，现如今饮茶也被当做一种闲情雅致，也被作为一种高雅的生活情趣。
当大唐的茶文化被带的日本之后，此等高贵之物是日本以前不曾拥有的。日本满怀对中国唐朝文化的仰慕与憧憬，他们希望通过饮茶来体会唐朝优雅高贵的生活情趣与文化。因为茶文化对于日本来说是外来文化，所以在日本茶风初开之时，几乎没有配套的茶具，只好用盆等物品替代茶具。
但随着茶文化在贵族之间更为广泛的推广，配套的茶具成为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日本是一个对陶制品有着很深渊源的国家，其陶制品历史悠久。
据专业人士考察日本早在9000多年前就有了有关陶制品的产生。之后又因为日本与中国的密切来往，使得日本学习了中国的陶器制作技巧等，使日本的陶器制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须惠器就是两国相互交流的产物。
此时，日本开始采用辘轳成型，造型也趋于规整。日本还从中国引进了还原焰的烧制技巧，将烧成温度提高至千度以上，并可以进行大量生产须惠器。这使得须惠器在日本迅速的普遍开来，其从日本的古坟时代一直到镰仓时代都有生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须惠器的用处也发生着改变，从最初的日常生活用品，发展成为带有颜色釉底的陶器。须惠器也成为了日本陶器的先导。
当日本到了奈良时代的后期，学习唐朝的文化更胜，贵族们纷纷效仿唐代的生活方式与消遣方式等，在当时陶瓷更是得到日本贵族的追捧与效仿。
唐代的陶瓷技术发达，陶瓷种类也是繁多，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三彩。其不仅浪漫绚丽，更是唐代雍容华贵的象征，自然也就受到了日本贵族的喜爱。之后的日本开始效仿'唐三彩'，其还融入了本民族的特色，烧制出了有绿、褐、白色形成三彩或绿、白二色二彩的'奈良三彩'。虽然奈良三彩是仿制的唐三彩，但因为地域与文化等差异，使得两者还是有差异的。
例如在胎制方面，唐三彩的胎制就较白，而奈良三彩的则多采用米黄色的坯胎。在釉色方面，唐三彩的色泽较为浑浊暗淡，其中有中国特有的钴蓝色，而奈良三彩则与不同，这与各国的原材料不同，技巧熟练度等有关。
虽说日本追捧唐朝文化，但两个民族之间的审美肯定也有所差异。唐三彩在造型上更加绚丽多彩，表现出大唐的繁盛与热情奔放。奈良三彩则在表现华丽高贵的同时又有所收敛，包含着日本风格，这更表现了日本在陶制品上的自主创造。但如此繁盛的奈良三彩却在日本迁都平安京之后消失了，然而在陶瓷器制品上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后代，其也为日本陶瓷器的产生与发展做了良好的铺垫。
平安时代，虽然三彩与二彩销声匿迹，但是绿釉器却得到了发展。
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唐三彩在中国逐渐失去人们的喜爱，渐渐地衰落，这影响到了日本的唐风；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贵族被唐朝后来兴起的饮茶和越州窑青瓷所吸引住目光。平安时代正赶上了唐朝上下，无不饮茶'茶道大行'的时期。与此同时，越州窑青瓷也是受到大力追捧，受到许多达官贵人的喜爱，其还被陆羽奉为各窑之首。越州窑青瓷在唐朝如此受宠，肯定会引起日本派往中国学习的使臣的重视，越州窑青瓷随着日本使臣的脚步，回到日本。
到了9世纪后，越州窑青瓷在日本掀起了生产与购买的狂潮，这股热潮持续很久，直到11世纪后才逐渐衰退。越州窑青瓷的引入对日本陶瓷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热潮引起了日本社会的赞叹。因为日本饮茶文化的传播与之前奈良三彩奠定的基础，使得日本效仿越州窑青瓷的平安绿釉器就应运而生了。
在日本掌握了制陶技术中，奈良三彩中的绿釉色泽与越州窑青瓷较为接近，所以日本工匠们开始纷纷改变了生产创作的方向，将越州窑青瓷作为了新的模仿者，之后日本就出现了平安绿釉器，其碧绿的釉色非常吸引人。烧制绿釉器的陶窑在日本山城国、近江、尾张、美浓等地区已有发现，但其主要集中的三个地区是畿内、近江与尾张和美浓。
其中畿内、近江盛产绿釉，尾张和美浓则是灰釉与绿釉都可生产。在日本考古的挖掘中发现，这些绿釉都带有装饰的花纹，例如花草纹、云纹等等，其造型有多曲花口形等，这些都是当时唐代越州窑青瓷的典型装饰与造型。
当时平安绿釉器在造型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奈良三彩与须惠器极其相似。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平安绿釉器是从奈良三彩转变而来的。有的陶窑在制作平安绿釉器是，更是直接用须惠器作为坯体；另一类则是效仿越州窑青瓷的制作平安绿釉器，如散布在京都附近的播枝窑、西贺茂窑等，他们更偏爱效仿越州窑青瓷。虽然日本这些陶窑没有达到中国唐朝制陶的水平，他们的胎质、釉色与中国不同，温度达不到中国的温度，但仍然是陶器的一种。
虽然这些陶器存在种种不足，但是一起效仿越州窑青瓷的制作，所以其在绿釉陶器通体施釉、做工精巧程度、造型与纹饰等方面都与越州窑青瓷相似，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的不足。
因为日本对陶制品的喜爱越演越烈，所以依靠唐朝输入的越州窑青瓷器远远不能满足日本人的需求，所以在日本越州窑青瓷器被视为珍贵的物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越州窑青瓷器很难在日本百姓生活中出现，越州窑青瓷器成为了日本贵族与僧侣的特殊使用品。
因此在日本考古家挖掘时，越州窑青瓷器与赵州窑青瓷一样，地点多为贵族府邸官府与寺院，其中据分析有很大一部分的瓷器被用于饮茶。
在10世纪时，越州窑青瓷在日本的输入量达到高潮，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在11世纪之后，越州窑青瓷输入的数量直线下降。这与前面提到的越州窑青瓷有发展到衰落的时间也基本是相应的。
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唐朝习惯的改变，当时唐朝兴起了一种新的饮茶法，由原来所盛行的煮茶法变为了一种新的点茶法所替代，饮茶方式的改变使得对于茶具的需求也相应的发生了改变，并影响了瓷器的生产。
唐朝的改变必然又会在日本产生影响，所以平安后期，绿釉器的生产渐渐减少直至消失。
总之，日本的茶文化与瓷器茶具的初创都与中国唐朝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日本的平安时代也正是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时期，这对日后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就如同中国饮茶之风发生改变，日本必定有所波动的蝴蝶效应一样，在陶瓷茶具方面，日本也深受中国的影响，例如效仿越州窑青瓷等。日本在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建设方面，其采取的方法是先'引进'与'效仿'，这有效的缩短了自身研究与开发等的时间，这个方法毋庸置疑是很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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