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作为一部重要的版本学理论专著，无论是在结构设置、讲述方式、概念探究，还是在观点与研究成果的推陈出新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效果。
但是白璧微瑕，受著书者的性格影响，过度的判断自信，也使书中存在一些问题，乃至错讹。但总体来讲，这本著作还是值得认真学习和研讨的。
《古籍版本学》在版本学理论研究领域中，极具重要地位，也是初学者学习古籍知识不可或缺的入门书籍。可以说这部书，不论是在版本学的学术史上，还是教材应用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该书作为《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之一，于2005年12月出版。2009年6月增订的第二版，较第一版更加的完善。更正了出版中的排印之误，增加了与本书内容相关的书影与笔画索引。
该书共分为“绪论”、“版本史与版本鉴别”、“版本目录”三章，其中版本史与版本的鉴定方法是全书的主体内容。全书采用“繁体横排”的编排方式，十分有助于训练我们掌握古籍的阅读习惯。
在“绪论”中，作者简单地阐述了版本学的研究对象、版本与善本、研究角度和用途；在讲述“版本史和版本鉴别”时，此书的结构极有条理，作者按照书册制度、雕版印刷和非雕版印刷的古籍为顺序展开；在讲“版本目录”时，黄永年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介绍了研究方法，并列举了相应的参考书目，且对每一本参考书，都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帮助读者选择合适的书籍大有用处。
由于黄永年于2007年病逝，并未完成为该书作全面修订的计划，因此他的很多修订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可谓学术领域的一大憾事。因此我们在评价2009年修订本时，应当留有一定的空间，毕竟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算是一部未竟之作。
黄永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他博学广识，多年从事古籍整理和古籍版本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了深厚而丰富的切身经验，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因此他的《古籍版本学》，无论是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上，还是在观点的立论与例证上，都有着突出的优点和过人之处：
黄永年先生认为，鉴别版本“唯一的办法就是和版本本身的发展规律紧密结合，也就是把鉴别版本的方法和版本史相结合，这样的体系才够得上科学。”因此在全书的246页中，此部分的讲解占用了214页的绝对篇幅。作者在以编年顺序讲述历代版本的同时，紧接着介绍该版本类型的鉴定方法。这种具体而微的介绍，可以使我们把各版本类型的特点范围缩小，避免犯囫囵吞枣、一刀切的错误。
例如，如宋代刻书承接五代，当时的刻书事业还不太普及，版本在字体、版式、纸张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而时代性变化则并不明显。鉴于此，黄永年以地域为主，根据两宋时期所形成的杭州、眉山、平水、建阳四大刻书中心为主线，将宋本归为“浙本”、“蜀本”、“平水本”、“建本”四大子系统。而将官刻、家刻、坊刻等分别纳入以上四大子系统之中，并归纳出其一般特征。
如，杭州刻本的字体是清一色的欧体，版式大多为白口，单黑鱼尾。书名、卷次在上鱼尾下方，常用简称，上方有时记本页字数，左右双边，无书耳、牌记。官刻、家刻一般多在版心下端记刻工姓名；宋蜀大字本字体骨架为颜体，又渗入了中唐书法家柳公权的成分，撇捺长而锐利；小字本则撇捺不太尖利而点划比较古拙，笔道也不甚匀称；金平水本的字体主要也是欧体，有的在欧体的基础上加点颜体的成分，较挺拔。南宋建本字体，都作颜体，官刻无书耳，坊刻避讳不严等等。
（宋刻本《昌黎先生集》）
但是对时间跨越度较大的明刻本来说，他又采用了历时性考察的办法。根据字体和版式等特征，紧紧把握住有明一代不同时期刻本的特色，也为明代本子的鉴定，贡献了众多方法。
明版古籍·淩稚隆刻本《汉书评林》
除此之外，作者对各版本类型的列举与讲述，较其他版本学著作要更为全面细致。例如对“辽本”、“金平水本”“过录本”“覆宋本”“饾版拱花”“画谱”等小众版本，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而张致忠先生的《古书版本概论》，则连抄本、稿本、批校本这几个大的版本类型都不具备，在其增订的《古书版本鉴定》中也未见增入。
作者在“绪论”的第一章中，对“古籍的上下限”、“古籍版本的上限”、“版本的涵义”、“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等，都作出了严格的界定。他首次提出了“古籍有下限，古籍版本没有下限”的响亮口号，并探究出中国古籍的上限是：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最早的古籍是“五经”。古籍版本的上限是：卷子写本以后，我国古籍转变为雕版印刷术的刻本书。在概念内涵的辨析中，最科学辩证、也最为人们所称道认可的，是他对“善本”涵义的论析。
善本书影
自从“善本”一词，在宋代文献中出现以后，就在历代中夹杂了不同的涵义与标准，直至现代各界还难以达成一致。黄永年先生列举了历代善本涵义的变化，与其出现的混乱的原因，并举例批驳了编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所规定的“三性”“九条”的收录标准。还指出了之前的定义中，将古籍的文物性与校勘精审两方面相互混杂，进而提出将善本划分：为“学术性善本”和“文物性善本”两大类，也包括两者兼备的古籍。这就将古籍本身作为书籍，在校勘方面应当精细的阅读价值，与其作为历史遗宝“物以稀为贵”的保存价值两个属性区分开来。这种分类，符合了古籍的双重身份，更具实用性。
善本书影
然而，《古籍版本学》也存在着术语大错特错之处，如将旋风装等同于经折装（后有详述），就是明显的李戴张冠。
在本书的前言中，作者就指出“我主张在高等院校讲堂上应该主要讲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成果”“……都贯彻自己的观点，谈自己的东西”；在后记中再次强调：“好在书中的见解都是我自己的”。作者认为，学问特别是文科中的某些学问主要得靠自学。他也称，自己对古籍版本这门学问，也只能算是自学出身。鉴于以上两个原因，作者在行文中多了一些论证性的言论。
这种创新，在本书章节结构的布置上，就已经初见端倪。作者先入为主的显示出了自己编写个性，没有划分细致的大章节、小标题，甚至全书连四章都不到，第二章占了全书的87%。这种结构分布，不仅在教材类书籍中是罕见的，在个人专著也很少有。
在资料的引用和举例证的时候，作者也特别忌讳用常见和反复引用过的证据。这也给我们展现了更多和更新的文献资料，对老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有力证据，也拓宽了读者的知识视野。
《东华录》书影
如在73页，作者在探究“北宋时期建阳有没有刻书业”这个问题时指出，当时肯定已有刻书业。《萍州可谈》《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北宋时，用福建麻纱本出《周易》试题的话柄就是常见的例证。作者并未对这一常见的例证详述，而是另举新证。用《清实录》的节本中，王先谦《东华录》里记载的对“勤有”二字印记和“勤有堂”的年代考证，余氏后人所呈族谱，称其先世北宋时就在建阳以刊书为业。这也是黄永年将其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补入，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如何考证问题、搜寻资料的整个过程。
再如208页，作者在讲“稿本”的鉴别时，用他对抄本《汪氏说钤》为清抄本的鉴定、巾箱小本《经锄堂书目》为倪模手稿的鉴定，以及对毛太纸红格抄本《一灯精舍诗集》、毛边纸红格抄本《南北朝存石录》等在鉴定时不同的着手点，进行了大篇幅的讲述。这种利用亲身的经历、经验为例讲述如何对稿本的鉴别，让学习者更真切的体会到版本鉴定的方法，是作者的大胆应用。
然而所有的创新，都是要依靠前辈的研究成果的，如果我们能看的更高更远，也因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黄永年先生的多处推论和举例论证，也引用了叶德辉《书林清话》和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的研究成果。
雕版印刷术产生的时间问题，一直是版本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雕版出现的时间，一直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即隋文帝开皇时和唐太宗贞观时。隋说所依的证据早已被学者们否定无疑，而唐初说却一直处于被默认或搁置的状态。
如李致忠先生的《古书版本鉴定》，在讲述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中提出“贞观说”时的态度是：
张先生的这个发现，以及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初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因此影响也是比较深广的。由此看来，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代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但以此作为印书之始似无不可，若作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还值得研究。
李致忠先生在模棱两可中的态度中，停止了深究。
为否定张秀民先生“令梓行之”这个证据，黄永年查找找有关长孙皇后的记载。《旧唐书》《新唐书》的“皇后传”及《通鉴》贞观十六年的纪事，都只提到《女则》，并未出现太宗“令梓行之”或类似的话。对于张秀民先生为反诋胡适先生时，对此说而提出的新依据——《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中“玄奘以回峰纸印普贤像”，认为是贞观十九年玄奘取经回国后所为。黄永年先生指出《云仙散录》是公认的伪书，不足凭信。
《云仙散录》书影
除了用铁证对一些文献证据进行了否定外，黄永年先生又将近年来支持隋及初唐说的若干实物上的文字，找出了伪造破绽。进而认真搜集记述雕版印刷的早期文献，根据这些文献做出合理的推测。作者列举出《元氏长庆集》《旧唐书·文宗纪》《司空表圣文集》《云谿友议》、西川印子《唐韵》和同印子《玉篇》《唐语林》《爱日齐最钞》中的有关记载，从公元825到883年，即中唐穆宗到晚唐僖宗半个多世纪间的七条文献，真实可靠。黄永年据此推得，这段时间的文献是属于早期的雕版印刷，而雕版印刷的发明应该比这个时间更早一些，但推至唐初甚至是隋代就不合理了，这样得出的结论迄今为止是最为科学的。
黄永年先生说：“人们有时会有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总希望把一件东西的发明或者一个地方的发现往早推，推得越早好像越光彩。”
这种主观心理的作用，加上一些立不住脚的证据，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所以作者在书中的特别强调和注重举实证来说话。
作者在很多篇节的前面，都会提示出这一节的讲授思路，如“怎样讲宋刻本”、“怎样讲元刻本”“怎样讲版本目录”等；同时作者也特别注意研究方法的传授，在“版本史与版本鉴定”和“版本目录”中分别都专门增设一章来讲“研究方法”。
而更有指导意义的是该书开设了，类例分明的书目。从宏观上，作者将参考书分为版本史、版本鉴赏与版本目录两大类开示，版本史及版本鉴赏又分 7 小类，版本目录分 4 小类。每小类分别就作者认为有用的、高水平的列举若干部。
如版本史类，作者开列了叶德辉《书林清话》、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等 11 部，7 类共举 40 余部；版本目录类，综合方面，开列了清代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孙殿起《贩书偶记》等 8 部，4 类计 20 余部。每部都有详略不等的介绍，整体章法分明，颇足便蒙。
黄永年对同仁的版本研究状况似乎缺乏关注，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版本学研究的专著出了数部，论文达千篇之多，然而在黄著中均不见载述。
例如，在193页讲“抄本”时，黄永年先生说讲抄本要比讲刻本、活字本等要困难。除了因为抄本只有一部之外，还在于
“著名的宋元本都已收入书影、图录，明本，清本也先后出了《明代版本图录》《清代版本图录》，而抄本从未印过图录。”
只有上海图书馆编《善本书影》收印了抄本六种，又198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叔弢的《自庄严堪善本书目》收印了十一种，“虽不无小补，总难成大观，使初学者不易窥见抄本的面目。”
《明代版刻图录》
这类资料的缺乏和空白，是我国古籍在图录编纂上还需填补的。抄本图录的编印固然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但其会对版本学的学习者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会推动我国版本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完善。
如美玉之有瑕，由于作者的个性特点与其他因素的影响，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冒昧的分类指出：
在“版本史和版本鉴别”的第一章的“研究方法”中，他认为字体是“版本各种现象中最精最重要的现象”，并总结出鉴别版本应当把字体、版式、纸张作为标尺,还有些特殊现象可作为辅助标尺,如“明后期刻本的内封面，明活字本的点画轻重、墨色的浓淡”等。在讲各版本类型的鉴定方法时，作者也同样是贯穿的这种思想。
古书避讳
例如在第68页到71页，作者讲述了宋这本鉴别的7种方法，其中只有“看刻书序跋和刻书题识”、“看避讳字”两种属于依靠内容鉴定，介绍也极为简单，而字体、板式、纸张、书册等方式占用了将近8/9的篇幅来详细讲述。
在第75页至79页，宋建本的鉴别方法也是如此，6种方法中也只有“题识”“避讳字”两类简要的内容鉴定。
其后103页讲“元建本”的鉴定同样如此，因为元代刻本不避讳，所以对内容鉴定这一方面更是被极大的忽略。由此可见这并不是偶然的偏重，而是作者整体思想中鲜明的主次观念。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鉴定版本最可靠的还是内容。例如国家图书馆所藏，原定为作者稿本的《颜修来日记》，就是依靠细考日记的内容，对其中涉及的人、时、地、事进行多方面的考证，得以纠正其既不是颜修来的日记，更谈不上他的稿本。这是只依靠外观鉴定所做不到的，因此外观与内容二者不可偏废。
黄永年与李致忠在讲“活字印刷术”时，都原文引用了《梦溪笔谈》中毕昇造字的全部工序。但最后对于木活字的发明上，对原文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李致忠先生认为：“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
这句话说明在北宋毕昇制泥活字之前，或同时，亦造过木活字，而且用它来做过印刷实验，否则说不出它的缺点。这种说法是很恰当并符合常规道理的，然而黄永年先生却与之唱反调，认为这里只是说明了木理有疏密，不适合印刷的原因，“并没有说前人已经制作过木活字，毕昇认为不好使才改用泥制的意思”，显然是锱铢必较。
毕昇活字印刷术
在“旋风装”解读上，黄老更是“自出机杼”，认为：“……把卷子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前后连起来包上一张书皮，把原先的一卷书改成了一册书。这样不仅要翻到哪里就可以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并指责他人“某些不相信旋风装是折叠式的，而硬说成是龙鳞式的人，有可能也是出于这种心理，总想把旋风页说的神秘一些”。
旋风装
然而关于“旋风装”，一般都认为就是“龙鳞装”，且有实物留存。《校雠广义·版本编》采用的即是这种观点。黄先生的观点主要是自己的一种推断，证据并不充足。
在“古籍版本学的用途”中，黄永年先生认为：“古籍版本学是一门独立的不依附于别的专业的学问，而别的许多专业却常常要用到古籍版本学的知识。”这种对版本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认定，是对“版本学”的过分自大 。
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离开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暂不论及其他大门类，只就“古典文献学”的相关学科来讲，版本学就不能做到独立。首先，版本学鉴定常常需要参考、借鉴目录的研究成果，同时要依靠书目来记录、保存；版本学也要依据校勘来鉴定版本，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语言文字学知识，也是版本鉴定所要具有的前提条件，版本学更离不开工具书与文献检索方面的辅助。
《书林清话》书影
同时书中，作者因自信而对他人著作和观点多有批评之语。例如第22页，作者指责“《中国书史》之类只涉及点版本史而不抓特征，读了除略知版本史的皮毛之外，对鉴别版本全无用处。有些讲鉴别的书，则热衷与罗列术语，弄的读者昏头昏脑，结果仍一无所得。”然而《中国书史》并非讲版本学专著，讲版本史符合其书本身的体例和特点，黄永年先生对其要求过高，批评过度。
“时新不等于赶浪头,不能来个新瓶装旧酒,把前人的经验和知识东拼西凑地搬弄一通,甚至把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改头换面地照搬一通,这还不如让学生直接看原书好了,变戏法糊弄人干什么?何况,像《书林清话》之类能不能算是古籍版本学呢?我看是不能算的。”
这显然是对同行著作的不满，甚至是对《书林清话》也很不满意。
在第193页，“抄本就是抄本，不要说什么“手抄本”，因为书都是用手抄不会用脚抄。”这句话虽有道理，但总是失去了一位知识渊博的版本学大家的文字风雅。
如讲晚唐五代印刷品的鉴别方法时，作者列举了三条特点，并说“如果违背这几点，便是伪造无疑。”这样的结论很似经验之谈，不能代表客观的结果；再如，明初本的鉴别时，说字体都是赵体，其实，洪武六年《皇明祖训》的字体非赵体，亦非馆阁体。明初本“刻工姓名则因为是大黑口，都不记”也是一个非常武断的表述。
总的来说，黄永年先生的这部著作，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代表了我国古籍版本学研究的较高水平，也是一部颇具指导意义的教材用书。当然，由于作者自身的性格因素与条件所限，该书还存在许多需要商榷的问题，我辈亦应辩证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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