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 世纪3、40 年代，梁漱溟和费孝通相继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并付诸实践。梁漱溟从文化改造着手，试图通过建立新礼俗、乡学和村学来教育民众，以最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费孝通则从经济建设出发，通过发展分散的乡土工业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准，以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两者的视角一个是“由外而内”，一个是“自内而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既有相似又有明显差异，代表了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
梁漱溟与“乡村建设”:
乡村改造的文化路向
梁漱溟认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文化失调”，而解决之道在于以“文化改造”为基础重建社会构造。这并不是说梁漱溟不重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说文化建设是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根本和内核。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决定了他以复兴中国文化传统的方式来实现他的“新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追求，“乡村建设”不过是他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现实途径。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必须面对转变，只有“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中国才能得救，而新文化必须来源于乡村。乡村是中国文化“有形的根”，新的社会组织与新文化须从乡村产生。因此，梁漱溟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埋头苦干”，以达到“救活农村”和拯救中国文化的目的。
倡导“新礼俗”
梁漱溟十分强调传统文化元素的主体作用，认为中国过去社会秩序的维持多靠礼俗，中国将来的新社会组织仍要靠礼俗。乡约在古代中国源远流长，一直为乡民所自觉遵守。乡约是本着彼此相爱惜、相规劝、相勉励的本意。梁漱溟所谓的乡约，一方面是教育，一方面是自治，即建立文化运动团体组织。梁漱溟认为乡约是农民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运动”，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在农村“乡约”具备“法律”的效用，能够促成农民的自觉。
兴建乡学、村学
梁漱溟改革邹平县原有的行政组织，建立了乡校组织，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实行“政教合一”。村学是乡村改革的最基层组织，村学就是一个乡村学校，由校董会和教员与辅导员组成。乡农学校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产生的机关，乡农学校的目的“就是让乡村人发生自觉”。
促进合作组织
梁漱溟认为合作能够调和“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分际，合作组织能够增加生产、减少剥削、降低成本并共同支配和享有资源。梁漱溟特别推崇丹麦的农民合作运动，为推动合作社发展， 1935 年7 月实验县政府还成立了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集中力量推进合作事业，并利用乡学、村学对民众实施合作教育，还设立农村金融流通处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支持。
费孝通与“乡土重建”:
乡村改造的经济路向
20 世纪40 年代前后，费孝通从社会学领域出发，转换近代中国农村重建的问题视角，沿着“乡土中国”的认识开辟了近代中国农村重建的经济路向。费孝通认为: “小农经济不会崩溃只会瘫痪。瘫痪是慢性的，逐渐加深的。……崩溃、危机等字都是用来形容现代化的经济现象的。”据此，费孝通将其分析的重心更多地放在经济问题上，极力提倡利用现代技术同时建立一个和现代技术相配的社会结构。费孝通与梁漱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同认识和分析，为他们农村重建的不同路向奠定了基本的“内在理路”。以此为鉴，费孝通本着“自力更新的原则”从经济建设出发，提出了以“乡土工业”为核心内容的农村重建方案。
增加农民收入
20 世纪30 年代到40 年代初，费孝通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初步形成了这样的假定: 假定现代化、工业化不可避免，中国的各个地方都会走向工商业时代; 假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变迁是一个过程，不同的地区就会由于地处不同位置而处于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费孝通发现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制度束缚了农村人口的全部活力，使整个文化陷于僵化。他指出“农民的收入”低下才是“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农村普遍处于“饥饿”状态，农民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因此，“增加农民的收入”才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而“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恢复和发展“农村企业”。费孝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发展起能够惠及农村的工业。
“工业下乡与中国式工业化道路”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农村经济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农工混合”的经济。费孝通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乡土工业发展的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因此提出了“工业下乡与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即乡土工业以合作社为组织形态，以落实农民利益为基本目的，进而以农民为主体自动完成乡土重建。费孝通提出的办法就是乡土工业“分散化”和“合作化”。因为动力、技术、社会关系、经济组织各方面都是可以变的，在现代工业技术下乡背景下乡土工业的分散发展是可能的和可行的; 而发展乡土工业的形式应该是“合作性质”，因为“合作社的方式保证了生产者获得全部利益的权利，取消了剥削成分”。
“
当今新农村建设必须要综合梁漱溟和费孝通的“思想资源”，既要重视经济建设又不能忽视文化建设，在满足“吃喝不愁”的同时有文化精神; 要全面协调发展，把经济和文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这样的新农村建设才可能是有活力有内涵和可持续发展的。
”
参考文献：《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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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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