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被推翻后，很多王府都和文化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如前面博文介绍过的，现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醇亲王府南府，曾是蔡公时等人创办北平民国大学的校舍。民国大学南迁后改为民大附中，后又改为私立新中中学。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三十四中使用。
其实，西城区的另一座王府——郑亲王府和文化教育结缘，却比醇亲王府南府还要深厚。它曾是孙中山决定创办、国民党元老宋教仁、黄兴亲任校长的中国大学校址。解放后，这里又成为教育部办公所在地，成为制定全国教育政策和管理全国教育事业的中心，现在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占用。
大木仓胡同在西单北大街西侧，辟才胡同以南。明朝始建皇宫时，采取外加工办法，在宫外建有五大厂，即台基厂、黑窑厂、琉璃厂、神木厂和大木厂，分别加工不同的建筑材料。神木厂和大木厂是加工和存储木料的地方。后大木厂逐渐按其谐音被称为大木仓胡同。
大木仓胡同西口与二龙路相交。二龙路成路很晚，因这一带地势低凹，雨水、污水、垃圾常年积存，在清代时被称为二龙坑。直至1911年才填坑修路，被称为二龙路，但附近仍有积水，十分肮脏。我国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的代表作《死水》，就是他偶见西单二龙路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其实早在明初，这里就有一座很有名的府第：姚广孝府。姚广孝是明时苏州人，14岁出家为僧，名道衍，字斯道。明惠帝削藩时，他力劝燕王起兵，并为其筹划军事。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赐名广孝，并在当时的大木厂旁为其建府。
和硕郑亲王是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始封于济尔哈朗。济尔哈朗系清显祖第三子舒尔哈齐第六子，崇德元年(1636年)以军功封和硕郑亲王。顺治皇帝福临即位后，他与多尔衮一起辅理国政。他死后，顺治帝为之辍朝七日，赐银万两，置守园十户，立碑纪功，称其“有贞臣之节，有良将之风”。
郑亲王府东为郑王府夹道，西侧为二龙坑，府后为劈柴(今辟才)胡同。郑亲王府正门五间，银安殿面阔五间，有丹墀，两侧翼楼五开间，后殿三间，后寝、后楼均七间。郑亲王府自顺治八年至乾隆四十三年，因郑亲王改号简亲王，所以有过九位简亲王，加上八位郑亲王，从清初到清末，共有十七位亲王。 《大清会典事例．工部．第宅》载“顺治初年定王府营建悉遵之制，如基址过高或多盖房屋皆治以罪，四年，郑亲王建造王府，殿基逾制，又擅用铜狮、龟、鹤，罚银二千两，并罢议政。”在等级森严的清王朝，王公大臣的宅第营建均有定制，比如府门几间，门钉几颗，殿基多高等均有严格的规定，即使贵为亲王也不能逾制。但郑亲王依仗自己的权势，在建府时多处逾制，并擅用铜狮、铜龟、铜鹤等。多尔衮素与其争权，抓住这个机会，将其弹劾。郑亲王府刚建成即遭厄运，济尔哈朗被罢免辅政资格，并被罚银两千。 此后，郑亲王府又有过几次大的变故。第一次是在乾隆十三年九月，济尔哈朗的后裔神保住因“肆意妄为，致两目成眚，又虐待兄女”被夺爵。爵位花落到本家德沛的名下。
德沛系郑亲王济尔哈朗八弟贝勒费扬武曾孙。《啸亭杂录》记．述：“果亲王允礼荐于朝，世宗闻而异之。召见，问王所欲，曰‘惟愿百年后于孔庙中食块冷肉耳’。上奇其言，即任户部侍郎。后屡任封疆，不名一钱，每到一处，务立书院，聚徒讲学。”乾隆七年，其在两江总督任内．淮扬发生水灾，他及时用地丁、关税银十万两治赈，使地方“虽奇灾而无失所”。
乾隆八年以后，德沛历任国子监祭酒、吏部尚书。神保住革爵后，乾隆皇帝特旨以德沛承袭简亲王。
德沛承袭简亲王时，“邸库中存贮银数万两，王见，诧谓其长史曰‘此祸根也，不可不急消耗之，无贻祸于后人也’。因散给其邸中人若干两，余者建造别墅，亭榭轩然。”德沛所建惠园在郑王府的西部．《履园丛话》记载：“惠园在西单牌楼郑亲王府。引池迭石，饶有幽致，传是李笠翁所造。园后为雏凤楼，楼前有池。其后即内宫门楼后有瀑布高丈余，其声琅然可听。竹惠园立碑一方。记述建园始末，说明系用王俸自建。此外，惠园的西府海棠亦誉满京城。
德沛在乾隆十七年薨逝后，简亲王爵又归回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之孙奇通阿名下。因《清史稿》第十七册“皇子世表一”德沛栏内注为“无嗣”，故专家学者每述及于此，均用“无嗣，爵除”来解释。但对照《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有关内容，简亲王德沛有三子，并非无嗣。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封德沛为简亲王，是乾隆帝对这位操守廉洁、一介不取的贤官的褒奖，而不以其子孙承袭爵位，也是对他“惟愿百年后于孔庙中食块冷肉耳”这一夙愿的报偿。
更大的厄运发生在济尔哈朗七世孙端华身上。1846年端华袭爵郑亲王，咸丰帝继位后受到宠信。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他随咸丰帝逃往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因护驾有功，诏授领侍卫内大臣。1861年，咸丰帝临终前，命他与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即“顾命八大臣”掌握朝政，辅佐幼帝，因而与慈禧太后发生尖锐矛盾。同年11月1日两宫太后抵京，勾结奕圻等大臣，次日发动辛酉政变，将端华、载垣、肃顺等拿下，后将3人处死，没收家产，其余5人革职或流放。 郑亲王府被收回之后，于同治三年赏给了道光帝第八子钟郡王奕诒。《道成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八爷封爵后，府第即西城二龙坑郑王府。”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天京被攻克，推恩赏还郑亲王爵，但郑亲王府并未发还。直至同治十年，庆至承袭郑亲王时，才住回郑亲王府。
郑亲王府在1900年发生了又一次大变故。八国联军进京时，郑亲王凯泰逃往河北固安县，在当地亡故。凯泰三弟乐泰将凯泰尸首运回北京，并主持在阜成门外八里庄附近的五路居修墓安葬。末代郑亲王昭煦是在其父凯泰身故后两个月降生的，于光绪二十八年袭爵。 如果说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因为谨慎寡欲而获得生前死后殊荣的话，那么后世郑亲王们却由于权欲熏心多遭贬责乃至死于非命。这从先后十七次郑亲王爵位封袭情况可以有所了解：
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弟舒尔哈齐的第六子，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因功晋封为和硕郑亲王；
第二代郑亲王济度，是济尔哈朗的次子，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封为简郡王，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袭封郑亲王，同时改封为简亲王；
第三代郑亲王德塞，是济度的第三子，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袭封为简亲王；
第四代郑亲王喇布，是济度的次子，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袭封为简亲王，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追削王爵；
第五代郑亲王雅布；是济度的第五子，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袭封为简亲王；
第六代郑亲王雅尔江阿，是雅布的长子，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袭封为简亲王，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被革除王爵；
第七代郑亲王神保住，是雅布的第十四子，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袭封为简亲王，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被革除王爵；
第八代郑亲王德沛，是舒尔哈齐第八子费扬武的曾孙，于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袭封为简亲王；
第九代郑亲王奇通阿，是舒尔哈齐第四子巴尔堪之孙，于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袭封为简亲王；
第十代郑亲王丰纳亨，是奇通阿的长子，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袭封为简亲王；
第十一代郑亲王积哈纳，是丰纳亨的次子，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袭封为简亲王，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恢复郑亲王爵位封号；
第十二代郑亲王乌尔恭阿，是积哈纳的长子，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袭封为郑亲王；
第十三代郑亲王端华，是乌尔恭阿的第三子，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袭封为郑亲王，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被革除王爵、赐自尽，并将郑亲王爵位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第十四代郑亲王承志，是奇通阿第四子经纳亨的曾孙，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袭封为郑亲王，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被革除王爵；
第十五代郑亲王庆至，是积哈纳次子爱仁的第四子，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袭封为郑亲王；
第十六代郑亲王凯泰，是庆至的次子，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袭封为郑亲王；
第十七代郑亲王昭煦，是凯泰之子，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袭封为郑亲王。
需要说明的是，郑亲王爵位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被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后，第二年也就是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由端华的族孙岳龄承袭这一爵位，三年后也就是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恢复郑亲王爵位时则由承志承袭。从郑亲王这一爵位的承袭情况来看，其中不仅有长达121年是以简亲王名号承袭，先后还有五次被革除爵位，特别是第十三代郑亲王端华在袭封期间竟然还被赐自尽。
总之，由于郑亲王这一爵位多遭革除，其王府名称和主人也就难免有所变更，如王府名称曾一度更改为简亲王府，如在第十三代郑亲王端华被革除王爵后，由于郑亲王爵位被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这时承袭这一爵位的岳龄因为没有资格居住在郑亲王府中，郑亲王府遂赐予钟郡王奕詥居住，虽然郑亲王爵位后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得以恢复，但时任郑亲王承志依然居住在西单北大街的馓子胡同，直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奕詥死后承志才得以搬迁入郑亲王府。
民国七年(1918年)，末代郑亲王昭煦以两千五百元的价格把郑亲王府祠堂的建筑物卖给了新街口南大街路西的高阳李家。尔后不几年又以郑亲王府做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神父包世杰借款十余万元，因无力偿还，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发生诉讼，郑亲王府被京师地方审判厅查封。这时，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年)冬季的中国大学正因校舍狭小而且地近闹市不利发展欲购新址，遂加入两者之间从中调解，以便购买郑亲王府，改建作为校舍，民国十四年(1925年)，由中国大学从中作保，郑亲王昭煦与天主教堂成和解协议，中国大学向比利时营业公司借款十五万元代昭煦偿还债务，结束了这场诉讼案，并聘昭煦为校董，以补助他的生活。 辛亥革命后，中国徒有共和之虚名，大部分地区仍被北洋军阀统治。1912年，孙中山先生决定在北洋军阀政治统治的中心北京建一所民国大学，宣传革命，培养人才。他委托宋教仁负责筹办。1913年春，各项筹办工作基本就绪，宋教仁任校长，校址在前门西大街13号，现二十九中学内。就在开学前夕，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谋杀。董事会推举黄兴为第二任校长，于4月13日如期开学。1917年学校改称中国大学，冲破重重险阻，迅速发展壮大。 由于学生不断增多，原校址已嫌太小。1925年，中国大学决定选择新校址。这时恰遇郑亲王府与西什库教堂的房产纠纷。中国大学筹资15．5万元替王府还清债务，取得了王府及花园900余间房及80亩地的所有权。1925年9月中国大学正式迁入郑亲王府。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辛亥革命成功后，诸王公贵胄权势均告结束，加之他们长期养尊处优，不事生产，坐吃山空，渐至债台高筑，变卖家产。郑亲王后裔绍勋，以郑王府第为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息借银两维持生计，时间久了债务积累渐多，无力偿还。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绍勋与天主堂因债务问题发生诉讼，郑王府为京师地方审判厅所查封。此时恰值中国大学日益发展，前门内西城根校舍狭小且近闹市，不利发展，正思购置新址。闻得绍勋与天主堂因债务在法庭起诉，考虑到郑王府地址宽广，房宇宏丽，正合本校之用。遂辗转与双方结识，从中调处，以便购其房产。但迁延年余未得解决。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六月间，绍勋与天主堂讼事，经中国大学调解就绪，于六月十九日由校董李光启担保中国大学，与双方订立下列和解契约：
天主堂
立和解契约人绍 勋 今因绍勋欠天主堂
中国大学
债款本利十九万余元，前因诉追执行，兹由中人调停，将坐落二龙坑郑王府，由绍勋卖与中国大学，以现洋十五万五千元，抵偿绍勋欠天主堂债款全额，当日交清，从此天主堂与绍勋债务清结。该府第有任何纠葛，以及审判厅、大理院等等，均不与天主堂相干。所有双方诉讼费用，各自负担。同中将绍勋作押房契交出。关于绍勋借券，尚在法庭，俟领出再行交付。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绍勋与天主堂之诉讼，既经中国大学调处和解，亟应备款赎购抵押。惟中国大学素无积蓄，日常经费尚难为继，何能出此巨资。于是请由校董李组绅、李组恩、慕元甫、钱新之诸人担保，向比利时营业公司息借十五万元，代绍勋偿还债务，结其诉案。六月三十日，京师地方审判厅乃有下列之布告：
为布告事，本厅执行天主教堂包世杰诉绍勋债务一案，当将债务人绍勋二龙坑口袋胡同郑王府房查封拍卖。由债权人买留在案。兹经说合，由中国大学代绍勋将该房产赎回，归中国大学拍卖。除应填发拍卖书据外，自布告后，完全为中国大学所有，不与绍勋相干，亟应派吏前往将该房产典交于中国大学管业并将以前之封示撤销。仰各遵照勿违，特此布告。
“七七”事变后，由于中国大学是民间私立大学，因而抵制了日伪教育当局的接管，在沦陷区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南迁以后，滞留在北平的广大师生不愿进日伪办的“国立大学”任教、上课，纷纷聚集到中国大学。中国大学成了沦陷区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赢得了中国教育界和广大人民的信任和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在高校院系调整中，中国大学各系分别合并到华北大学和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停办，校舍归中央教育部。此后教育部一直在此办公，郑亲王府旧址成为制定全国教育政策和管理全国教育事业的中心。
中国大学在办学的30年中，培养了毕业生2万多名，抗日将领李兆麟、白乙化，曾任过北京市领导的段君毅以及齐燕铭、张友渔等都曾是中国大学的学生。而鲁迅、胡适、马寅初、张崧年(申府)、张岱年等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在中国大学任教。李大钊曾在中国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达5年之久。
郑亲王府建筑分东、中、西三路，但与其他王府不同的是，它的主要建筑在东路，而中路、西路依街道走势向后退缩。目前保存较好的也是东路，面阔三间的府门，面阔五间的正殿及东西配殿，殿前台阶间浮雕丹陛犹存。后殿面阔七间，绿色琉璃瓦覆顶，保存完好，中国大学时，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称为“逸仙堂”。国民党元老谭延闽所书匾额仍挂在檐下，现在是教育部老干部活动站。 也有人考证说原府门朝东，开在今大木仓北一巷。现在朝南的府门是1933年中国大学出资6000元所建，门口的两座铸铁路灯还是当年原物。
郑亲王府最出名的是花园，被认为是清代北京最美的王府花园。花园在西路，乾隆年间建成，名“惠园”。园后为雏凤楼，前有水池，后有瀑布，意境极美。
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惠园遭到了一次洗劫。中国大学在郑亲王府内办学时，花园被辟为操场，后来又在那里盖了理化楼、生物楼等，花园格局被破坏。现在，在花园原址上是北京二龙路中学。 在教育部大院的西部，紧挨二龙路中学有几幢灰砖建成的二层小楼。这是20世纪50年代所建的教育部职工宿舍，被称为西一楼、西二楼、西三楼。
1952年5月13日，在西三楼一个干部家庭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在这里长大，在二龙路小学、二龙路中学上学，以后又插过队，当过工人，上过大学，还在美国读过研究生。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作，90年代成为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正当生命的盛年，却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而且据说，仍是在西三楼里，他就是王小波。
王小波在我国当代可算是一位极为特殊的作家，他在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却声名广播。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即以手抄本的形式为人们传诵，而他的许多成熟作品在出版时却遇到重重困难。他颠覆了人们对小说的某些常规看法，以错位的角色语言，大量的即兴发挥，寓庄于谐，寓文雅于粗野，作品中充满了黑色幽默和看似荒诞的情节。他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去世后，他的作品却被一版再版，不但代表作《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等广为流传，他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经他的夫人、社会学家和性学家李银河整理出版后，也被传诵、关注、讨论。王小波被许多人喜爱着，被称为王小波现象。
比起王小波来，出生于西二楼并在那里长大的诗人汪国真更为人们所熟悉。不少人在中学、大学时的笔记本里都曾留有汪国真那纯美的诗句。毫不夸张地说，汪国真的诗伴随着许多人度过了美好的青春。 汪国真，1956年6月22日生于北京，中学毕业以后进入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在学校时喜欢写诗歌，1985年起将业余时间集中于诗歌创作。他的诗曾风靡一时，1990年在出版界甚至被称为“汪国真年”。
两座相邻的小楼里走出了两位当代有影响的作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多见。
大木仓一巷，郑王府东墙有一处貌似郑王府早先府门的遗迹。
关于大木仓胡同，还有一点顺便提及的——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在大木仓胡同31号办公。当时国内的流行音乐刚刚兴起，原创歌曲不多，内陆歌手多是模仿和传唱港台通俗歌曲。为了促进内陆流行音乐的发展，公司总经理刘伟仁作了一个重要决策，在公司大院里开办了一个创作沙龙。于是活跃在北京的音乐人、词曲作家乐队和歌手都成了这里的常客，现仍活跃在中国歌坛的徐沛东、苏越、金兆钧、甲丁、崔健、刘欢、毛阿敏等，周末都常在这 里相聚。人们经常看到，怀抱吉他，头发凌乱的年轻人在大木仓胡同出人。
不久，一批原创的中国内陆流行歌曲出现了， 《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心中的太阳》——他们在西北民间音乐素材中加入了摇滚因素，风格淳朴、豪放而又清新，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很快唱遍大江南北，形成一股强劲的“西北风”。
“西北风”是中国内陆流行歌曲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创作中，培养、锻炼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内陆的第一代流行歌曲创作队伍。在“西北风”的演唱中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歌手，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界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