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学者们突破了纯文学研究的范围，将研究的视角拓展到学术史、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呈现出多学科相结合的良好态势。此外，作为新世纪的开局之年，学者们还就今后的学术走向做出了深刻思考。
一、文学的学术史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时期。神话、诗歌、散文等均于此时期呈现辉煌境界。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也在《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书中有专门讨论。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及楚汉之争，先秦文学典籍遭到破坏，到了西汉初期，学者们整理承传先秦文献典籍，出现了许多学术门派。于是有关学术史研究，成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2001年，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如，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而存三百零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时，对孔子删诗说提出了质疑。《北方论丛》2001年第3期发表了范震威的《孔子删〈诗〉诸说的辨证与阐释》，对这一学术问题作了全面论析，指出在20世纪的百年中，司马迁的删诗说与孔颖达的未删说又被衍化成四派，即删《诗》说、未删《诗》说、修订刊定说、不置可否说。作者认为，“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做确证前，应该诸说并存，而原创的删《诗》说仍占主流话语地位。”我们认为作者的态度是谨慎的，删诗说应占主导地位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因为2001年底所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正为孔子删诗说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张晨的《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⑴将《史记》中所涉及的《诗经》材料作了全面分析，然后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揭示了司马迁的《诗经》观，文中实际上对《诗经》的性质、功能以及孔子与《诗经》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讨论。这是一篇比较扎实的文章。类似的文章还有刘立志的《荀子与两汉〈诗〉学》⑵、李丹的《先秦到六朝诗歌理论发展轨迹之勾勒》(3)、王承略的《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与命运》(4)、姚静波的《试析班固对屈原之批评》(5)等。
以上是就先秦两汉文学的学术史问题作直接讨论。事实上，汉魏以后，历代学者都重视这一问题，对于我们都有可资借鉴之处。因此，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总结，也是极有意义的工作。如，邹然《欧阳修的〈诗经〉批评》(6)、任大白《传统诗经学的重大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7)、刘毓庆《从朱熹到徐常吉——〈诗经〉文学研究轨迹探寻》(8)、檀作文《汉宋诗经学的异同》(9)、王以宪《试论俞平伯在〈诗经〉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功绩》(10)、梅琼林《20世纪中的“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⑾、郑杰文《20世纪20年代墨子国籍论战述评》⑿、陈桐生《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⒀等等。这些文章都属于评论之评论。学者们站在21世纪初的高度，对以往的学术研究作冷静分析，有利于把握先秦两汉文学学术史的脉络。
二、文学的考古学研究
先秦两汉文献，由于时代久远，加之人为的破坏，流传至今已非全貌。因此，研究先秦两汉文史，新的突破往往有赖于地下材料的出现。王国维先生即指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世纪之交，地下文献资料正有惊人发现。1998年公布了郭店楚墓战国竹简800多枚，有先秦儒道文献13种18篇。200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公布了《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等儒学文献。这些考古资料对于《诗经》《楚辞》与先秦诸子散文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2001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已充分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有较好的成绩。江林昌《郭店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史研究》⒁除了学术史层面的讨论之外，还从文学史的角度，利用郭店简《穷达以时》、《老子》甲本、《太一生水》等考古资料，对楚辞《离骚》和《天问》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姚小鸥《诗经〈关雎〉篇与〈关雎序〉考》⒂利用上博简《诗论》的资料，指出《关雎序》的有关论述不但确为先秦旧说，而且完全符合孔子所传《诗》学体系的伦理精神。这对重新认识《毛序》及先秦《诗》学的基本性质有积极意义。相关的
论文还有高秀昌《从简本看今本〈老子〉的形成》⒃、王振复《郭店楚简〈老子〉的美学意义》⒄、于第《郭店楚简〈缁衣〉引诗补释》⒅、方铭《从出土文献诗与志的关系看文学的价值》⒆等。
除了郭店简和上博简之外，学者们还利用其它考古材料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⒇将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天星观一号楚墓、荆门包山二号楚墓中所见的祭祀竹简与《九歌》神衹系统进行比较，发现有许多对应之处，最后得出结论：“《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其它还有朱大星《试论敦煌本〈文子〉诸写本之写作时代及其价值》(21)、陆离《俄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探拾》(22)等。
三、文学的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研究
先秦两汉文学典籍，往往是文史哲不分家。尤其是先秦典籍如《诗经》《楚辞》之类，首先是宗教祭祀文本和史诗，然后才是文学作品。因此，要揭示先秦文学的深层内涵，往往需要从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角度入手。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前辈学者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孙作云及今人萧兵、叶舒宪等人，已作了很好的开拓。2001年学者们继续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
刘毓庆《〈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23)从上古有关鸟类记载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入手，在考察《诗经》鸟类兴象产生的观念背景的基础上，对《诗经》中的鸟类兴象的起源与意义，作了新的认识，揭示了《诗经》鸟类起兴意象与远古鸟情占卜习俗的部分联系。韩高年《周陈关系、祭礼与陈地风谣本事考——以〈宛丘〉〈东门之扮〉为例》(24)考察了周初大姬执政于陈的史实，然后分析了《宛丘》《东门之扮》两首诗，认为诗中所描写的是陈国东门外羽舞娱神、男女相会的场景，并无讽刺之意。然后又从陈地的东夷文化传统入手，证明诗中羽舞是为祭祀高禖，结合《汉书·地理志》和颜注，及《左传》等其他文献记载的关于大姬无子而祈求的情况，可以断定，《宛丘》《东门之扮》产生于周初武陈之世大姬执政之时。其内容是写舞羽祀高禖的情形，并非如传统所说的刺陈幽公。马玉梅的《“诗经”中宴饮诗及其宗教、政治意味》(25)将《诗经》中20多首宴饮诗按性质分为两类，其中《凫鹥》《既醉》《丝衣》《楚茨》为祭祀宴饮诗；《桑扈》《韩奕》《彤弓》《宾之初筵》《行苇》《羔羊》《常棣》《伐木》《湛露》《頍弁》《鱼丽》《南有嘉鱼》《瓠叶》等是世俗宴饮诗。“通过祭祀宴饮诗，我们知道，宴饮是作为一种礼，作为一种娱神、媚神，实现人神相接的手段而被运用的，它充分显示了‘周人尚臭，灌用鬯臭’的特点，这是与‘殷人尚声……涤荡其声，三阕’的重以乐娱神的祭礼习俗截然不同的。通过世俗宴饮诗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宴饮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宴饮，一方面以其自身固有的品质在政治上起着和睦人际关系，消弭上下离心效应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被运用于各类政治活动中，成为许多重大典礼的组成部分。”
高永年《〈雅〉诗中的宗教意义探析》(26)也是一篇讨论《诗经》中祭祀宴饮活动的诗。文章从宴饮诗、祭祖诗等角度讨论了《雅》诗中的宗教现象及其意义，指出周代上层社会宴饮频繁，它是作为不可或缺的礼仪活动和宗教活动出现的，是祝祷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雅》诗中的宴饮诗有《凫鹥》《行苇》《既醉》《假乐》《鹿鸣》《頍弁》《鱼藻》《宾之初筵》《桑扈》《采菽》《湛露》《彤弓》《鱼丽》《南有嘉鱼》《瓠叶》《蓼萧》《棠棣》，其分类标准与马玉梅文有所不同。文章又讨论了《雅》诗中的祭祖诗。认为这类祭祖诗包括具有史诗性质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此外还有《灵台》《思齐》《下武》《文王有声》《信南山》《楚茨》等。这些诗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令周人骄傲的先公、先王和先妣。潘世东的《避雍与〈诗经·关雎〉的“过程说”论析》(27)是一篇从宗教学角度对《关雎》作新阐释的文章，指出“《诗经·关雎》中所描写的爱情，就是避雍制度的直接产物。一次邂逅，一对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但由于男子是避雍中的人，社会习俗规定他在少年时代必须远离女子，必须和其他男子过集体生活，加之河水隔绝，于是，这一对互相爱慕的男子和女子，便难以直接相见，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隔水相望。强烈而深厚的爱情使他们最终战胜了寂寞的时间和无情的空间，随着长成和思想的成熟，男子终于获得了开始生活的权力。他走出了避雍，走到了日日期盼他、思念他的少女身前。随之爱情瓜熟蒂落，有情人终成眷属。”
2001年从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角度讨论《诗经》的文章还有姚小鸥的《〈鲁颂·有駜〉与西周礼乐制度的文化精神》(28)、孙利平的《〈诗经〉中的周代婚俗》(29)、国光红的《反映上古婚姻制度的三首〈国风〉》(30)、夏祖恩的《〈诗经〉的史诗特色初探》(31)、赵黎明的《〈小雅·白驹〉的原形象征意象分析》(32)等。
周延良《〈楚辞·天问〉与原始文明》(33)就《天问》中所涉及的原始哲学中的宇宙本体、二元对立生成、“三才”说、“天圆地方”说等做出了必要的考释，并在此基础上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下出土文献新资料，对以上提出的几个远古哲学理论范畴做了进一步的义证和阐述。潘啸龙《论楚辞研究中的图腾说》(34)乃长篇宏论之作。关于楚族图腾，胜义缤纷。闻一多认为是龙，张正明、李诚认为是凤，萧兵、龚维英认为极难确定。而作者认为“种种对屈赋意蕴的演绎，其最大的失误在于：图腾崇拜只是初民在原始状态下的观念、习俗、制度，而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早已大踏步走出了图腾崇拜时期，进入了理性觉醒‘辉煌日出’的文明发展新时代。……在夏商以来，它们(图腾)早已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化，摆脱了或许有过的族团图腾的性质，成为融合的华夏诸侯自南到北共同尊崇的神异动物。”所以应当拨去楚辞研究的图腾迷雾，“在依据商、周、战国的神话传说和《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时，就不宜再从图腾观念加以解说和演绎，我们至多只能假设，这些‘龙’、‘鸟’形象，在更早的远古或许是某些族团崇拜的图腾。但决不能说，《诗经》、《楚辞》时代的诗人们，还会从这些形象综述确认自己的族源，甚至寄托某种族团或氏族意识。”此外，李中华的《“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35)也对楚辞中的宗教学内容与意义作了宏观思考。
于雪棠《〈周易〉的占问与上古文学的问对体》是一篇视角很新的文章。该文指出，问对体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其中占筮型作品与《周易》有着密切关联。因为占筮活动具有神圣性，所以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问一答的结构模式。这类作品在深层意蕴方面的特点也与《周易》的功用及义理一脉相承。于雪棠的《〈周易〉马龙原形与上古文学的相关意象》(36)也是一篇从宗教学角度讨论《周易》的文章。
先秦神话研究离不开宗教学、文化学的介入。卫崇文发表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的《山海经研究述论》用文化人类学方法，从先秦社会发展演变入手，认为《山海经》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并认为《五藏山经》所记诸神多是较古老的原始自然神。其中所记之半人半兽神是部落中心主义的产物，很可能是在战国中后期历史神话化运动的影响下由方士造作而成。其在《山海经与先秦神话研究》(37)中又进一步考证，认为《山海经》是方士游说诸侯，宣传不死思想的资料汇编。关于神话研究，还有吴天明的《中国远古感生神话研究》(38)、赵炎秋的《中西神话仙话比较研究》(39)等。
四、文学的文献学研究
这是属于考证类的文章，内容涉及作品的时间、地点、作者以及题旨的讨论，甚至关系到具体字、词、句的分析。这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传统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商颂》的年代问题是《诗经》学史上的四大公案之一。先秦典籍《左传》《国语》载《商颂》为商诗，但汉初今文三家诗则认为《商颂》创作于春秋时期宋襄公时代。于是《商颂》为商代诗还是周代诗问题，一直争论至今。周宝宏《〈诗经·商颂·殷武〉词义研究》(40)从上古词义角度对《商颂》的写作时代作了讨论，认为《殷武》篇当写作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代，《商颂》其他几篇的词义情况也与《殷武》篇大致相同，因而其时代亦当相同或相近。周文的讨论自然是有意义的，其从词义研究角度得出这一结论，也有它的合理成分。但这仅仅是从一个角度研究《商颂》，如果从历史文化学角度研究，从内容角度考虑，《商颂》歌颂殷商先王功业，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所表达的风格等，均带有殷商时代的特色。对此，杨公骥、张松如、夏传才等先生有过专门讨论，我们也有小文探讨。总之，我们不能把问题绝对化，说《商颂》是商诗，不见得春秋时人没有加工或改造；说它们有周代的词语特点，也不能因此否定其继承了前代遗留的蓝本或资料。
张剑《〈伐檀〉题旨新说——不是伐木造车者的歌》(41)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视角及诗理逻辑必须贯通、诗义前后必须吻合的基本要求几方面，论述《伐檀》并非传统说诗者所说是一群砍伐檀树的工匠为统治者伐木造车时唱的歌，而是一群赶着大车为统治者交纳谷物的农夫们所唱之歌。考证《诗经》的文章还有周书灿《诗经历史地理价值新论》(42)、汪春泓《“女也不爽”解》(43)等。
郭杰《从〈生民〉到〈离骚〉》(44)则将《诗经》与《楚辞》结合起来研究，指出《生民》主要采取客观的外在的观点，是保持着时空距离的呈现；而《离骚》是采取主观观点，是诗人“自我意识”的诗化表现。二者反映了上古诗歌从史诗向抒情诗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贾海生《〈武观〉 〈五子之歌〉与〈离骚〉》(45)将《墨子·非乐上》所引《五观》、《古文尚书·夏书》所引《五子之歌》以及《楚辞·离骚》《山海经·大荒西经》《史记·夏本纪》中所述夏启及其五子的故事作了比较研究，梳理出其间的演变线索，并对《离骚》中“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数句中有关聚讼不休的训诂问题作了新的回答。 《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刊出的李伟实《屈原两次被流放的时间及第二次流放的出发地和流放地》认为，屈原在楚怀王三十年(前299)春末夏初被流放到汉北，顷襄王四年(前295)初春被流放到江南。这次流放从汉中出发，贯庐江，入汉水，经夏水，达鄂渚，然后又过长江，涉洞庭，溯沅水，达辰阳，至溆浦。
《文献》2000年第1期刊出赵逵夫的《论〈惜誓〉的作者与作时》，提出“《惜誓》为唐勒所作”的新说。《内蒙古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刊出力之的商榷文《〈惜誓〉非唐勒所作辨》，认为赵逵夫否定王逸序《惜誓》所引“或曰”的《惜誓》为贾谊所作一说，无坚确的理由。《惜誓》很有可能是贾谊所作，而绝非出于唐勒之手。考证楚辞的文章还有熊良智《楚辞“二湘”误解之解释》(46)、姚小鸥《〈离骚〉 “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47)、徐道彬《〈屈原赋注·音义〉析疑》(48)、钱玉趾《〈涉江〉“齐吴榜以击汰”新解》(49)和《〈九歌〉主题之谜新解》(50)等。
赵生群同志对《史记》研究已经有年。其新作《司马迁生年及相关问题考辨》(51)利用王应麟《玉海》所引《史记正义》与《博物志》中的材料，推算司马迁的生年为汉武帝建元六年而不能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并由此推考，《游侠列传》等五篇赞语中的“太史公”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这些篇目的写作也应自司马谈始。
众所周知，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其中易学与赋体文学的发展也是相伴而行、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汉代的士人有许多既是赋作家，又是易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易学思想和成就在其辞赋作品中有所反映。汉赋中所见易学史料很多，其中在贾谊、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体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张涛之《汉赋与易学》(52)就是从易学角度探讨汉赋的。这种在考察易学发展历程时注意发掘汉赋中的相关材料，而在研究汉赋时又密切关注它与易学等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的作法，很值得推广。
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汉武帝时期的公羊学，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诗学，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刘培《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53)即探讨了这个问题。武帝时，公羊学大行于世，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即体现了公羊学的思想。西汉后期，经学复归儒术，批评时政，《诗》学大行于世，此时的赋作家扬雄在赋中极力宣扬儒家思想，流露了浓厚的重视讽谏的倾向。哀平之世以后，经学谶纬化，东汉前期的大赋亦有大量的谶纬内容，与谶纬神学同时崛起的古文经学，在东汉中叶以后，有压倒今文经学的优势，受之影响较深的是张衡的《二京赋》。此赋以后，汉代再没出现象样的大赋，因它本是在今文经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经学式微，其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政治依据。
关于汉诗的研究有朱锦芳、张侃等，其中赵敏俐《重论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学史意义》(54)一文颇值得称道。该文认为汉武帝重建或扩充乐府是为了配合郊祀之礼，其定郊祀之礼不是为了把汉初五帝共祀的局面变为太一独尊，而是从宗教神学角度确定大一统的大汉帝国的地位与尊严，为进一步巩固汉帝国的统治。究其文学史意义，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大规模收集民歌，在客观上起保存民歌作用。作者则认为，它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诗歌艺术发展的趋势，同时推动了其发展。“汉武帝立乐府是中国历史上由国家的文化政策及制度变革而促进文学艺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实例，而此变革发生的基础，一是由于国家经济的繁荣，大一统需要，二是受文学艺术本身发生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乐府不仅是一个国家音乐机关的名称，且是一种诗体的名称。汉武帝立乐府象征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
五、文学的艺术学研究
从艺术学角度讨论先秦两汉文学作品，前人已做了许多努力，有很好的成果，要再出新意不易。但在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仍有许多值得介绍的文章。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越来越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老子》是一部哲理诗的见解，即使不这样认为，也承认它有一种诗所特有的朦胧美。陈增福、欧阳可惺《老子在当代作为诗接受的可能性》(55)一文即主要在文本层次上讨论《老子》所具有的诗性特征，从其自语的言谈方式、悖论语言、语言的节奏感、语言的感性色彩、言说者的意象等五个角度予以阐发，认为其与体裁意义的诗的一般规则颇具相通之处。然后就其内在地存有一种属于诗的精神角度分析，认为“《老子》内在的一种诗的精神，就在于它没有完全离弃生命体验的状态下，去感悟、体认、冥思、内省那宇宙人生本原的形而上之道。”周永忠《略论老子的文学价值》(56)，从创作手法、修辞手法、首创散韵结合的文体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老子》乃“从吟唱风盛的楚地民间歌谣汲取营养，由揉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小说而开创此文体特性，宣告了韵语向散文的过渡，即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因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虽无法与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但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多方面的文学价值。它在楚文学史乃至中国先秦文学史上具里程碑意义，并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小琴《试析庄子的言说方式》(57)认为庄子的言说方式卮言包括重言、寓言两种基本文体形式。文章首先探讨了卮言的这两种文体形式，进而分析了卮言的特点：自主性、多样性、无本质性，认为研究庄子语言与哲学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庄子的哲思和诗性的卮言与西方20世纪哲学已经历过的方法革命如现象学革命、语言学转向等有契合之处。另有安继民《庄子悲剧意识及其超越》(58)、勾振东《论庄子形象思维的决定因素》(59)、周炽成《国外庄学研究管窥》(60)等。
傅朝《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61)一文，从文学角度，对《孙子兵法》的文学成就予以全面梳理与评估，认为它是以形象化的手法反映科学的内涵，以丰富多采的语言艺术增加了独具特色的表现力，并以崭新的体裁和科学严谨的结构构建了博大精深的东方兵学体系，使其成为我国古代科学论文的典范而名垂于世。
关于《春秋》的研究多从史学角度入手，属于文学范畴的有饶尚宽《春秋谷梁传的内容、价值及其影响》(62)、贾红莲《左传预言发微》(63)、刘希庆《论左传中的预叙》(64)等。刘文着重分析了预叙的特征，有实写性与虚写性之别，前者又分言预叙与行为预叙，后者则有梦、占卜、异象之类。就其美学特征而言，则：(1)通过对叙事时间的扭曲带来独特的接受美；(2)其虚写性在时间上避免了“板直”，而就其本身而言，奇情并生，迷幻色彩极浓，从而最富美学价值；(3)预叙位置在文本结构的完整性上意义独特。关于《战国策》的文学探讨有李炳海的《纵横捭阖，异彩纷呈——战国策文学价值的多维审视》(65)一文，认为其对人物的选择和刻画有如下倾向：尚智、尚侠、尚奇、尚施报。当然，有时某些人物塑造是将几种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另外在叙事和语言表达等方面也各有特点。《史记》艺术魅力的呈示是多维的，因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繁荣。党大恩、党艺峰《史记隐喻叙述研究纲要》(66)、张宏军《论史记叙事法中的虚拟性特征》(67)、赵明正《论史记的象征文化倾向》(68)、《史记的小说性》(69)、段海蓉《史记跨层艺术对其价值的影响》(70)等等，从不同角度对《史记》的艺术表现手法作了深入讨论，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史记》确实是一座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赋研究成为热门话题。2001年关于汉赋的总体研究有张涛、龚克昌、陈允锋、苗惠卿、刘培、李先伟、詹福瑞等人的文章。其中李先伟《论汉赋起源于民间说话艺术》(71)一文，对汉赋的起源给予了新的探讨。此外，蓝旭、王琳等人对扬雄赋作了专门讨论，取得了新的成绩。
关于汉代文学研究的文章，有王慧玉《两汉文艺思想研究述评》(72)、蓝旭《东汉初期宫廷文学观念与实践》(73)、张强《汉文学与楚文学的关系综论》(74)等。兹介绍一下张文。该文从汉初诗歌与楚辞之间的关系、汉初赋家对楚文化的接受与传播、散体大赋对道家思想的承袭、抒情小赋向楚文化的回归四个方面探讨汉文学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认为汉代文学对楚文化的承袭不仅是表现在对楚文学的发扬光大上，还包含着对楚地道家学说的认同。汉代文学不仅在创造形式方面直接师法于楚文学，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以楚文化为灵魂，从而使汉辞赋的重要形式都带有楚文化的烙印。可以说该文是楚汉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
六、世纪初的思考
如果说，1999年、2000年学者们较多地关注世纪回顾的话，那么，到了新世纪开局的2001年，学者们关心的更多是世纪展望。这种世纪初的展望与思考涉及了众多的方面。既有关于方法论的，也有关于质量内涵的，还有关于新材料与新方向、新学科问题的。
《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发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论》5篇，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了热烈讨论和深刻思考。只要我们看看其篇目，即可知其大概：李炳海《古代文学论著质与量的思考》、叶舒宪《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及其研究》、张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及运用》、戴伟华《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方铭《古代文学存在的价值与研究意义》。这其中，叶舒宪、张强、戴伟华的文章都是谈方法论的。张强文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考证方法与西方文化批评方法作了客观的回顾分析之后，指出“未来许多世界是多元的，未来的研究方法也将是多元的。中国古代文论虽有重经验轻知识的一面，但它对个体经验的强调却有着西方人文理论无法达到的境地；西方的人文理论看重理论方法在分析问题中的运用，但逻辑推理导致的量化分析未必就能将具有形象思维特征的文学研究得鞭辟入里。当今世界已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和网络化的时代，如果说以前我们进行的研究还可以在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的话，那么从现在起，我们的研究则必须面向整个世界。在未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除了应该从理论(这里说的理论既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传统的)的层面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外，还应加强文本的训诂、校勘、考订等基础性的研究(包括加强对作家生平事迹、文学活动、交游的考订，加强文献整理、年谱编撰以及文学编年等)。”
叶舒宪的文章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叶舒宪认为人类文化学理论可以提供有效启发，因为人类文化学理论有利于从全球化广度来审视各种地方化，从而有助于研究者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保持冷静的分析。为此，叶舒宪提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即传统文献、地下考古资料和域外文化学资料的互相印证与比较。戴伟华的文章认为20世纪古代文学有许多问题的解决是依靠相邻学科的发展来完成的，如闻一多在论述《诗·芣苡》时，从语言学、生物学、社会学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而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也是学科交叉研究的范例。因此，作者认为“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仍然有吸引力，它迫使我们不断去学习新知识，同样也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收获”。
李炳海文对当今古代文学论著的质的下降与量的膨胀深表堪忧，并分析此情形的出现一方面是学术界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客观上的政策导向有极大关系。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门人文学科，对它的管理必须符合人文学科的规律”，“人文科学的有些因素可以量化，有的则无法量化”，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管理，必须体现人文关怀，而不能受工具理性的支配”。作者呼吁“必须调整思路，认真思考对策，以便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通过研究水平的提高开创出新局面。”作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一员，我们真诚希望作者的呼吁能够切实实现。
(1)《北方论丛》2001年第5期。
(2)《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28)《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
(4)《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45)《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
(6)(10)《江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7)《安徽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
(8)《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
(9)《齐鲁学刊》2001年第1期。
(11)《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
(12)《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
(13)《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
(14)(24)(48)《文献》2001年第1期。
(15)《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
(16)《中州学刊》2001年第2期。
(17)《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
(18)《北方论丛》2001年第5期。
(19)《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
(20)(44)《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
(21)(22)《文献》2001年第2期。
(23)《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
(25)《人文杂志》2001年第2期。
(26)《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27)《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9)《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4期。
(30)《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31)《福建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32)《广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
(33)《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
(34)《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5)《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6)(54)《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
(3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8)《江汉论坛》2001年第11期。
(39)《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40)《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41)《延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42)《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3)《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
(46)《四川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
(47)《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
(49)《文史杂志》2001年第3期。
(50)《文史杂志》2001年第2期。
(51)《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52)《周易研究》2001年第3期。
(53)《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
(55)(70)《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6)《广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58)《中州学刊》2001年第4期。
(59)《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60)《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
(61)(72)《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62)《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3)《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64)《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65)《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1期。
(66)(68)《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67)《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9)《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71)(73)《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
(74)《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