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硖石镇人，原名章[土序]，字又申。父亲是当地的富商，也是一位具有近代意识的开明实业家。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深得家人的宠爱。5岁入私塾，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1907年入当地的新式小学读书，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中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浸信会学院（沪江大学前身）、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和北京大学读书。
1915年，由父母做主，徐志摩与上海宝山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成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1918年经妻兄张君劢介绍，正式拜梁启超为师。同年8月离开北京，赴美国克拉克大学留学，按照父亲和他自己的愿望，期望成为中国的政治兼金融家“汉密尔顿”。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学习，1920年以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正当其在通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顺利前行，眼看博士学位即将到手之际，他却厌倦了美国社会的功利色彩，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不顾家庭的反对，决然横渡大西洋，去拜罗素为师学习哲学。到英国后发现罗素不在国内，却在中国讲学，便只好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又由英国作家狄更生介绍，以随意听课又不受考试约束的特别生资格，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度过了一段随意听课、放松读书和广泛结交文化名流的时期。
在这段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青年徐志摩不仅充分领略了剑桥校园优美的自然风光，而且经受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当时，他与正随父亲林长民旅居英国的16岁的林徽因双双坠入爱河，但双方家庭的压力又使他们的情感难于有什么结果，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爱情，徐志摩不惜与有孕在身的张幼仪提出离婚。但当他几经周折离婚后，却发现林徽因已迫于父亲的压力而悄然回国了。于是徐志摩只好独自品尝失恋的苦痛和来自父母的责难，在剑桥之梦的柔波里“享受”奇异的风和月了。正是这个时期，徐志摩在对爱与美，个性与自由的浪漫主义的理解和追求中，婚恋的变故，对自然的发现和沉醉，似乎一下子触动了他创作的灵府之门，他感到“生命受了一种伟大的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他的“诗情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1]从而开始了诗歌创作。
1922年8月，徐志摩为追随林徽因的足迹，中断留学生活回到北京。但林徽因这时已经和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有了婚约，徐志摩的期望落空了。他只得以读书、写诗、作文、交友来排遣内心的苦痛。1923年徐志摩参与发起了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有北京的许多政界、实业界和交际名流参加的新月社，并作为其主将，把一个初期的聚餐会和戏剧票友聚会发展成组织和倡导文学创作的著名新文学社团。不久，徐志摩又与有夫之妇陆小曼一见钟情，并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有违当时社会道德习俗的恋爱。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于次年10月与陆小曼结为夫妇。其间，徐志摩应邀主编《晨报副刊》，并从1926年4月起，与闻一多等一起于此开辟《诗镌》，讨论诗歌理论，提倡诗歌格律化，对当时的诗坛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浪漫美妙。不久，徐志摩因陆小曼的要求移居上海，而陆小曼对社交生活的迷恋和阔绰的开销，使徐志摩日渐窘迫。在上海，徐志摩一面与胡适、邵洵美、余上沅、闻一多等一起，创办了新月书店（1927），任书店总编辑，又参与主编《新月》杂志（1928）、《诗刊》杂志（1931）。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日常的生计，他又先后在光华等几个大校兼职任教，还兼任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的编辑。在夫妻关系日益不和谐的日子里，徐志摩试图以勤奋的写作、翻译和编辑工作来排遣和冲淡心中的郁闷。1931年初，在胡适的劝说下，他决计离开十里洋场，赴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但陆小曼迟迟不愿离开上海，他只得在京沪两地来回奔波。1931年11月19日中午时分，徐志摩在从南京搭乘邮政班机飞往北京的途中，在山东党家庄开山山顶遭遇空难，年仅35岁。
徐志摩一生创作时间不长，从20年代英伦留学时算起，至1931年罹难为止，不过短短十年。但十年的创作成果却相当丰厚，不仅以诗歌蜚声中外，而且散文创作也独具一格，同时还涉猎小说和戏剧创作、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等领域，即便是记录其恋爱生活和交往活动的书信日记，也脍炙人口。不过，最为卓著的还是其诗歌和散文创作，它所成就的华丽局面，在当时还无人企及。
徐志摩在世时共出版过三本诗集：《志摩的诗》（1925年初版，1928年再版）、《翡冷翠的一夜》（1927）、《猛虎集》（1931）；三本散文集：《落叶》（1926）、《巴黎的鳞爪》（1927）、《自剖》（1928）；以及小说《轮盘》（1930）和单篇散文《秋》（1931），此外还有其身后经亲友人整理编印的诗集《云游》（1932）和书信、日记等。
从诗人整个创作历程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21-1922年是其创作的“冲动期”，有作者留学英国期间所作的大量诗歌，但现存的仅20多首，大多散见于当时的报刊，未收入诗人的自选集，以《青年杂咏》、《康桥西野暮色》为代表，情感热烈奔放，艺术上则比较稚嫩；第二阶段是1922-1925年的“蜕变期”，以《志摩的诗》为标志；1926-1931年是“消沉期”，有《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等。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其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即1924年4月，他在北京与陆小曼的相识相恋，招致了社会非议和家庭反对，尽管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一些反映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篇章。1925年和1926年，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了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三·一八”而写的《梅雪争春》一诗，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13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的事实。在《大帅》、《人变兽》等诗篇中，诗人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平民的血腥罪行。这些血淋淋的现实打破了他原来的人道主义理想，于是，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不少诗篇失去了乐观调子，染上了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依然奇特，思想却不免灰暗。不过，艺术上逐渐趋于成熟，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诗式也更多样化了：有对话体，也有打夯歌、豆腐干式诗；有叙事，也有抒情；还醉心于音节与格律的锤炼。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有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的《猛虎集》，一是其身后由他人编选的《云游》，其中收录的多是徐志摩的后期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同时，对工农革命又有恐惧和抵触，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之中。于是，他不免“不知道风在那个方向吹”（《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再加上其婚姻生活日渐显露出浪漫背后的琐碎平凡真相，于是他的笔下出现了这样的句子：“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生活》），人生就如一列黑夜里的火车，“长虫似的一条”，“一死儿往暗里闯”（《火车擒住轨》），充满了悲观厌世的“世纪末”情调。不过，思想的悲观矛盾和情绪的低沉，并没有完全拘缚他的诗歌才华，当他以特有的敏感抓住突然袭来的灵感时，就有“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的黄鹂鸟（《黄鹂》），有“翩翩的在空际云游”（《云游》）等意象呈现。抒写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几乎成为诗人生命形象的写照。特别是《再别康桥》一诗，巧妙地选取了夜幕降临时的剑桥这一摄人心魄的戏剧性情景：康河的美景和离别的伤情、美和美的消逝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紧张和对照，而傍晚的朦胧暗淡色调又格外强化了惜别的气氛，将“甜蜜的哀愁”推向极致。全诗缠绵低徊，柔情缱绻，既温馨静谧，又潇洒飘逸，语言空灵含蓄，情景相融，音节顿挫抑扬，声调回环往复，诗行长短错落有致，把性灵、意象、音乐和建筑之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典型地代表了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才华和风格。
不过，从总体上看，《猛虎集》和《云游》中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的不平衡状况还是比较明显。除上述列举的少数篇章外，大部诗歌的内容偏于空泛或者重复，而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两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这一点，茅盾早有恰当的评述：“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2]
[1]徐志摩：《猛虎集·序》，新月书店1931年8月出版。
[2]茅盾：《徐志摩论》，原载《现代》第2卷第4期，现代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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