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教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纪传体的方式，生动展示了一幅明王代万历年间的王朝画卷。黄仁宇教授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制度、文化、经济、政治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从其他历史书籍我们可知，明王朝从张居正时期（万历初期）的中兴，逐渐沦落，最后受迫于外交内困，轰然倒塌。这其中，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而内因组织的落后、制度的不切实际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严重腐败都是内因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弊端环环相扣，顽疾深远，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为也只是逞一时之强，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帝国建立时的错误，而另立新的帝国制度。
我就简单谈谈对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经济、政治下的制度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说有，也只能是汉朝以来就被历朝推上神坛的儒家文化。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时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伦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约束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已经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伦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级制度森严，社会“公正”成为维护固有制度下的牺牲品。“治理国家的官员（以下统称为文官）大多科举出身，依靠一群熟读经史的人治理国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于帝国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因为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制度的设定必须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应有的弹性。明代官员的俸禄极低，这是缘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时典型的“小农意识”，他的王朝能够回归到朴素的农业社会，除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大地主和国家工商业外，他希望官员成为人民的仆人，只发卑微的薪水。如：一个正二品尚书一年的俸禄才120两，实在少得可怜。在建朝200多年的万历年间，这一僵化的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现实已经让他名存实亡。没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获得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收入，甚至腐败丛生，以过上骄奢的生活，这成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这些收入则压迫在农民的身上，过度繁重的压力，推动农民不断走向贫穷的深渊，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该制度的设计也就如果一纸空文。
财政税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累赘。税制同样发源于太祖，他规定，“人民纳税的实物不入府库，直接供应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饷。”这样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教授指出：“如果军需税收总发总收，国内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进步，次之则保险业、银行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财政税收以“朴素农业”的方式设置，让明王朝的经济发展被禁锢，而施政的方针和目的，也不是提倡发展先进经济，而是维持稳定和平均的状态。而军事方面，财税制度的落后，成为限制区域军事指挥的一大因素，也让明王朝纵有当时世界上为数最多的陆军，军事效率却不高。这从江浙、福建沿海地区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击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团对武官权利的限制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还有可行性，但当发展壮大的满族成为强大的外患时，就让帝国变得没有战斗力。
缺乏民间金融系统，导致高利贷横行，大量民间土地被权贵兼并，农民流离失所，这成为明王朝灭亡的经济根源。及至万历一朝，太祖朱元璋时期设立的“土地均分”已经不复存在，大量土地为少数权贵阶层所有，农民中的自耕农数量不断锐减，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佃农，因而备受盘剥，变得愈加贫困，这一经济隐患就会演化成政治问题，无数农民就会揭竿而起。
一般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地主、官僚阶级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极大打击，而实行的恢复生产的政策，为了鼓励生产，也会让农民占有相当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农民会因各种原因变得手头资金紧张，在没有其他金融系统的时候，只能通过典当、高利贷等方式筹集零时短缺资金，但是这些筹资方式的成本奇高，无法还债的农家就只得将土地抵押还债，由此走向了贫困的深渊。再加上权贵阶层的侵占，大量农民相继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此时的官僚机构也变得异常腐败。少数获得土地的农民和权利相结合，形成压在农民身上的食利集团。如果食利集团扩大，帝国总体人口增加再加上天灾人祸，要么饿死要么战死的农民会纷纷选择起义，这成为历朝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这一过程的不断轮回。
这其中，文官集团的腐败和民间高利贷二者是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腐败乃是根本原因，因为腐败榨干了农民的剩余，而高利贷则为推动农民走向贫困的加速器，它让农民更加迅速的失去土地。在中央集权的社会，权利来自于上方，民众自身又没有权利；在信息落后和等级森严的社会，地方权利受到的约束和监督少得可怜，严重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即使有张居正之类的改革家，或有皇帝整肃吏治的决心，都只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徒劳。
进一步的说，王朝建立在禁锢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受到权贵阶层的奢侈巨耗，加上新增人口的巨大需求，才使得王朝覆灭不可避免。经济学说推动经济发展，民主学派的权利制衡，以及人口控制的实施可以让社会长治久安。若再有“两个公平”（生存公平、机会公平）和军事保障，则可谓一个理想型的社会，但是人类至今能够获得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政治方面，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黄仁宇教授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甚至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它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者诛杀冒犯他的文官的职务，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
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万历正处少年，为了进行执政和推动改革，张居正以皇帝和太后给予的信任，直接或间接培养出很大的势力集团，其中，担任京城要职的官员大都为他一手提拔，但纵使如此，文官中也有不少倒张势力，不断对其进行弹劾，而且好几次都严重危及他的地位，必须得皇帝严厉惩罚相关官员，才能遏制进一步的弹劾。首辅申时行时期，他的作用更像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调和者，他会用委婉的手段让万历皇帝顺从文官的主张，同时又帮助万历皇帝实行皇权，但终于得罪了文官集团，被弹劾。在他被迫下台之后，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皇权方面，万历相信自己的权利是受命于天，天意能否持久则在于人和，否则他就会被推翻。在明王朝初期，皇权有很大的权力，及至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上早朝，在皇宫外居住并炼丹求仙，将文官集团的请求置之不理。万历当朝时年龄尚小，许多事情必须依赖老师张居正，大伴冯保以及太后的主持才能进行，他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像皇帝出席各种仪式），而非皇权本身（自己施政很少）。万历作为皇帝是有其行为准则的少年时期，他成长极哭，学习、出席仪式、早朝、批阅奏折等等，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皇帝的身份也让他的情感无法交流，对待文官必须庄重，甚至对母后也只能通过信函以文字的方式交流。万历更加受到以“四书”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文官集团对他的规范，文官集团希望万历皇帝成为严格按照传统道德伦理行事的皇帝，否则，他们则会不断批评皇帝的行为。
虽然共同约束着万历皇帝，文官集团内部却不是一团和气，他们之间自然形成各种小利益团体。同一个地方的文官成为“乡谊”，同年考取进士的为“年谊”，还有师生关系，受同一人提拔的关系以及姻亲而形成的裙带关系等等各种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会相互竞争，已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地位。
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官整体，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一起制约着皇权。文官中大多数都是科举出身，共同受到“四书”教导，而科举制度则是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机械的思考和回答。“四书”中的传统和道德成为文官中共同认可的，是帝国的基石；文官以“四书”为准则，来要求万历皇帝。如果万历皇帝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其责备就相当严厉，海瑞上书说万历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御史上书说万历皇帝收受贿赂，更有一批文官抱着必死的决心，指责万历皇帝，希望能够受刑，成就他们扬名史册的愿望。在万历年间，由于皇权变弱，文官集团成为了帝国的实际所有者。对上，政令的执行又必须依靠文官集团，他们可以制约皇权；对下，他们又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控制着地方乡绅。
地方乡绅也有较大的力量。明朝最低级政府为县制，而知县（县长）一人统管民、政、军，由于官僚机构的范围有限，地方官员不得不依赖地方乡绅治理乡一级别的地区。乡绅多为宗祠的族长、退位的文官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就相当于法律，而他们断定是非的标准就是“四书”，乡绅自治保证了明王朝的稳定，也使得传统道德的规范灌输到帝国的最下层人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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