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建立的前蜀(公元907年至925年)政权，历二帝，计十九年时间。后蜀(公元934年至965年)政权，历二帝，计三十二年时间。这段历
史时间，共计只有五十二年，非常短促。它们当时的西南界(大渡河以南)是南诏、大理所辖。前蜀、后蜀对东北边经常出征用兵，而与西南边的南诏、大理政权的关系处理得怎样呢?这是研究五代前蜀、后蜀历史的重要方面。笔者着重以凉山彝族自治州近年来所发现的文物考古材料，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供研究五代史的同志参考。
一、前蜀时期的战争
前蜀
王建占据成都称帝时，正值南诏政权走向衰败，蒙氏政权为郑买嗣所灭，改国号大长和，传之世，历二十六年(公元903年至928年)之际。根据《云南通志》中《南诏始末》记述，买嗣死，其子郑仁曼即于公元910年发兵攻蜀之黎、雅(即今汉源县和雅安市一带)。"王建发兵大破之，俘斩数万级，溺死数万人"。后来郑氏"求婚于南汉，汉主以会城公主妻之"。阮元声《南诏野史》记："乾化四年．(公元914年)伐蜀黎、雅，蜀兵拒之，滇兵溺水万人，……"。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9记述："(乾化四年)十一月乙巳，南诏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范、兼中书令宗播、嘉王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丙辰，败之于潘仓嶂，斩其酋长赵嵯政等。壬戌，又败于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岭十三寨。辛巳，又败之于大渡河，俘斩数万级。蛮争走渡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宗范等将作浮梁济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还"。从上述文献记载的史实看，再结合古清溪关旧址(即今甘洛县海棠镇西侧旧址)的调查情况，前蜀与南诏经过这次战争后，再没有发生过大的争斗，而蜀国也没有趁胜攻击南诏，使大渡河两岸得以长时期安宁。这对蜀国北面多次用兵而无后顾之忧是极其有利的。而南诏当时忙于戡平内部纷争，也无力
北征出兵。从客观上讲，促进了前蜀与南诏能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平静相处。这种平静局面还持续到了宋代。
二、道教对蜀国和南诏大理的影响
道教在南诏前期的宗教信仰中占有主导地位。唐人樊绰所撰《蛮书》中有关仓山会盟《誓文》中的记述仪式、祝文与天师道相同①。南诏王阁逻凤于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所立的《德化碑》②文中有"阐之教，宾四门"的文句。另据
李京《云南志略》记："(南诏)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蛮文云，保和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大家知道，王羲之是天师道世家，又有书圣之称，南诏派人学习书法，其思想也必然受道教的影响。
又据《资治通鉴》卷268记："(乾化三年)丙子，蜀主以道士
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光庭博学善属文，蜀主重之，颇与议政事"。《五代史补》记："杜光庭，长安人，应《九经》举不第，时长安有潘尊师者，道术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有希慕，数游其门。当僖宗之幸蜀也，观蜀中道门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张之。驾回，诏潘尊师使于两街，求其可者。尊师奏日：'臣观两街之众，道听途说，一时之俊即有之，主于掌教之士，恐未合应圣旨。臣于科场中识《九经》杜光庭，其人性简而气清，量宽而识还，且困
于风尘，思欲脱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问之，一见大悦，遂令披戴，仍赐紫衣，号日'广成先生'。即日驰驿遣之。及王建据蜀，待之愈厚，又号为天师"。
在云南及四川凉山地区，多传说杜光庭曾流寓过，并在大理遗有《玉局山寺感怀》、《玉局山仙居观》二诗③。还说他死后葬大理苍山玉局峰，并立有杜御史祠庙。
杨慎《滇游记》记"玉局峰有昭文祠，士人记唐御史杜光庭之所。"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更进一步记述说："杜光庭，蜀之青城人，以文章教蒙氏之民，学士爨泰葬之于玉局峰。其子葬腾冲龙凤山，清平官④张罗皮为之立庙"。杜光庭是否流寓或到过云南，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近人王家佑老师考证认为云南所奉杜光庭，实是唐大历时名道士
刘玄清，因他两人均号"广成先生"。不管怎样，它说明了唐末五代有著名道士到南诏传播道教，教授汉文化。而四川又是道教的圣地，其宗教和文化的交往是可想而知的。
近年凉山州发现南诏、大理时期重要的岩刻画像--昭觉县博什瓦黑岩画群⑤，其中有灵龟、麒麟、灵芝等道教习见的仙草神兽，说明早期佛教道教的融合情况。另外，近年发现的清同治《泸山志》重抄本⑥及泸山明代石刻造像题记，均记载了泸山玉皇殿系唐末白人段氏土官舍地捐资所建。据西昌南古螺吉寺玉皇殴
清乾隆46年《螺吉寺常住碑》及西昌市海南乡明万历39年《常住碑记》记载，该寺古三清殿始建于唐末。根据上述资料，可以说道教的传播促使前蜀、后蜀与南诏、大理的关系更加密切。
三、蜀国与南诏、大理的经济往来
根据最近在凉山州境内发现的资料说明，唐末内陆战乱频繁，南诏大理政权为了发展辖区内的社会经济，除了战争中大批俘获工匠技术人员外，还吸收安置内陆逃亡人员及商贾等。如，南诏军队攻占成都时，"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见《新唐书》卷222)。《蛮书》也记载唐末南诏攻占成都虏去"巧儿及女工"。总之，它使南诏逐渐地达到了"人知礼节"，而这又是"本
唐风化"。
五代时期，在南诏、大理辖区内，"至明宗时(公元926年至929年)，■州(今凉山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大将军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华来朝贡。明宗拜卑晚宁远将军，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怀安郡王勿定■莎为定远将军(见《新五代史》卷74)。它说明了南诏与中原的朝贡关系是不曾间断的。
在地方史资料中，
光绪《会理州续志》之《景庄王考略》记南诏王世隆："王虽好武而能尊贤重士，通商贾，安流亡，嘉惠士庶，抚绥蕃夷，境守之中，……有太平之象。在位十六年。乾符4年(公元877年)举兵北出，薨于越■景净寺(即今西昌市白塔寺)。滇民念昔日之德，立祠祀之"。其他西昌土主庙、景王宫庙碑及会理城西景庄王庙等碑记均有类似记述。再结合近年来南诏、大理时期火葬墓的出土文物研究，南诏、大理时期与内陆经济交往并吸收先进技术，是其本身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必然结果，是自觉的，有目的性的行动，对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南诏、大理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已发展到相当程度。如：《南诏德化碑》所概括的"厄塞流潦，
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徙无之有。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根据樊绰《蛮书》中有关记载，畜牧业是"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沙牛，云南及西爨故地，一家便有数十头"。"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番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还有驰名全国供军需民用的"越赕马"、"建昌马"、"大理马"。"阳苴■及大麓、登川各有槽枥，喂马数百匹"。民间所饲养马匹是"每家有壮丁，皆定为军马"。工业方面；生产著名的军器有铎鞘、郁刀、南诏剑等。并且大量生产黄金。即
土人取金"有得片大者。重一肋至二■，小者三两五两"。"河赕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长傍庄界，三面山并出金。部落百姓悉纳金，无别税役征"。盐业生产也比较发达：《南诏德化碑》曾描述是"盐池鞅掌，利及■■"。综观上述，南诏、大理的社会生产水平是高的，说明了它能够生产较多的商品与外地进行贸易交换。有关与蜀国商业的活动情况，文献缺乏详细记载，但从出土的大量铜镜、瓷器、建筑材料等文物看，它与四川内陆的交往是频繁的。而前蜀、后蜀对北方用兵，则需大量的军需物资，特别是马匹、兵器、甲胄等，这些都是南诏、大理对外贸易之大宗(见宋人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在南诏政府中，还专设"九爽"之官，其中乐爽主商贾(见《新唐书·南蛮传》)。可见南诏、大理与前后蜀的商业活动不是偶尔民间的往来，而是由政府来主持活动。
四、蜀国与南诏大理的文化关系
前蜀主王建虽无较
高文化，但在发展文化方面还是有成绩的。《新五代史》卷63记："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名臣世族。庄，见素之孙；格，■之子也。建谓左右曰：'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寮友，非将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礼尤异，其余宋■等百余人，并见信用。"从客观情况上看，即当时"……中国多故，衍(王建子)得以自安"。四川的确比较安定一些，加之唐末士人云集蜀中，就有了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从南诏、大理的文化发展看，多是向中原文化学习，逐渐与汉族文化看齐。文献资料多次记载其分批派员入蜀学习。如《孙樵集》有《书田将军边事》一文，说"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并且还在被俘人员中挑选有文化者为师。其中原西泸(今德昌)令
郑回，还当了王室的汉文化老师，后来升任职位很高的清平官。频繁的文化交往，其结果是提高了南诏、大理的社会文化水平，故史书说"人知礼节，本唐风化"。制盐冶铁工艺"如汉法也"；语言"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衣服略与汉同"；有关节日"粗与汉同，唯不知有寒食清明节"；房屋建筑"悉与汉同，唯东西南北，不取
周正耳"；"殡葬之法依汉法为墓"。基本上达到了中原地区的文化水平。
从目前发现的文物资料看，其中比较具有五代时期风格的有：
1．昭觉县博什瓦黑岩画中阴刻线条手法是具有明显的晚唐遗风。其中二尊供养人和"王者出巡图"中的三尊侍从，头上的幞头和圆领窄袖衣饰，均具有晚唐五代风格。
2．西昌北山出土的铜俑⑦，其中三个男性俑的雕塑手法、衣饰、头巾与永陵中出土的王建石雕肖像风格相同。唯王建像为坐像，铜俑为执笏侍立像不同而已。女俑的发型样式与永陵乐伎头饰近似。
3．在西昌市火车站附近出土的唐末五代时期火葬墓的陶质版形俑像和北山火葬墓出土的陶质版形俑像⑧，与成都永陵前
石人人物造型、衣冠形状很相似。
4．从近年来西昌多次发掘南诏、大理时期火葬墓及佑君镇(即原河西镇)北，南诏、大理时期的天台寺遗址、天王山遗址等地的调查，发现大批白瓷质的碗和盘残件。采集
大量碎片标本，有的非常轻薄，经研究是唐末蜀窑所烧制的瓷器。它的输入，促进了南诏、大理瓷器业的发展。
5．南诏、大理是多民族的政权，在文化上虽受到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仍具有自己的地方和民族特点。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云南剑川石窟造像、昆明市犬理国石刻古幢和传世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和四川昭觉博什瓦黑岩画群所绘制的人物形象上得到印证。
6．南诏、大理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多民族的
国家，广大人民群众能歌善舞。据《新唐书·礼仪志》记载，在唐贞元16年(公元800年)，南诏曾派出一支大型歌舞演出队到唐都长安敬献南诏乐舞《南诏奉圣乐》，轰动了长安。而唐王朝也曾赐与南诏乐队。所以在音乐舞蹈艺术的交流上，南诏、大理与内陆是频繁的。大家知道著名的永陵棺台石雕乐伎图，其中如吹叶以及各种形状的鼓和一些短小的吹奏乐器(类似彝语的"马布")等，都是与西南
少数民族古代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至于谁向谁学习，谁影响谁，能作进一步的专门探讨，是非常有益的一项工作。
五、结语
唐末五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动乱的时期，而前蜀、后蜀是四川先后建立的政权。它们虽然时间短促，但相比之下，当时四川还比较安定，工农业生产水平和文化艺术有所发展。蜀国与西南边界的南诏、大理政权，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原因，相互间曾一度发生过战争，但和平和友好往来还是主要的，对两国人民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利。事实上，两国间在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上的交往是频繁的，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由于五代时期古代文献记载资料比较少，缺遗比较多，所以，有关蜀国和南诏、大理的关系史的研究，当倚重于川滇两省所出、土和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对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可以弥补史记的一些空白。
注释：
①据《三国志·魏书》卷8《
张晋传》及《历史研究》1954年2期向达《南诏史略论·南诏与天师道的关系》。
②云南大理太和村《南诏德化碑》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碑文多为学者记录考证。
③见清康熙《大理府志·艺文》。
④清平官，据《新唐书》卷222上："官日坦绰，曰布燮，日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
⑤详见《凉山博什瓦
黑石刻造像初步调查简报》，刊《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81年4期。
⑥西昌市图书馆旧藏有清同治年间重抄本《泸山志》，其中记载有玉皇殿创建碑记及建庙沿革。
⑦详见《西昌北山古代火葬墓出土铜俑》，刊《文物》1988年6期。
⑧见《西昌附近的古代火葬墓》，刊《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2月第七期。
⑨见汪宁生《云南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