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走了

□ 杨亮才
    陶公走了，真的走了，是2013年5月29日晚8点30分走的。享年87岁。
    陶公走了，民间文学“铁杆队伍”（贾芝语）少了一位干将，中国诗坛少一位歌手，我又少了一位最亲密的同志、朋友；陶公走了，这无疑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个巨大损失，痛哉！
    我和陶公是1956年认识的。那年他随毛星、李星华等同志到我的家乡云南大理采风，其时我在洱源县文教科工作，县委派我去给他们当向导、翻译。我当时只是作为一个临时任务来完成的，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的终生职业，我和陶公也从此成为终生朋友。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采风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收获，就是发现白族创世史诗《创世纪》，这是白族文化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填补了白族文学史的空白。它的发现把白族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千年，不然，写白族文学史只能从唐代开始。白族《创世纪》的发现，陶公应该记第一功。
    《创世纪》是古代白族人民记述天地万物和人类起源的史诗，它保留在云南洱源西山高寒山区的白族老人口述记忆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创世纪”这个词不是原有的。史诗原来没有题目，此题目是我和陶公冥思苦想，从《旧约全书》中借用来的。没想到，歪打正着，一炮打响，后来的创世史诗搜集整理者都纷纷效仿，成为时尚。“创世纪”这个词，在我国，我们是最先使用的，如果说有发明权的话，首先是我和陶公。这权作为花絮记录于此。
    白族《创世纪》的发现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的。有一天，我去观看几位白族老人“打歌”。大约有八九个人，歌者围着火塘，每人手里端着一碗酒，边跳边歌，声情并茂，十分投入，我觉得很有趣，就顺手记了几句。我拿不准它是不是民歌，便拿去给陶公看，陶公说：“呀，这是史诗，赶快搜集，尽可能全部记录下来。”于是，第二天我就陪陶公去拜访他们。他们唱一句，我翻译一句，我们陆陆续续记录了一些素材。陶公等回北京后，我又留在西山，继续工作了三个月。除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这部《创世纪》外，还搜集了三部白族民间故事和五千多首“西山调”，创白族历史之最，毛公陶公都很高兴。
    1957年，我背着一大口袋白族民歌，从遥远的祖国边疆来到首都北京，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陶公。在王府大街文联大楼稍事休息后，陶公就把我带到当时的芳草地文联宿舍居住。我住在陶公隔壁，两屋间有门户通着。白天他到文联大楼上班，我在宿舍翻译白族民歌；晚上他下班回来帮我看稿改稿，互相切磋，无话不谈，其乐融融。其时他的弟弟李伯涛在北京读书，跟他住在一起。我们三人常常一块出去吃饭，或者在家里随便做点什么。我会做饭。陶公是位书生，不会做饭。他做饭常常把饭弄煳，我们只好跟着他吃煳饭。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工作非常紧张，白天夜里地干，但心情却很愉快。不到半年，我就把带来的白族民歌全部译完，还帮助李星华同志翻译了白族民间故事。白族民歌在毛星先生的指导下，经过严格筛选，文字润色，最后编成《白族民歌集》，由我和陶公署名（毛坚决不署名），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日月如梭，我和陶公共事一晃就是57年。通过合作，我在陶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终生难忘。
    首先，陶公事业心很强。他视民间文学如生命，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民间文学事业，无怨无悔，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躺在床上，还拿着一大摞民间文学资料，圈圈点点，认真阅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第二，陶公责任心很强，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一向主张，采风一定要到边远的地方去，到无人调查采录过的地方去。在调查采录中，他提出“三勤”，即腿勤（多走路）、嘴勤（多问）、手勤（多记），要真正做到“有闻必录”，他说：“这是民间文学工作的基础。”
    第三，陶公学风严谨。在搜集整理工作中，他始终坚持“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反对乱删乱改，反对造假。他说：“民间文学是一宗宝贵的人类口述记忆遗产，记录整理时一定要存其真，慎之又慎，那些乱删乱改和造假的人，绝不是我们的同志。”
    我相信缘分。我与民间文学有缘，也与陶公有缘。我常常想，如果不是1956年那次采风，不是陶公等几位到我的家乡大理，我就不会来北京，更不会从事我所酷爱的民间文学工作，那如今的我，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我。
    我是在云南山沟里长大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幼接触山岭、田野、稼穑。稍长，虽读了几年书，也不过是粗通文字而已，不知民间文学为何物，更谈不上什么学者。但如果说我在民间文学工作上有点小小成绩的话，也是毛公、陶公等几位帮助的结果。人和动物的区别是懂得感恩。我对陶公是心存感激的，但在他生前我从没对他表白过，现在请允许我道一声：“陶公，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