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学”，即诸子学，是我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子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子学”，特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众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自由争鸣的学术；广义的“子学”则兼指我国古代包括先秦诸子学和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中《子部》之学在内的学术。可以说，先秦的诸子学是我国古代“子学”的基础，而传统的《子部》之学则是先秦诸子学的发展、延续和演变形态。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子学”，有着两千多年延绵不断的发展历史。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子学”具有极强的自我更新能力，即通过不断的自我更新，保持其旺盛的生命活力。
百家争鸣 激发动能
作为我国哲学思想重要形态的“子学”，在先秦时期已极其繁盛，涌现出了“轴心时代”的众多学术流派和思想大师，呈现出百花齐放、学术空前繁荣的景象。
古代“子学”或诸子学的起点，是先秦诸子学，而先秦诸子学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学术交流或百家争鸣，是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和相互碰撞。而学术思想唯有自由交流和相互碰撞，才能产生出发展的动能，才能激发出思想的火花。甚至可以说，先秦诸子百家本身就是当时学术自由讨论或争鸣的产物。
在周朝礼崩乐坏、学术下移的背景下，作为“师儒”出现的“儒者”与流落民间的史官（即阴阳或“道学”学者）在讨论礼乐仁义时，形成了最初的儒家和道家；接着在跟随儒家学习的学者中，又因在对天人神鬼、礼乐制度的争论中取舍不同，出现了墨翟、禽滑釐等一批“背周道而用夏政”的学者，遂形成了所谓墨家；法术之士和阴阳术士在与儒者讨论礼法及儒术与现实社会需求的关系时出现分歧，因而分化出了法家和阴阳家。在儒墨内部则因其对于师说各自理解不同而发生纷争，形成了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局面；而又因各家对争鸣之论辩术的重视，形成了专门研讨名辩学说的名家。
汉朝建立以后，诸子首先要论证的是汉代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儒、道、名、法各家就汤、武代桀、纣是否属“受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儒术的“不周世用”，诸子又就“有无”、“言意”、“形神”、“夷夏”等命题展开了长期的论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思辨哲学的发展。
唐宋以后，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基本演变成为了儒、释、道的“三教”或“三家”论衡，主要形式为儒家的“辟佛、老”和道家的“孔、老先后”之争与佛教的“中国化”问题。可以说，正是诸子百家的自由争鸣、思想交流和相互碰撞，才保持了中国古代“子学”或诸子学两千多年连绵不断的发展活力。
多元互补 共同发展
中国古代“子学”之所以能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诸子百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坚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目标。
古代“子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先后有李斯的“别黑白而定于一尊”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但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诸子百家各自的思想主张中，对他家的学说和思想多采取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学术态度。先秦诸子在百家争鸣中往往对其他学派有激烈的批评、甚至抨击，但是仔细辨析就会发现，这些批评大多都能准确凸显对方学派的基本特点和长处，并在自己后来的学术思想中有或多或少的吸收。
如先秦道家批评儒家“蔽于人而不知天”（《庄子·天下篇》）、儒家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但很多儒家和道家学者在开展批评时，也注意到其批评对象的学术弱点，其实也正是他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故道家在老庄批评孔子及其后学汲汲于名利的入世立场之后，杨朱学派则自觉地把“治身”与“治国”结合起来，不仅不“菲薄”，而且还提倡仁义。环渊、詹何、子华子以及稷下道家“管子学派”等，差不多都是如此。故章太炎有庄子之学传自颜渊之说。儒家自孔子以来亦有不少人自觉吸收道家的“天道性命之学”，孔子“老而喜《易》”，以至于读《易》韦编三绝；思、孟之学实际亦深得道家“天命”之学的真传。到秦汉的“新道家”和“新儒家”那里，仍能“采”、“撮”、“兼”、“合”其他各家之长补己之短。故此时的儒家常被视为“阳儒阴法，王霸杂用”之术。魏晋玄学则既可谓儒家吸收道家和刑名法术之学的“新儒家”，亦可谓道家吸收儒、墨、名、法各家之长的“新道家”。而唐宋以往的儒家学者，自李翱的“复性说”，到程朱陆王的“理学”和“心学”，无不暗取释、老之长。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的互相借鉴和互相吸收、补充，就没有我国古代两千多年连绵不断的“子学”或诸子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