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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名画 百家佳作
王蒙《青卞隐居图》
《青卞隐居图》，水墨纸本立轴。横42.2厘米，高140.6厘米。藏上海博物馆
王蒙《青卞隐居图》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的传世名作，后被明董其昌誉为“天下第一”。画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这一描写画家故乡卞山苍茫景色的立轴山水图，采用高远法构图，画出卞山自山麓而至山顶的全貌，结构谨严，纵横离奇。画面展示了高崖陡壑，奇峰峻岭，长松丛树，清溪幽谷的景色，生动地再现了江南溪山濛濛润湿，林木茂密，沉郁深秀的自然风貌。其间画草庐数间，点出了文人隐逸的主题。在表现方法上，先以淡墨勾石骨，再用焦墨皴擦，淡墨微染，层层加深，层次井然。山头点苔，用浑点、破竹点、胡椒点、破墨点等，方法极多。山上树木，用笔简而不繁，但表现出茂密苍郁。整个画面密而不塞，实中有虚，有深远的空间感，气势磅礴。画家在运用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郭熙等前代诸大家之法的基础上，融合贯通，创造出了线繁点密，苍茫深厚的新风格。
王蒙 （1308－1385）元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香光居士，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外祖父赵孟頫、外祖母管道升、舅父赵雍、表弟赵彦徵都是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山水画受到赵孟頫的直接影响，后来进而师法王维、董源、巨然等人，综合出新风格。
王蒙能诗文，工书法。尤擅画山水，得外祖赵孟頫法，以董源、巨然为宗而自成面目。写景稠密，布局多重山复水，善用解索皴和渴墨苔点，表现林峦郁茂苍茫的气氛。山水之外，兼能人物。所作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仅次于黄公望，后人将其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合称为“元四家”。对明清及近代山水画影响甚大。
王蒙创造的“水晕墨章”，丰富了民族绘画的表现技法。他的独特风格，表现在“元气磅礴”、用笔熟练、“纵横离奇，莫辨端倪”。《画史绘要》中说：“王蒙山水师巨然，甚得用墨法”。而恽南田更说他“远宗摩诘（王维）”。常用皴法，有解索皴和牛毛皴两种，其特征，一是好用蜷曲如蚯蚓的皴笔，以用笔揿变和“繁”著称；另一是用“淡墨钩石骨，纯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绝无余地，再加以破点，望之郁然深秀”。
董其昌曾在他的作品中题词：“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传世的代表作《青卞隐居图》、《春山读书图》，《丹山瀛海图》，上海博物馆藏;《太白山图》，辽宁博物馆藏；《葛稚川移居图》、《夏日山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秋山草堂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大画家王蒙《青卞隐居图》的鉴藏史话
元代大画家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等，1308-1385）有一幅传世名作《青卞隐居图》（今藏上海博物馆），水墨纸本立轴。横42.2厘米，高140.6厘米。图右上有题云：“至正廿六年四月黄鹤山人王叔明画青卞隐居图。”至正廿六年即1366年，王蒙时年五十九岁。卞山，在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西北约十公里处，一名弁山。山石如玉，耸然入云。山中有碧岩、秀岩和云岩等景区，其中尤以碧岩景色最为佳胜。下有玲珑山，山石嵌空，古树蓊郁。王蒙是吴兴人，所以《青卞隐居图》应该是一幅“写实”之作。王蒙传世和经过著录的作品约有一百件左右，作品真伪在此暂且不论，其中最为著名和具有收藏“传奇”色彩的作品，应该首推《青卞隐居图》。因为此图曾为晚明大书画家和鉴藏家董其昌（字玄宰，1555-1636）收藏过，在诗堂之上有董氏行书大字题曰：“天下第一王叔明。”但《青卞隐居图》已非原貌，在后来的装裱过程中，四周的边幅可能曾经被人稍做过“割裁”，故图上有些鉴藏印的印文不全。
在“元四家”中，王蒙在山水画皴法上堪称第一，“十八般武艺”样样精擅。连一向不轻易赞许人的倪瓒（号云林，1301-1374）也不得不写诗赞曰：“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王蒙当年画《青卞隐居图》是赠送给他的表弟、赵孟頫孙子、画家赵麟（生卒年不详）的，大约画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赵麟在此前曾经担任过浙江省检校，属于查核公事文牍的小官吏。所以王蒙赠此图给赵麟，且画的是家乡的真实山水，其中可能有规劝他辞官归隐之意。赵麟曾经在《青卞隐居图》上钤有“魏国世家”、“贞白斋”等鉴藏印，赵麟的曾祖父尝被元代皇帝赐封为“魏国公”。
《青卞隐居图》入明后为无锡大收藏家华夏（字中甫，生卒年不详。斋号真赏斋）收藏，但仅见晚明汪砢玉的《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十三《梁溪华氏真赏斋画品》中著录，且极为简单，并云引自于《丰道生赋》：“王叔明青弁隐居小幅。为赵氏作。”此条还转录于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到了晚明清初苏州书画商人吴升的《大观录》中，《青卞隐居图》才第一次有了较为详细的著录：包括了材质、尺寸、图景和题跋等。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吴升应该看到过或是经手过此图，但他却没有写明藏家。但此图从明中期（弘治和正德）的无锡华夏收藏，再到晚明（万历和崇祯）由大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收藏，其中有近一百年左右的收藏“空白期”。但也有可能《青卞隐居图》一直在华氏的后裔中递传。董其昌有可能是从项元汴或项氏后人处购得此图的，汪砢玉曾经于1618年7月25日，在董氏的“书画船”中见过此画，但未几年又转让给了徽州的著名收藏家程季白。程氏与董其昌、汪砢玉、李日华等人均交往甚密，董其昌在此图的题跋中也有“庚申中秋日题于金昌门季白舟中”。庚申是1620年。在《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九《唐宋元宝绘册》中还记载：程季白在崇祯壬申冬（1632）又将此图与另外一批书画售于东仓王某人。
我认为此图极有可能被吴升从某收藏家处购得，并著录于《大观录》中。吴升后来自己或委托其他书画商人将此图携至北方，售于著名收藏家耿昭忠（号信公，1640-1686），后又被耿氏或后人转售于清初第一大收藏家梁清标（号蕉林，1620-1691），图上有耿、梁二人的鉴藏印。并著录于清初佚名《装余偶记》卷六中。在梁清标收藏之后，《青卞隐居图》又归盐商兼大收藏家安岐（号麓村，1683-约1746或1747）收藏，著录于安氏的《墨缘汇观》卷三。安岐之后，《青卞隐居图》入清宫内府为乾隆皇帝收藏。乾隆还在画上钤有五方鉴藏玺印并作题诗，称誉为“无上神品”，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之中。《青卞隐居图》自进入清宫之后，它的递藏史似乎应该是结束了。但后来发生的故事却绝非如此，而更为“传奇”的故事还远没有开始呢。
不知什么缘故，《青卞隐居图》后来流出清宫居然为李宗翰（约1768-1831）收藏。李氏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甲二十六名进士，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初选入翰林院。嘉庆年间，历任实录馆纂修和侍读大学士和太仆寺卿等。道光年间，曾官至工部左侍郎和浙江学政。喜收藏，尤嗜好碑帖和金石文字，精工书法，名重一时。仅有一种可能，就是清帝乾隆、嘉庆或道光中的某一位，将《青卞隐居图》赏赐给了李宗翰，其中尤以嘉庆皇帝的可能性较大一些。
《青卞隐居图》在清末年间，归收藏家狄学耕收藏。狄氏字曼农，号叔子，斋名种石轩，江苏溧阳人，生卒年不详。能山水，富收藏。其子狄葆贤（号平子，1872～约1940或1942）在《平等阁笔记》中云：“先君子生平最爱之画有二：一为王叔明《青卞隐居图》之轴，有董香光书‘天下第一王叔明画’八大字，横于上方，在华亭当日，已推重如此，诚山樵平生最得意笔也。一为宋人画《五老图》册，自宋以来，名人多有题志。此二者，先君子皆不肯轻易示人。”狄曼农曾在光绪年间出任过江西赣县知县等职，而《青卞隐居图》是否就是在此期间从李宗翰后人处购得？现在唯有存疑待考。
狄曼农在江西任知县期间，有一江西按察史知他有名画《青卞隐居图》，即以权势令狄曼农“献”此图。狄氏虽然不愿但又不敢拒之，只得以宋代名作《睢阳五老图》册（今分别收藏于美国的三家博物馆）献之。但该按察史仍不满足，还要追“献”《青卞隐居图》。狄氏想起明代王世贞的父亲因收藏名画《清明上河图》，而被严嵩迫害得家破人亡的故事。在无奈之下，只有弃官携画逃离江西。在狄曼农逝世之后，平生收藏的书画名迹均归狄平子收藏。
狄平子是光绪举人，后追随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直到1899年归国。1904年起在上海创办《时报》、《小说时报》和《妇女时报》等，成为当时报界闻人。后又创办有正书局，专门出版书画碑帖书籍，与当时秦清曾的艺苑真赏斋、邓实的神州国光社等齐名并驰于海内艺林。狄平子传承家风，亦精擅书画鉴赏，并能山水竹石。狄平子本是一名士，后又耽溺佛教，故将报业和书局均委托他人经营。而经理人却将狄氏平生积蓄资产均投资于房地产，1935年左右上海房地产市场“崩盘”，狄氏因而破产，转卖《时报》产业之后，只得以收藏的书画古董偿还债务。仅留下“镇宅之宝”的《青卞隐居图》，以及元人钱选的《山居图》等二十余件精品。
据传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军阀张宗昌占领上海，听人说狄平子收藏有“天下第一王叔明”的《青卞隐居图》，即想攫之以献少帅张学良。狄平子畏其威势而以赝品献出。后张学良得赝品《青卞隐居图》，特设宴庆贺得宝，并回赠狄平子万金以答谢。1926年底，日本裕仁天皇加冕，中国收藏家多携名迹精品赴日本展览以示庆贺。日本方面曾经选择其中最精佳之作印刷出版四本画册，名为《唐宋元明名画大观》，而狄平子所藏《青卞隐居图》也在其中。多年之后张学良看见画册大惑不解，就向与狄平子熟悉的知情人询问实情，知是狄平子以赝代真，为之大怒，欲亲自到上海寻狄平子“交涉”。后因“西安事变”发生而未果，狄氏因此逃过一劫。但此图下方白绫上有张学良题跋：“民国廿一年八月八日，张学良拜观于北平绥靖主任公署。”难道后来狄平子在1932年又曾携此画赴北平“谢罪”？另还有罗振玉、金城、陈宝琛、冒广生、叶恭绰和吴湖帆等人的题记，但张学良此题至为可疑。
在上海沦陷时期，狄平子对外佯称得心脏病，闭门谢客而研学佛家密宗，且终日持一芭蕉大扇，裸身参禅。如偶有客访，则以扇子掩其私处。时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的“雅贼”禇民谊（1884-1946）觊觎《青卞隐居图》，想攫为己有，所以就借故到狄家拜访。而狄平子匿于佛堂之中避而不见。禇氏遂掀帘闯入佛堂，见狄平子正拥一婢在“参禅”，只得尴尬退出。忽然略有所悟说道：“你小子佯狂，特意以此来侮辱我。”就留下一信札道：“我明午携客人来，必出《青卞隐居图》乃可。否则将得奇祸！”
翌日中午，禇民谊果然带领多位日军将领来到狄平子家中，还有许多全副武装的随从。狄平子已经在客厅四壁上悬挂百幅古今名画，伪赝十之八九，而且其中仅“王蒙”作品就有十余幅。狄平子身穿汗马甲，手持大扇，立于台阶之下恭候迎接。在厅堂长案上陈列美酒，还请来了七八名日本艺伎，皆持朱漆案，跪而仰接。日本军人皆喜酒好色，见而大乐。拥伎畅饮，竟然忘了问《青卞隐居图》之事。还连拍狄平子的肩膀说：“第一好人也。”后来，日军将领大多醺醉而去。禇民谊见此情形也只能无可奈何，唯有在旁咬牙切齿而已。
在狄平子死后不久（约1946年），狄家人想将留存的二十余件书画全部售出。并委托社会名流、大鉴藏家叶恭绰（号遐庵，1881-1968）代理此事，寻找买主。据说此批书画中，除了《青卞隐居图》和《山居图》外，其中还有吴镇、唐寅、仇英、董其昌等名家书画，开价约为二十万元。当时上海许多的收藏家和书画商人均闻风而动，跃跃欲试，志在必得。比如吴湖帆、朱省斋、陈定山等人，而叶恭绰本人也有购买意向。此事后来在陈定山《春申旧闻》（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1967年）、朱省斋《画人画事》（香港中国书画出版社1962年）诸书中均有所记载。我在此参考陈、朱两人的有关文章转述事件始末如下，此事堪称“传奇”。但对其中细节方面的“真实性”，我无法考证也不作评论。
吴湖帆当年知道了狄氏家人欲出售《青卞隐居图》的消息之后，就与朱省斋两人商量“合资”购买此图。因当时的开价是一百根金条，可能吴湖帆一时没有如此多的资金。朱省斋欣然答应，并全权委托吴湖帆具体操作此事。但在几天后，吴湖帆却对朱省斋说：叶恭绰特请我去商谈关于《青卞隐居图》之事。因叶先生自己也想购买此图，并且已经与狄氏家人谈得差不多了。如果另有人再加入竞争，恐怕狄氏家人会奇货可居。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退出。我们不宜与叶老竞争此事，不如就此罢手，以免引起误会。吴湖帆最后还问朱省斋是否同意，朱氏只能一笑允之。不料一个月后，吴湖帆忽然忿忿地告诉朱省斋，此图已被上海房地产大亨、法租界闻人魏廷荣购去。并大怨叶先生误了他们的“好梦”。朱省斋听罢，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也只能一笑了之。
陈定山当年是著名装裱师和书画商人刘定之告诉他，狄氏家人要出售《青卞隐居图》的消息，他就连忙赶到叶恭绰家中去询问详情。叶恭绰拿出一份售画清单给陈定山看，并说：“二十万，真大廉。但是其中钱选的《山居图》恐怕不真。”陈定山立即回答：“仅一幅《青卞隐居图》就已经值二十万。不必太贪了。”叶先生告知五日后需交款给狄氏家人，陈定山即回去准备筹款购画。
但在三天后，魏廷荣突然打电话给陈定山，告诉他已购得《青卞隐居图》。陈定山听罢大惊，急趋车前往魏家。见《青卞隐居图》已悬挂在魏家的正堂之上，魏氏喜极，并扶摸着陈着定山的后背说道：“我卖了两块地皮，合价二十万。”陈定山又问是否还有《山居图》等其他书画？魏氏连忙问道：“没有。难道还有《山居图》？”陈定山此时已经明白，叶恭绰仅售了一幅《青卞隐居图》就已获二十万。而其他画作均被其“乾没”。陈氏不便多言，遂气结而退，也不去叶恭绰处质问。后来，刘定之告诉陈定山：“魏廷荣另以二十万再购得《山居图》，以及其他的名家画作。但吴镇的那幅墨竹图不在其中。”叶恭绰不仅一转手就赚了二十万，还“白捡”了一幅吴镇的墨竹名迹。或曰：“叶恭绰何以独选吴镇墨竹图？”可能是他喜收藏和擅画墨竹吧？检阅叶先生的《遐庵清秘录》（香港太平书局1961年）一书，其中确有《元吴镇画竹卷》。但书中未著录有狄氏父子的鉴藏印，所以无法确定此图卷是否就是狄平子的旧藏，故在此不便妄自评议。
魏廷荣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后来将平生收藏的书画均陈列于上海徐家汇的天主教教堂之中，因此躲过了战乱和兵燹。《青卞隐居图》和其他书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皆归上海文物管理会，后来又大多转归上海博物馆收藏。在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史上，王蒙《青卞隐居图》的递藏“传奇”，堪与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提并论。《清明上河图》的“血腥”故事发生在明代中期，而《青卞隐居图》的“凶险”或“传奇”故事则主要发生在晚清至民国年间，离我们更为贴近，看得更为真切，也更容易了解“实情”。清代鉴藏家钱泳（1759-1844）曾经说过：“收藏书画是雅事，原似云烟过眼，可以过而不留，若一生贪恋，便生觊觎之心，变雅为俗矣。”《青卞隐居图》仿佛像是一面镜子，在它的面前，人性中的种种弱点或丑陋都暴露无遗。
在中国绘画史上，凡是论及元代山水画或研究王蒙的作品时，必定会提到《青卞隐居图》，因为它的确是一幅“不世精品”。它对后来山水画皴法的影响非常之大，也堪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相媲美。但在海内外的美术史学界对《青卞隐居图》的鉴藏史却极少有专题的研究，仅见美国学者文以诚[Richard Vinongrad]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4世纪末中国山水画中的隐逸主题》（1979年）一书中，曾有过简略的涉及，且不无谬误之处。如果没有鉴藏史的话，那么中国书画史就几乎是一部不完整的或残缺的“作品史”。鉴藏史也能使得中国书画史的研究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和引人入胜，而《青卞隐居图》在近六百年左右的鉴藏“传奇”，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