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谋略篇 . 孙子兵法
第七《军争篇》
孙子兵法《军争篇》
《军争篇》作者：孙武
《孙子兵法》第7篇《军争篇》，本篇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译文
孙子说：用兵的原则，将领接受君命，从召集军队，安营扎寨，到开赴战场与敌对峙，没有比率先争得制胜的条件更难的事了。“军争”中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以迂回进军的方式实现更快到达预定战场的目的，把看似不利的条件变为有利的条件。所以，由于我迂回前进，又对敌诱之以利，使敌不知我意欲何去，因而出发虽后，却能先于敌人到达战地。能这么做，就是知道迂直之计的人。“军争”为了有利，但“军争”也有危险。带着全部辎重去争利，就会影响行军速度，不能先敌到达战地；丢下辎重轻装去争利，装备辎重就会损失。卷甲急进，白天黑夜不休息地急行军，奔跑百里去争利，则三军的将领有可能会被俘获。健壮的士兵能够先到战场，疲惫的士兵必然落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马如期到达；强行军五十里去争利，先头部队的主将必然受挫，而军士一般仅有一半如期到达；强行军三十里去争利，一般只有三分之二的人马如期到达。这样，部队没有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供应就不能生存，没有战备物资储备就无以生存。
所以不了解诸侯各国的图谋，就不要和他们结成联盟；不知道山林、险阻和沼泽的地形分布，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就不能掌握和利用有利的地形。所以，用兵是凭借施诡诈出奇兵而获胜的，根据是否有利于获胜决定行动，根据双方情势或分兵或集中为主要变化。按照战场形势的需要，部队行动迅速时，如狂风飞旋；行进从容时，如森林徐徐展开；攻城掠地时，如烈火迅猛；驻守防御时，如大山岿然；军情隐蔽时，如乌云蔽日；大军出动时，如雷霆万钧。夺取敌方的财物，掳掠百姓，应分兵行动。开拓疆土，分夺利益，应该分兵扼守要害。这些都应该权衡利弊，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行事。率先知道“迂直之计”的将获胜，这就是军争的原则。
《军政》说：“在战场上用语言来指挥，听不清或听不见，所以设置了金鼓；用动作来指挥，看不清或看不见，所以用旌旗。金鼓、旌旗，是用来统一士兵的视听，统一作战行动的。既然士兵都服从统一指挥，那么勇敢的将士不会单独前进，胆怯的也不会独自退却。这就是指挥大军作战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要多处点火，频频击鼓；白天打仗要多处设置旌旗。这些是用来扰乱敌方的视听的。
对于敌方三军，可以挫伤其锐气，可使丧失其士气，对于敌方的将帅，可以动摇他的决心，可使其丧失斗志。所以，敌人早朝初至，其气必盛；陈兵至中午，则人力困倦而气亦怠惰；待至日暮，人心思归，其气益衰。善于用兵的人，敌之气锐则避之，趁其士气衰竭时才发起猛攻。这就是正确运用士气的原则。用治理严整的我军来对付军政混乱的敌军，用我镇定平稳的军心来对付军心躁动的敌人。这是掌握并运用军心的方法。以我就近进入战场而待长途奔袭之敌；以我从容稳定对仓促疲劳之敌；以我饱食之师对饥饿之敌。这是懂得并利用治己之力以困敌人之力。不要去迎击旗帜整齐、部伍统一的军队，不要去攻击阵容整肃、士气饱满的军队，这是懂得战场上的随机应变。
所以，用兵的原则是：对占据高地、背倚丘陵之敌，不要作正面仰攻；对于假装败逃之敌，不要跟踪追击；敌人的精锐部队不要强攻；敌人的诱饵之兵，不要贪食；对正在向本土撤退的部队不要去阻截；对被包围的敌军，要预留缺口；对于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过分逼迫，这些都是用兵的基本原则。
李信是飞将军李广的祖先。
李信兴师伐楚
楚军大破秦军
王翦
王翦-出征图
王翦兴师伐楚
王翦灭楚之战
秦国大将 王翦、蒙恬
秦始皇统一六国
战例一：王翦以逸待劳击楚军
以逸待劳王翦破楚 韬光养晦名将善终
秦始皇曾问李信欲破楚，须多少人马？李信表示二十万即可。秦始皇又问王翦，王翦道：“非六十万不可。”始皇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于是派李信及蒙武将兵二十万伐楚。王翦因秦王不用，就托病辞官，归频阳（今陕西省富平县美原镇古城村）养老。这时的秦军在李信的率领下攻平与（今河南平与北），蒙恬攻寝丘（今河南临泉），大破楚军。李信又乘胜攻鄢、郢，均破之。于是引兵向西与蒙恬军会师城父（今河南平顶山市北）。项燕率领的楚军乘机积蓄力量，尾随秦军三天三夜，终于大破李信军队，攻下两个营垒，杀死七名都尉，秦兵败逃。
秦始皇闻秦军失败，大怒。他方知王翦确有远见，于是亲自到频阳向王翦谢罪，说：“我没有听从将军的话，李信终使秦军受辱，如今楚军逐日西进，将军虽有病在身，怎能忍心背弃寡人？”王翦辞谢说：“老臣疲弱多病，狂暴悖乱，希望大王另择良将。”始皇坚持要王翦领兵，王翦说：“若非要用老臣，必给我六十万大军。”始皇允诺。于是王翦率六十万秦军伐楚，始皇亲自送将军至灞上。王翦行前多求良田屋宅园地，始皇说：“将军既已出兵，何患贫穷？”王翦说：“为大王部将，虽立战功却终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亲近臣下之时，多求良田屋宅园地，为子孙置业。”始皇大笑。王翦的军队行至关口后，又五度派使者回朝求良田。有人认为将军求赏太过分，王翦却说：“秦王粗暴又不信任人，如今倾尽全国兵力，交付给我，我只有以多请田宅作为子孙基业的方法来稳固自家，打消秦王对我的怀疑。”
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王翦领兵伐楚，楚军听说王翦集六十万大军前来，也尽发国中兵力以抗秦。王翦大军抵达楚国国境之后整整一年坚壁不出，六十万士兵都囤积起来休养生息，坚壁而守，不肯出战。楚军屡次挑战，秦军始终不出。王翦每日要求士兵休息沐浴，安排美好饭食安抚他们，同时与士卒同饭同食，意在养精蓄锐，消耗敌军，以待最后殊死一战。不久，王翦打听士兵以什么来娱乐，有人回答说：“投掷石头、跳远比赛。”于是王翦发令出兵。楚军数次挑战而秦军不出，楚军引兵向东，王翦趁此遣兵击之，大破楚军，追至蕲南（今安徽宿州东南），斩杀将军项燕（一说项燕自杀），楚兵败逃。秦借胜势，一年就平定了楚国城邑，俘虏楚王负刍，楚地终成秦的一个郡县。王翦于是又率兵南征百越，取得胜利。因功著而晋封武成侯。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国兼并了所有的诸侯国，统一了天下。在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中，王翦和蒙恬建立的战功最大。
王翦破楚一战成了三十六计中“以逸待劳”这一计的典型战役。以逸待劳讲究待机而动，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对动，积极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不让敌人调动自已，而要努力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王翦不光会打仗，还懂为臣之道，李斯那么大功都被斩了，王翦却太平无事，说明他对“韬光养晦”这四个字深有研究。后世的人评战国四大名将，王翦便是其中之一。
王翦统帅的六十万秦军，几乎是秦国全部的军事力量。在战国末期，这样一支大军，是足以荡平天下的力量。这样一支劲旅，完全掌握在王翦的手中，万一王翦生出异心，秦始皇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秦始皇将六十万大军交给王翦掌握，对王翦肯定是难以放心的。
王翦对秦始皇的本性是非常了解的，他深知秦始皇多疑并且粗暴，一旦受到秦始皇怀疑，很可能受到秦始皇严厉的制裁。
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王翦采取了“自污”的方法。王翦屡次向秦始皇请求赏赐，真正的意图是向秦始皇表明自己是一个贪图小利而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对于君王而言，臣子有才能而没有远大志向，是他们最喜欢的人。正因如此，王翦的“自污”，不但没有减低他在秦始皇心目中的分量，反而使秦始皇对他更为信赖，更为倚重。
王翦用“自污”的方法消除了秦始皇的疑虑，也为自己消除了后顾之忧。这样，王翦就可以放开手脚与楚国作战，终于消灭了楚国。
赵云 赵子龙
汉中之战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曹阿瞒兵退斜谷
诸葛亮智取汉中
玄德进位汉中王
战例二：魏、蜀争夺汉中之战
汉中之战（汉末三国时期曹操和刘备的战役）
汉中之战是汉末三国时期，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战争。此战由刘备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发起，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结束，战争持续近两年之久。
交战双方主帅分别为刘备、曹操。刘备方参战将领主要有张飞、马超、赵云、黄忠、法正、黄权等，曹操方参战将领主要有夏侯渊、曹休、曹真、曹洪、张郃、徐晃、郭淮等。
公元218年，刘备领兵10万围汉中，曹操闻报大惊，起兵40万亲征。定军山一役，蜀将黄忠计斩曹操大将夏侯渊。曹操大怒，亲统大军抵汉水与刘备决战，誓为夏侯渊报仇。蜀军见曹兵势大，退驻汉水之西，西军隔水相拒。刘备与孔明至营前观察两岸形势，谋划破敌之策。孔明见汉水上游有一带土山，可伏兵千余。回营后命赵云领兵500，都带上鼓角，伏于土山之下，或黄昏，或半夜，只要听到本营中炮响一次，便擂鼓吹角呐喊一通，但不可出战。孔明自己却隐在高山上观察敌军动静。第二天，曹兵到阵前挑战，见蜀营既不出兵，也不射箭，叫喊了一阵便回去了。到了深夜，孔明见曹营灯火已灭，军士们刚刚歇息，使命营中放炮为号，令赵云的500伏兵鼓角齐鸣，喊声震天。曹兵惊慌，疑有蜀兵劫寨，赶忙披挂出营迎敌。可出营一看，并不见有什么蜀兵劫寨，便回营安歇。待曹兵刚刚歇定，号炮又响，鼓角又鸣，呐喊又起。一夜数次，弄得曹兵彻夜不得安宁。一连三夜如此，致使曹操惊魂不定，寝食不安。有人对曹操说，这是谙葛孔明的疑兵计，建议不要理睬他。可曹操说，我岂不知是孔明的诡计：但如果多次皆假，却有一次真来劫营，我军不备，岂不要吃大亏：曹操无奈，只得传令退兵30里，找空阔之处安营扎寨。
诸葛亮施“打草惊蛇”计逼退了曹兵，便乘势挥军渡过汉水。蜀军渡汉水后，诸葛亮传令背水扎营，故意置蜀军于险境，这又使曹操产生了新的疑惑，不知诸葛亮又将使什么诡计。因为曹操深知“诸葛一生惟谨慎”，认为他如果不是胜券在握，是决不会走此险棋的。诸葛亮正是看中曹操这种心理，偏走此险棋来疑他、惊他。曹操在惊疑中，为了探听蜀军虚实，下战书与刘备约定来日决战。
战斗刚开始，蜀军便佯败后退，往汉水边逃去。而且多将军器马匹弃于道路两旁。曹操见此，急今鸣金收兵。手下的将领疑惑的问曹操：为何不乘胜追击，反令收兵?曹操说：看到蜀兵背水扎寨，我原本就有怀疑；现在蜀兵刚交战就败走，而且一路丢下许多军器马匹，更说明是孔明的诡计，必须火速退兵，以防上当。然而，正当曹兵开始掉头后撤时，孔明却举起了号旗，挥指蜀兵返身向曹兵冲杀过来，致使曹兵大溃而逃，损失惨重。这一回是诸葛亮用计设险局、临阵佯败、“打草惊蛇”的计策置曹操于疑惑、惊恐之中，再次巧妙地击溃了曹兵。
《孙子兵法-军争篇》，文章说用兵作战最困难之处在于争夺制胜的条件。
纵观汉中之战的典故，也就是历史上说的魏.蜀汉中之战，从而也就证明了孙武的这一观点。汉中之战在交战之初，曹操据汉中，扼守阳平关这一军事要地，打退刘备军队的多次进攻，使得刘备处于长期的屯兵坚城要塞之下而毫无进展的被动状态之中，而后来当刘备抢占了另一个更为有利的军事要塞定军山时，形式便完全发生了逆转，刘备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有受制于人变为制于人，能够以逸待劳，调动曹军，使之疲于奔命，来回奔走，至于最后陷入求战不利，进退两难的境地。刘备能以被动变主动，主要的是刘备在关键时刻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战术。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刘备停止了以往的作战方法。此后，刘备便反客为主，调动敌军，并在运动战中阡灭他，最后取的汉中的控制权。这就是历史上说的“迂直之计”，这就是计谋。但孙武也告诫后人，在人为的社会中为了利益而冲突，不伐有人会使用所谓的计谋，但最大的计谋就是没有计谋，俗话说的好，无计胜有计，也就是说让我们真心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诚心的做每一件事。
哥舒翰据守边关
安禄山
安史之乱后的长安城
安史之乱后的长安城
杜甫《潼关吏》
哥舒翰兵败潼关
战例三：哥舒翰兵败潼关
唐天宝十四年(755)二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率兵l5万西进反唐。唐玄宗派大将封常清、高仙芝领兵征讨，相继败退，洛阳、陕郡失守。于是，唐玄宗派监军宦官边令诚监斩封常清、高仙芝，以示惩戒。继以宿将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统蕃、汉兵20万众，扼守潼关。安禄山闻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即退兵范阳。
哥舒翰，突厥哥舒部人。曾是唐朝大将王忠嗣的部下。天宝六年(747)，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在青海筑城池，建据点，使吐蕃不敢接近青海。后攻拔吐蕃重要军事据点石头城，又兼河西节度使(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封西平郡王，因病人陕，留养京师。安禄山反唐，唐玄宗欲借他的威名，令他统兵出征。任命御史中丞田良邱为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蕃将火拔归仁等，各率部卒随行。哥舒翰抱病未愈，不能治事，悉把军务委任田良邱。田良邱又不敢专决，使李承光管辖步兵，王思礼管辖骑兵。二人争长，兵权不一，再加哥舒翰用法严苛，待下少恩。因此，驻守潼关的20万大军，未战多先灰心解体。
战场分析
天宝十五年(756)，占据了洛阳的安禄山派部将崔乾祐攻打潼关。哥舒翰认为潼关宜在守险，不利出战。虽曾两次击退叛军，但仍上表说：“安禄山为逆，不得人心，宜持重相待，不出数月，贼势瓦解，一鼓可擒。”唐玄宗颇以为然。偏杨国忠日进谗言，但说哥舒翰逗留不进，坐失战机，奏请玄宗催促哥舒翰进兵出关。玄宗乃遣使四出探敌虚实，突有探子返报，叛将崔乾祐在陕兵力不足4 000人，又皆羸弱无备，宜急击勿失。于是，玄宗遂怀疑哥舒翰，促他出兵。哥舒翰上疏奏道：“安禄山用兵已久，岂肯无备?臣料他是以赢师诱我，我若出兵，正中贼计。况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利在坚守，何必遽求速效?现在诸道征兵，尚多未集，不如稍安毋躁，待贼内变，再行出兵。”奏章到达朝廷，又有郭子仪、李光弼联名奏陈，奏请自率部军，北取范阳，捣贼巢穴，潼关大军，但应固守，不宜轻出等语。
唐玄宗迭览两疏，意存犹豫。而杨国忠独进言道：“哥舒翰拥兵20万，不谓不众，就使不能收复洛阳，亦当收复陕郡，难道四五千贼兵，都畏如蛇蝎么?若今日不出，明日不战，老师费财，坐待贼敝，臣恐贼势反将日盛，官军且将自敝呢。”这一席言语哄动玄宗，一日派三使，催促哥舒翰出关。哥舒翰窘迫无计，只好率l5万步兵东出。行至灵宝西塬望见前面已扎叛军，南依山，北控(黄)河，据险扎营。哥舒翰令王思礼率兵5万，充作先锋。别将庞忠等，引兵l0万接应，自率亲兵3万，登黄河以北高阜，扬旗擂鼓，督阵助战。
叛将崔乾裙带领赢卒万余人，前来挑战，东一簇，西一群，三三两两，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忽进忽退。官兵只见叛军行伍不齐，不知是计。当下便挥军齐进，渐及敌阵，崔乾祐即偃旗退去。王思礼督军力追，庞忠率军继进，走人隘道，两旁都是峭壁。正观望间，忽听连珠炮响，木头石块，一齐抛下，官军相继伤亡，进退维谷。崔乾祜又率兵绕至黄河以北，夹击哥舒翰亲兵。官军造毡车数十乘，画龙虎，以马驾车冲战。哥舒翰自率亲兵从高阜杀下，拦截叛军来路。毡车马惊奔突，阵形大乱。叛军察知是计，遂用草车抵毡车，积薪草于大路，顺风纵火，风猛火烈，烟焰飞腾，毡车被焚，霎时间天黑如夜，两军不可辨认，弓弩乱发。官军眼被烟迷，自相斗杀，尸血模糊。天晓，方知叛军早退，于是，收兵退却。因关东道路狭窄，不利退兵，叛军又抽兵在南山设疑，以精骑直逼黄河，横截官军。某日，潼关失守。在黄河北岸督阵的哥舒翰，忙令运粮船百余艘驶行黄河南岸运兵。官兵竞相争渡，船不胜载，多被沉没，许多将士被淹死在黄河里，全军覆没。哥舒翰麾下百余骑奔首阳山西渡到潼津驿，出告示收编散卒，西奔人关，多半又被陷入潼关堑中。哥舒翰检点兵士，只剩下8 000余人。部将火拔归仁对哥舒翰说：“贼至矣，请公上马。”哥舒翰上马后，火拔归仁又说：“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哥舒翰不从，火拔归仁喝令随骑，将哥舒翰足系马腹，劫持而走，往投安禄山。哥舒翰被囚于洛阳，安庆绪兵败撤退时被杀。
《孔子学堂》·“孙子兵法系列”之《军争篇》
孔子学堂·孙子兵法《军争篇》
孔子学堂·孙子兵法《军争篇》
军争，指两军争利争胜，即敌我双方争夺取胜的有利条件－－有利地战地和战机。
孙子在《军争篇》中论述了在一般情况下夺取制胜条件的基本规律，其中心思想是如何趋利避害，保证军队在开进和接敌运动过程之中，争取先机之利，力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迂直之计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孙子高度重视对有利作战地位的争取，认为这是掌握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同时他又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充分论证了“军争”的有利和不利，主张在军队开进过程中，要善于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考虑各种客观因素，通晓利弊关系，调动敌人，“后人发，先人至”，先敌占取有利战机。指出这样才算是“知迂直之计者”。为了确保军争的顺利成功，孙子强调作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即了解“诸侯之谋”，察知“山林、险阻、沮泽”等地形条件，任用“乡导”，以及搞好“辎重”、“粮食”、“委积”等后勤保障等等。
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率军大破秦师的阏与之战，可谓是历史上成功运用孙子“迂直之计”的光辉典范。在这次作战中，赵奢“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避开强秦的兵锋，越过险阻，轻装急进，神速地抢先占据了有利阵地北山，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夺得胜利，使秦国蒙受了一次战国以来少有的严重挫折。所以，此战后来也被作为“示缓而先据要地”取胜的成功战例，对孙子的“军争”理论作出了实战诠释。
虎牢之战·李世民大败窦建德
虎牢之战·李世民大败窦建德
历史评价
在决定天下归属的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将智谋、勇猛、耐心、果断等各种统帅才能发挥到了极至，窦建德率领精锐主力十余万人前来支援王世充，李世民仅用3500名玄甲精兵为前锋增援虎牢关，结果大破窦建德十余万众，窦建德仅率数百骑逃遁，随后，洛阳的王世充也被消灭。天下的局势完全转向了对唐军有利的一面。
李世民一举平定窦建德、王世充两大集团，统一中国北方，奠定唐朝版图基础，军功显赫，李渊特设天策上将策封李世民，也间接导致日后的玄武门之变。
用兵“四治”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为了夺取有利的作战地位，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进而主张在军队行动过程中，贯彻“四治”的具体要求，即搞好全军上下“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各个环节，树立必胜的信念，激励士气，统一号令，灵活应变，捕捉战机，去夺取胜利。
所谓“治气”，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其核心就是后发制人，实施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
所谓“治心”，就是“以治待乱，以静待哗”，即以己之严整对付敌之混乱，以己之镇静对付敌之轻躁。其实质是要求沉着冷静，从容对敌。
所谓“治力”，就是“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其核心即是要求“先为不可胜”，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为争取先机之利创造条件。
所谓“治变”，就是指“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其中心意思即不打无把握之仗，不同敌人拼消耗，而要同敌人斗智斗谋，以灵活机动取胜。
孙子的“四治”理论，是对战争实践的理性总结，符合作战行动的内在规律，因此为后人所重视和广泛运用，其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主张，业已成为经典性的军事原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屡试不爽。
长勺之战》曹刿“一鼓作气”
长勺之战曹刿“一鼓作气”
战争评析
齐鲁长勺之战，既没有武王伐纣的气势，也没有宣王南征的规模，是一次诸侯之间规模不大的战争。但它却在政略、战略和策略上体现了古代一些可贵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这两次（干时、长勺）战争，充分说明正义和不义之战，即令是在冷兵器的古代最后胜利也总是属于正义之师。
当代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齐、鲁长勺之战的战法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说战争中鲁国“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败了齐军，造成中国战争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曹刿论战所叙述的原则和长勺战例，成为中国后世“后发制人”防御战略思想的宝贵借鉴。
兵以诈立
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
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所谓“兵以诈立”，是说用兵的根本特征在于诡诈奇谲。为了夺取先机之利，孙子要求作战指导者在军队接敌运动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和贯彻“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指导原则，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有利可夺时，军队行动“其疾如风”；无利可夺时，军队行动“其徐如林”。一旦进攻，要像烈火燎原，无坚不摧；一旦防御，要像山岳耸峙，岿然不动。需要隐蔽时，要做到如同阴云蔽天，使敌人无从筹措；需要冲锋时，要做到如同雷霆突鸣，使敌猝不及防。一切“悬权而动”，惟求所向无敌，战胜强敌。
孙子“兵以诈立”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它从根本上划清了同《司马法》为代表的旧“军礼”的界限，正确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它揭去了温情脉脉的“礼乐”面纱，毫不掩饰地把“兵以利动，以诈立，以分合为变”的原则公诸于世，不讳言“功利”是用兵打仗的出发点，从而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在军事行动中进行算计，进行欺骗。
南宋郑友贤《孙子遗说》中的一段话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最为贴切地区分了两者不同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学不愧为迎合“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时代要求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