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周岱翰医疗经验

中医肿瘤学家周岱翰林丽珠整理编者按：周岱翰，男，１９４１年生，广东汕头市人。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肿瘤学会会长。周氏研究肿瘤２０余载，潜心攻读各家学说，认为肿瘤的辨证施治规范的形成始于《伤寒杂病论》，其六经、八法是现代中医肿瘤治疗的绳墨。他师古不泥，积极发展温病学说，首倡放射反应和放射损害属“火邪”、“热毒”论，辨证归属温病范畴。提出养阴保津，祛邪消瘤；土健以灌四旁，论治不忘补中；研究癌症食疗，强调辨证配膳等具有中医特色的治癌措施。此外，周氏还致力于推动中医现代化，在抗癌研究中重视现代科研，开拓治癌视野。学识上衷中参西，医技上推陈致新，不囿于一家之见，而是将中医肿瘤学与现代肿瘤学进行比较研究，不断探索，努力攀登。周氏临床治癌亦颇具特色：治疗肝癌强调清肝利胆，健脾益气；治疗肺癌首重解毒除痰消瘤，益气养阴补肺；治疗晚期癌瘤主张寓攻于补，虚中求实的治疗大法。此外，周氏还擅长内外合治，有着丰富的癌瘤外治经验。他研制的莲花片、鹤蟾片、乳核散结片、琥珀止痛膏等抗肿瘤系列中成药，在临床应用中取得较好的效果并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周氏笔耕不掇，先后出版了《常用抗肿瘤中成药》、《癌症的中医饮食调养》、《肿瘤治验集要》等专著，发表论文６０余篇。基于他在医疗、科研、教学中的杰出贡献，１９９２年受国务院表彰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孙思邈《千金翼方》诸艺之中，医尤为重，以其为生人之司命，而圣人之所必慎者也。———江昂《医方集解》序周岱翰，字友智，广东汕头市人，１９４１年生。父亲周云川是个受人尊敬的牙科医师。因家学熏陶，周氏自幼立志从医，高中毕业后投考大学，周氏三个志愿皆报考中医学院，终于如愿以偿。毕业后作为第一个分配到地处农村新开办的一间省级医院的中医师，遂购置百草柜，开设中医科，乡间悬壶，初试锋芒，游刃有余，日诊病家近百。如是一晃８年，每当诊治肿瘤，对于癌４９７症的邪毒嚣张和虚实错杂，深感心有余、力不足。１９７６年因继承名老中医工作需要而调入广州中医学院方药教研组，一面跟师写作，一边粉墨授课，岭南名医周子容、关济民老先生医学造诣精深，临床技巧娴熟，对周氏日后的学术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对乡间治癌乏术的悯怀，遂刻苦学习中医原著，涉猎中外专业进展。１９７８年开始在广州中医学院筹建肿瘤研究室，编写肿瘤专科班教材，在附属医院开设肿瘤专科门诊，是我国较早从事中医抗癌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学者之一。近１０余年来，受广东省科委资助举办三期“中医治疗消化系统癌瘤专科班”，为全省培养百余名中医治癌技术骨干，并举办过不同层次的中医肿瘤学选修课，开拓中医院校学生的知识视野。临床研究是周氏３０余年学术活动的主旋律，如创建中医肿瘤科，制订中医诊疗规范，突出中医特色，中药、鲜生草药、内服、外治并用。曾治一例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急性发作、脾脏重度肿大的农村病孩，周氏以大剂鲜旱莲草汁、马蹄汁控制高热并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后以鲜生草药与中药辨治，脾脏逐渐缩小，获临床缓解。广东是鼻咽癌高发区，放射治疗仍是鼻咽癌的首选疗法，而放射治疗后的毒副反应和后遗症使患者痛苦不堪，鼻咽癌放疗后复发、转移又是治疗上的一大难题。周氏根据中医理论、症状分析、治后转归、实验研究等对放射线的中医药属性进行辨证，首先提出放射线属“火邪”、“热毒”，在放疗中配合清热解毒、祛瘀通络可减少毒副反应，放疗后予以清热祛瘀、滋肾育阴可减轻后遗症，降低复发和转移。周氏多年临床的学术观点和经验已为《名医特色经验精华》、《著名中医治疗癌症方药及实例》、《名中医治病绝招》等书所收载，诊余之际，勤于笔耕，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６０余篇，出版《常用抗肿瘤中草药》、《癌症的中医饮食调养》、《肿瘤治验集要》等专著，研制成莲花片、鹤蟾片、乳核散结片、琥珀止痛膏等抗肿瘤系列中成药，皆已投产供临床应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各一次。由于周氏在医药卫生事业上的突出贡献，１９９２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弘扬岐黄医术、发展中医特色是周氏近１０年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多次出国讲学，足迹遍及１０余国，每年皆有大量的外宾、华侨请求诊治，饮誉东南亚、港澳台等地。作为中医教授，登上西方高等学府谈阴阳、讲伤寒、论气血、辨虚实、写著作、收弟子，为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部聘为博士生导师。周氏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医现代化。在１９９６年成立的肿瘤学会上当选为会长，肿瘤学会的成立是中医肿瘤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中医抗癌研究的未来任重而道远，中医药治疗肿瘤的诊疗标准必须与国际同行接轨，科学地阐明抗癌机理，其学术成就才能走出国门，服务世界人民，周氏正在中医肿瘤学科的系统教育和规范化建设中不断探索、努力攀登。学术精华一、阐释《伤寒杂病论》诠解“中医肿瘤学”（一）中医治癌历史久远辨证规范遵循六经祖国医学虽没有“癌症”、“恶性肿瘤”之病名，但对癌瘤认识源远流长。早在殷墟甲骨文字４９８就记载有“瘤”的病名。《周礼》记“疡医”专门医治“肿疡”（肿瘤病），战国成书的《山海经》载有抗瘿瘤（颈部肿物）药物。公元７世纪的《晋书》有“初帝目有大瘤疾，使医割之”的手术记录。宋代《卫济宝书》第一次使用“癌”字，谓“癌疾初发，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仁斋直指方》谓：“癌……以地胆（斑蝥）为主，而后可以宣其毒矣。”《疮疡经验全书》描述乳岩“捻之内如山岩，故名之，早治得生，迟则内溃肉烂见五脏而死。”对于癌瘤的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多仅停留在肿块硬实如山岩，溃破翻花难收口，能烂及五脏的恶疮毒瘤等表象上，未能认识到癌瘤为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因此，对于癌瘤的辨治，也多为有方无法，或有法无方，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周氏研究肿瘤２０余载，潜心攻读各家学说，认为肿瘤的辨证施治规范形成始于《伤寒杂病论》，如：《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积者，曰：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辗转痛移。”《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第十七》曰：“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而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和方法，不仅为外感热病而设，同样也适用于内伤杂病。《伤寒杂病论》开拓了中医辨证论治规范，朱丹溪誉为“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中医肿瘤学的辨证施治应遵循《伤寒杂病论》的法度。仲景伤寒的六经辨证，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的。仲景在此基础上，以脉证为根据，不拘时日，不分次第，根据脏腑经络病理变化情况，以三阴三阳六经作为分证纲领，而有“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的六经辨证，在六经辨证中，疾病的演变，可有循经传、越经传、表里传等，非独总按三阳病、三阴病六经排列的顺序传变。仲景的六经辨证，吸收了汉代以前有关医学理论与临床经验，概括了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结合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邪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各方面的因素，将外感热病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证候，根据一定规律，分析、综合、归纳成六个不同类型，用以作为辨证论治，因人而施的准则。同时，以六经来代言脏腑及其经脉，倡导了辨证论治要与辨病位相结合的辨证方法。因而，六经辨证，不仅用于外感热病，也广泛地被应用于内伤杂病的辨治，由此我们可领悟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内涵。临证时，须灵活变通，治病既不离法，又不为法所拘，且辨证须与辨病结合。肿瘤的辨治，同样须根据各种临床证候，辨明病属寒热虚实，病在何脏何腑，属何经脉，而灵活运用六经的辨证方法，如消化系统肿瘤，出现“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病位少阳，病机属肝气郁结，肝胃不和，肝脾不和者，用小柴胡汤主之；腹腔肿瘤，不论原发或继发的，出现“腹大满不通”“腹胀满”伴呕吐，腹痛，纳谷不下属胃（肠）燥热津伤而致的痞满燥实证；或“无表里证”，仅为“大便难，身微热”，并有“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真阴耗竭，目失所养证候；前者多为体质壮实者，后者多为年老体虚者，但理化检查均有肠鸣音亢进，腹透均提示不完全性肠梗阻，病位在阳明者，均可用大承气汤急下存阴，通腑祛邪，荡涤积滞。泻心汤证的心下痞，是由于脾胃升降失常，脾气当升不升，胃气当降不降，气机痞塞于中而致，故化、放疗患者，出现脾热或胃寒脾热的寒热错杂呕吐证，常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而获效；但若属脾阳虚出现腹胀满者，则须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食道癌所致胃虚痰阻，“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用旋复代赭汤。癌瘤引起的腹水证，因膀胱气化失常，水饮内停，小便不利，辨证为太阳腑证之蓄水证，可用五苓散主之；又如“脉微而沉”、“瘀热在里”之抵当汤证，为瘀血内结。盖肿瘤的成因，与“瘀”密切相关，故临证时体壮而有“瘀”表现者，均可选用。因此，深刻领会仲景的六经辨证精神，而不拘泥于表面上属某经某证，即是仲４９９景教导我们的“思病之源，思过半矣”。（二）一方代表一法治病必求其本《伤寒杂病论》每一方均能代表一法，如解表剂之桂枝汤代表辛温解表法，麻杏甘石汤代表辛凉解表法；泻下剂中承气汤代表寒下法，大黄附子汤代表温下法，麻子仁丸代表润下法，十枣汤代表逐水法；和解剂中小柴胡汤代表和解少阳法，四逆散代表调和肝脾法，半夏泻心汤代表调和肠胃法；清热剂中白虎汤代表清气分热，白头翁汤代表清脏腑热；温里剂中理中丸代表温中祛寒法，四逆汤代表回阳救逆法，当归四逆汤代表温经散寒法；补益剂中炙甘草汤代表温补心阳法，肾气丸代表温补肾阳法；理气剂中半夏厚朴汤代表行气化痰法；旋复代赭汤代表降逆化痰法，理血剂中下瘀血汤代表活血祛瘀法，温经汤代表温经祛瘀法，桂枝茯苓丸代表祛瘀消症法，大黄虫丸代表祛瘀生新法；祛湿剂中茵陈蒿汤代表清热祛湿法，五苓散代表利水渗湿法，苓甘术甘汤代表温化水湿法；祛痰剂中小陷胸汤代表清热化痰法，苓桂五味姜辛汤代表温化寒痰法；大柴胡汤代表表里双解法；酸枣仁汤代表养血安神法；桃花汤代表涩肠固脱法；麦门冬汤代表滋阴润燥法；鳖甲煎丸代表消痞化积法；乌梅丸代表温脏驱虫法；瓜蒂散代表涌吐法；大黄牡丹汤代表泻热破瘀法，如此等等，均说明仲景熔理论与方药为一炉，辨证论治，处方遣药，相当严谨。周氏把仲景的辨证论治法度活用于临床，如对痰证的认识，将痰分为湿痰、燥痰、热痰、寒痰、风痰、老痰、痰瘀等。对于湿痰，选用小青龙汤、麻杏甘石汤等；对于燥痰，选用麦门冬汤等；对于热痰，选用小陷胸汤；对于寒痰，选用苓甘五味姜辛汤；对于痰瘀互结，选用鳖甲煎丸等。对瘀证的认识，属气滞血瘀的，使用理气加祛瘀法；属气虚血瘀的，使用补气祛瘀法；寒凝经脉的，使用温通祛瘀法。同为冲任虚寒的血瘀证，血虚者用温经汤，体壮者桂枝茯苓丸；而病属晚期，正气虚衰者，用鳖甲煎丸、大黄虫丸。同为肺癌患者，见咳喘，痰涎壅盛，胸胁硬满而痛，大便滞下或稀溏，舌暗淡，苔白厚腻，脉弦滑，属“寒实结胸”者，用三物白散方治疗，若见咳嗽、发热、痰黄粘稠，舌红或暗，苔黄腻，脉滑数，属痰热壅盛，或热结血瘀者，用千金苇茎汤；若肺癌合并有胸水，“喘不得卧”者，用葶苈大枣泻肺汤；若肺癌放疗后，出现“虚羸少气，气逆欲吐”之气阴两伤，余热未清，胃失和降证，用竹叶石膏汤主之。周氏反对谈肿瘤不管寒热虚实即用大剂之寒凉攻下药。对于辨证施治原则是否适应于肿瘤的辨治的疑惑，强调肿瘤的治疗效果的差异不应归咎于辨证施治的原则，恰恰相反，是因为辨治技能未至炉火纯青故也。努力提高中医肿瘤辨治水平，“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肿瘤界同仁的共识。（三）八法在现代中医肿瘤治疗中的活用《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治法，大体上可用八法概之，即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周氏认为，八法在现代中医肿瘤治疗中的运用，应有所侧重，灵活变通，如汗、吐法，由于肿瘤为内伤杂病，除非兼杂太阳表证使用汗法，痰涎壅盛偶用吐法，素来在肿瘤的辨治中，此二法较少使用。其他方法，则根据体质的强弱，病情的缓急，病性的寒热，正邪相争情况而辨证地应用，诸法可分可合，临证灵活变通。下法，即泻下法，具有通泄大便，攻逐水饮，泻下实热之效。根据病情及体质的不同，下法具体运用又分为寒下、温下、润下、峻下逐水等法。下法在肿瘤治疗中的运用，除用于大便不通，腹胀大而痛等的痞满燥实证外，更多的是体现在消瘤破积法的具体运用上。肿瘤在体内多５００表现为症瘕积聚，盘根错节，留着不去，肿块日渐增大，在发病早、中期，以邪气炽盛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尤其体质壮实者，因此，治疗时多采用消瘤攻坚、通利破积之峻药，以荡涤积滞，推陈致新，消散瘤块。《素问·至真要大论》谓“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是也。消瘤破积法属于下法，宋·张子和《儒门事亲》认为“积聚陈?于中，留结寒热在内”者，宜用下法，下法能使“陈?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消瘤破积药多数气厚力猛，药性峻烈，《素问·五常政大论》谓“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因此，临床使用时，注意只须衰其大半则已。和法，即和解法，用于邪在半表半里，或气血不和，脏腑功能失调，具有疏通调和作用。《伤寒杂病论》的和法，包含了调和阴阳、表里、营卫、脏腑功能等作用。肿瘤的成因，多由脏腑功能失调，阴阳不和所致。《诸病源候论》谓：“积聚者，由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脏腑之气所为也。症者，由寒温失常，致脏腑之气虚弱……”如乳岩，《疮疡经验全书》曰：“阴极阳衰，血无阳安能散，致血渗与心烦而成乳岩。”《外科正宗》曰：“忧郁伤肝，思虑伤脾，积想在心，所愿不得者，致经络痞涩，聚结成核。”其主要病机表现为肝脾不和、冲任失调，治疗宜疏泄调达，调和肝脾，调摄冲任。肝癌之为病，总与肝郁脾虚，肝脾不和相关。肝为刚脏，喜条达而恶抑郁。忧思郁怒，情志抑郁，气机不畅，肝失疏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肝郁犯脾，致脾虚不运，故有胁胀痛不适，纳呆，疲乏，消瘦，泄泻等肝郁脾虚症状，治宜疏肝理气，健脾和胃。和法的运用，总以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目的。温法，又称祛寒法，是用温热性药物，以祛除寒邪，补益阳气的一种治法。其主要作用是回阳救逆，温中祛寒，消除沉寒阴冷等。世人治疗肿瘤，惯用寒凉之剂，殊不知温热药的妙用。盖因既往肿瘤的辨证，皆归属于疮疡外科，《外科启玄》如、《外科大成》、《外科证治全生集》、《疡科心得集》、《外科证治全书》等，都有关于肿瘤病的阐述，但由于多从直观的角度思维问题，如体表肿瘤多表现为溃烂翻花、腥秽恶臭等，故辨证多从火毒而论。但也有从温热论治的，如清代外科名医王维德在《外科证治全生集》中指出：“大者名恶核，小者名痰核，与石疽初起相同。然其寒凝甚，结毒根最深，却不易溃。未溃之前，忌贴凉膏，忌服凉药，内服阳和丸、犀黄丸可消。”其创制的阳和丸，由肉桂、麻黄、炮姜炭温热类药物组成。明·薛己在《口齿类要》中也指出：“（治疗唇茧）大要审本症，察兼症，补脾气，生脾血……若患者忽略，治者不察，妄用清热解毒之药，或用药线结去，反为翻花败症矣。”因此，周氏指出，肿瘤的治疗，非独用寒凉之剂，如对胃癌的辨证，胃主受纳与运化，《中藏经·论胃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症之法第二十七》谓：“胃者人之根本也……实则中胀便难，肢节疼痛，不下食，呕吐不已。虚则肠鸣胀满引水滑泄……病甚则腹胁胀满，吐逆不入食，当心痛，上下不通，恶闻食臭，嫌人语，振寒喜伸欠。”胃体癌变，不能腐熟水谷，影响受纳与运化，故有纳呆、上腹饱胀、疼痛等症状，其临床分型，虽也有肝郁胃热等各种证型，但总以脾胃虚寒型为多，临证多见胃脘隐痛，喜按恶凉，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颜面白光白，口淡乏味，时呕清水，神疲肢冷，倦怠短气，便溏腹泻，舌苔润，舌质淡胖，脉沉细或沉缓。周氏善用附子、肉桂、吴茱萸、高良姜等温热类药于汤剂中，其意明了。又如痛证，病因由气滞、血瘀、痰凝等而致，致经脉不通，不通则痛。但在临证时，周氏也多在辨证基础上加用温通经脉之药，标本同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清法，又称清热法，是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的一种方法，具有清热降火、凉血解毒等作用。不论热在气、营、血分，在脏在腑，属里热者，皆可应用。肿瘤临证时常用的治则，便是清热解毒法。历代医家多认为，热邪与火毒是恶性肿瘤的病因之一，处于极期的肿瘤病人，常呈阳５０１证和热证，如宫颈癌见五色带下臭秽，肝癌患者烦热黄疸，肺癌患者之黄脓痰，结肠癌之脓血便，白血病之吐衄发斑。多种癌症伴见口渴发热，五心烦热，溺黄便结，舌红，苔黄，脉弦滑数等。体表肿瘤或局部转移病灶出现红、热、肿、痛之“阳痈”，肿物溃破见脓血腥臭等，皆因邪热结聚，或毒邪郁久化热而致，宜用清热解毒法。在辨证时，气分之间热者重在泻火，血分实热的偏于凉血，白头翁汤、白虎汤等临证时也多选用。消法，即消散法，是在“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祖国医学对于肿瘤的命名，多为“症瘕”、“积聚”等，因而，肿瘤的成因，也多与瘀、痰等有关。如清·王清任《医林改错》指出：“今请问在肚腹能结块者是何物？若在胃结者，必食也；在肠结者，燥粪也……肠胃之外，无论何处，皆有气血……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丹溪心法》谓：“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凡人身上、下有块者，中、多是痰。”故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消痞化痰等也为常用治则之一，此类方剂，当数《伤寒杂病论》最为丰富，应用也最广，仲景创立的鳖甲煎丸、枳术丸、抵当汤、大黄虫丸、桂枝茯苓丸、下瘀血汤、桃仁承气汤等，为历代医家所推崇。补法，顾名思义，即“补其不足”。以阴阳气血分，可有滋阴、壮阳、补气、养血；以脏腑分，可有补心安神、补肝养血、补气健脾、补肺养阴、补骨生髓等。肿瘤的发病，历来均强调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决定性因素。《素问·制法论》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积聚篇》即明确指出“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卫生宝鉴》也提出“养正积自消”。仲景也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症第一》谓“四季脾旺不受邪”。仲景推崇“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当今研究较为深入的肿瘤扶正抗癌治则，为中西学者所认可。扶正抗癌法，包括养阴生津、健脾益气、温阳补肾等，仲景创立的补益剂就有黄芪健中汤、肾气丸、酸枣仁汤、当归生姜羊肉汤、人参汤、麦门冬汤等，而诸补益剂中，以健脾益气最为重要，《华佗中藏经》谓：“胃者，人之根本，胃之壮，五脏六腑皆壮也。”《内经》谓：“安谷者昌，绝谷者亡。”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气健运，则气血充盈，正气旺盛，营卫调达；若脾气虚弱，气血生化无源，导致气血亏损，卫外无能，则邪毒易内侵，致痰浊内生，营卫壅涩，气滞血瘀，症积乃成；病至晚期，或放、化疗后，大肆攻伐，正气不支，脾胃元气衰败，则必死无疑。所谓“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也。除上述八法外，肿瘤的治则，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如理气散结，祛瘀生新，消肿止痛，外治抗癌等，具体的运用，也都或分或合，或单法，或二法，或数法合用，但多由此八法演绎而成。临证时，只要辨明寒热虚实，抓住关键，即所谓抓病机及主症，对症下药，便能奏效。二、师古而不泥古发展温病学说（一）首倡放射反应和放射损害属“火邪”、“热毒”论，辨证归属温病范畴肿瘤放射学是建立于放射物理学、放射生物学、放疗技术及临床肿瘤学基础上的学科，自１９２２年Ｃａｕｔａｒｄ氏报告用以治疗喉癌取得成功后，放射治疗已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治疗体系，成为现代肿瘤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放射治疗根据放射源的种类分为三类：①放射性核素射出的α、β、υ射线；②Ｘ线治疗机和各类加速器产生的不同能量的Ｘ线；③各类加速器产生的电５０２子束、质子束、中子束、负π介子束以及其他重粒子束等。根据放射源的照射方法可分为体内照射和体外照射。由于放射治疗是通过照射源照射身体某部位，在照射肿瘤组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照射到一部分正常组织而产生一系列毒副反应。放射线对组织损害可以修复的为放射反应，出现不可修复的组织损害则为放射损害，此类反应周氏统称之为“放射病”。“放射病”的表现可有全身及局部症状表现。全身症状表现为于放疗后１至数小时或１至２天出现恶心、厌食、呕吐、头痛、全身乏力、骨髓抑制等反应，并有发热、口干、喜热饮、小便短赤等热盛伤阴症状；局部反应如鼻咽部、生殖器出现的放射性粘膜损伤，导致粘膜充血、水肿、糜烂，严重时出现溃疡、出血；肺部放疗后可出现干咳或咳嗽、气促等症状；下腹部放疗后可出现尿频、尿急、尿痛、血尿、便血、里急后重等；在放疗后数天还可出现放射性皮炎，表现为皮肤发红、?热感、日久渐变为暗棕紫色，甚则出现湿性表皮脱落、破损、久不愈合的溃疡、疼痛等。以上症状表现，均有热象偏重、化燥伤阴的病理特点，因此，“放射病”属“火邪”、“热毒”，而“火邪”、“热毒”属于阳邪，具有温热性质的特点，且邪热从外感受，起病急、变化快，因此，辨证应属“温病”范畴。其发病虽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传变规律也不一定按卫气营血四个不同的病理阶段，但在不同季节，因“四时”主气的不同也兼夹有“时气”的症状表现，且其症状表现同样也可分为卫、气、营、血分症状。放射病虽不完全类同温病，但它是温病的一种特殊类型，先贤只是由于受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限制，未有机会认识此治疗手段罢了。近代医家已意识到，温病病因学说的意义已不仅限于温病的发生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指导临床“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素问·调经论》已提过，“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或生于内者，得之风雨寒暑，也可以得之饮食起居”。王孟英在分析吴鞠通“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时提到，“夫温病究三焦者，非谓病必上焦始，而渐及于中下也。伏气自内而发，则病于下者有之。胃为藏垢纳污之所，湿温疫毒，病起于中者有之，暑邪夹湿者，亦犯中焦，又暑属火，而心为火脏，同气相求，邪极易犯，虽始上焦，亦不能必其在手太阴一经也”。所以，疾病的发生及发展并非一成不变，不必拘泥于某些条条框框，关键在于根据病因病机辨治。清代名医高锦庭亦曾将温病学说引进到外科领域，在《疡医心得集》中提到：“盖以疡科之证，在上者俱属风温风热，风性上行故也；在下者俱属湿火湿热，水性下趋故也；在中者俱属气郁火郁，以气火俱发于中也。”“长夏湿热炎蒸，肌体易疏……客于肌表者，则为疒立口为瘰，为暑热疮，为串毒，为丹毒游火，客于肉里者则为痈为疡，客于经脉者为流注，为腿痈。”“亦有暑邪内伏，遇秋而发者……其在肌络则为流注、腿痈等症。”周氏把温病的辨证理论体系应用到“放射病”的辨治上，是对温病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与补充，充分体现“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二）养阴保津祛邪消瘤温病的治法，统括起来主要有解表、清气、和解、化湿、通下、清营、凉血、开窍、熄风、滋阴、固脱等，在“放射病”的治疗中，首推滋阴法，因为放射病属“火邪”、“热毒”，易耗伤津液，若能“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故养阴保津法在肿瘤放射病治疗中贯穿始终。大凡人体的精、血、津液，皆属于阴液的范畴，滋阴法即是运用生津养液，补血填精作用的方药，达到滋补阴液，调节阴阳偏颇的一种治疗方法。在具体运用上，根据病情不同，而分别用甘寒生津法，咸寒甘润法，酸甘化阴法，苦甘合化法等；依据病位的不同又可分为滋养肺胃、增液润肠、滋补肾阴等。５０３滋阴法在放射性病中的运用举隅：１放射性皮炎：症见皮肤红肿热痛，进而脱皮屑、脱皮毛，阵阵发痒，此为干性皮炎；肿痛潮红，皮肤破损，渗出大量黄色液体，为湿性皮炎，舌红，苔黄或腻，脉数。刘河间曰：“诸痛痒疮，皆属于火。”中医辨证属“疮疡”范畴。又因肺主皮毛，故放射性皮炎从肺论治，拟用辛凉宣肺、苦甘养阴法，用牛蒡解肌汤加减（牛蒡子、薄荷、连翘、栀子、牡丹皮、石斛、玄参、夏枯草、黄芩、蛇舌草、石膏），外涂碧玉散（滑石、甘草、青黛）。２放射性口咽炎：症见口腔粘膜充血、水肿、溃疡，甚则出血，舌体生疮，咽喉肿痛，口舌干燥，舌红，苔薄黄，脉细数。舌为心之苗，喉为肺系，治宜清热凉血、清心育阴法，方用清营汤加减（犀角、生地、玄参、竹叶心、麦冬、丹参、黄连、金银花、连翘）。由于口腔溃疡，影响进食，可用五汁饮（梨汁、荸荠汁、鲜苇根汁、麦门冬汁、藕汁）频频呷吸。３放射性肺炎：症见胸闷、气喘、咳嗽、咳痰不爽或黄粘痰，或发热，舌红，苔黄，脉弦数。证属肺燥津伤，津亏热结，治宜清热养阴，宣肺理气。方用沙参麦门冬汤加减（沙参、麦冬、玉竹、桑叶、天花粉、甘草），热盛加用竹叶石膏汤（竹叶、石膏、半夏、麦冬、人参、炙草、粳米）。４放射性食道炎：症见吞咽疼痛，食道烧灼感，口干咽燥，便秘，或呕吐痰涎，舌红，苔黄腻，脉弦数。食道为胃之上口而归属于胃，放射治疗灼伤胃液，致胃阴不足，阴虚火旺，灼津成痰，治宜滋养胃阴，清热保津法，方用《时病论》的清热保津汤（连翘、天花粉、鲜石斛、鲜生地、麦冬、参叶、枳壳、石上柏）。５放射性胃炎：症见脘腹胀闷，恶心呕吐，纳呆，口干不欲饮，大便秘结，舌红，苔白或黄腻，脉濡滑或弦滑。此因火邪灼伤胃液，胃阴受损，脾阴不足，致水谷停滞，滋生湿热，治宜苦甘化阴、燥湿醒胃。取甘苦之性以化阴气，苦寒又能泻热燥湿，免除滋阴助湿之弊。方用冬地三黄汤合薛氏五叶芦根汤化裁（麦冬、黄连、苇根汁、元参、黄柏、银花露、细生地、黄芩、生甘草、藿香叶、鲜荷叶、佩兰叶）。６放射性肠炎：症见腹胀，腹痛，里急后重，肛门灼热，粘液血便，口干舌燥，烦闷不安，舌红或绛，苔白或黄腻，脉弦数。此乃邪热瘀结下焦，久积不化，蕴湿化毒，由气分入血分而致，治宜清肠解毒、凉血导滞，方用白头翁汤合黄连白芍汤方加减（白头翁、秦皮、黄连、黄柏、白芍、丹皮、丹参、苦参、土茯苓、蛇舌草）。７放射性膀胱炎：症见尿频、尿急、尿痛，少腹胀满不适，排尿困难，甚或血尿，舌红，苔黄，脉弦。肾合膀胱，肾主开阖，司膀胱气化，热邪蓄积下焦，灼伤真阴，开阖不舒，气化无权，故小便不利，治宜清泄瘀毒，滋阴利水，方用茵陈蒿汤合猪苓汤加减（茵陈、山栀、大黄、猪苓、茯苓、泽泻、滑石、山萸肉、马鞭草、仙鹤草）。８放射性脑脊髓炎：症见神情淡漠，烦躁不安，语言謇涩，口眼歪斜，上肢或下肢麻木感或触电感，甚则截瘫，二便失禁，舌红或暗紫，苔薄，脉沉细。放射线照射骨骼髓海，热邪伤阴，经脉阻滞，肾精不足，髓海失养，治宜滋肾填精，通络祛瘀。方用左归饮合补阳还五汤加减（熟地、山茱萸、枸杞、菟丝子、龟板胶、川牛膝、归尾、黄芪、地龙、桃仁、红花、田七）。放射治疗引起的放射反应和放射损害，主要表现为热邪伤阴，而导致肿瘤发生的主要原因，与机体正气虚弱密切相关。滋阴法也为扶正抗癌的主要大法之一，广泛用于素体阴虚，或肿瘤邪毒化火，热毒伤阴，阴津亏耗，或病至中晚期，体质亏虚，阴液不足者。滋阴法在放射治疗中，不仅具有减轻放疗的副作用，还有增效、祛邪抑瘤的作用。实验也证明养阴药物具有提高免疫功能及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与转移的作用。运用滋阴法，具有标本同治作用，临床上还须根据夹瘀、夹痰、气虚、阳虚的情况，综合辨证，以求“阴平阳秘”。三、治癌着重认病临床勤于辨证（一）认病辨证一丝不苟“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认识疾病，包括认病与辨证两方面。“证”，是中医特有的一个概念，也称为“证型”。在中医学中，“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综合概括，含有病因、病位、病性、病机和症状等内容。“病”，则反映了机体在致病因素作用下的全部病理过程。“证”只是“病”的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特征，“病”是一个纵向的病理过程，“证”是“病”的横断面；“病”在演变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证”，通过证型的转化体现了疾病的转归。辨证，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得来的资料，运用中医学的诊断方法，对于病人复杂的症状，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辨证的手段，是中医对疾病本质及其发展阶段特征的认识过程，辨证的结果，即是判断为某一证型，是人体病理生理反应状态的综合体现。认病，是医生根据患者病史、自觉症状、理化检查等的主客观表现、指标来确立诊断的思维过程，也是辨识各种疾病发生发展特殊规律的步骤。因此，认病辨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侧重于认识疾病的特异性，从总体上把握疾病的发展趋势，后者则着重反映疾病发展阶段的病理特征和机体的反应状态，尤其注重个体差异。认病与辨证相结合，既有助于根据疾病的个性把握其发展变化的方向，又能根据机体的病理生理反应状态及时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治疗。一种病可以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证”，而同一个“证”也可出现在许多互不相同的疾病中。中医的特色，就是同一证型，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治疗，相反，尽管所患疾病相同，由于体质、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或已处于不同的病变阶段，则其证型亦可各异，治疗方法也随之有所不同，即体现了“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精神。在恶性肿瘤的辨治中，由于是癌瘤在“病”与“证”上的特殊，因而周氏更加强调认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必要性。恶性肿瘤的病名，古代医家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大多数仅以晚期出现的症状或体征来作为病名，如唇茧（唇癌）、舌菌（舌癌）、乳岩（乳腺癌）等。其中某些病名、病位较表浅的，与现代医学的病名就较为一致；而某些病位较深、或症状较复杂的，就可能有同一中医病名包含两种以上的良性或恶性肿瘤，如症瘕积聚，就包含了腹腔中的多种良性、恶性肿瘤；噎膈，则包含了食管与胃的良性恶性肿瘤，以及食管痉挛等；对于某些亚临床或癌前病变的病种，则难有相应的病名。不可否认，这是中医肿瘤学的局限。现代医学则是利用各种理化手段，结合病因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解剖组织学等来对疾病进行命名，因而其病名较之中医肿瘤学的病名，则更准确、客观些。因此，辨证与认病相结合，病证合参，才能提高中医治疗癌肿的效果。周氏常言，我们不必忌讳使用现代医学于我有用的东西，许多理化检查手段，如ＣＴ、ＭＲＩ等，便是利用了现代物理学、计算机基础等知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因此，扬我所长，避我所短，发挥中医辨证的长处，吸收现代医学辨病的优点，是中医肿瘤治疗的一大特色，也是现代中医肿瘤学发展的必然。这将有利于对外交流，使中医肿瘤学走向世界。５０５周氏指出，肿瘤的辨证，应首别虚实。明·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提出：“正气与邪气势不两立，若低昂然，一胜则一负。邪气日昌，正气日削，不攻去之，丧亡从及矣。然攻之太急，正气转伤，初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讲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较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因此，临证时，若于疾病早期，邪实正未虚，治宜急攻猛攻，包括现代医学的手术、放疗、化疗手段；至疾病中期，正虚邪盛，不胜攻伐，治宜扶正抗癌；至疾病后期，正邪俱衰，则以扶正为主。如治原发性肝癌，在早期，虽有积块，但未出现转移，自觉症状不明显，呈现邪实正气未虚，治宜清肝解毒，祛瘀消瘤；中期肿块日渐增大，病邪侵凌，伤气劫血耗精，机体形神渐损，邪盛而正已虚，治宜攻补兼施；晚期癌肿转移，癌块盘根错节，身体羸瘦，腹部臌胀，肝肾阴精耗竭，邪毒嚣张，正气消残，不堪攻伐，治宜滋养肝肾，兼顾标实之急，以求苟延生机。在症状的辨治上，如发热证，属虚证发热的有阴虚发热、气虚发热、阳虚发热等，属邪实发热的有瘀血发热、湿热发热、气郁发热等，不论病种及病程，均须辨证用药。再如出血病，按中医病名分，有咳血、衄血、吐血、便血、尿血等，而西医则分咯血、呕血、消化道肿瘤出血、泌尿系肿瘤出血等。对于血证，辨证须抓“火”、“气”二字，属“火”的有邪毒化火、肝郁化火、阴虚火旺等，属“气”的多为肺脾气虚。在辨证时，须结合辨病，如原发性肝癌引起的消化道出血，在止血的同时，属脾虚的须健脾疏肝，属阴虚的须养阴清热，属火旺的当须清肝泻火。肺癌导致的咯血，属邪毒壅肺的当清肺解毒，属阴虚内热的当养阴清热，属肝火犯肺的当泻肝清肺，属肺脾两虚的当健脾补肺。因此，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也是标本兼顾的体现。（二）用药如用兵当知病治病周氏推崇前人提出的“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必能知彼知己，……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实邪之伤，攻不可缓。”认为癌症顽疾，其审病辨证，每每独处藏奸。癌瘤生于体内，肆无忌惮，有如国中出现盗贼，打家劫舍。药物抗癌，投鼠忌器，譬如围剿顽匪，须探明底细，里应外合，杀贼而不伤民。观原发性肝癌属症积、黄疸、暴症等范畴，《外台秘要》谓“腹中有物坚如石，痛如刺，昼夜啼呼，不疗之百日死”，它与现代医学认为肝癌有腹部肿块、剧痛、确诊后自然病程约三四个月有惊人的相似，提出肝癌的临床证型可分为肝热血瘀、肝盛脾虚、肝肾阴亏三型，依次与现代医学的单纯型、硬化型、炎症型相印证。周氏明了，“治积之要，在知攻补之宜，当于孰缓孰急中辨之。凡积聚未久而元气未损者，治不宜缓，盖缓之则养成其势，反以难制。此其所急在积，速攻可也”（《景岳全书》）。曾创制莲花片治肝癌，用于“实邪之伤，攻不可缓”。临床多年，勤于比类推敲，不同癌症，可呈相同病机，但病位和病变实质则迥异，如食管癌和支气管肺癌的病机皆可用痰、瘀、虚三字概括，而辨证则不尽相同，食管癌重在血虚，而支气管肺癌则以气阴两虚为主。因此，食管癌的治则，涤痰祛瘀、通幽降逆不忘滋阴补血；肺癌的治则，宣肺涤痰、祛瘀软坚切记益气养阴。体表癌肿或转移性癌瘤按痈疽恶疮论治，故研制出琥珀止痛膏外治与内服汤剂内外兼攻，以攻其毒、溃其坚。而手术、放疗、化疗为杀敌深入，急攻猛攻之势，定必大伤元气，“故凡治虚者，当从缓治，只宜专培脾胃，以固其本”，“斯缓急之机，即万全之策也”。５０６（三）察病机定治则审病势拟方药祖国医学认为，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它的病因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主要为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外因为六淫、伤食等邪毒郁积；内因为脏腑经络失调、阴阳气血亏损，使正气先虚。在外邪作用下机体形成气郁、痰滞、湿聚、血瘀、蓄毒等病理状态，而正气虚促使邪毒久聚成块而产生肿瘤。针对上述病理状态，根据“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适事为故”的原则，周氏将恶性肿瘤的治疗大法归纳为六类，详述如下：１清热解毒法：热邪与火毒是恶性肿瘤的病因之一，处于极期的肿瘤病人，常呈阳证和热证，如宫颈癌见五色带下臭秽；肝癌患者烦热黄疸、邪热迫血妄行则吐血或便血；肺癌出现脓血痰；结肠癌见脓血便；白血病见吐血发斑，并伴见发热口渴、五心烦热、溺黄便结、舌红苔黄、脉弦滑数等。其局部转移病灶或体表癌块，亦现红、热、肿、痛之“阴痈”症状，肿物溃破则流血渗液腥臭，症情险恶，溃而难收，历代医家称为“恶疮”、“毒物”。以上诸种临床表现，皆为热邪结聚，或邪毒郁久化热所致，治宜清热解毒。以气分实热为主者重在泻火；以血分实热为主者偏于凉血；邪热蕴郁成瘀者宜配合活血化瘀药。清热解毒药物有较广泛的药理效应，部分药物在体内或体外有直接或间接抑杀肿瘤细胞的作用；部分药物尚能影响机体内分泌系统、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如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提高巨噬细胞或淋巴细胞的功能，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某些清热解毒药对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有一定的增效作用。此外，本类药物多有较广泛的抗菌效果，有消炎、退热、散肿排毒或中和毒素的作用。通过动物实验观察感染瘤株及未感染瘤株的生长情况，发现炎症和感染是促使肿瘤扩散恶化的条件之一，由于这类药物能控制肿瘤周围炎症的其他感染，在一定程度上亦有助于减轻症状、控制肿瘤的发展。２活血化瘀法：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运行于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升降出入，流畅无阻，气血相辅相成，气为血帅，血为气母，如气郁、气滞、气聚等皆能凝血成瘀，出现积聚肿块。《素问·举痛论》谓：“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明·董宿原《奇效良方·积聚门》谓：“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不散，津液凝涩渗著不去，而成积矣。”清·王清任《医林改错》指出：“今请问在肚腹能结块者是何物？若在胃结者，必食也，在肠结者，燥粪也……肠胃之外，无论何处，皆在气血……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说明肿瘤的形成与气滞血瘀有关。由于血行不畅，瘀血凝滞，“不通则痛”，患者每有固定性疼痛，疼痛时间较持续而顽固；因血行不畅或局部郁血故可见颜面暗晦，指甲及皮肤粗糙无光泽，舌质瘀暗、舌面瘀点或瘀斑、舌下脉络郁血等，脉象弦缓或弦涩有力，甚则可摸到包块，是为血瘀证，宜用活血化瘀法治疗。本类药常与行气药同用；又血遇寒则凝滞，对寒凝血瘀者宜配温里药以温通血脉；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对气虚成瘀者，宜配合补气药以加强祛瘀作用。活血化瘀药依其作用强弱又可分为和血、行血、破血之类，前者药性平和，后者较为峻猛。活血化瘀方药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改善血液循环，增加血管通透性，软化结缔组织，消炎止痛，可能改善实体瘤局部的缺氧状态，提高对放射治疗的敏感性。国外资料指出，由于癌瘤周围有大量纤维蛋白的沉积，并形成纤维蛋白网格，使抗癌药物和免疫活性细胞不易深入瘤内。因而癌组织周围纤维蛋白的积聚，是癌细胞得以在体内停留、生长、发展，最后形成癌块或转移５０７灶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些活血化瘀药具有增强纤维蛋白溶解性和降低纤维蛋白稳定性的作用，从而可能防止或破坏肿瘤周围及癌灶内纤维蛋白的凝集。通过改善肿瘤组织的微循环及增血流量，使抗癌药物、免疫淋巴细胞到达肿瘤部位，发挥抗癌作用，并能提高抗体水平，增强机体免疫力，从而有助于减轻症状，消除肿块。３除痰散结法：中医学里痰的概念较为广泛，狭义的痰指咳嗽咯出的痰液（外痰）；广义的痰除了有形的痰之外，还包括无形之痰（内痰），是多种疾病的致病因素之一。痰的产生与脏腑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李中梓《医宗必读》谓：“脾土虚弱，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中滞膈，瘀而成痰。”痰证在全身各处皆可出现，且其症状变化多端，是谓“顽痰生百病”，清·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指出：“痰之为物，流动不测，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俱有。”肿瘤亦每与“痰滞作祟”有关，临证常见痰热在肺则咳喘吐脓血（如肺癌）；在食管、胃脘则呕秽痰涎，饮食难进（如食管癌、胃癌）；流窜皮下肌肤则成痰核、瘰疬、瘿瘤、乳石痈（如淋巴结核、颈部淋巴结转移癌、淋巴肉瘤、甲状腺肿瘤、乳腺癌等）；痰饮泛滥、痰热瘀结经络则足肿、腹水或黄疸（如肝癌）等，并伴见脘腹满闷，痰涎难咳出，舌苔白厚或腻浊，脉滑，治宜化痰软坚，除痰散结。痰的成因很多，从其性质来讲，可分为湿痰、燥痰、热痰、寒痰、风痰、老痰、痰瘀等，《景岳全书》告诫“见痰休治痰”，“善治者，治其生痰之源”，乃为正本清源之法。若肺热熏蒸生痰者宜清热除痰；燥邪伤肺，阴液被烁，津灼成痰者宜润燥除痰；脾不健运，水饮留滞，蕴湿成痰者宜健脾化痰；肾司开阖，肾虚水泛，聚湿成痰者宜温肾化痰；又气郁易生痰，老痰多气滞，严用和《济生方》谓：“人生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故除痰散结药中常加入理气之品以调畅气机；再则痰与血同属阴，易于交结凝聚，元·朱震亨《丹溪心法》谓：“痰夹瘀血，遂成窠囊。”张璐著《张氏医通》谓：“痰夹死血，随气攻注，流走刺痛”。此等“窠囊之痰”，即为痰积夹瘀血胶着之顽痰，在癌瘤的痰证中甚为常见，故除痰散结药每每与活血化瘀药同用，以增强疗效。除痰散结药多数有不同程度的抑杀肿瘤细胞的功效，善于消散囊肿及多种良性肿瘤，亦可能有减少或控制恶性肿瘤周围炎症分泌物的作用。４消瘤破积法：肿瘤在体内表现为积聚症瘕。盘根错节，留著不去，肿块与日俱增，当邪气炽盛之时，宜用消瘤攻坚、通利破积之峻药，以荡涤积滞，推陈致新，消散瘤块，《素问·至真要大论》谓“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是也。消瘤破积法属于下法，宋·张子和《儒门事亲》认为“积聚陈?于中，留结寒热在内”者，宜用下法，下法能使“陈?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消瘤破积药多数气厚力猛，药性峻烈，《素问·五常政大论》谓“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故本法适于各类肿瘤初、中期肿块明显、形体壮实、正气未虚者。由于肿瘤的形成每与热毒留著、瘀血结聚有关，故消瘤破积药常适当配伍清热药或祛瘀药以加强泄热、溃坚之攻效。由于本法所用药物功效峻猛，且多有毒，对人体的正气有一定的损害，给药时应严格掌握分量与疗程，当病邪已去大半，机体日渐亏虚时应注意兼顾正气，要权衡邪正的盛衰，使祛邪与扶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某些邪盛正虚，标急本缓的患者，非祛邪而不能保正时，纵然形体虚衰，亦可短暂使用消瘤破积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谓：“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５扶正补虚法：《素问·刺法论》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强调了正气对疾病的发生和５０８防御的重要意义。恶性肿瘤发病迅猛，邪毒嚣张，症情险恶，病人多具有进行性消瘦乃至恶病质的特点，并出现阴、阳、气、血偏虚的见症。人体气血阴阳常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阳虚者多兼气虚，气虚者又易导致阳虚，气虚和阳虚常表示机体功能的衰退；阴虚者每兼血虚，而血虚又易导致阴虚，血虚和阴虚常表示体内精血津液的损耗。扶正培本就是指扶助人体的正气，调节阴阳、气血的不平衡，它可以提高患者抵御肿瘤的能力，控制肿瘤的发展。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积聚篇》说：“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早在宋元期间成书的《卫生宝鉴·卷十四》“养正积自除，云：……令真气实，胃气强，积自消矣。”扶正补虚法的应用除了辨阴阳气血之亏外，还要辨虚在何脏而采取相应的治法，故《难经·十三难》说：“治损之法奈何？然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恶性肿瘤的论治，应注意祛邪中不忘扶正，扶正与祛邪结合。扶正之中以健脾和胃为要，脾胃是人体正气化生的源泉，《华佗中藏经》谓：“胃者，人之根本，胃之壮，五脏六脏皆壮也。”对于癌症患者来讲，健脾益气和调理脾胃是扶正补虚的重要内容，必须时时顾及“胃气”，李中梓《医宗必读》指出：“胃气一败，百药难施。”李东垣《脾胃论》强调：“则元气之充足，皆有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概括为“脾旺不受邪”。癌症患者每有脾不健运、食欲不振的通病，加之癌瘤耗精劫血，更加促进机体虚衰，只有脾胃健运，使生化之源不竭，才能耐受祛邪药物之攻伐，《内经》谓“安谷者昌，绝谷者亡”是也。扶正补虚法的运用，必须仔细分辨体内阴、阳、气、血的孰盛孰衰，决不能不分阴阳、气血的盛衰而采用面面俱到的“十全大补”，要把扶正与祛邪辨证地统一起来，扶正是为祛邪创造必要条件，要以中医辨证论治的原理与方法来权衡扶正与祛邪之间的轻重缓急。在恶性肿瘤的临证中，以气虚及阴虚较为常见，故益气养阴法也比较常用。然而癌症的病情复杂，变化也较迅速，在疾病的不同时期，要分清主次，故《内经》着重指出“谨察阴阳，以平为期”，强调了辨证的重要性。如肿瘤经放射治疗后，常可出现“火毒内攻”或“阴虚火旺”之证，见口鼻?热，咽干喜饮，小便短黄，心烦纳少，舌红少苔，脉象细数等证候，治宜养阴清热，或养阴润燥；有时出现口渴而不喜饮，倦怠乏力，短气纳呆，白细胞减少，脉数而无力等脾虚或脾气虚兼有肾阴虚的证候，此时就应少用寒凉肥腻之品，宜予补脾益气，或益脾气、养肾阴两者兼顾，每每强调使用血肉有情之品以饮食调养，重用参、芪之类以益气培本。总之，有是证而用是药，但由于“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故在补阳时避免耗阴，在养阴时防止碍阳。不仅如此，《景岳全书》还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就是这个道理。扶正补虚药依其各自不同的功效可分为益气健脾、温肾壮阳、滋润补血、养阴生津等四类。临床资料及实验证明，中医扶正培本与增强或调整机体免疫功能有关。对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均有促进作用；且能调整垂体—肾上腺系统功能；有的还能增加细胞中环磷酸腺苷含量，调节环磷酸腺苷与环磷酸鸟苷比值，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本类药物与化学药物及放射治疗结合起来应用于临床，可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在放、化疗大量杀灭肿瘤细胞以后使用扶正补虚药，可以保护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减少放射线和化学药物对骨髓、胃肠道等各个系统的毒副反应。６外治抗癌法：本法指运用药物直接作用于病人体表某部或病变部位，以达到消瘤抑癌５０９的目的，部分肿瘤在祖国医学属痈疽疮疡肿毒的范畴。历代外科名家十分重视用外治法以驱邪祛病。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详载膏药可治痈疽（包括肿瘤）、风湿痹痛等症，常选用金石矿物类及芳香走窜类药物，辨明机体的寒热、虚实，药物亦配以温、凉之性，通过外治之法，可以化散其毒，不令壅滞，消肿溃坚。晚清外科学家吴师机著《理瀹骈文》一书，详尽论述外治法的理论根据和具体措施，谓：“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外治药物于患处具有徐徐持续释放药力的独特性能，并能窜透肌肤，深达病所，使药力较为持久地停留于病灶，连续发挥治疗作用。吴师机论及膏药的作用时说：“一是拔，一是截，凡病所结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无深入内陷之患；病之经由之处，截之则邪自断，无妄行转变之虞。”对于各类躯干及体表可摸到明显包块的癌瘤，肌肤无溃破者，使用外治法与内服药相结合，能够减少痛苦，提高疗效，收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外治抗癌法的常用剂型有以下几种：（１）散剂：如皮癌净、信枣散（皆含信石等药），外敷皮肤癌及宫颈癌。（２）膏剂：各类消肿止痛膏药，包括提取抗癌中草药有效成分制成的软膏（如野百合碱、秋水仙碱、蓖麻毒蛋白等），用以外贴体表肿瘤、唇癌、皮肤癌等。（３）栓剂、棒剂及药钉：用腐蚀性或有抗癌作用的中药，做成药栓、药棒或药钉（可用雄黄、信石、莪术、掌叶半夏、鸦胆子等药做成），塞入子宫颈管、肛管或钉入瘤块，用以治疗子宫颈癌、肛管癌或体表肿瘤。（４）水剂：大部分抗肿瘤中草药皆可煎水洗或湿敷，适于浅表肿瘤在全身用药时的配合使用，部分肛管癌或妇科肿瘤，亦可用鸦胆子、苦参、穿心莲等煎液保留灌肠或阴道冲洗。把以上内治各法与外治抗癌法结合起来，可以相得益彰，吴师机亦强调说：“总之，内外治皆足防世急，而以外治佐内治，能两精者乃无一失。”四、学识衷中参西医技推陈出新（一）中医肿瘤学与现代肿瘤学的研究比较回顾医学发展的历史，大致经过三个时代，即经验医学时代、实验医学时代和整体（系统）医学时代。中医肿瘤学产生于经验医学时代，在《黄帝内经》问世的古代，虽然没有“恶性肿瘤”、“癌症”这些病名，但对诸如食管癌、肾癌、乳腺癌、口腔癌等病的主要症状已有较详细而准确的描述。《素问·阴阳别论》如谓：“三阳结谓之膈。”《素问·通评虚实论》谓：“膈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至宋代开始有“癌”的病名。杨士瀛在《仁斋直指方》谓：“癌者上高下低，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茂藏，穿孔透里，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颈或肩或臂，外证令人昏迷。”古人认为凡生于体表，肉眼能诊察到的疾病如痈、疽、疖、丹毒、流注，以及眼、耳、鼻、唇、肛门、皮肤等部位的疾病和损伤等都属外科范围，明代汪机在《外科理例》中提及“以其痈疽疮疡皆见于外，故以外科名之”。故历代把中医肿瘤学归属外科范畴。周代的疡医、唐代的疮肿、宋代的疮肿兼折疡科、元代的金疮肿科、明代的疮科、清代的疮疡科，皆为其属。从病因学角度看，中医肿瘤学认为肿瘤的发生与情志、外邪、饮食及正气虚弱等因素有关，如“内伤于忧怒……而积聚成矣”。因此，中医肿瘤学的病因学说，也不离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５１０方论》的三因学说：“六淫……，为外所因；七情……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折，疰忤附着，畏压溺，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其中，强调正气内虚是肿瘤形成的主要原因，如张景岳的“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外科医碥》的“正气虚则成岩”等论述。在治则上，根据肿瘤的病因病理主要为虚、毒、瘀、痰四个方面而提出扶正培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化痰消症、以毒攻毒等法则。在疾病的诊断上按照“四诊”的方法，以“八纲”为辨证纲领，以“脏腑辨证”为基本内容，强调“治病求本”和因人、因时、因地施治等一系列治疗原则，并强调养生调摄的重要性，因此，中医肿瘤学的研究方法是用朴素的辩证思想，其医学模式是自然———社会———人体，其基本特点就是整体观点、辨证论治。现代肿瘤学的研究方法，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实验医学为特征，运用逻辑的思维方法来研究疾病。它强调的是具体客观的东西，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以原子论为基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人类本身都是可以分解的，可以把它们分离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其对肿瘤病理的认识，是在１９世纪显微镜发现以后才开始。本世纪４０～５０年代之后，由于相关学科如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分子免疫学的发展以及一些新的实验技术的采用，如细胞培养技术、杂交瘤技术、基因工程技术和纯系动物的建立，使肿瘤的基础研究得以深入发展。对肿瘤的病因提出了“基因调节学说”及细胞分化障碍等观点。对于肿瘤的治疗，近年来在使用手术、放疗、化疗为主的三大治疗手段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宿主与肿瘤比势的关系，以及各种治疗手段在杀灭肿瘤的同时对机体带来的影响，近十年生物反应修饰剂的使用及支持疗法，对症治疗，胃肠道外全营养等的使用，也说明现代医学正由实验医学向整体医学转化，从治病到治病人的转化，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周氏强调，现代肿瘤学发展的结果，使中西两派的分歧大大减少，中医肿瘤学治病先治人，扶正祛邪，心身调治，预防为主等的观点，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关键之处是必须扬长避短，才能发挥学术优势，使中医肿瘤学进一步发展。（二）未来医学模式为中医肿瘤学的学术发展提供机遇既然现代医学的发展，已从实验医学向整体（系统）医学转变，这种变化的结果与中医学的整体观相吻合。为了使中医肿瘤学更客观、更科学的发展，必须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统一起来，强调四诊的客观化，通过对病证的量化，以探索出一条由特殊到一般的辨证论治客观规律，目前较成熟的有舌诊中医分型辨证的客观指标。对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既要四诊合参，又要重视局部的理论结果，然后综合分析，辨证用药，这也是中医肿瘤学不同于中医临床各科的地方。如对于某些病人术后出现的痛证，就必须弄清是由于手术后的副作用，抑或是肿瘤压迫所致；对于鼻咽癌放疗后出现的头痛、耳鸣等症，也必须了解是肿瘤复发，还是放射治疗的副反应等，只有通过局部的理化检查结果，才能弄清病因，再根据全身的其他症状表现，综合分析，通过辨证来指导用药。对于病人的主诉和症状表现，也必须予以充分地重视，因为某些症状的出现，往往先于理化检查的阳性结果，这是中医学强调“治未病”的观点。某些癌前病变或原位癌，如食管重度增生、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癌前病变，通过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用药，便可阻断癌变的过程，杀灭微小癌灶。针对目前各家治疗特色或论点的偏颇，有认为正虚须以扶正为主，血瘀须用活血祛瘀，或认为邪毒炽盛宜用清热解毒等，则应根据临床实际，综合分析，以辨证为５１１主，临证时不可偏废。在中医肿瘤学的研究中，参照ＤＭＥ（临床设计、衡量、评价）方法，将使中医肿瘤学的发展更上一个台阶。（三）重视现代科研开拓治癌视野中医现代化研究内容的重点之一，就是逐步对某些中医药理论及临床疗效的机理进行现代化的诠释。周氏从８０年代初开始，便注重实验与临床结合进行研究。如莲花片对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清肝消症丸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研究，鹤蟾片治疗支气管肺癌，中医药对非小细胞肺癌防治及抗复发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等，以及新近开展中药在肝癌介入治疗中的研究应用等，根据中医肿瘤学的发病特点，建立了多种相关证型的荷瘤动物模型，如阴虚、脾虚、血瘀、痰症、疼痛、急慢性炎症等的动物模型，通过长期的实验与临床验证，证明扶正中药具有免疫调控作用，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尤其是细胞免疫功能，包括Ｔ淋巴细胞亚群，自然杀伤细胞等，对放疗、化疗所致的肾上腺皮质和骨髓功能的抑制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并能减轻放、化疗引起的消化道反应；激活巨噬细胞的活性；促进干扰素的产生并能保护和促进造血干细胞功能；与白介素Ⅱ有协同作用及抗氧化作用等多方面功能。活血化瘀药具有降低血小板粘附聚集性能，降低纤维蛋白原含量，增加纤维蛋白溶解，增加血流量，改善机体高凝状态等作用，阐明了扶正祛痰中药是通过改善血液高凝状态，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来达到抗转移及复发的目的。针对肝癌恶性度高，病情发展迅猛，癌瘤易侵犯肝内静脉形成癌栓，易发生血道转移及癌瘤的多中心起源等生物学特性，且对现有的放、化疗手段均不敏感等，提倡肝癌的治疗用局部中药介入加全身服用健脾清肝、祛瘀解毒作用的中药，并应用羟基喜树碱（ＨＣＰＴ）作为局部肝动脉的灌注药物。ＨＣＰＴ为中药喜树提取所得，是迄今发现作用于Ｔ０Ｐ０－Ⅰ（拓扑异构酶－Ⅰ）的抗癌药，能干扰ＤＮＡ的复制，具有高效、低毒，与多种抗癌药物无交叉耐药性等优点。实验也证明药物在肝癌细胞中可维持较高水平，停留时间长，对肝癌细胞的杀伤力高于现有的已知药物等特点，因而临床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年来，已通过中草药物的体内外抑杀试验，体外反突变试验，阻断致癌剂诱变等诸方面的实验研究来阐明中草药抗癌的作用机理。临床也证明某些抗癌中药能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使癌灶缩小，稳定或缓慢发展，与放、化疗结合，具有增效、抗复发、逆转多药耐药性等作用。通过对某些中药进行筛选，提高了临床疗效，也揭示了中药的抗癌机理。应用现代医学研究阐明祖国医学在防治肿瘤中的作用原理，是促进中医肿瘤学学术与临床水平提高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五、土健以灌四旁药治食疗并重（一）脾为后天之本论治不忘补中经曰“脾为后天之本”、“脾主运化”、“脾主肌肉”。自《内经》开始，历代医家均十分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提到：“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经云：安谷者昌，绝谷则亡。犹兵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认为内伤病的形成５１２乃是气不足的结果，而气之所以不足，实由脾胃损伤所致，脾胃的盛衰直接决定着元气的盛衰。“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升，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因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百病所由生。癌症，属内伤病范畴，癌瘤的成因、发展，癌瘤本身的消耗，各种祛邪手段的治疗结果，均与脾气虚弱密切相关。周氏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深刻领会仲景的“脾旺不受邪”学说，临证遣方用药，在辨证基础上，皆不忘顾护胃气，崇尚东垣的脾胃学说，喜用参芪、四君子、补中益气汤类，时常告诫旁人，以大剂苦寒峻烈霸道之药以期祛邪逐瘤，则有伤脾败胃之虞，结果适得其反，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二）病从口入伤脾湿毒积滞成癌现代医学认为，癌病的发生，与多种内、外因素有关。外因是指宿主体外环境中的各种可能致癌因素，大致可分为化学性、物理性和生物性致癌因素三大类。内因则是泛指宿主体内抗肿瘤能力的下降，或有利于外界致癌因素发挥作用的各种内在因素。而饮食因素是引起多种癌瘤的主要外因之一。食物中的多环芳烃、亚硝胺、微量元素等，均可诱发癌瘤的产生。烟熏、腌腊食品中含有大量的多环芳烃。冰岛居民一年到头吃大量烟熏食品，男性居民死于胃癌者占恶性肿瘤死亡总数５０％以上。Ｄｕｎｇｅｌ氏分析，１千克烟熏羊肉中的３，４苯并芘含量相当于２５０支卷烟；波罗的海沿岸从事渔业的村民经常吃用大量烟熏食品，其恶性肿瘤死亡率高达３１８／１０万，其中消化道恶性肿瘤为１２０／１０万，而从事农业的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仅１４９／１０万，其中消化道恶性肿瘤只有３８／１０万。日本胃癌发病率高，标化发病率男性９０３／１０万，女性４８３／１０万，居民也习惯在炭上烤鱼吃。许多经处理过的非新鲜的鱼、肉及某些药物，如氯丙嗪、土霉素、氨基比林、扑尔敏等，经胃液的作用，在特定环境下可形成亚硝胺。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皮肤癌的发生与农作物、饮用水中砷含量过高有关；食管癌的发病与膳食中缺乏多种维生素，长期吃用酸菜、霉变食品，少吃蔬菜、水果及营养不良、酗酒有关；胃癌的发病与喜吃熏肉、干咸鱼、腌菜等有关；肠癌的发病与膳食中高动物脂肪、少纤维素有关；肝癌与霉变食物中的黄曲霉素污染有关。由于认识到饮食与多种癌瘤的发生相关，近年来，通过改善不良的饮食习惯，使某些癌症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如食管癌、胃癌、肠癌、肝癌等。美国癌症学会（ＡＣＳ）最新报告，每年５０万癌症死亡者中，约１／３是由饮食习惯造成的。祖国医学认为饮食所伤也是癌瘤主要原因之一。饮食不节，恣食生冷、膏梁厚味，损伤脾胃，致脾失健运，渐成积滞内停，或蕴久化毒，形成气滞、痰凝、血瘀等病理变化而致癌。如《素问·痹论》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元·罗天益《卫生宝鉴》谓：“凡人脾胃虚弱或饮食过度，或生冷过度，不能克化，致成积聚结块。”宋·严用和《济生方》谓：“过餐五味，鱼腥乳酪，强食生冷果菜，停蓄胃脘……久则积结为症瘕。”明·叶文龄《医学统旨》谓：“酒面炙?，粘滑难化之物，滞于中宫，损伤肠胃，渐成痞满吞酸，甚则为噎膈、反胃。”《景岳全书》谓：“饮食无节以渐留滞者，多成痞积。”历代医家均强调癌瘤的发生，与“饮食不节”、“膏梁厚味”、“食饮乖度”、“伤酒食”致“脾胃大损”有关。治疗强调健脾养胃，如明·方隅《医林绳墨》提出：“噎膈……必须清气健脾，……绝厚味……善能调养”，“……当健脾养胃，切勿施峻利之剂，有伤脾气者也。”明·张介宾５１３《景岳全书》也提到“凡治噎膈大法，当以脾肾为主。盖脾主运化，而脾之大络布于胸膈”；“凡初觉饮食微有不行，而年不甚衰者，宜速用大健脾丸，……以调脾气为上策”，并提出用十全大补汤、四君子汤等健脾养胃治疗噎膈。癌瘤发病固然与饮食不节、脾胃受损有关，而癌肿既成之后，由于肿瘤的无限制生长，大肆劫精耗血，若血液不循常道，则出现脾不统血的咯血、呕血、便血、衄血、发斑等；癌瘤坏死感染致发热不退，消耗身体大量体液，致津亏血枯；脾虚湿热下注致五色带下、脓血便；脾虚蕴湿生痰，痰瘀阻络致饮食不下；各种手术、放疗、化疗措施的实施，除耗气伤血外，还出现脾胃不和的呃逆、呕吐、饮食不下。以上各种病证与病机，互为因果，终为脾气虚弱、脾失健运，造成患者形神俱损，大肉尽脱，身体羸瘦。《卫生宝鉴，卷十四》云：“养正积自除，……令真气实，胃气强，积自消矣。”《华佗中藏经》谓：“胃者，人之根本，胃气壮，五脏六腑皆壮也。”对于癌症患者，健脾益气，调理脾胃，是扶正补虚的重要内容。疾病之初，健脾养胃，是为了祛邪外出；病至中晚期，虚象已露，甚则虚衰不支，健脾养胃，则是为了带瘤生存。研究证明，健脾养胃中药可以改善患者营养不良状态，使胃气恢复，从而改善食欲，增加体重，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减轻放、化疗后的消化道反应和骨髓抑制。健脾益气中药还能直接抑制肿瘤生长，预防肿瘤的复发和转移，调节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尤其是细胞免疫功能，提高和改善机体的物质代谢，调节细胞内环核苷酸水平等。因此，健脾养胃法已成为癌瘤扶正治疗的主要内涵。（三）重视饮食疗法强调辨证配膳“民以食为天”，脾胃主消化饮食，营养全身，为气血生化之源。《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人体各种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源于饮食五味，其损伤也因饮食五味。因此，中医强调以胃气的有无盛衰来判断生死寿夭，所谓“脉无胃气亦死”（《素问·平人气象论》）。水谷入胃，五味各走其所喜之脏，酸味走肝，苦味走心，甘味走脾，辛味走肺，咸味走肾，饮食适宜，滋味调和，则五脏各得所养，自可“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而“长有天命”。而“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素问·生气通天论》）因此，饮食要有规律，五味要调和，正如《灵枢·师传》所述：“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适中，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若饮食失常，损伤脾胃，升降失常，致聚湿、生痰、化热，进而损及其他脏腑，则百病由生。对于饮食调摄，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周氏深有体会，著有《癌症的中医饮食调养》一书，从营养学和中医营养治疗学的角度，探讨癌症的饮食宜忌，强调饮食营养对于癌瘤调治的重要意义。而中医饮食疗法的核心内容，便是辨证配膳。不同人体的素质禀赋、体质强弱、性格类型各不相同，各人之嗜欲也不一样，即使在同一人体，于一生中各个时期，其体质及气血盛衰也有所变化。进行食疗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情况，区别对待，采取最适宜的食疗方案。如《寿亲养老新书》中指出：“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温热熟食，忌其粘硬生冷，每日晨宜以醇酒，先进平补下元药一服，女人补血海药一服，无燥热者良。”这些论述就提示我们，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其饮食宜忌有所不同。不同形体的人，其饮食宜忌也有差异。例如体胖的人多痰湿，适宜多吃清淡化痰的食物；体瘦的人多阴虚，血亏津少，所以宜多吃滋阴生津的食物。此为辨证配膳的内容之一。５１４由于癌症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病人往往由于脾胃机能衰减，食欲不振，运化失调，因而不能以滋腻厚味来滋补，而应给予清淡且易消化的补养食物，以促进食欲，逐渐增强脾胃功能。根据病人脾胃的消化吸收和运化功能状态而给予不同的膳食，此为癌症患者辨证配膳的又一内容。按照《内经》的“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施治原则，根据“证”的阴阳、虚实、寒热，分别给予不同的饮食治疗。《内经》中有“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训迪。这就是说，阳气虚弱的病证，应该甘温益气，以使阳气旺盛；而对于阴精亏损的患者，则要用厚味之品补益精血，以使阴精充足。对于阴虚火旺者与阳虚不足者，虽然都要用补法，但前者宜用甘凉清补，后者宜用辛甘温补，在选择滋补性食品时就要有所区别，不能混淆。属清补的食品主要有山药、莲子、百合、冰糖、桑椹、藕、豆腐、蜂蜜、赤小豆、绿豆、鸭、甲鱼、蚌肉、鸭蛋、面筋、牛乳、薏苡仁、梗米、小麦芽。属温补的食品主要有羊肉、牛肉、鸡、鸽、鳝鱼、海参、淡菜、荔枝、桂圆、核桃、板栗、红糖、胡萝卜、糯米等。在应用补益的饮食时，必须加以区别。其次，还要辨明疾病属于哪一脏腑，根据病症所在的脏腑，采用不同的饮食营养疗法。如《灵枢·五味》指出：“脾病者，宜食?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粟藿；肝病者，宜食犬肉、麻、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又说：“肝色青，宜食甘，?米饭、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李、韭皆酸；脾色黄，宜吃咸，大豆、豕肉、粟藿皆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这种依据脏腑辨证进行配餐的饮食治疗，并非杂乱搭配，毫无原则的，而是以五行生克为其理论基础的。例如?米饭、牛肉、枣、葵用于脾病又用于肝病，这是由于甘可入脾补脾，而甘味又可以缓肝之苦急，不致使肝木偏旺而克脾土，从而使脾病得以康复。虽然经过长期的实践，对于脏腑的饮食宜忌的认识、品种都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但是对《内经》中所规定的以五行生克理论为基础的脏腑饮食宜忌的原则，在我们的食疗中还应给予重视。（四）研究癌症食疗独辟治癌新径《素问·藏气法时论》阐述了食物与治病的关系：“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仲景在《伤寒论》中也十分重视药食的宜忌，如服用桂枝汤“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本草纲目》中则有地黄、何首乌忌萝卜，甘草、黄连、桔梗、乌梅忌猪肉、菘菜、海菜，半夏忌羊肉，商陆忌犬肉，龙骨忌鲤鱼，常山忌生葱，土茯苓忌茶，丹参忌醋，薄荷忌鳖肉，鳖甲忌苋菜等记载。《灵枢·五味》则指出：“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因此，食物的宜忌，与药物的相互作用，须根据食物的性味而定。药有药性，食物有食性，食性和药性一样，分为四气（或四性）五味，也就是寒热温凉，辛甘酸咸苦。食物的四性，不如药物的四性分得那么清楚，一般只分成温热性和寒凉性两大类，而介乎两大类之间者则归入平性，亦即不冷不热之类。属寒凉性的食物如西瓜、梨、荸荠等，具清热解渴，减轻或消除热证的作用；属温热性的食物如羊肉、生姜等，具温中补虚作用。因此，寒证忌吃生冷、瓜果等寒凉性食物，宜食温热性食物；热证忌用辛辣、姜葱、烟酒等热性食物，宜食寒凉、平性食物；阳虚宜温补，阴虚宜清补。而食物的五味则是“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因此，５１５根据所病脏腑的不同，所需食用的味道也不同。《素问·五脏生成篇》已明确指出：“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五脏之气。”辛味具有行气、行血和发散作用，通常用以治疗表证及气血阻滞的食物，都含有辛味，如葱、姜、薄荷、辣椒、胡椒等。辛而温的食物则兼能散寒。甘味具有和中缓急和补益作用，通常用以治疗虚证及拘急疼痛的食物，都含有甘味，如蜂蜜、饴糖、甘草等，甘味食物而质润者，则兼能润燥，如蜂蜜等。酸味具有收敛和固涩作用，通常用以治疗虚汗、泄泻和遗精诸证的食物，都含有酸味，如乌梅、山楂等。苦味具有宣泄和燥湿作用，通常用以治疗热证秘结心烦，肺气上逆喘促，以及寒热湿证的食物，都含有苦味，如杏仁、苦瓜、莴苣等。咸味具有散结和软坚的作用，通常用以治疗硬结、瘰疬等的食物，都含有咸味，如海带、海蜇、海藻等。根据以上原则，肿瘤患者的饮食调养，也须针对体质因素与疾病的属性加以辨证使用。一般来说，癌症初起，多呈热证、实证；病至晚期，则每每出现气血两虚。术后病人，多为气血两虚；放疗病人，多为气阴两虚，或阴虚火旺；化疗病人，多为脾胃不和，脾肾两虚。根据上述食物性味，结合病证的寒热虚实，针对癌症患者多有食欲不振，脾不健运的通病，选用松软可口的食物，尤其须选用新鲜、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的食物，如海洋生物，包括牡蛎、乌贼、短鞘章鱼、食用蛤、海参、鱼鳔等，此类食物，具有滋阴养血、补肾益精功效。研究表明，这些食物含有大量的大分子胶原蛋白、以及肌红蛋白，胱氨酸等营养物质，易于人体的吸收与利用。乳类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寿亲养老新书》谓：“牛奶最宜老人，平补血脉，益心长肌肉，令人体强壮，润泽面目光悦，志不衰，故为人子常供之。”某些食用真菌类，新鲜水果及蔬菜，也由于鲜美可口、富含人类所需的多种物质而受到病家的欢迎。总之，食谱不宜太简单，营养成分要均衡，不必毫无根据地忌口。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对“发物”的认识，所谓“发物”，应指辛辣燥热刺激，肥甘厚味及低级海产物等一类食物。《素问·热病论》谓：“热病少愈，食肉则复。”《本草纲目》谓：“羊肉大热，热病及天行病、疟疾病后，食之必发热致危。”癌症患者，常有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而使机体处于免疫应激状态，免疫功能低下，并伴有消化腺排泄障碍，胃肠充血而表现为消化吸收功能紊乱，因此，饮用烈性酒、嗜吃蟹及肥甘厚味，容易对刺激性食物或异性蛋白的过敏原起变态反应，出现腹痛、腹泻、发热等症状，导致体质的进一步亏虚和免疫功能低下，继而诱发癌症的加重与复发。周氏曾对５６５例癌症患者的饮食因素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某些病人食用狗肉、公鸡、羊肉、蚕蛹、虾蟹、螺蚌、烟酒等物质引起身体不适或病情加重，进一步说明饮食因素的影响。美国癌症学会也将食物分为有利的食物、可食物质、可疑物质三大类，提倡人们不吃或少吃煎炸、炭烤等类食物，强调膳食的多样化及控制体重，尤其须多进食水果与蔬菜，这与祖国医学的饮食调养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５１６临证特色一、清肝利胆健脾益气消症积———治疗肝癌经验（一）病机首重肝火燔灼脾肾两虚原发性肝癌的病因有内、外两方面。外因为六淫、伤食等邪毒郁积，六淫之中，以湿热郁蒸与肝病关系最为密切，故《金匮要略》论黄疸病因谓：“黄家所得，从湿得之。”《张氏医通》谓：“嗜酒之人，病腹胀如斗，此得之湿热伤脾，胃虽受谷，脾不输运，故成痞胀。”内因则多为七情所伤，正气不足，造成阴阳气血亏虚，脏腑经络失调，促使邪毒结聚成块。《灵枢》曰：“内伤于忧怒，而积皆成矣。”《医宗必读》谓：“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而内外因素往往相互影响，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景岳全书》谓：“症者，由脏腑虚弱，食生冷之物，脏既虚弱不能消，结聚成块。”祖国医学认为，肝藏血，主疏泄，喜条达，恶抑郁，体阴而用阳。肝气郁结，疏泄无权，加之外邪湿毒，最易造成肝热化火。清·王旭高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中指出：“肝火燔灼，游行三焦，一身上下内外皆能为病，难以枚举，如目红颧赤，痉厥狂躁，淋秘疮疡，善饥烦渴，呕吐不寝，上下血溢皆是。”周氏认为：肝癌的病机有三个特点，一是肝阴亏，由肝火燔灼，劫血烁阴，肝不藏血，血耗阴虚所致；二是脾气虚，因肝木乘土，肝失疏泄，肝气横逆，侮脾犯胃，致脾气虚；三是肾水竭，肝肾之阴，相互资生，“乙癸同源”，肝血不足，肝阳妄动，下劫肾阴，致肾阴不足，肾水枯竭。因此，肝癌的发病与肝、脾、肾三脏关系最为密切。（二）舌脉特征和辨证要点１舌暗脉弦详参辨：中医认为，五脏六腑通过经络而与舌体关系密切。足厥阴肝经之脉络于舌，手少阴心经之别络系舌本，足太阴脾经连舌本，散舌下，足少阴肾经循喉咙而挟舌本。因此，五脏六腑之精气由经络上荣于舌，则舌能“出语言”，而“辨滋味”，脏腑或有病变，亦可通过经络反映于舌象，所谓“辨舌质，可辨五脏之虚实；视舌苔，可现六淫之深浅”（《辨舌指南》）。足厥阴肝经之脉络于舌，舌体两边属肝胆，因此，察肝癌的舌象，除舌苔、舌质外，还须观察舌边、舌下静脉。肝癌初中期，以肝郁脾虚或肝郁血瘀为主，病邪相对较浅，舌苔多呈白苔或黄厚苔，舌质红或暗红；病至晚期，肝肾亏虚，阴亏精竭，则见舌光无苔（镜面舌），摸之无津，即如《辨舌指南》中强调：“舌全紫干老，如煮熟猪肝者，即死肝色也，多不救。”如舌边见瘀斑点，即肝瘿线，舌质青紫，多见于以血瘀为重病例，因而，察舌可知疾病的预后。正如《辨舌指南》中所说：“荣润则津足，干枯则津乏，荣者谓有神。”《望诊遵经》言：“神也者灵动精爽，红活鲜明，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对于脉象的研究，《素问·平人气象论》曰：“平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５１７肝死。”《素问·脉要精微论》曰：“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曰：“肝脉急甚者为恶言，微急为肥气，在胁下，若覆杯。”王叔和在《脉经》中谓：“肝病，胸满胁胀，善恚怒叫呼，身体有热，而复恶寒，四肢不举，面目白，身体滑，其脉当弦长而急，今反短涩，其色当青而反白者，此是金之克木，为大逆，十死不治。”弦脉主肝，临床上，弦而数者，为疾重病进；弦而细为邪盛正虚；兼涩者为血瘀；兼滑者为湿聚；细缓或滑缓者胃气尚存，病情发展相对缓慢；细数甚或数而无根，为病情急进；脉细如丝，重按中空，形如雀啄，多见于癌块破裂或消化道出血。因此，从脉象的变化，不仅可知病机，还可判断预后。临证时须舌脉互参，以求其本。２辨脏腑虚实，察标本兼症：肝癌有四大症状，即右胁疼痛，上腹肿块，食欲不振，全身消瘦。而肝癌的病机，早期与气滞、血瘀、湿毒有关，以邪实为主，病位在肝脾两脏，病情发展，则表现为阴亏血枯，病位与肝肾两脏密切相关。因此，肝癌的辨证要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辨虚实：癌病初起，自觉症状不甚明显，多有胸胁胀闷不适，心烦易怒等肝郁气滞症状，寐纳尚可，舌稍红，苔薄白或黄，脉弦。Ｂ超或ＣＴ检查肝脏肿物局限，肝功能尚为代偿期，为邪实正未虚，此时宜急攻猛攻；病至中期，癌瘤继续增大，气滞血瘀，胁痛明显，舌质紫暗或有瘀斑，可见肝瘿线，舌下静脉曲张，脉弦且涩；或肝盛凌脾，出现纳呆，便溏，消瘦，苔厚或腻，脉弦而滑。理化检查肝脏肿物逐渐增大，已有外侵倾向，肝功能也渐失代偿，此时邪盛正已渐虚，治宜且攻且补；病至晚期，肝肾俱虚，阴精亏耗，身体消瘦，形神俱衰，甚或腹胀大如鼓，身目俱黄，舌红绛或舌光无苔，脉弦细或细数，理化检查提示癌瘤发展或转移，为邪毒嚣张，正气虚弱不支，即为“死症”，治以扶正为主，以图带瘤生存。辨标本缓急：肝癌病势嚣张，发展迅猛，有“癌王”之称，故肝癌总以病情的急剧变化为其特征。根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原则，癌瘤局限，未有急症的出现，则以祛瘀消症、软坚散结等消除肿块为主；若肝癌出现黄疸、腹水，为病情发展，以健脾益气、清肝利胆为主，标本兼治；若出现消化道出血；肝昏迷等急症，宜凉血止血，清肝解毒为要，甚则须用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中西医结合抢救治疗。标与本、缓与急是相对而言的，在临证时须权衡轻重缓急而用药，但肝癌总为“本虚标实”之证，临证谨记攻邪而不伤正。辨脏腑：肝癌的病位在肝，病机与肝脾肾三脏相关，病在肝，以肝郁气滞或肝阴血虚为主，症见心烦易怒，胸闷不舒，面色无华，眩晕目涩，爪甲不荣，身体消瘦，皮肤干枯瘙痒，四肢麻木，活动不利，甚则拘挛、抽搐等，女子则见月经量少或闭经，舌淡或红，苔少，脉弦或细数。病在脾，以肝郁脾虚，湿毒瘀结为要，症见胸胁隐痛，腹胀纳呆，倦怠肢软，嗳气泛酸，大便溏泄，舌暗或瘀，苔白厚或腻，脉弦或滑；若湿毒蕴结化热，则胸胁刺痛，口苦咽干，不思饮食，大便干结，小便黄赤，舌红绛或暗，苔黄厚，脉弦数。病在肾，以肝肾阴虚，精液亏耗为主，症见胸胁隐痛，绵绵不休，形体羸瘦，头晕耳鸣，潮热盗汗，遗精闭经；阴虚火旺，则五心烦热，甚则吐衄便血，筋脉拘挛，手足蠕动或瘛?，舌红绛少苔或无苔，脉细数而无力。临证时，往往由肝犯脾，由肝及肾，兼夹错杂，不可不辨。辨兼夹证：肝癌的兼夹证繁多且较复杂，常见为疼痛、黄疸、腹水等症。疼痛，是肝癌的突出症状，《灵枢·五邪篇》曰：“邪在肝，则两胁中痛。”《素问·藏气法时论》谓：“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景岳全书·胁痛》曰：“胁痛之病本属肝胆二经，以二经之脉皆循胁肋故也。”肝癌的胁痛，总不外乎与气滞、正虚、血瘀有关。气滞而痛，则胀痛为主，或呈游５１８走性，疼痛较轻；正虚而痛，则隐隐作痛，缠绵不休；血瘀致痛，则刺痛为主，疼痛较重，治疗可内外合治。黄疸：首见于《内经》一书，《素问·平人气象论》曰：“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目黄者，曰黄疸。”历代医家对于黄疸的分类，较为复杂。如仲景将黄疸分为五疸，《诸病源候论》把它分为二十八候，《圣济总录》又分为九疸，三十六黄，直至元代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始系统地将其分为阳黄、阴黄。肝癌的黄疸多属“阴黄”，病机与内伤不足，脾虚血亏或积聚阻滞，瘀阻胆道有关。肝癌黄疸表现为黄色晦暗或黧黑，伴有瘀斑、出血等，因此，用药时忌用过于寒凉药物，主张温中健脾，祛瘀退黄。周氏喜用鳖甲煎丸合黄芪建中汤、茵陈蒿汤加减治疗。腹水：人体水液的运行，依靠肺气的通调，脾气的转输，肾气的开阖，从而使三焦能够发挥决渎的作用，使膀胱气化畅行，小便通利。《景岳全书·肿胀篇》曰：“凡水肿等症，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今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肝癌腹水的形成，与脾肾二脏相关，乃脾失健运，肾虚水泛而成。治疗在健脾益气，温阳利水同时，强调不忘滋养阴液。（三）治疗强调清肝利胆健脾益气肝为刚脏，主升主动，以气为用，气有余便是火，故肝病易从火化。肝癌患者每多出现发热烦渴，口苦咽干，胁下刺痛，甚则吐衄便血。肝为将军之官，吴鹤皋曰：“肝气急而志怒，故为将军之官。”具有霸道外侵的特性，“肝病贼五脏”，每以脾土为先。脾气的升降依赖肝气的疏泄正常，若肝气疏泄太过则横逆犯脾，因而肝病最易犯脾。肝癌患者，也每多出现纳呆、疲倦的脾虚症状。临证强调总的治则以清肝利胆，健脾益气为要，其研制的莲花片、清肝消症丸，均是据此治则组方而成，临床应用，屡获良效。清肝消症丸治疗后按ＷＨＯ（世界卫生组织）实体瘤评定标准，ＣＲ＋ＰＲ达１８％，症状改善率为６５％，平均生存时间１１３月。治疗肝癌的常用药物，以土鳖、地龙、半枝莲、仙鹤草解毒抗癌，以女贞子、旱莲草、白芍滋养肝阴，以绵茵陈、山栀、大黄、溪黄草清肝利胆，以党参、白术、苡米健脾益气，其中大黄一味，最为推崇。《本经》曰：“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具有清肝利胆，活血祛瘀功用。周氏用大黄，每与诸药同煎，缘于使泻下作用减弱而祛瘀力增强，免除伤脾碍胃之虞。现代药理作用分析，久煎大黄无泻下作用。大黄具有抑制多种细菌、止血、利胆、消导、解痉、降脂、利尿等多种功效，动物实验亦表明对多种癌瘤有抑制作用。二、解毒除痰消瘤益气养阴补肺———治疗肺癌经验（一）肺为娇脏不胜痰热瘀毒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为支气管粘膜和细支气管肺泡的原发性癌瘤。支气管肺癌的病变在肺，《素问·五脏生成论》谓：“诸气者，皆属于肺。”如肺气舒畅则能辅助心脏贯血脉通５１９达全身；肺气肃降可以通调水道，肺失肃降则上逆而为喘咳；“肺为娇脏，喜润而恶燥”，如燥热灼肺阴，致“火邪刑金”，可成“肺热叶焦”。当正气先虚，邪毒犯肺，使肺气?郁，络脉阻塞，渐成气滞血瘀或瘀热内结；如脾气虚弱，脾不健运，蕴湿化痰，遂成痰瘀郁肺；若肾阴亏损，肾水无以滋润肺阴，亦能造成“肺热叶焦”、气阴两虚的病状。以上瘀热内结、痰湿郁肺、肺热阴虚等病理变化相互为用，日久渐渐形成癌瘤（肺癌发病机理参阅表１）。由于肺癌的发病过程中常有痰湿、热灼、毒聚、耗气、伤阴的病理特点，肺癌的治则就以除痰、解毒、清肺、益气、养阴为主。在调理脏腑功能障碍中，除补肺气、滋肺阴外，除痰益气在于健脾阳，清润养阴在于壮肾水，解毒祛瘀可以消肺积。（二）从痰、瘀、毒、虚辨治肺癌肺癌因正气虚损，诸邪内侵，致肺气?郁，津液失于输布，津聚为痰，痰凝气滞，瘀阻络脉，致痰、瘀、毒胶结成积，故肺癌的辨证总不离痰、瘀、毒、虚四字。辨痰：肺癌痰之为患，除见咳嗽吐痰，喘息痰鸣等有形之痰外，尚有种种无形之痰的病状。如咳嗽气促为痰湿壅肺，咳血胸痛为痰瘀搏结，肺癌淋巴结转移为痰核流窜皮下肌肤，肺癌脑转移为痰浊蒙蔽清窍。若肺阴不足，阴虚火旺，则成燥痰，症见咳嗽无痰，或痰少而粘，或痰黄难咯，或痰中带血，口干咽燥，心烦失眠，便秘，低热盗汗，舌红少津，苔少或光剥无苔，脉细数。肺气郁而化热，热灼津液成痰，则成热痰，症见发热，气促，咳嗽，痰黄稠或血痰，口干口苦，尿赤便秘，舌红，苔黄而干，脉大而数。肺失肃降，治节无权，脾不健运，聚湿成痰，则为湿痰，症见咳嗽痰多，胸脘痞闷，纳呆便溏，倦怠乏力，舌暗淡胖，苔白腻，脉弦滑。痰湿久郁化火，则成痰瘀互结，见咳嗽不畅，痰中带血，胸胁刺痛，舌暗红，有瘀斑或斑点，脉弦涩。痰瘀化热，则成热毒，见咳嗽脓黄痰，高热烦躁，胸闷气急，口干欲冷饮，甚则抽搐、紫绀，舌红绛少苔或无苔，脉弦细数。《景岳全书·痰饮》谓“痰有虚实不可不辨”，肺癌痰证的属性，也不可不辨。５２０辨瘀：《素问·调经论》曰：“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瘀指血脉运行不畅，甚至停滞凝聚，或离经之血积于体内所产生的各种临床病证。其成因可由气滞、气虚、寒凝、热结、外伤等所致。肺癌之瘀，常与痰兼夹，痰瘀互结，久而渐成肺积；血不循经，为离经之血，症见咳血、瘀斑或瘀点；瘀血阻络，不通则痛，症见胸胁刺痛，固定不移；也可因虚致瘀，表现在疾病后期，脉络失养，胸痛隐隐，缠绵不休。辨毒：《释文》曰：“毒，病也”，“苦也”。《广韵》曰：“毒，害也”，“痛也”。中医学的“毒”指毒物、疫毒、毒邪、毒害。古人谓“肺者，五脏六腑之华盖”，“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说明外来邪毒最易犯肺，故肺癌的毒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外来邪毒犯肺；二是诸邪久郁化毒，多为热毒炽盛或疾病后期的本虚标实。邪毒成积，发展迅猛，可见发热、口干、咳嗽、咯血、痰黄、便秘、肿块增大、舌红或绛、苔黄、脉滑数或细数。多为肺部炎症，或肺内肿物坏死，用清热解毒法常能减轻症状，缓解肿瘤的发展。辨虚：肺癌的虚，包括气虚与阴虚，每每因虚致病，因病致虚，互为因果。“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是肺癌的成因。而癌瘤积聚，耗气伤阴，则造成气阴两虚。气虚多为肺脾气虚，表现为咳嗽少气，疲倦纳呆，动则汗出，大便滞下，舌淡或胖，苔白，脉细或弦细；阴虚多为肺肾阴虚，常见干咳少痰，口干低热，盗汗，五心烦热，舌红少苔或无苔，脉细数。病情发展，阴损及阳，则出现阴阳两虚，表现为咳嗽气急，动则喘促，汗出如油，四肢湿冷，甚则咯血，纳少肉削，眠差声低，口干齿枯，舌暗晦，甚则舌体短缩，脉沉细无力或脉微欲绝。（三）对非小细胞肺癌论治与抗复发的研究肺癌的组织学分类为小细胞肺癌、磷状细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根据肺癌的生物学特性，临床上习惯分为小细胞肺癌及非小细胞肺癌两大类，后者约占全部肺癌的２／３。小细胞肺癌增殖迅速，增殖比率大，对放、化疗较为敏感；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组织增生缓慢，但对放、化疗均缺乏敏感性。近年来，国内外已逐渐重视中药对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研究，对扶正抗癌的研究亦较为系统且深入。周氏从７０年代开始对非小细胞肺癌进行实验与临床研究，根据肺癌的发病具有“痰、瘀、毒、虚”特点，临床上把肺癌分为肺郁痰瘀、脾虚痰湿、阴虚痰热、气阴两虚四型，选用仙鹤草、蟾蜍、人参等组成具有解毒除痰、凉血养阴、消症散结功效的鹤蟾片。１０２例肺癌患者服用鹤蟾片３个月至１年以上，７４例（占７２５％）自觉症状有不同程度好转，主要为咳嗽减少，胁痛或咯血好转，１２例服后胸水吸收或消失，１０例肿物明显缩小（ＰＲ），服后１年生存率１５７％，平均生存时间７９５个月，其中，非小细胞肺癌６６例，均为Ⅲ、Ⅳ期患者，治疗后１年生存率１６％，平均生存时间７６６个月，中位生存期８个月，以脾虚痰湿型疗效最好，肺郁痰瘀型次之，阴虚痰热型及气阴两虚型效果较差，但各型中各种自觉症状的改善率均在５０％以上。实验研究表明，鹤蟾片对荷瘤动物有较好的抑瘤作用，对Ｓ１８０的抑瘤率为３８９％～４０７８％。荷瘤动物病理形态观察到经鹤蟾片治疗后肿瘤组织明显缩小，重量减轻，并看到瘤细胞核分裂明显减少，部分瘤细胞退变，细胞结构破坏，有的瘤细胞仅见残存细胞片。在鹤蟾片研究基础上，周氏又承担国家“八五”攻关项目：中医药对非小细胞肺癌防治及抗复发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以及广东省卫生厅“五个一工程”“中医药治疗支气管肺癌以及增效抗复发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分别拟用“固金磨积片”和“清金得生片”对中药扶正抗癌、抗复发、增效作用机理进行探讨，通过实验及临床研究，显示出扶正抗癌中药对实体瘤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固金磨积５２１片对裸鼠人腺癌细胞株的抑瘤率高达４８５％，能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功能，提高ＮＫ细胞活性，使外周血淋巴细胞产生ＩＬ－２的能力显著提高等，初步阐明中药的扶正抗癌抗复发作用是通过直接抑杀癌瘤及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尤其是细胞免疫功能来实现的。其增效作用是通过改善血液高凝状态，增加局部肿瘤的供血，使氧分压增高而实现的。实验还表明，某些中药如黄柏、西洋参、绞股蓝等，其有效成分小檗碱、人参皂碱Ｒｂ１等有逆转多药耐药性作用。临床研究通过对５１例非小细胞肺癌（其中两例为Ⅱ期，其余为Ⅲ～Ⅳ期）患者单用固金磨积片，结果取得ＣＲ２例，ＰＲ２例，总有效率为７８％（４／５１）症状好转率６１５％，平均生存时间１０９个月，中位生存期１０个月。（四）用药经验与典型病例周氏治肺癌每以守宫、地龙、干蟾皮、山慈菇、仙鹤草为辨病用药，自始至终选择性应用，辨证选药用党参、西洋参健脾益气，天冬、麦冬滋阴养肺，南星、半夏、浙贝、葶苈子除痰化积。临证时，根据体质及症状表现的不同，灵活变通，如肺癌急症，出现咳血、咯血、喘促、憋闷等症，则用大黄、黄芩、葶苈子、北杏仁等，宣肺平喘，凉血泄热，盖“肺与大肠相表里”，而“扬汤止沸，莫若釜底抽薪”是也。若咳嗽喘促，痰涎壅盛，喜用鱼腥草、桔梗、浙贝母、马兜铃、牛蒡子等宣肺化痰，重用鱼腥草于癌瘤压迫致阻塞性肺炎，可收到清热排痰，止咳平喘，控制感染的功效；如见咳血或痰血，用仙鹤草、侧柏叶、白茅根、白芨、藕节炭，其中仙鹤草一味，有清热止血，消炎除痰之功。《药镜·拾遗赋》谓：“滚咽膈之痰，平翻胃之秽”，“味苦辛平入肺脏，穿肠穿胃能攻坚，……噎膈饮之痰立化，津咽平复功最先。”如瘀血致胸胁疼痛者加田七末、延胡索、制乳香、制没药、白芍；由胸腔积液而见喘促或上腔静脉压迫征象而见颜四面肢浮肿者，酌情选用葶苈子、浙贝母、郁金、猪苓；因脑转移而见精神神经症状者，可选加全蝎、僵蚕、蜈蚣、石菖薄等。例１：李某某，男，６１岁，工人。因咳嗽、痰血、气促，于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１日就诊，诉因痰喘胸痛，经外院Ｘ－ｒａｙ诊为右肺支气管肺癌，痰液检查发现腺癌细胞，现仍有呛咳，痰黄，短气，纳呆，二便尚正常，口唇紫红，舌有瘀斑，苔白厚，脉滑数。查体：消瘦，浅淋巴结不大，肝脾无肿大，本院Ｘ－ｒａｙ报告为右侧肺门处见３５ｃｍ×４ｃｍ×４ｃｍ团块状致密阴影，密度中等，边缘尚清，右下肺第六前肋靠近膈面可见１５ｃｍ×１５ｃｍ的致密影，密度中等，边缘清，诊为右肺外围型支气管肺癌，（Ｘ线号７７１６９）中医分型为肺郁痰瘀型，治拟清热宣肺，化瘀除痰，以仙鹤草、鱼腥草、苡仁、葶苈、北杏仁、浙贝母、田三七、夏枯草、全瓜蒌、守宫、生南星、生半夏等加减治疗，自觉症状好转，胃纳及体重增加，１９８３年下半年起，因无任何不适而自动停药，１９８４年１月又有明显痰血及咳嗽，查体左侧锁骨上淋巴结０８ｃｍ×１５ｃｍ，遂服用鹤蟾片，自觉咳嗽减少，痰血消失，症状体征一直比较稳定。１９８５年１月复查，左锁骨上淋巴结消失。放射学报告为右下肺外周型肺癌病灶较１９８２年增大（５５ｃｍ×６ｃｍ×４５ｃｍ），合并右下肺部分性肺不张，但患者自觉症状不明显，服用鹤蟾片后生存时间１年４个月，如从发病时算起，则至今存活２年８个月，现仍间歇治疗中。例２：李某某，男，７０岁，香港商报总编（已退休）。因咳嗽声嘶，消瘦近１个月，于１９９２年６月就诊，经ＣＴ检查发现右肺门肿物约５ｃｍ×６ｃｍ，查体右锁骨上淋巴肿大３ｃｍ×４ｃｍ，质硬固定，局部活检为转移性腺癌，确诊为支气管肺癌Ⅲ期（中央型），因肺气肿并肺功能差，无法手术切除，遂行姑息性放射治疗，放射量３６００ＣＧＹ，右肺门肿物缩小至３ｃｍ×４５ｃｍ，但右锁骨５２２上肿物明显增大，且咳嗽加剧，气促，口干，乃停止放射治疗，于１９９２年７月来我科就诊，症见干咳痰少而粘，口干口苦，短气，纳呆，眠差，大便干结，右锁骨上淋巴结肿大４ｃｍ×５５ｃｍ，右肺闻及干性罗音，心律齐，无杂音，肝脾不大，舌苔薄白而干，舌质红，脉细数，拟为阴虚内热型，予以内服固金磨积片每次３片，每天３次，配合生脉散合二至丸、小柴胡汤加减，自觉症状逐渐好转。１９９３年３月检查，右锁骨上淋巴结２ｃｍ×２５ｃｍ，ＣＴ示右肺门肿物消失，２个月后复查，锁骨上肿物已消失，双肺、肝脾未发现肿物，评为右肺癌治后完全缓解（ＣＲ）。以后每２～３月复诊一次，未见复发，存活至今已３年，共服用固金磨积片７０余瓶。三、舒肝养血调理冲任———妇癌治疗及康复经验（一）妇癌的中医病机与辨证妇科肿瘤主要指妇女内、外生殖器的良、恶性肿瘤。良性肿瘤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恶性肿瘤有子宫体癌、卵巢恶性肿瘤、恶性滋养叶细胞癌、外阴与阴道癌等。现代医学认为妇癌的发生，与内分泌功能密切相关。祖国医学对于妇女生殖系统，有诸多专用名词，如女子胞、胞脉、胞络、胞中、子门、子户、子肠、阴户、毛际等，而“子宫”之名，则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紫石英条，曰：“女子风寒在子宫，绝育十年无子。”就其生理功能而言，当包括子宫、卵巢、输卵管等。对于各种妇癌，虽无相应的病名，但根据各种妇癌的症状表现，属“崩漏”、“带下”、“症瘕”、“石瘕”、“积聚”等病范畴。“子宫”为奇恒之府，《素问·五脏别论》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故藏中有泻，泻中有藏，精气充实，月事以时下。其生理病理，于脏腑，与肝、脾、肾密切相关，于经络，与奇经八脉中的冲任督带相系。女子以血为本，以气为用，肝藏血，主疏泄，气血之调畅有赖肝脏之调达，故前人有“肝为女子先天”之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气健旺，气血得生，则肝脏血海盈满。肾藏精，乙癸同源，精能化血，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素问·上古天真论》。（）冲任督脉，皆起自胞中，李中梓曰：“中极之下为胞宫，任、督、冲三脉皆起于胞中，而出于会阴。”而“冲脉为十二经之血海也……带脉者，起于季胁，围身一周。督脉者，起于会阴，分三歧为任冲而上行腹背，故诸经者，皆联属于带脉，支络于督脉也。”冲为血海，上能灌诸阳，下能渗诸阴；任主胞胎，为阴脉之海，具有输注全身之阴液，调节阴经气血的功能。冲任督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通过脉络联系肝、脾、肾三脏，依赖脏腑气血的滋养，陈自明曰：“妇人冲任之脉，为经脉之海，外循经络，内荣脏腑。若阴阳和平，经下依时，若劳伤不能制约，则忽然暴下，甚则昏闷。”故妇癌的发生，在脏腑责之于肝脾肾，在经络责之于冲任督带。若肝失疏泄，脾失健运，肾精亏虚，则经脉失养，冲任失调，督带不和，诸病乃生。《素问·骨空论》曰：“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瘕聚。”《傅青主女科》曰：“况任督之脉既虚，而疝瘕之症必起。”《诸病源候论》曰：“崩中之病，是伤损冲任之脉……冲任气虚，不能制约经血，故忽然崩下，……伤损之人，五脏皆虚者，故五色随崩俱下。”王九峰曰：“肝为藏血之脏，脾为统血之经，心境不畅，肝不条达，脾失斡旋，气阻血滞，痞满生焉。五志不和，俱从火化，火烁真阴，血海５２３渐涸，故月事不以时下，必致血枯经闭而后已。”《妇科玉尺》曰：“妇人积聚之病虽属多端，而究其实，皆血之所为。”妇癌总由气滞血瘀，气常郁滞，血常不足所为，故舒肝养血为治病之要旨。妇癌的主要症状，或阴道不规则出血，或五色带下，腹中包块，或腹部疼痛，可各症兼夹。其辨证关键在于辨虚实。妇癌之虚，一为妇癌好发于年老体弱之人，妇人以血为本，年老血亏，经脉失养，外邪易于乘虚侵入而致病；二为就诊病人，多属中晚期，癌瘤本身的耗气劫血，致气虚血亏，或已经手术或放、化疗后，令气血耗损，正气虚衰。然虚证之人，可因禀赋差异及病因不同，而有脾虚、肾虚、肝肾阴虚、脾肾阳虚之异；妇癌之实为邪实，与寒凝、气滞、血瘀、湿毒等相关。虚实之辨，在于主症与全身症状的辨证，虚实常常夹杂。其辨证要点，详见下表２。表２妇癌主症的辨证症状辨证实虚文献腹部肿块阴道出血带下赤白腹痛较为硬实，固定不移，根基深藏，腹壁紧张，青筋暴露，肤色暗晦，面色土黄漫肿根散，常可移动，边界欠清，腹部松软，水肿凹陷，肤色苍白无华“夫症者征也。……瘕者假也。……二症病在肝脾，……”（《临证指南医案》）常有一次出血量多，血色瘀红，暗晦瘀块常有持续出血淋漓不尽，血色淡红，或鲜红“凡妇人交接即出血者，多由阴气薄弱，肾之不固，或阴分有火而然。味腐臭味腥臭若脾虚气陷不能摄血者，……若脾肾虚弱，阴气不固者，……若肝肾阴虚不守者，……若阴火动血者……。”（《妇人规》）带下腥白，小腹冷痛（寒湿）带下量多色黄，脓稠臭秽（湿热）带下量多色白，似痰似唾（痰湿）带下黄黑，兼有“瘀”证（瘀血）带下量多，疲倦乏力，纳呆便溏（脾虚）带下色黄，或红，量少，五心烦热（肾阴虚）带下清冷，终日淋沥，腰膝酸冷（肾阳虚）“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此皆带下。”（《金匮要略》）刺痛或锥痛腹部拒按得寒则舒大便秘结病灶新发隐痛或钝痛腹部喜按得温则舒大便秘结或溏烂错杂多为久病“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素问·举痛论》）（二）妇癌的中医辨治特色妇癌的中医治疗，包括辨证、辨病、对症治疗三方面，在辨证方面，由于妇癌的病机总由冲任失调、气血失和所致，其发病与肝、脾、肾三脏密切相关，故其临床表现，也有相同的证型。在癌瘤初起，以邪实为主，则为气滞血瘀、湿热瘀毒；疾病后期，正气渐虚，则多表现为肝肾阴虚或５２４脾肾阳虚。疾病初起，治宜疏肝理气、活血祛瘀、解毒抗癌，在辨证基础上，可用大黄虫丸、桂枝茯苓丸，加半枝莲、白花蛇舌草、土茯苓、莪术、茅根、仙鹤草等；癌瘤发展渐至正虚者，鳖甲煎丸加田七、地龙、山慈菇、七叶一枝花等扶正抗癌。辨病治疗方面，宫颈癌早期可选用三品一条枪、莪术油等局部治疗；子宫体癌、恶性滋养叶细胞癌、卵巢癌及其他肿瘤引起的腹腔广泛转移，可选用榄香烯、喜树碱、穿心莲内酯、鸦胆子乳等治疗。对症用药方面，以带下多为主的，可选用白果、凌霄花、龙骨、牡蛎、海螵蛸止带；出血量多者，可用人参粉、田七粉、云南白药、阿胶止血；腹痛甚者，可用肉桂、吴茱萸、炮干姜止痛散寒；桃仁、苏木、元胡索、五灵脂、蒲黄等祛瘀止痛。另外，妇癌在手术、放疗、化疗的同时配合中医治疗，可以达到改善症状、延长生存期，带瘤生存的目的。（三）妇癌的中医康复治疗现代医学认为，女性性激素分泌的调节是通过“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来实现的。卵巢是主要的内分泌腺，通过卵巢激素对下丘脑———垂体前叶的反馈作用，调节性周期。这与中医学的肾———冲任，天癸———胞宫的功能极为相似。各种抗癌治疗手段，包括卵巢切除、放、化疗及内分泌治疗，均使体内性激素的调节受到破坏，使雌激素水平下降，出现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破坏了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调节平衡，导致下丘脑———垂体轴的分泌功能紊乱，再进一步影响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功能，从而出现了类似更年期综合征的症状及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症，如潮热、出汗、心烦、胁痛等植物神经功能失调，易怒、抑郁、性欲减退、恐惧等精神性症状，并出现皮肤松弛、乳房萎缩、骨质疏松、关节变形、多毛症等内分泌紊乱症状。此类患者周氏称之为“三性人”，即在社会性别上为女性，在生理性别上为中性，在临床表现上为男性，中医辨证属肝肾阴虚证，治宜滋肾养肝，常用小柴胡汤加用紫河车、蛤土蟆、山萸肉、肉苁蓉、龟板等，以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功能，达到代替部分性腺轴的功效，故在临床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代研究表明，肾阴虚、肝火旺可能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机能活动的增强有关，补肾能改善垂体和肾上腺功能，使紊乱了的神经体液调节机理趋于正常。而肝病与植物神经紊乱有关，“肝主疏泄”，包括植物神经的某些功能作用。滋肾养肝法使此类病人免除因补充雌激素类药物而致肿瘤复发的恐惧，并能使病人从心理上、生理上恢复到较为健康的状态，从根本上提高了生活质量，解除了患者的难言之隐，这也是中医康复治疗的优势之一。四、寓攻于补虚中求实———晚期癌瘤的治疗经验（一）晚期癌瘤的现状及治疗目的晚期癌瘤指原发癌瘤恶性度高，有广泛的浸润或转移，致身体虚衰并有合并症和兼症（如消瘦、贫血、疼痛等），不适于使用常规的治癌手段如手术、放射或化学药物等。这类患者约占全部癌瘤的１／３以上，且以消化系统癌瘤为多见，是当前抗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医学领域于７０年代提出生活质量的概念，并逐步受到重视。目前国内对于恶性肿瘤生存５２５质量的评价标准，以孙燕提出的十四项评价标准较为全面，包括食欲、精神、睡眠、疲乏、疼痛、家庭的理解与配合、同事的理解与配合、对癌瘤的认识、对治疗的态度、日常生活情况、治疗的副作用、面部表情、体重、血红蛋白等各因素，将每个因素按正常逐渐向不良进化分为５个等级，然后，根据其上述各因素的总分估价分为好、中、差三个等级，好≥４１分，中２１～４０分，差≤２０分。根据这种分法，周氏认为，晚期癌瘤皆是生活质量总分在３０分以下，临床表现可见肿瘤本身的广泛扩散，以及合并症、继发症、后遗症等。治疗上由于不适宜手术、放射、化学治疗，绝大部分患者求助于中医。治疗的目的则在于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甚至可获得较长时间的带瘤生存。（二）晚期癌瘤常见症状的辨证晚期癌瘤的症状表现，总的来说是“正虚邪盛，本虚标实”，正虚，以脾肾两脏的亏虚为主。脾虚者，身体消瘦、纳呆、乏力、汗出、大便滞下，舌淡暗，苔白厚，脉沉细。肾虚者，以阴虚为主的见消瘦、疲乏、五心烦热、口干咽燥、盗汗、腰膝酸软、大便干结，舌红绛少苔或无苔，脉细数；以阳虚为主的见消瘦、疲乏、自汗、恶寒肢冷、小便清长、腰膝酸冷，舌淡暗、苔白或灰黑，脉沉细弱。而局部肿块多巨大，盘根错节，全身广泛转移。实验室检查多表现全身免疫与代谢功能紊乱，骨髓抑制，肝肾功能损害。其中，属脾虚型的预后稍好，肾阳虚衰者预后最差。晚期患者常见疼痛、出血、贫血、纳呆、消瘦、乏力，这些症状表现又常有其特定的病机，现分析如下：疼痛：在晚期癌瘤患者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度以上的疼痛，发生率高达５０％以上，故疼痛为晚期癌症患者最主要的症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倡导的三阶梯止痛法已广泛推广，并提出消灭癌痛是本世纪抗肿瘤治疗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没有得到有效的止痛。在我国，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药物的供给问题，包括医师的重视及药物管理制度等，二是由于担忧药物的副作用或成瘾性。根据“不通则痛”理论，周氏认为，癌瘤的病机，总不离痰、瘀、毒三字，痰瘀胶结，瘀毒郁滞，经络闭阻，是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尤以“瘀”为主要。因痰瘀胶结所致的，其疼痛特征为刺痛，痛有定处，并伴咳痰不爽，头晕目眩，肢体麻痹，腹中硬块等症状；因瘀毒阻络所致的，其疼痛的特征是锐痛，持续疼痛，可伴发热，腹块坚硬，全身瘀斑、瘀点，舌多为紫暗，脉弦细。出血：多由癌瘤压迫、侵犯大血管或肿瘤破裂所致，为晚期癌瘤的常见并发症之一。癌瘤在肺，不论原发或继发，多为气阴两虚的咯血，血色鲜红，量少，伴低热汗出，短气，咯痰不爽。肝癌的出血，多为肝火炽盛，迫血妄行的呕血、便血，常常出血量多，来势凶险，伴烦躁不安，口苦咽干，身目俱黄；胃癌患者的消化道出血，多为阴虚火旺或脾气虚弱，脾不统血所致。阴虚火旺者，胃脘灼热疼痛，口干烦闷，出血量少，血色鲜红；脾不统血者，出血量多，面色苍白，疲倦乏力，脉微欲绝；泌尿系癌瘤所致的尿血，多属肾阴亏损，水不济火所致，表现为尿血鲜红、刺痛、淋漓不净，腰膝酸软，口干咽燥，五心烦热，舌光无苔，脉细弱；鼻咽癌的鼻衄出血，多为肝肾阴虚，虚火上炎所致，出血量少，色泽鲜红，伴消瘦、乏力、头晕头痛、耳鸣、夜寐不安。贫血：贫血是晚期癌瘤的最普遍的症状之一。或因癌瘤本身的消耗与出血，或因代谢紊乱、营养不良致造血障碍。中医学认为，脾为生血之源，肾主骨生髓，故贫血多责之于脾肾两脏，临床表现亦可有脾虚或肾虚的不同。对于癌症贫血的治疗，主张药治和食治并重，常常选用血肉有情之品，补充生化之源，填精益髓生血。５２６纳呆、消瘦、乏力：是晚期癌症的通病。癌病者常见舌头味蕾的味觉功能减退，饮食无味而影响食欲；癌瘤一方面掠夺和消耗机体的营养，一方面其代谢产物形成“内毒素”影响机体的消化和吸收，使机体迅速出现消瘦和乏力。古人强调“有胃则生，无胃则死”，“胃”即胃气与食欲，《景岳全书》谓：“凡欲察病者，必须先察胃气，凡欲治病者，必须常顾胃气。”对于晚期癌症，尤其是这样。纳呆的后果是消瘦与乏力，故曰“安谷者昌，绝谷者亡”。纳呆的表现说明胃不受纳，或脾不运化。肝气横逆，肝木凌脾致肝胃不和，治宜疏肝和胃；脾胃虚寒，脾气下陷，运化无权，治宜健脾醒胃或补中益气；癌症临终，气若游丝，命门火衰，无法温煦脾阳，胃腑无火不能腐熟水谷，治宜温补脾肾，可用高丽参、干姜补气温胃，回阳固脱。（三）重健脾补肾寓攻于补治晚期癌瘤虚中求实恶性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晚期癌症患者由于肿瘤消耗，肿瘤毒素造成机体的营养障碍，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祖国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肾主骨生髓，髓海足则精血盛，髓海虚则精血竭；脾为后天生化之源，脾主身之肌肉、四肢，脾气健旺，生化有源，肌肉强健有力，脾气虚弱，气血生化无权，肌肉失养，则消瘦，大肉尽脱。脾主运化赖于肾阳之温煦，肾精须赖脾血的滋养，故消瘦、贫血，皆由脾肾亏虚所致。从８０年代开始，周氏指导助手开展对健脾补肾方剂的研究，通过建立脾虚、肾虚证小鼠模型，喂养参芪固本汤（周氏经验方），药后荷瘤小鼠的体重增加，生存期延长，并有抑瘤作用，临床研究也得出相同结论。近几年开展的多项临床研究，如金水宝对晚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人参注射液对脾虚患者的综合作用，补肾活血药改善骨髓造血功能等等，均说明此类药物有调整Ｔ细胞亚群功能，提高ＮＫ细胞活性，改善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提高淋巴细胞转化率，增加体重，改善贫血，改善临床症状等多种作用。在晚期癌症中，正邪不两立，常常祛邪忌伤正，故手术及放、化疗皆无法进行，病人亦无法承受峻猛有毒中药，而扶正恐养邪，致邪毒得势嚣张，健脾补肾法则寓攻于补，为晚期癌瘤的治疗开拓了一条新路。晚期患者正虚邪盛，正邪交错，在机体一派虚象中邪毒肆虐侵凌而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和兼症，皆有瘀毒之郁积，此乃“独处藏奸”。在补虚的常法中应注意到邪毒聚结之点而于虚中求实，是为变法。经云“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虚中求实之“实”，每每是“标急”之所在。周氏治一胃癌肝转移之七旬老翁，倦卧短气声低，眩晕心悸，食入即吐，大便１０天未行，舌黄起芒刺，脉沉滑，前屡进旋复代赭合陈夏六君之属而罔效，病者虽为高龄虚衰之躯，腑实即是独处藏奸之地，此时通腑可救标急，用小承气合下瘀血汤泻下燥粪秽便后，顿觉肠饥索食，数天后来诊诉诸症已去大半矣。周氏谆谆教诲：“‘大实如羸状，至虚有盛候’，真乃金玉良言！临床察病须全心用‘意’，辨证遣方应知常达变。”五、癌瘤痼疾盘根错节知常达变内外并治———肿瘤外治法经验（一）外治法始于《内经》成熟于《金匮》活用于《理瀹骈文》外治法是运用药物和手术配合一定的器械等，直接作用于病人体表某部、九窍或病变病位５２７以达到祛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外治法的渊源久远，始于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至《内经》，便有“内者内治，外者外治”的提法，开始了针砭、按摩、烟熏、猪膏、外用等外治法，其中有治筋急用“马膏膏法”及“桂心渍酒以熨寒痹”、“白酒和桂以涤风中血脉”的记载。《周礼·天官篇》也提出“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郑玄注五毒：“今医人有五毒之药，合黄蝥、置石胆、丹砂、雄黄、矾石、磁石其中，烧三日夜，其烟上着，以鸡羽扫取以治疡。”至汉代，仲景在《伤寒论》便较系统地记叙了用药摩、润导、烙、沥、洗、熏、坐、浸脚等各种外治法及创制相应方药。到了明清时期，中医的外治法已较为成熟，有薛己的《外科枢要》、王肯堂的《疡科准绳》、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以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列证最详，论治最精”。而吴师机的《理瀹骈文》，则被认为是第一部内病外治的专著，主张用外治法通治内外诸病，每证用药，都以膏药薄贴为主，选择性地配以点、嗅、敷、熨、熏、浸、洗、罨、擦、坐、嚏、?、烙、刮痧、火罐、推拿等数十种外治方法，经“月阅症四五千人，岁约五六万人”，“始知膏药能治病，无殊汤药，用之得法，其响立应。”并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历代医家，总把肿瘤诸疾归属外科类，属“疮疡”、“肿疡”等范畴，因此，外治法在肿瘤病上的治疗作用，便倍受重视。外治的方法，如敷、罨、熨、熏蒸、吸入、热烘、浸浴、溻渍、发泡、膏摩、点眼、嗅鼻、漱涂、扑粉、导塞、薄贴等；外治的药物治疗，有膏药、油膏、箍围药、掺药等。外治药种类繁多，其应用也须辨证施治，辨明疾病的寒热虚实而用药。吴师机曰：“外治必如内治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大凡外治用药，皆本内治之理，而其中有巧妙处，则法为之也。”外治药物的作用机理，即是药物透过皮毛腠理，通过经络的上下贯通，内达脏腑，调整机体的阴阳偏性，祛除病邪。现代医学也认为：透皮吸收给药途径，是第三条给药途径，已逐步引起重视。周氏熟研吴师机的《理瀹骈文》，推崇“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常以内服外治并举，以疗“汤药不足尽病”的癌瘤痼疾，每每奏效。（二）外治法治癌源于“有诸内必形诸外”《灵枢·海论》曰：“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因此，经络可以沟通表里，贯穿上下。脏腑内在的病变，通过经络的联系而传到体表，而体表的毒邪，也可通过经络的传导而影响其他脏腑。《卫济宝书》指出：“毒发于外而为痈，毒蓄于内而疽。”癌瘤痼疾，因于机体阴阳不和，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不通而成寒凝，热毒，痰结，瘀血的病理产物，通过经络的传导，发于体表而为“肿疡”，结于体内而为“症积”。周氏认为，体表所见癌瘤，皆因内脏气血紊乱所发，赞同“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地”的观点。列举如下：乳岩：乳头属肝，乳房属胃，脾与胃相连，互为表里。冲任之脉起于气街（胞内），与肾经相连，循经上行乳房，而冲任之脉系于肝肾，因而，乳岩的发病，与肝脾肾关系最为密切。或因肝郁脾虚，痰浊凝结，经络痞塞，结滞乳中，或因肝肾不足，气虚血亏，脉络空虚，气滞血凝，阻于乳中，皆成乳岩。失荣：即颈部淋巴结转移癌。“其患多生肩上，初起微肿，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坚硬如石，推之不移，按之不动，半载一年，方生隐痛，气血渐衰，形容瘦削，破烂紫斑，渗流血水，或肿如泛莲，秽气熏蒸，昼夜不歇，平生疙瘩，愈久愈大，越溃越坚，犯此俱为不治。”失荣肿物生于颈部两侧，为少阳、阳明经脉所过之处，少阳属肝胆，阳明为胃经，大凡肝胆郁结，疏泄无度，则气滞血５２８瘀；阳明腑实，水谷不化，则痰湿内生，终使经脉气血逆乱，痰火凝聚而结块。舌菌：舌本属心，舌边属脾，心脾二脉皆系于舌本。因心绪烦扰，心火上炎，思虑伤脾，致气郁化火，循经上升，火化成毒，结于舌本而成。故舌菌总由心脾火毒所致。茧唇：足阳明经脉环唇，脾为统血之藏而主肉，其荣在唇，故唇癌之病与脾、胃二经之积热有关，皆因思虑过度，心火内炽，移热于脾经而成。肾岩：这里主要指阴茎癌。疡科心得集》“夫肾岩翻花者，《曰：俗名翻花下疳，……由其人肝肾素亏，或又忧思郁虑，相火内灼，水不涵木，肝经血燥而络脉空虚，久之损者愈损，阴精消涸，火邪郁结。遂遘疾于肝肾部分……玉茎渐渐肿块，其马口之竖肉处，翻花若榴子样，此肾岩已成也。”阴茎癌属肾岩范畴，肝主筋，阴茎为宗筋之所聚，又为肾之外窍，故阴茎为肝肾所属，肝肾阴虚，相火内灼，水不涵木，肝经血燥而络脉空虚，足三阴之脉皆从足走肾，湿气先自下受，湿火乘虚侵袭，结聚于肝肾而成。子宫颈癌：宫颈属女子胞，冲任起于胞中，冲脉隶属于肝，任脉隶属于肾。故子宫颈癌的发生，多与肝肾亏虚，精血不足，阴虚火旺，气血凝滞，经络阻塞，冲任失调有关。（三）外治经验举隅外治法经长期的医疗实践，证明其具安全有效，适应证广，简便价廉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可用于“不肯服药之人，不能服药之症”，可治愈“大方脉”所不能解决的病。癌瘤痼疾，因于气血瘀毒胶结，肿块非峻猛药难以化开，却又往往正虚邪实，不胜攻伐，仅靠内服药物难以胜任，故临证时总喜内服药物与外治法并举，所使用的外治法，丰富多彩，如中药雾化吸入治疗支气管肺癌；青黛粉外涂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肝脾肿大、癌症合并带状疱疹；田螺膏敷脐治疗腹水；香砂大蒜膏外敷穴位以健脾；双柏水蜜外敷以祛瘀消症、消肿止痛等。周氏在众多的外治法中，尤对使用薄贴及直肠内给药（即导法）体会颇深，兹介绍如下：１创制琥珀止痛膏，止痛消瘤疗效佳：苏某某，男，３５岁，１９８１年９月就诊。患者因左上腹肿块，消瘦，纳呆诊为原发性肝癌，剖腹探查已为肝内扩散，行肝动脉插管化疗，术后３个月，肿物明显增大，腹块昼夜疼痛，呈持续性刺痛及阵发性剧痛，辗转反侧，痛苦难言，初用止痛片、颅痛定、杜冷丁等药可止痛，后发展至每２～３小时要求注射杜冷丁，遂外贴“琥珀止痛膏”，１天后疼痛逐渐缓解，敷药１周，停用各种止痛药，腹块已无明显疼痛，但肿块未见缩小，患者后因黄疸、腹水，继发肝昏迷而死亡。琥珀止痛膏由琥珀、马钱子、蟾酥、樟脑、冰片、大茴香、丁香、山奈、石菖蒲、威灵仙、斑蝥、天南星、黄连等组成，药物辛香燥烈，药性峻猛，以毒攻毒，具通络祛瘀，消肿止痛功效。中医学认为，“不通则痛，通则不痛”，疼痛皆因气血郁滞，脉络瘀结所致，使用琥珀止痛膏外敷患部，可以化散其毒，不令壅滞，通络止痛，祛瘀散结，药物经制成膏剂，药力缓慢释放，毒性减少，却能穿透肌肤，直达病所，徐大椿曰：“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内，其流行于经络脏腑者，必服药乃能驱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者，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临床应用中，琥珀止痛膏广泛用于各种癌瘤引起的痛证，如肝癌、头颈部瘤、肺癌、骨转移瘤及乳腺、腮腺等某些浅表良性肿瘤，经１００余例患者使用，证明其能减轻疼痛，缩小肿块，有效率为８４１１％。２直肠给药起沉疴，解毒得生显奇效５２９（１）直肠癌出血：陈某某，男，７６岁，因大便习惯改变约２年，伴粘液血便半年余而就诊，经纤维肠镜诊为直肠癌，升结肠及横结肠瘤样息肉，近则便下鲜血量多，日１０余次，后阴坠痛，里急后重，眩晕眼花，不思饮食，查体：贫血貌，恶病质，浅淋巴结肿大，腹软，舟状腹，肝脾不大，左下腹有明显压痛，直肠指检距肛门６ｃｍ处触及肿物约５ｃｍ×５ｃｍ×８ｃｍ，表面凹凸不平，质硬固定，指套有鲜血，舌苔黄厚，舌质淡，脉细数无力。用解毒得生煎加棕榈炭３０克、罂粟壳１５克、五倍子１５克，水煎肠内滴注，２次后便血明显减少，５次后便血及里急后重消失，胃纳、精神均好转。（２）肠癌腹腔化疗后急腹症：赵某某，男，６０岁，住院号：６５２０３。缘盲肠腺癌腹腔及盆腔广泛转移而入院，症见疲乏无力，腹胀气促，纳呆畏食，口干口苦，二便短少，体检呈恶病质，痛苦面容，呼吸浅促，３０次／分，心音减弱，律齐，１１２次／分，蛙形腹，腹围９２ｃｍ，叩诊音实，肝脾触诊不满意，在局麻下腹穿缓慢抽出黄稠腹水４０００ｍｌ，注入５—ＦＵ１克，ＣＰ（短棒菌苗）７ｃｍ，术后症状缓解，安然入睡，第二天起开始出现腹胀腹痛，至第４天腹胀同前，疼痛转侧，神疲呻吟，气促口干，饮入呕吐，大便７天未行，小便短少（约１００ｍｌ），查体：ＢＰ１１／７ｋＰａ，呼吸３６次／分，心率钟摆样１３０次／分，腹围９３ｃｍ，叩诊鼓音，肠鸣消失，Ｘ光检查示不完全性肠梗阻，舌光无苔，红绛舌摸之无津，脉细弱无力，拟诊为肠梗阻、肾损害、酸中毒，用解毒得生煎加蛇舌草、徐长卿、半枝莲各３０克，水煎肠内滴注，用药后３小时得矢气，排除暗褐色溏便４０００克，连续滴注７次，全身症状好转，可进流质或软食，二便渐正常，腹围缩为８２ｃｍ，１周后出院转门诊治疗，随访半年仍健在。（３）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李某某，男，６２岁，住院号：７８７８８，４个月前因腹痛、腹胀、呕吐渐至食入而吐，大便４日未行而就诊，在外院拟肠梗阻而手术切除右半结肠肿物并回肠、结肠吻合术，病理检查为结肠低分化腺癌，术后恢复良好。近又出现腹胀腹痛，并于右胁下及右下腹壁摸到鸡蛋及荔枝大肿物，ＣＴ检查为右肾上腺、腹腔内及右腹壁多处转移癌，并中量腹水，予以５—ＦＵ５００ｍｇ／ｍ２，加大剂量ＣＦ（２００ｍｇ／次）静脉注射，连用５天，化疗后第五天出现腰痛、呕吐、心悸、尿少、口干纳呆，查体有心律不整、心率１０４次／分，双肺无罗音，腹胀轻压痛，双肾区叩击痛，舌质红绛无津，脉促，血、尿及生化检查示肾功能损害、高钾血症、高尿酸血症，诊为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用解毒得生煎合半枝莲３０克、蛇舌草３０克、白茅根４０克，煎液肠内滴注，用药后大、小便次数和排量增加，１周后肾损害和酸中毒渐趋正常，３个月后复查，腹水和腹部肿瘤消失，体重增加１１ｋｇ。中药直肠内给药，由仲景的“蜜煎导方”、“土瓜根方”、“猪胆汁方”开始，《伤寒论》中记述：“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明·王肯堂《证治准绳》谓“凡诸秘服药不能或虚人畏服利药者，用蜜煎导”，“冷秘用酱生姜导”，“热者猪胆汁导”。清·吴谦在《医宗金鉴》谓：“燥屎已至直肠，难出肛门之时，则用蜜煎润窍滋燥导而利之，或土瓜根宣气通燥，或猪胆汁清热润燥，皆可为引导法。周氏深感肿瘤内科疾病，或因消化道梗阻，如食管贲门癌、肠癌等致无法摄纳；或因病在下焦，如癌性腹水、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等，使内服药液难以直达病所；或因体质上寒下热、抗癌药苦寒败胃等诸多因素，使内服药液难以奏效，因而自拟“解毒得生煎”汤剂直肠内给药，方由大黄２０克、黄柏１５克、山栀１５克、蒲公英３０克、银花２０克、红花１５克、苦参２０克组成，有清热解毒，荡邪通腑，祛瘀消症功效，广泛用于消化系统癌瘤的辨证治疗，如结肠５３０多发性腹腔化疗后继发急腹症、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食道癌所致的消化道梗阻，以及各类肿瘤引起的高热、腹痛、呕吐、尿少、便结、血证（吐中便血）等，取得了８５％的近期有效率。《内经·五脏别论》曰“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所以古人强调“六腑以通为用”。而肿瘤的发病特点为正虚邪实，《医宗必读·积聚篇》如言：“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内服大剂、峻剂药物常较难为病人所接受，且伤正气，故设“解毒得生煎通过直肠给药的方法，助大肠腑气通降，使六腑通利，糟粕得除，邪有出路，又无伤正之虑，因而，广泛用于各类肿瘤内科疾病的治疗。周氏认为晚期消化道癌瘤，多表现为饮食不下、腹痛、大便不通等，皆因腑气不通而致，如直肠癌因“蕴毒内结”或“毒聚肠胃”致腑气不通，故“结而为肿……二便乖违”，脓毒血便；肠癌腹腔化疗后急腹症，则为燥屎内结致腑气不通，表现为“阳明腑实”或“热结旁流”，宜通降腑气为先；而食道癌呈现“湿痰死血阻塞胃口而成”，张景岳认为“噎膈一证，……伤阴则精血枯涸，气不行，则噎膈病于上，精血枯涸，则燥结病于下”，故用通腑法，宜“急下存阴”，此即《内经》的“病在上，取之下”之意；又如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为敏感性肿瘤化疗后出现大量肿瘤细胞崩解，引起肾功能损害，因其主要表现为呕吐及小便不通，属“癃闭”范畴，故也用通降腑气法，为“吐之下之”之法，使水毒下利、浊阴得降、清阳得升。癌症的高热不退，辨证当属“内热”，《素问·调经论》谓其病机为“热气熏胸中”，而心肺居胸中，“肺与大肠相表里”，在生理上，六腑的传化，须靠肺气的正常肃降，在病理上，若肺失肃降，便可致气郁发热，气滞便结，采用“提壶揭盖”之法，使肺热从大肠泻下。对于癌症高热，在诸法均未奏效时（包括强力大剂的抗生素），采用直肠内给药法，荡涤大肠燥结，使腑气得通，肺气肃降，水液输布，气机畅达，则内热得退。解毒得生煎，是为毒去生还故也。名案评析一、清肝祛瘀治肝癌案何某某，男，４９岁，门诊编号Ｈ０８５６。患者于１９８６年２月初因右胁疼痛，明显消瘦，食少腹胀在香港某医院就诊，经“Ｂ”型超声及ＣＴ等检查发现肝右后叶（３ｃｍ×４ｃｍ）及肝左叶（５ｃｍ×６３ｃｍ×３ｃｍ）多处占位性病变，甲胎蛋白（ＡＦＰ）３９００毫微克，ＧＰＴ２２０单位，余项肝功能检查在正常范围，ＥＳＲ５３ｍｍ／小时，诊为原发性肝癌（Ⅱ期），因无法手术切除，要求转中医治疗。患者同年２月底来我院就诊，诉右胁胀痛，纳呆眠差，潮热口干，溺黄便结，舌苔薄黄，舌质绛紫，脉弦数，查体形体消瘦（约５０ｋｇ），面如蒙尘，无黄疸，有肝掌及蜘蛛痣，浅淋巴结无肿大，心肺听诊正常、腹软，无腹水征，肝大锁骨中线右肋下３ｃｍ，剑突下４ｃｍ，脾不大，参阅外院资料与症状体征，诊为原发性肝癌，中医辨证属肝热血瘀型，治宜清肝解毒、祛瘀消症。处方：仙鹤草、半枝莲、徐长卿、七叶一枝花各３０克，茵陈２４克，山栀１５克，大黄１２克，白芍、丹参、山楂各１５克，田七３克，土鳖１０克，蜈蚣４条，人工牛黄２克（冲）。辨病治疗用莲花片每次５片，每天３次；配合西洋参１５～２０克每天早上煎服；冬虫草１５克、水鸭适量炖服，每周３～４次。二、三诊：患者每月来穗诊治并带药回香港治疗。二诊时胁痛减，胃纳增，喜形于色；三诊５３１已有明显好转，口干减，舌质暗红，脉弦略数，仍守前法加减继续治疗。八诊：患者于１９８６年９月在香港原就诊医院复查，肝右叶病灶缩小至２ｃｍ×３ｃｍ，肝左叶病灶液化，见６ｃｍ×４ｃｍ液平面，ＡＦＰ下降至１３００毫微克，体重增加６ｋｇ，面色红润，已无胁痛，胃纳佳，进食后胀感，大便溏，有夜尿，睡眠差，舌苔白，有瘀斑，脉弦细，治宜清肝解毒、健脾消症。处方：仙鹤草、半枝莲、徐长卿各３０克，党参、云苓各２０克，白芍１５克，五味子１０克，女贞子、旱莲草各２０克，田七３克，土鳖１０克，蜈蚣４条，辨病治疗用莲花片合犀黄丸每次３克，每天３次。十诊：时有口干、眠差，胃纳二便调，余无不适，舌苔薄黄，脉弦细。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在香港复查Ｂ型超声及ＣＴ等，未发现占位性病变，ＡＦＰ转阴性。后患者一直坚持在当地及我院门诊检查，连续服莲花片及犀黄丸３年余，并间断服用清肝利胆解毒类中药，配合虫草炖水鸭、团鱼苡米汤滋肾健脾、扶正补虚。本例跟踪观察８年余，已过正常人生活。〔评析〕原发性肝癌在中医古籍“黄疸”、“臌胀”、“症积”、“暴症”等疾病的范畴。《外台秘要》论述暴症曰：“腹中有物坚如石，痛如刺，昼夜啼呼，不疗之百日死。”可知本病来势凶险，预后尤差。本例辨证属肝热血瘀，重用清肝解毒、祛瘀消症的仙鹤草、半枝莲、徐长卿、七叶一枝花较长时间服用，以茵陈蒿汤、田七、土鳖、蜈蚣等辅助主药，人工牛黄为使药，引诸药入肝，辨证选药较为合拍。选用清肝解毒的莲花片、祛瘀消症的犀黄丸为辨病用药自始至终的应用，加强抗癌消瘤的作用，并配合食物调养扶持正气，调治得当，故取得较好的疗效。二、清心解毒治舌癌案林某某，男，４１岁，台湾商人，住院号：４８６５３。缘舌体右侧溃疡经治不愈４月余，至１９８８年４月到高雄医学院诊治，舌体组织活检为“鳞癌Ⅱ级”（病理号：１３５８６）患者曾到日本等多家医院就诊，，皆不愿接受手术及放射疗法，曾用哌来霉素（Ｐｅｐｌｏｍｙｃｉｎ）静脉注射共约１００ｍｇ，未有明显好转，遂于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５日来我院治疗。自诉舌体疼痛，吞咽及讲话时有不适，胃纳稍减，二便尚正常，舌苔白腻，质暗晦，脉濡数。查体肥胖，发音尚清晰，但舌体活动欠灵，左伸有掣痛感，舌体右侧前１／２处见１ｃｍ×１５ｃｍ溃疡灶，溃疡边缘凸起不平呈白腐色，中心凹入约０５ｃｍ，色瘀红，触摸舌体，在溃疡下面有２ｃｍ×２ｃｍ×１ｃｍ肿物，右侧舌下及右颌部双合诊可触及肿大淋巴结约１ｃｍ×１ｃｍ，心肺听诊无异常，腹软，肝脾不大，诊为舌癌（鳞癌Ⅱ级），中医辨证属舌疳，乃心脾瘀毒所致。治宜清心解毒，祛瘀消疳，用导赤散、黄连解毒汤加减。处方：生地、旱莲草各２０克，女贞子、木通、黄连、黄芩、山栀子、山慈菇各１５克，山豆根、露蜂房、僵蚕、甘草各１０克，水煎服，日２剂；辨病治疗用犀黄丸每次３克，每天２次；再用六神丸每次３粒敷右侧溃疡，加双料喉风散覆盖于溃疡面，每天３次。在辨证论治中，见口苦、口臭加银花、蒲公英；舌体溃疡痛加天花粉、守宫、徐长卿；溺黄、便结加蚕砂、大黄。经过近２个月的治疗，自觉症状日渐好转，舌体痛消，右侧溃疡缩小为０６ｃｍ×０８ｃｍ，溃疡下舌体肿物约１ｃｍ×１ｃｍ，遂于７月１８日带药１个月量回台湾调治。８月１６日返院复查，舌右侧溃疡已愈，舌体肿物及肿大的右颌下淋巴结消失，自觉无不适症状。９月２０日第二次返院复查，身体恢复健康。嘱戒烟酒和生活应有规律，长期服用知柏地黄丸，间或服用清心解毒、养阴除痰类中药。连续观察５年，未见肿瘤复发。５３２〔评析〕舌癌是恶性度较高的常见癌瘤，中医古籍称为“舌疳”或“舌菌”。《图注喉科指掌》谓：“舌疳之症恶非常，心脾火毒积中央，初如豆大渐如菌，暮重朝轻饮食妨，怒则溃破穿腮舌，患延项颌核滋昌。”《医宗金鉴》称：“舌疳，其症最恶，初如豆，次如菌，头大蒂小又名曰舌菌……若失于调治，以致?肿，突如泛莲，或有状如鸡冠，舌体短缩，不能伸舒，妨碍饮食言语，时流臭涎。再因怒气上冲，忽然漏裂，血出不止，久之延及项颌，肿如结核，坚硬而痛，皮色如常……甚则透舌穿腮，汤米漏出。”舌本属心，心脉系于舌根；舌边属脾，脾脉络布舌旁。心火上炎，脾胃积热，热极生疮，可以变生舌疳。本例用黄连解毒汤清热解毒，导赤散泻心凉血，山慈菇、山豆根、露蜂房、僵蚕等除痰消疳，辨证选药切中舌癌的病机；辨病用药则精选清代外科名家王洪绪创制的犀黄丸，有解毒消肿、祛痰散结的功效，配合解毒散结的六神丸外敷癌性创面促进舌疳溃疡迅速愈合。三、健脾祛痰治恶性淋巴瘤案康某某，男，６１岁，中学老师。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因腹股沟及右下腹肿物就诊，Ｂ型超声检查示下腹部及主动脉旁巨大肿物，腹股沟淋巴结活检为非何杰金氏淋巴瘤，使用化学药物治疗后病况改善，至１９９１年春开始恶化，同年６月因腹腔多处肿物扩散出现黄疳、腹水、贫血并肝肾功能损害而发病危通知，经过积极的抢救措施后虽获缓解，但患者惧怕化疗副反应而于１９９１年７月中旬求治于余。诉腹痛不适，心悸眠差，疲乏短气，胃纳欠佳，时有发热，口干苦，大便溏，溺短黄，舌苔白厚腻，脉濡细，查体消瘦，颜面萎黄，颈及锁骨上、腹股沟淋巴结无肿大，心肺听诊正常，腹软，叩诊有少量腹水，肝大右肋下２ｃｍ、剑突下４ｃｍ，脾未触及，脐部右侧肿物约７ｃｍ×８ｃｍ，Ｂ型超声波及ＣＴ检查示中腹部及腹膜后巨大肿物，肝脏浸润性转移，诊为非何杰金氏淋巴瘤（Ⅳ），中医辨证属脾虚痰瘀，治宜健脾除痰，祛瘀消症，处方如下：消瘤异功饮（自拟）：党参３０克、北芪３０克、白术１５克、云苓２０克、生南星１５克、生半夏１５克、山慈菇１２克、猫爪草２０克、海藻１５克、昆布１５克、田七６克、守宫６克。煎服及加减法：本方宜文火久煎约２小时，可加水７～８碗煎至１碗；服１～２周后则易生南星、生半夏为胆南星、法半夏１～２周，如此交替使用；大便溏薄、泄泻则去海藻、昆布加苡米４０克、夏枯草２０克；大便干结则去白术、云苓加大黄１２克、生地２４克；眩晕、疲乏去昆布、田七加杞子１８克、杜仲１５克，并可在辨证基础上再选用蜈蚣、土鳖、地龙、僵蚕、露蜂房等虫类药。患者一直坚持服消瘤异功饮治疗，自觉症状逐渐好转，体质改善，半年内体重由５９ｋｇ增至７１ｋｇ，腹部肿块约缩小一半，如此服药带瘤生存近６年，至１９９７年初复查，肝脾未见浸润病灶，腹部肿块消失，已过正常人生活。〔评析〕恶性淋巴瘤常以颈部肿物为首发，为全身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分何杰金氏（ＨＤ）及非何杰金氏淋巴瘤（ＮＨＬ）两大类，ＮＨＬ病变范围较广泛，常有肝脾浸润与内脏淋巴组织扩散。本病的淋巴结肿大、体表肿物与中医的“石疽”、“恶核”等病患相似，《证治准绳》谓：“石疽乃痈疽肿硬如石，久不作脓是也。”《医宗金鉴》谓：“石疽生于颈项旁，坚硬如石色照常，肝郁凝结于经络，溃后法依瘰疬疮。”《外科证治全生集》谓：“不痛而坚，形大如拳者，恶核失荣也”，“恶核……与石疽初期相同，然其寒凝甚结，毒根最深。”恶性淋巴瘤的病机为痰结与内虚，临床辨治不离“痰”、“虚”两字。本例用消瘤异功饮加减治疗６年余，方中含四君加北芪有健脾益气之５３３功，加杞子、杜仲则脾肾并补，脾主运化水湿，“脾为生痰之源”，脾健可以祛湿消痰；方中又含大队除痰散结药，如南星、半夏、山慈菇、猫爪草、海藻、昆布之属，在恶性淋巴瘤中常见痰郁化热、痰结成瘀，痰瘀胶结则成顽痰，《丹溪心法》谓“痰夹瘀血，遂成窠囊”，此等顽痰，非用生南星、生半夏、田七、守宫、土鳖、露蜂房等虫类药攻坚破积，无法直达窠囊。患者坚信中医，服药坚持不懈，为消瘤康复创造了重要条件。医论医话一、痰与癌痰是中医学里特有的名词，既是多种疾病的致病因素，又是某些疾病的病理产物，不论因痰致病，或是因病生痰，皆与肺、脾两脏密切相关，故前人有“肺为储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的说法。“痰”古同“淡”，从水，受火炎灼作痰，故痰因水湿停留而成，其清稀者为饮，稠浊者成痰。广义的痰包括可见（有形）和不可见（无形）的痰，有形之痰指从口中咯出的痰液，亦包括瘰疬、痰核，而停留在脏腑经络等组织中的痰，影响生化，阻塞气机，变生百病，则为无形之痰。痰饮病证，遍及全身。痰浊犯肺，阻塞气道，肺气不宣，则现咳喘咯痰；痰阻于心，心血不畅，则见胸闷心悸，甚至痰迷心窍，神昏痴呆，或发癫狂；痰停于胃，胃失和降，则胃脘痞满，恶心呕吐；痰阻经脉，气血不畅，可致肢体麻木，半身不遂，或有瘰疬痰核，阴疽流注；痰浊上犯清窍，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可见头痛眩晕，甚则昏厥跌仆；痰气凝结咽喉，则咽中梗阻，或有梅核气吞吐不舒，或有痰涎咳出不畅。凡此种种，难以枚举。在癌患者因痰引起的病证亦比比皆是，元代朱丹溪谓：“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痰浊凝结头面颈项出现结核肿块，如五官、口腔肿瘤、鼻咽癌、甲状腺癌、恶性淋巴瘤等，且每有痰瘀胶结而成“窠囊”；痰与死血停留食管胃脘，致胸痛彻背，噎塞呕逆，或隔食呕吐，呕秽痰涎，见于食管癌、胃癌；痰热互结，阻塞肺络，或痰饮泛滥，悬于胸中，出现咳嗽痰血，发热胸痛，心悸短气，甚则喘息抬肩，颈项壅肿，见于支气管肺癌、纵隔肿瘤或各种癌瘤转移致胸腔恶性积液；痰浊瘀滞乳络，致乳中结核，肿块硬实，甚则溃破渗液流血，疮口翻花，如乳腺癌；痰与寒邪凝泣胞中，致下腹肿痛，五色带下，血水臭秽，甚则有阴疮交肠，见于子宫内膜癌、子宫颈癌，以及妇癌继发阴道直肠瘘或膀胱瘘。癌症晚期多数转移至脑或骨骼，痰浊夹风邪循经入脑，阻塞清窍，致头痛呕吐，昏花复现，肢体偏瘫，甚则昏迷不醒，见于脑瘤或脑转移癌；痰毒流注或痰癖留著骨骼，出现骨骼畸形或肿块，疼痛如锥，痛处固定，肢体废用，甚则骨折瘫痪，见于骨癌或骨转移癌。痰饮是多数癌症的致病因素，癌瘤形成发展后又可形成内痰与外痰，除痰散结就成为癌症论治的常法；痰邪又常夹杂六淫、瘀毒为患，形成风痰、寒痰、热痰、燥痰、湿痰、老痰、痰核、痰癖、窠囊等，则须辨别孰轻孰重，这是痰饮论治的变法。在痰饮致病的诸多癌瘤中，以脑瘤的成因、辨治较为特殊。中医认为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处头部巅顶清虚之地，肾虚可致髓海空虚易受邪；痰饮与水湿同性，质重坠而难达巅顶，而风邪则上行而数变，风痰最易上扰清阳，如风痰夹瘀则胶着脑髓而形成固定病灶。脑瘤中约５３４有９０％为转移癌，常见引起脑转移的癌瘤依次为肺癌、乳癌、消化系统癌等，脑的原发肿瘤则有胶质细胞瘤（星形细胞瘤）、脑膜瘤、垂体瘤等。人体固有的血脑屏障原为抵御细菌病毒不易侵犯脑部的天然防线，同样，血脑屏障亦妨碍抗癌药进入脑组织的浓度。不少除痰散结类中药对体内肿瘤有效，而对脑瘤的疗效欠佳，可能与不易进入脑有关。对于脑瘤的辨治，痰是重要的病因和病理产物，如脑瘤致脑水肿、颅内压增高为痰浊泛滥、蒙蔽清窍，然痰邪常夹风、成瘀，且病躯常先有肾虚髓空，为风痰侵脑成瘀造成可乘之机，也不可不知。临证每用非常法，选非常药，可用自拟清空涤痰饮（龟板胶１５克、紫河车１２克、蜈蚣３条、全蝎６克、地龙１０克、生半夏１２克、生南星１２克、浙贝母３０克、生苡米３０克）加减治疗。脑瘤中的“痰”可视为“老痰，顽痰”，非搜风通络的虫类药难以带药入脑。以本方加葶苈子、白芥子、山慈菇、北芪等治疗脑胶质细胞瘤取得好的疗效，如甄姓患者左颞枕部巨大胶质瘤７ｃｍ×８ｃｍ、６ｃｍ×５ｃｍ并瘤内液化、脑实质水肿、频发头痛抽搐、记忆减退等，服药三周自觉明显好转，治疗半年后症状消失，已恢复上班。《景岳全书·杂证谟》谓：“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由乎脾肾，盖脾主湿，湿动则为痰；肾主水，水泛亦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脑瘤治则宜搜风痰、散瘀结、补脾肾，在临床取得疗效后亦常以健脾补肾药收功。二、话说大黄大黄是一味重要的常用中药，明代张景岳谓“因有峻烈威风，积垢荡之顷刻”，故称将军。人参与大黄是补、泻两法之代表药，习俗医生喜补，病家畏泻，每见“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人无功”，使大黄蒙冤不少。中医使用大黄治病已有３０００年的历史，成书于战国到西汉前后的《神农本草经》下品收载大黄谓：“味苦寒……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极其精辟地把大黄的功效归纳为“下、破、通、调、安”五个字，历代本草学家对大黄的详尽注释，现代药理研究及丰富多彩的大黄治验报告，皆未超出“五字”规矩，在肿瘤临床辨治上亦诚如斯言。下：下指泻下，举凡急性热病，里热闭结，血热成瘀，血瘀发热，症见邪盛脉实者，可用大黄清热泻下，如急性白血病血热发斑、支气管肺癌咳嗽咯血、发热喘促（肺与大肠相表里、泻大肠为釜底抽薪），直肠癌脓血肿痛或肢肿难忍者。破：为破积、散结、消症，包括痰结、食积、血蛊、癖饮等，如恶性淋巴瘤、鼻咽癌、乳癌的体表结块（痰结、积块）、卵巢癌、子宫体癌的下腹肿块及腹水（症瘕、癖饮）、胰腺癌的痞、满、燥、实、闭（疼痛、呕吐、便秘属食积、毒聚）。通：通指通利六腑，六腑功能是传化物而不藏，故强调六腑以通为用，“腑实”可致脏腑功能失调，通利水谷为通利二便，适于食管癌、胃癌隔食呕吐便结（如隔食致滴水不进用大黄制剂直肠内滴注）、肠癌脓血便滞下、子宫颈癌放疗后大小便不通。调：调指调中，调理脾胃，中指中土脾胃，脾土与肝木因相生相克而关系至密，肝胆湿热碍脾可致黄疸，肝盛凌脾可致腹水、消瘦，适用于原发性肝癌、胆囊癌、胰腺癌黄疸消瘦、二便短少。安：安乃邪去正安意。《本草经疏》谓大黄“祛邪止暴，有拨乱反正之殊功”。医圣张仲景善５３５用大黄治热病、杂症来安和五脏，在《伤寒杂病论》中有４０条方剂选用了大黄。在各种癌症的辨治中，凡有热、瘀、痰、毒、闭（不通）者可选用大黄，即便晚期癌症亦每见“至虚有盛候”，常在辨证用药中酌加大黄。大黄的用量用法颇有讲究，张锡纯谓：“大黄之力虽猛，然有病则病当之，恒有多用不妨者。是以治癫狂其脉实者，可用至二两，治疔毒之毒热甚者，亦可用至两许。”治胃肠腑实者用生大黄不宜久煎；泻热结、清热毒、破症积可与它药同煎；治血证宁血止血、祛瘀生新可用大黄炭。体实、胃厚、清醒者可用汤剂内服，体弱、肠薄、昏迷者可予直肠内滴注。早在东汉时张仲景开创直肠给药的先河，创“蜜煎导”、“大猪胆汁导”、“土瓜煎导”等外用方剂，使用大黄复方直肠滴注治疗癌瘤重症如高热、昏迷、腹水、脏毒、腑实等，可与内服药相得益彰。三、中药抗癌解毒十法恶性肿瘤每因内虚毒聚而成，癌块内著，盘根错节，临床论治，首重祛邪解毒。中医古籍里提到的“毒”，现代可理解为导致生长癌瘤的毒邪和癌瘤长成后产生危害机体的内毒，根据药物的性味归经特点，发掘流传于民间的常用解毒消肿中药，结合不同癌瘤的病理特点和脏腑辨证，拟订出以祛邪解毒为主的常用抗癌解毒十法：１泻肝解毒法：有泻肝凉血、解毒止痛、利湿消肿的功效，适于肝癌症见肝热血瘀者，选用龙胆草、芦荟、半枝莲、蒲公英、山栀、茵陈、大黄、莪术、牛黄、柴胡、白芍、田七、川楝子、溪黄草、土鳖等。２启膈解毒法：有启膈开关、解毒活血、除痰止呕的功效，适于食管癌隔食不下、胸痛呕逆者，选用硇砂（冲服，每次量不超过１克）、守宫、蟑螂、浙贝、法夏、南星、急性子、七叶一枝花、蒲公英、威灵仙、乌梅、田七、郁金、旋复花、代赭石等。３和胃解毒法：有和胃降逆、解毒祛瘀、消滞止痛的功效，适于胃癌隔食不下、脘痛呕吐者，选用法夏、郁金、莪术、田七、水蛭、蒲黄、五灵脂、鸡内金、枳实、菝葜、藤梨根、蒲公英、肿节风、生姜、甘草等。４理肠解毒法：有理肠逐瘀、祛湿解毒、通腑止血的功效，适于肠癌腹痛、下痢赤白者，选用苦参、槐花、银花、地榆、败酱草、蛇舌草、茵陈、土茯苓、大黄炭、白芍、黄芩、五倍子、罂粟壳、仙鹤草等。５通窍解毒法：有通窍清肺、解毒散结、除痰消积的功效，适于鼻咽癌头痛涕血或颈部肿块疼痛者，选用穿山甲、守宫、露蜂房、石上柏、天葵子、苍耳子、辛夷花、夏枯草、鱼腥草、浙贝、山慈菇、海藻、昆布、山豆根、天冬等。６清肺解毒法：有清肺止咳、解毒除痰、益气消症的功效，适于支气管肺癌痰热内壅、气促胸痛者，选用鱼腥草、桑白皮、地骨皮、全瓜蒌、苇茎、桃仁、苡米、葶苈子、浙贝、守宫、地龙、西洋参、沙参、天冬、石上柏等。７散结解毒法：有散结软坚、活血解毒、疏肝调经的功效，适于乳腺癌肿块未溃、硬实疼痛者，选用山慈菇、穿山甲、露蜂房、王不留行、当归、川芎、柴胡、白芍、郁金、法夏、夏枯草、花粉、天冬、蛇舌草、七叶一枝花等。８舒胞解毒法：有舒胞祛瘀、解毒利湿、止血止带的功效，适于子宫颈带下赤白、崩中臭秽５３６者，选用苦参、莪术、露蜂房、王不留行、花粉、南星、地榆炭、山栀、丹皮、柴胡、血竭、五倍子、杜仲、牛膝、仙鹤草、七叶一枝花等。９除痰解毒法：有除痰散结、解毒消积、祛湿通络的功效，适于恶性淋巴瘤消瘦发热、肝脾肿大者，选用鳖甲、土鳖、蜈蚣、僵蚕、南星、半夏、莪术、海藻、昆布、连翘、猫爪草、夏枯草、蒲公英、蛇舌草、山慈菇等。１０凉血解毒法：有凉血止血、清热解毒、祛瘀消症的功效，适用于各类白血病或慢性白血病急性发作者，选用青黛（研末冲服）、六神丸（送服每次３０～５０粒）、生地、丹皮、茜根、仙鹤草、血余炭、云南白药（冲服２克）、旱莲草、花粉、麦冬、蒲公英、蛇舌草、西洋参等。本文枚举常用抗癌解毒十法，较多选用清热解毒类中药，这类药物的动物实验提示对多种瘤株有广谱的抑瘤作用，在选用以上解毒法的同时，亦不偏离辨证论治的宗旨。如见兼症急剧，宜按照“急则治其标”的原则对症治疗；若体质虚衰，气息奄奄，不任寒凉攻伐，则宗“缓则治其本”的大法，扶正祛邪兼顾，或从寓攻于补论治。四、五脏固本抗癌主方中医的脏象学说以五脏为中心，将人体的内脏、形体诸窍和精神意识思维活动都归属于五脏，以五脏生理功能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来阐释人体内环境的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同癌瘤的发病，与五脏的内虚有密切的关系，癌瘤形成后，因为不同的病机和病理变化，反过来又导致五脏的虚损，在癌症的扶正固本治疗中，调理和补益五脏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养心宁神饮：心为君主之官而主神明，为五脏六腑之主宰，《素问》谓：“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心主血，心血虚则脉微欲绝，适于各类晚期癌症的危殆阶段出现脱症，见神色惨淡，汗出肢冷，喘息抬肩，神昏懒言，或失血后气随血脱，唇淡齿枯，舌质绛无苔或舌缩，脉虚欲绝。吉林红参１５克、西洋参６克、麦冬１０克、五味子６克、肉桂（?）２克、干姜１０克、炙甘草１２克。水６００ｍｌ煎至１２０ｍｌ，分温二服，如神昏则宜鼻饲或从口咽点滴咽下。益肺顺气汤：肺者气之本，朝百脉，主治节。支气管肺癌或各类癌瘤肺内播散或合并肺部感染，肺癌、乳癌、纵隔肿瘤致胸腔恶性积液，出现肺功能衰竭，症见短气喘促，颜面紫绀，痰涎壅盛，心悸眩晕，发热汗出，溺短便结，舌苔白、舌下静脉粗张，脉细数无力者。西洋参１５克、天冬１５克、百合３０克、浙贝２０克、葶苈子１２克、白芥子１２克、白芍１５克、蛤蚧１０克、守宫６克、鱼腥草３０克、枳壳１２克。健脾正元汤：脾主运化，运化乃输送变化水液及水谷精微为人身之气血营养，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癌症属消耗性疾病，导致耗气劫血，瘦骨嶙峋，癌病者手术、放射或化疗后，或是过用大毒削伐之品，抑或病至末期，邪毒嚣张，正气不支，脾衰土败，如消化系统癌、白血病等，出现短气乏力，浮肿肉削，纳少不思食，脘胀欲呕，便溏肢冷，舌苔白腻，舌质淡胖，脉濡细无力者。党参３０克、北芪３０克、白术１５克、云苓１５克、白芍１２克、木香１０克、蚕砂１２克、煨豆蔻１０克、苡米２０克、淮山２０克。５３７调肝拯阴煎：肝主疏泄，指人身气机的调畅、通利，脾胃运化的升降调和，以及机体情志的调畅等。肝主藏血，其体为阴，如耗损肝阴，则疏泄失调，肝血失养。消化系统癌、乳癌、妇癌之晚期特别是原发性肝癌多见肝热阴亏，影响脾胃运化，症见头痛眩晕，胁痛脘胀，口干口苦，纳呆欲呕，溺黄便结，甚则昏厥，呕血或便血，舌苔白干，质绛，脉弦或细数者。柴胡１２克、白芍１５克、女贞子１８克、桑椹子１５克、杞子１５克、西洋参１０克、麦冬１５克、牛黄（冲）１克、羚羊角（先煎）３克、青皮１２克，如有血证可酌加仙鹤草３０克、大黄炭１５克。固肾再生饮：肾藏精，为先天之本，肾中精气分阴阳，即真阴、真阳，各类癌症的最后阶段皆耗殆肾精。肾主骨、生髓、主水、主纳气，癌症晚期之骨转移或放化疗后的骨髓抑制，皆为肾气亏虚。肾阳虚则泄泻水肿。人之呼吸，赖之肺肾，肺为气之主，司出气；肾为气之根，主纳气。五脏将绝，则但见气出，少见气入。症见神疲喘促，气息奄奄，颜面四肢浮肿或蛊胀，心悸怔忡，卧床不起，纳少便溏，尿频量少，唇焦齿枯，舌光无苔，脉细无根者。熟附子１０克、北芪３０克、冬虫草１０克、紫河车１５克、蛤蚧１０克、杜仲１５克、杞子１５克、生地２０克、白芍１５克、山萸肉１５克、泽泻２０克、炙甘草１０克。（徐学义编）５３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