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禽兽何干？

孟子好辩是不争之实。而对自己为什么如此好辩，孟子一次在与弟子公都子的谈话中表示，这是因为当今之世，没有出现如尧舜一样的圣王，诸侯们还又放纵恣肆，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塞天下。假如杨朱、墨翟的学说不灭亡，孔子的学说不光大，那么，邪说就会蒙骗人民，堵塞仁义。而仁义被堵塞了，就会导致人与人将互相残食。因为忧惧这些，所以才他挺身而出来捍卫古代圣人的思想，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排斥荒诞的言论。

这段出自《孟子·滕文公下》的文字，可以说为我们揭开了孟子好辩之谜：他乃是为了杜绝各类荒诞的言论或者说邪说，让社会重归秩序和安宁而这样做的。

对于孟子的良苦用心我们无意质疑。这不仅是因为孟子在不少场合不止一次地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频仍的战争、百姓的疾苦表达过深重的忧虑；而且以孟子从其言谈之中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智商看，假如他仅仅是着眼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愿意做出一定的改变，放弃自己固守的政治理想，朝秦暮楚的话，是可以如同时代的很多士人一样名利双收、无比风光的。但是孟子最终选择的却是另一条道路，如他的先师孔子一样，为宣传也可以说推销自己的思想而不辞劳苦、奔走四方。因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的伟大。

但是，孟子在高度评价孔子的学说的同时，却对杨朱、墨翟的言论一概否定，视其为邪说，甚至认为杨朱的“为我”，墨子的“兼爱”，是心目中没有君王、没有父母，可能让人成为禽兽，无疑有些过分。

杨朱的“为我”、“轻物全生”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太过“个人主义”的意味，但是，杨朱这样的观点或者说主张，你不能不承认的是，它乃是建立在十分“现实”的基础之上。这现实，一是人的天性中就有自私自利的那一面，二是在那个群雄争霸、战火连天的战国时代，要想苟全性命十分不易。因此，杨朱的主张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不承认，又是很接地气的。墨子的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兼爱”、“非攻”，走的是另一条路径：它试图通过唤醒人们沉睡的爱心和善意，让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休战止争，世界重归和平。而不论杨朱还是墨翟，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充满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一点，至少应该得到我们的肯定。

其实，孟子之所以提出的“仁政”、“王道”一类的政治主张，不也有类似的用心吗？并且，在那个年代在诸侯中不待见的遭遇也是十分相似的——因为秦、梁（魏）国、齐国等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而无论是“为我”、“兼爱”还是“仁政”、“王道”等均与之背道而驰，所以，这些诸侯只能是拿脑勺对着它们。受青睐的是什么？是兵家、纵横家家这些其理论可以“即插即用”的学派。

当与战国那个特定年代拉开一定距离之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这些不同的政治主张就非常清楚了：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与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委实太过自私且太过明目张胆，所以，即便是有人心许也未必有多少人敢拿到台面上来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甘心情愿的）需要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非一般人所能为、所愿为。所以，这两家的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淡出了。而孟子，也可以说说儒家的思想，因为其“中庸”的特点，加之它对维持现存秩序，自然也可以说在巩固政权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逐渐为“坐江山”的人们所认识，所以，它的命运迎来了转机，经久而不衰。

杨朱、墨翟都是人性十足的人，一个人假如真的信奉他们的理论，我以为也绝不会成为禽兽：“为我”，强调的是“利己”，但却没有说“害人”；而“兼爱”似乎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样，虽然太过浪漫，真正做起来又相当的难度，但浪漫难道不也是一种可贵的情怀？而它倡导无差别的爱，是“大爱”也可以说是“博爱”，又与“禽兽”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