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作为臣子竭力讨好皇帝是正常之事。而在唐代,有朝臣针对这样一种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试图改变群臣“敛怨求媚”的现实,维护朝廷官场的风纪。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的十月十三日是唐代宗李豫的生日,各道节度使进献黄金玉帛、器物衣服、珍贵的玩赏物品和骏马作为寿礼,价值为缗线二十四万。常衮向唐代宗进言道:“节度使不会男耕女织,这些财物必然从人民榨取。敛民招怨讨好陛下,这种风气决不可助长。请求陛下不要接受这些寿礼。”但唐代宗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常衮(729-783年),字夷甫,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状元及第,授右补阙,充翰林学士,迁考功员外郎。对于大历元年唐代宗李豫生日,各道节度使进贡寿礼的事儿,他的进言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惜乎唐代宗并没有能够听取。而让人十分感慨的是,对于稍早一些发生的另一件与此相类的事儿,唐代宗的反应截然不同:鉴于宦官鱼朝恩恃宠专权,群臣竞献珠宝邀宠,常兖曾经上书表示,“所贡宝物,源出于民,是敛怨以媚上也,请皆还之”,唐代宗对常兖的此一意见十分赞许,并因此加封常兖为集贤院学士。
属于同一类的事儿,为什么唐代宗前后的反应出入如此之大呢?原因在于,这两件事,一件是针对别人的,一件是针对自己的。
对于宦官鱼朝恩所接受的群臣进献的宝物,肯定来自于民间,为官员们向百姓榨取所得,唐代宗十分清楚,并且他也知道这样的做法必定会引发民怨,进而动摇大唐的执政基础,所以,他唐代宗不能不管不问。但是,各道节度使向自己进献的生日礼物,虽然也一定是向老百姓榨取得来,可因为进献的对象是自己,所以,唐代宗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你要让他拒绝这些寿礼,他太过心疼,难以割舍。再者,他是皇帝,谁还能管得着他?哪怕是你的意见十分正确,他即可以听,但也可以拒绝,而这是他做皇帝的独有的权力,谁能把他怎么样?所以,对于各道节度使贡献给他的礼物,最终他笑纳了。
故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因为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够对皇帝本人真正进行有效监督的,除去他如早年的唐太宗一样,因为想成为明君,愿意接受了以魏征为代表的群臣的监督,否则,哪怕你做臣子的意见再中肯、再正确也是白搭。因此,唐朝唐太宗之后,纳谏之风日下,做皇帝的一代差不多不如一大,直到最后失去了江山,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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