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书”的价值不容小视

清朝之时有个叫蔡葛山的文人参加《四库全书》的编校工作，因为出现了错字而被剥夺俸禄有好几次。但他后来对人说，他也曾经从校书中得到过好处：他的一个孙子，偶然误吞铁钉，医生用芒硝依然无法将铁钉弄出来，孩子日渐消瘦。后来他校对苏东坡、沈存中的“杂书”，看到那里面有讲如何处理小儿吞铁的药方，说是剥开新炭皮，研成粉末，放在粥里给孩子吃，铁物自然就会便出。他按照这个方子去试，果然炭屑裹着铁钉出来了。

这是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记叙的一桩真人真事——纪昀不仅与蔡葛山为同以时代之人，而且是《四库全书》总编。因此，担任《四库全书》校对工作的蔡葛山，乃是他名副其实的下属，彼此之间应该有交集，这故事可能是他听其亲口所讲。而这事最为有趣的是，蔡葛山虽然因为校对工作出现了失误而被数次扣去工资，但是，他从中得到的好处，可以说乃是他这点损失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因为从杂书中得到的处理小儿误吞铁物的那个秘方，他救了孙子一命。

就这件事本身来看，有一定的偶然性：苏东坡（苏轼）、沈存中（沈括），都不是医家，仅仅乎在文学、科学等之外，对于医学有一定的兴趣；所以，他们所写的收录了诸如应对小儿吞铁药方的杂书，本来未必为人所瞩目，被广泛刊行的几率也很低很低。然而，《四库全书》属于近乎无所不包的类书，所以，作为校对的蔡葛山，方才有可能在工作的过程中接触到它，并最终得益于它。而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人类知识与思想的载体的书，也不管是哪一类书，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则是毫无疑义的。

同样是书，受读者关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书鉴于其作者尊贵的社会地位与巨大的影响，可能在一定时期里广泛发行，人手一册；有的书则因为反映的时代的热点或者说社会关切，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成为畅销书；还有的书因为其恒久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化价值，具有一定的工具性，成为人们案头的必备之书。但是不是也有一些书，因为主题并非公众所共同关心，或者作者了无名气，或者与主流文化不尽一致，所以，属于冷门之书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而苏东坡与沈存中的这本收录了小儿吞铁处方的书，大概也该归在这其中吧？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但在我对于书向来是十分尊重的，哪怕是其作者籍籍无名，发行量非常有限，社会评价未必怎么高的书。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只要是书，那么，它都可能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启发性。举例说，清末民初的李宗吾的《厚黑学》，似乎对它持肯定态度的人就不多，可在我看来，它对于我们“读人”还是有不小的价值的。与此同时，我以为一个人如果读书太过一本正经，只读某一类书，不读其它杂书，长此以往，他的脑袋可能出问题——容易偏执与僵化，也有可能因为太过纯洁而缺乏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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