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于2010年8月17日上午9时45分去世，终年81周岁。他走的很急促：9时30分他散步回家时还微笑着同邻居打了个招呼步入房间，9点45分当邻居进入他安息的房间时已停止呼吸；他走得也很安详：床下的那一双鞋放的端端正正，仰卧在床上目前平静又慈祥；遗憾的是正因为走的这么突然，临终时五个子女都没能见面。
81周岁虽然是个不小的年岁，但是如果注重养生寿命还能延长，但人对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既不能预设也不能操纵。
我离开农村近四十年了，除了二十年前母亲的葬礼外又遇上今年父亲的葬礼，作为儿子当然是悲痛的，在这悲痛之外，给我留下最多的印象是葬礼中那些繁文缛节的仪式、仪式背后隐藏的文化传统，每每引起我的思索，在这些一环扣一环的程序中折射出人类生存的酸甜苦辣，这里面有悲痛的发泄、往事的回忆、美好的追求和对有限的超越，既然有这么多的内涵，他就不只是送走一位老人，而是一种传统文化借助于葬礼仪式再现出来。
既然仪式是一种礼仪的程序和形式，它必然是活着人的意识、情感等有节律的一种再现，我们如果能够正确地解读它，也许能够发现人类从生存到死亡并超越死亡中的一些秘密。我不敢妄言能够做到这些，如果能够在局部上正确发现一点也算是不小的成功。
一、葬礼仪式程序的简述与评析
任何仪式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程序或者说一种形式，由于葬礼同人类的出现一样古老，他就不免既有本能情感的发泄，也有一种因果关系上理性的设计。当然这同一体内两者的成分必然发生着这样的变化：原始的本能情感成分在不断减损的同时，增加着理性设计的成分，这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标志。下面是从葬礼仪式直观中作出的一些评析。
（一）父亲去世后的放声痛哭。“在自己的哭声中开始，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哭是人出生和死亡、开始和结束的“主旋律”。我从青岛回故乡奔丧四个多小时，还没有进入院子就听到那种悲痛欲绝的哭声，当我急匆匆走到父亲的遗体前，不由自主地跪下去大哭着，弟弟、妹妹和他们的配偶们也在哭着。陆陆续续一些乡亲们也来到我家，拿着黄纸哭了起来。哭声好像是葬礼唯一的声音，它说明什么呢？
记得在年轻时当教师时看过西方一位思想家的关于论哭的文章，作者姓名忘记了，那句原话也忘记了，记得好像大意是对亲人去世的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死者的悲痛，而是对自己的拯救。过去我没有在意这句话的哲理，但是当自己面对父亲的遗体时，不免有些同感了。父亲的去世，作为养育子女的亲人永远离开我们焉能不悲？在这种特有的情感中，只能通过哭的声音来表达、发泄自身的原始情感，也正是在这种特殊情感中，还夹杂着对父亲殚精竭虑对子女的培育、对一同艰辛生活的回忆、对自己从婴儿到成年的联想，从这些一串串组合的情感中，同时蕴含着自己对父亲付出的补偿，当自己的补偿小于父亲对自己的付出时，我再也没有能力、没有机会为父亲的付出在作出补偿时，感到了心中的亏欠，是自己的灵魂受到了道义上的谴责。心中是难受的，目前唯一对父亲能够补偿的就只能用大哭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也就是对自己心灵的拯救。此时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等亲属在放声大哭着，以求父亲饶恕我们没有尽孝的过失。
但是，是否所有的子女亲属在长辈去世时、在哭声中都是这种心态吗？不是的。我曾经在葬礼上听到本村一位年老邻居说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不孝之子在母亲葬礼上哭晕过去，表面上看比起任何亲属还要悲痛。他说，明眼人一眼看出，他这是在用伪装的“痛哭”来掩饰对母亲生前的虐待。通过增加眼泪的数量制造虚假，给乡亲们留下孝子的印象。
当然，还有大量的村民邻居来到父亲灵前痛哭，那同子女的哭就不能同日而语了，那种有节奏的哭声有着相当逢场作戏的成分，我看到有的不曾有一滴眼泪。我还略为详细地观察了这些哭丧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父亲在生前关系比较好的人，我们可以从这个侧面大致反映出父亲生前与村民的亲疏远近程度。
看来，葬礼上的哭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人类情感，我们到现在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况且更大社会空间中的哭，如刘备的哭、曹操的哭、林黛玉的哭……包含了更多的从情感到理智的成分，也就更无法说得清楚。
（二）报丧。如果说长辈去世后亲人的痛苦包含了最多的本能的、情感的成分，那么从报丧仪式开始就是一连串的理性设计，就牵扯到了复杂的从人类生存、乡村道德到“两个世界”的直观表露了。
我的故乡把长辈去世后向亲属报告死亡的消息放到第二天清早的天亮以前，主持葬礼的一位在本村“德高望重”的老人特别嘱咐我和弟弟：明天在接近拂晓时你们兄弟俩到姥姥的亲属家告诉父亲去世的消息，要在头上扎上白颜色头巾，和这些亲属见面时要先跪下扣三个头礼，在向他们说明情况。同时在走过的马路上见到成年人都要叩头。我和弟弟按照“立柜”的嘱咐，由弟弟开着车到邻村姥姥亲属家告诉了他们，由于起的早没有遇上被叩头的村民，也就免去了这道现在看上去极为尴尬的程序。
为什么要在天不亮去亲属家“报丧”？为什么头顶扎上白颜色头巾？还要为什么见到村民要叩头？从第一个问题看，当今家家户户有了电话，用电话通知岂不更为方便，如果舍弃电话而不用，那肯定不是采取的经济节约原则，而是继续使用这种古老的葬礼仪式，说到底是对亲属的一种重视和尊敬，这表面上看好像是对死者的追悼，而实际上是对亲属对死者生前付出的一种报答，也是代表死者对他们的付出作出一种精神上的偿还。至于报丧者头顶的白颜色头巾，这可能源于一种古老的穿戴丧服的传统，在这里就很难从历史和民俗的角度作出考据了。
第三个问题最为令人困惑：为什么报丧者见到本村的和亲属村庄的村民都要叩头。在民间叩头、跪拜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仪式了，解释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我只能简述。按照民俗学家考证它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巫术盛行的时代，那是人类开始了由动物向人类社会的过渡。在这里我暂且把话说得远一点。跪拜和叩头这种葬礼仪式中最常见的造型，从简单的语义上讲，就是跪拜者双腿下跪，两手扶地，是前额着地或者接近地面，一般用于面向长者行大礼、哀求或者求神拜佛。其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的跪拜，包含着多方面的意义。一是，跪拜的姿势是通过双腿下跪，两手扶地，并且前额着地，这实质上是经过劳动腿和手已经分离的人类又重新将双手着地，复归动物的造型，这是死者的亲属自行将自己高贵的双手化作动物的前肢，返祖与动物。在这里就牵动着一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长辈去世后的子女，在人格上就主动地降低了好几个等级？二是，在跪拜自行降低着自己人格的同时，被跪拜着也同时放大着自己的尊严？这里的几种解释是，首先，子女原来被父母养育和庇护着，而父亲的去世，子女就失去了“靠山”，按照祖国的那句格言“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好像这些被跪拜者接过了去世父亲的“接力棒”，给与在世的子女以最大限度的“照顾”。其次，当父亲在世时受到这些村民们的帮助和照顾，他还没有来得及回报就去世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在世子女的跪拜作为答谢和补偿，并为以后在村子里继续生活留下后路。可见，葬礼中数不清的参加葬礼人员的跪拜，并不是对死者的悼念，而是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报恩意识，以求得投桃报李的结果。
（三）“开墓道”。葬礼的第二天，我在葬礼主持人的安排下，手持一把铁镢，弟弟端着一盘油炸的鸡鱼之类的食品，还有十余人手持锨镢等农具，走到待埋葬父亲的坟墓（母亲已经在二十年前去世），我按照事先的嘱咐，用铁镢在坟墓的西南角刨三下，弟弟再将端去的“贡品”摆放在墓前，同时点燃黄纸以示祭奠。黄纸燃烧完毕，随同去的村民将坟墓的右侧刨开，以供埋葬那天使用。这可以被看做几天后葬礼最后一道工序出殡的预演。也就是在这一天的中午父亲的遗体被运到二十多公里的火化场火化。
所谓这种“开墓道”背后的隐喻较为简单，它蕴涵着父亲将要同二十年前去世的母亲一同居住，现在要在母亲已经居住二十年的“房屋”上“开膛破肚”，第一，为免除早已去世母亲的不安和不满，特地给她献上一盘贡品以示安慰；同时，父亲既然要去居住，就要先给他简单安排一下将来的“房舍”，这反映出的是在世的人们想象中的长辈死去后的生活，在这里同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主张的国人意识中的“一个世界”形成鲜明的对峙。
（四）“送盘缠”。就是在我父亲去世的第三天的傍晚，在葬礼主持人的安排下，有我手持贡品走在前头，随后是按照亲近远疏排列成长长的队伍，在众多乡亲的陪同下走向村庄西南角的路口，大家依次跪下，我作为长子，跪在一张椅子上，面向西南。按照主持人的嘱咐，我用很大的声音重复一次说“爹啊，你回来吃饭吧”！（注意：这同二十年前我在母亲葬礼上说的那两遍“台词”是很不一样的。那时说“爹啊，上西南，明光大路，前头安身，后头使钱”！）在我说完后，全场跪拜的亲属都哭了起来。这时便焚烧一些纸钱，也有专人将父亲生前使用过的一些用品、衣物烧掉，哭声中的人们还是排列着长长的队伍回到家中。
“盘缠”，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解释就是“路费”的意思，也就是在父亲死亡后，他的灵魂已经脱离肉体，他要到另外一个世界生活，而他这一走，可能路途遥远，需要不少路费，而烧掉的这些“纸钱”和旧用品衣物之类，正是父亲上路所急需。按照农村传统文化习惯，人死去后灵魂便脱离肉体，在家人未送走之前，他的灵魂的不到安顿，游走在尸体周围，只有在送给他盘缠后，他才能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但是，在这里形成一个明显的悖论：我作为长子说的那句“爹，回来吃饭”是与送走他的愿望明显相悖，这就不如二十年前那句“上西南”符合逻辑。但是，过去那种送盘缠“上西南”的说法，又与下面即将说到的诈“灵棚”产生矛盾。看来，祖国的葬礼虽然上万年了，但是在人死后是“送走”还是“请回来”的两种选择中并没有处理好，形成一个个无法解释的“自圆其说”，也就说在送走后又请回来的两难中无法取得一致的协调，如果寻找背后的根源，恐怕是与在世亲属既想“送走”又想“挽留”的两难中显示出的犹豫不决，但是最后的结局还是假想中的“送走”。
（五）灵棚内的祭奠。再送盘缠后的第二天，村民乡亲们在院子中用竹竿、布匹和木板扎成一个灵棚，灵棚内设上父亲的排位（有一幅父亲放大的照片和书写的小牌子），桌子上摆放一些油炸过的鸡鱼等贡品，令棚内两边按照与父亲血缘关系远近排列成两行跪在地上。此时，只要与父亲生前有血亲和姻亲关系的人员都要来到令棚内跪拜，他们在主持人的指挥下，一队又一队、一帮又一帮、一次又一次反复地做着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哭声，这时，跪在灵棚内两边的直系亲属就一起哭了起来，这是跪拜时间最长、哭的次数最多的一天，从清早5点开始，直到下午三点左右埋葬结束。这也是葬礼最为隆重的一天，到了中午，凡事到来的亲戚都要喝酒、吃中午饭。在他们会餐之际，我们兄弟、妹妹和他们的配偶们都要到这些亲戚吃饭的地点跪拜答谢，其次数之多、礼节之繁琐，实在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跪拜和哭声，反正到最后哭干了眼泪，痛哭者几乎都精疲力竭了。
这一天在“灵棚”内外还发生了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上午十点钟左右，我妹妹和妹夫所在的乡镇书记、镇长等主要领导人先后前来吊唁，这样比起一般村内去世者的葬礼的规格就高出好几个等级，这些镇党委政府的领导同志吊唁后便急匆匆离去了。当一批批的主要的亲朋祭奠完毕后，几天来一直在现场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们也集体祭拜后，（因为我父亲在本村担任支部书记二十多年，他们是以老书记的继任人身份出面）由支部书记致悼词，场面就显得有些理性的成分了。这种在古老葬礼仪式中出现的致悼词的行为，是这种民俗礼仪中的“异质成分”，他至少说明这是社会主流政治话语与古老民俗的互渗互透，或者是社会政治空间向私人民俗空间的“侵占”，这也就表征着古老葬礼中不断渗透了理性设计的改革成份。
“灵棚”，是农村葬礼仪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物，它是在人亡灵魂脱离肉体后一种暂时作息的地方。死者的相片和灵位摆放在灵棚的供桌上，以示想象中的死者灵魂继续使用食品和接受吊唁者的跪拜。这可能是防止死者的灵魂游离在外还在没有固定安身之所时，为他们临时建造的简易住宅。这还可以被看做这是从一种生者与死者“主客二分”来领略死者灵魂的存在，如果从生者所寄托的情感看，通过亲属日夜在灵棚内“守灵”则是在灵魂未上“西天”前对死者短暂停留的恋恋不舍。所以，在我故乡的农村有的“孝子贤孙”日夜跪拜在“灵棚”内，主要以显示对去世长辈的孝心。邻村曾经发生过守灵者为去世长辈守灵哭晕休克和死亡的悲剧，就足以表现出“死去的长辈比活着的人重要”的愚忠和荒唐，不过现在这种荒唐随着精神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淡化了。
据主持葬礼的“首领”说，下午三时你爹的骨灰盒要通过灵棚到墓地安葬，这也就说明这是一条死者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阳间”房屋通过这唯一的“通道”进入“阴间的住宅”。那么这里是总有一个未解开的谜团：既然灵魂已经上了西天，为什么还要建造一个阴间的住宅？其实这个极为明显的悖论在前面讲到的“送盘缠”后就表现出来了：既然已经在前几天为死去的长辈“送了盘缠”，灵魂已经上了西天，那么为什么又在以后扎上灵棚？这好像又象征本来已经去西天的灵魂又回来了，这样人死后的灵魂是在“西天”还是由灵棚进入坟墓，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了，没有结论也就表示灵魂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往返在“西天”和坟墓之间，你想这样来来回回的折腾永无安身之日，使灵魂备受折磨。可见，这是人类对葬礼、对死者灵魂归宿的设计之误。
（六）“出殡”。这是农村葬礼仪式中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为“隆重”的程序，大部分的成年人一般都有这种经历，我也没有必要细说了。过去没有火花的年代是由8到10几人抬着装殓死者的棺材，现在虽然是抬一个只有几公斤的骨灰盒，但为显示对传统的继承或者是营造一种葬礼仪式的庄重，所以也是由8个人抬着骨灰盒缓步行走。我作为长子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在对骨灰盒跪拜后，就走向通往坟墓的路程，走到村子的中心处，送葬队伍停下来，再向骨灰盒跪拜磕头，起程时我摔碎一块用糊着白纸的瓦片，继续前行。至墓地送葬队伍有一次跪拜在骨灰盒前，一直看到骨灰盒掩埋在坟墓内，此时哭声渐息，众人回村。过小刻，亲属复返墓地，焚烧纸钱，谓之“圆坟”。整个葬礼仪式过程结束。
“出殡”是整个葬礼仪式的终结，它象征着肉体被埋入坟墓，灵魂上了西天。从表面上看，人们的痛哭，仪式主持人的言说，无非是向社会表示这对死者的悲痛，对死者今后另一个世界生活美好的寄托。但是，如果从送葬者主观愿望看则是对继续生存者今后平安生活的一种努力。因为通过对死者的一系列跪拜也好、祭奠也好，不止是发泄对死者想念的情感，更多的是通过对死者无数次的跪拜和痛苦，也就诉说着自己对死者孝敬义务的圆满完成，从一种功利主义的计算方式上看，“我”不但最大限度地尽到了对死者今后另一个世界生活的义务，并在哭声中诉说着每当过年过节我都要来到安息您老人家的地点焚烧纸钱、叩首膜拜，这其中的一大很大目的就是希望去世的长辈在阴间、或者是在“西天”要像生前那样继续帮助子女过上幸福生活，或免遭意外伤害等等，总之，还需要死者继续对生者的付出。
葬礼后还有一些诸如“过五七”、“过周年”等纪念日，这就属于葬礼的“余波”了。表面上看好像是生者对死者的纪念，其实，听一听祭奠者在墓前的“台词”你就会明白，还延续着葬礼上那种“讨价还价”的过程：先是送上“爹啊，你在“那边吃好住好”的廉价祝福后，更多的是要求“保佑你的儿子孙子平安”的索求。而所求是为了弥补不足，生存中的人们总是被形形色色的“恐惧”、“惊慌”遭遇着、折磨着，他们实在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只好祈求一个死去长辈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像生前那样付出庇护子女的努力。
看来，人类的任何行为、包括葬礼上的行为都和人类现实生存、追求幸福息息相关！
二、农村葬礼所折射出的文化传统
从这次葬礼的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从葬礼仪式到葬礼仪式背后所反映出的文化传统这两个层次。如果说，葬礼仪式体现为能够直观的一些具体行为是“显性”的，那么，这种意识背后隐藏的是“隐性”的。如果按照后现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先生常用的“在场”与“不在场”或者“中心”与“边缘”的界定，那么葬礼中表现出的仪式是“显性”的、“中心”的或在场的，支配葬礼仪式的则是“隐性”的或者“边缘”的和“不在场”的那些无穷尽的因素。上面我从对仪式的直观和评析中，对“显性”、“中心”做出了简要评析，下面，我力图从农村文化传统发现这些“隐性和边缘”部分。当然，进入21世纪的农村葬礼所表征的文化传统已经不同于我早年记忆中的那种么浸透着那么多的迷信和愚昧了，更多的理智、理性成份正在改变着葬礼的内容。
（一）“两个世界”观念的淡化。在我早年的记忆里，那时农村葬礼其繁文缛节的程度比起目前更为复繁，愚忠愚孝的程度更为严重，那时，经济生活稍微好的人家，陪葬物的形式和质料相当丰富，这些厚重的陪葬物都是实用性的，从数量可观的食物外，还有死者生前常用的诸如烟斗、布料，甚至钱币、箱笼、摇钱树等象征富贵的物品，几乎包括了衣食住行所需的全部内容，几乎复制了在“阳间”的生活世界。但是，从现在我父亲的安葬来看，除了在墓中放置骨灰盒、相片和生前常用的几件物品外，再无其他陪葬品。这也许是政府提倡的“厚养薄葬”理念正在深入人心，这无疑是对虚构的“阴间冥界”观念的淡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验证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世界”观念的强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从祖国哲学文化传统上讲，我们这个华夏民族是一个讲究“实用理性”的民族，在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度里，种地的农民是务实的、经验的、直观的。他们相信一份劳作一分收获的道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玄想、更没有那种对不经经验的事物的轻率的信任。他们以“眼见为实”的实证主义为依据，对于不能感知、不能经验的灵魂大多是不相信的，尤其是当不能感知一批批去世亲人的灵魂、不能对话时，他们就怀疑灵魂的存在了，所以，越来越“薄葬”的趋势，反映出活着的人对另一个世界的否认。这是物质科学文明进步的表征，反映出农民生活理性化发展的程度。尽管目前也有的农村在葬礼中制作出大量的形象逼真的电视机、电冰箱或者汽车之类，其实他们并不相信人类死后的坟墓是一个具体的在阴间的生活场所，更不可能复制一个在阳间生活的场面而是为营造葬礼仪式隆重或者为村民显示出的一份孝心。
为什么人们要设定这种生与死、人与鬼、阳与阴这样的“两个世界”呢？其实看一看葬礼仪式中一些“台词”就会明白，人生活在阳间的时间毕竟太短，从出生到死亡也就是几十年，即使相对于几十万年无生命的岩石，有生命的上百年的大树、海龟也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同时，死亡对于任何一个人是一个绝对的虚无、绝对的恐惧。所以在人一生予以处置的的若干事件中，对死的恐惧无疑首当其冲，为了对付死亡这一残酷事实，并能够做出多多少少给人以安慰和解释，我们可以说耗费了移山心力和无穷智慧，在祖国大量论述生与死的文献中，把死说成是永生、长眠、涅槃，或者说成是生命合乎自然的终结和另一种生活的开始。尤其是佛教对于后者在教义中的发挥达到极致，为死设置成一种来世的轮回。即使这样人们对于死亡仍会有最大的恐惧，总想将有限的生命放置到一个无限的循环之中，或者说超越于有限实现生命的无限，于是，人们便以生命与死亡的循环形式，设置出从阳间到阴间、再从阴间到阳间这两个紧密相关、并不断轮回的这两个有节奏运行的世界，这样从生到死，再由死到生，构成一个圆形的生命过程，从此界过渡到彼界，又从彼界过渡到此界的两个世界的转换。据故乡的老年人回忆，过去葬礼上有一些超度亡灵来世托生的仪式，比如有“桥与船”和生殖的象征物就说明了这种生死轮回周行循环象征。但是，从父亲葬礼仪式大幅度的简化，说明“两个世界”观念在村民中日趋淡化，人们更加注重当下生存质量了。
（二）“两个世界”的沟通形式在逐步简化。其实，在我故乡农民意识中的“阴间冥界”或者是“西天”“天堂”之类的观念，都是异常模糊的，既没有具体的空间方位，也没有清晰的景观状貌，就连上面已经讲到的，对死后的灵魂也没有用确定的住所，那么对话就显得不那么“认真”了。应该说这种对话从我记忆中的复繁对现在的简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早的记忆，是一些对去世的长辈的对话主要通过祭奠来表示，在这种祭奠中的人们，其心理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们通过“鬼节”上坟焚香，乞求去世的长辈给与保佑，另一方面，又对去世的长辈还有恐惧心理。我小时候曾记得这样一件事，本村一位老者去世，在死者遗体被埋入坟墓后，子女听信一位“风水先生”的占卜，说是“你爹的鬼魂要出来作怪”，吓的子女惶惶不安，他们听信这位“巫师”的教导，在坟墓四周插上桃木棍子用于“镇墓”，据说一是为了孤魂野鬼扰乱墓主安息；而是为了防止去世的长辈鬼魂从墓穴中跑出来对火人造成伤害。你看，这种与死者的对话非常矛盾，及对死者去世有留恋之情，又对死者怀有恐惧戒备心理。那时乡村中有的人精神错乱一般都说这是去是长辈的灵魂附体，就只好请道士驱鬼捉妖。那时人们为了防止死者对生者的伤害，一般都加大“对话”份量，包括认真遵守上坟烧香的时间、增加贡品数量和质量，通过“物质”“贿赂”，换取死者为生者的着想，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并不愉快，生者制造的“鬼魂”又制约了人们生存的质量，这不就是那种客体对主体压迫的“异化”吗？目前，尽管一年中这种对话的次数还是很多，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鬼节”，从春节开始，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还有所谓的“祭日”，农民一般就是到墓地烧纸焚香，再说上几句“吉利”话就算完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葬礼仪式中的哭泣、言说是力图营造一个向死者沟通的条件或者场景。而沟通实际上就是同去世的长辈“对话”，表面上好像是通过这种对话继续诉说生前未说完的各自的心声，只不过此时的死者已不在场，死者的话语必须由生者单方设计。这样，这种“沟通”就是一种对话中的特殊形态：首先，就生者与死者对话，在生命的形态上它是不同质的，是在死者“缺席”的情况下，生者向死者单向的言说；其次，既然是单向的“言说”，就是一种在对话者“缺席”情形下的自言自语，此时，生者分裂为两个主体的对立，在自问自答中隐含着一个向“自我”趋近的“他者”，通过“自我”向他者的置换展示出对话中的双方的同时存在。这虽是一个逻辑中的预设、一种“悬置”实际的虚幻，但是有时预设和虚幻反而比起真实更能够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和为生者带来那种难以言说的慰籍。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生者要营造这么一个对话“场景”？追悼会是要“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其实这是很不全面的。葬礼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通过召唤死者的亡灵，使死者在倾听中回归灵魂寓所，他的灵位被供在家中一个尊贵的位置上，以精神的形式介入这个家庭的生活，这好像通过空间距离的接近，使“寄托哀思”的信息更充分地传达到死者的心灵。但这只是一种葬礼仪式中“在场”的直观现象，更深层的寓意是生者通过这种仪式达到以下两个目的：第一，生者在“寄托哀思”中，将“哀思”投射给死者的同时完成一种道德义务付出后的“讨价还价”：一方面让死者“保佑”子女的平安，另一方面让死者在“阴间吃好住好”不要扰乱生者的生活秩序。第二，长辈的去世对于每一个亲属都是一个从有生命到无生命的的强力刺激，此时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次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想象性体验：死亡已经距离自己不远，当在一种逃避死亡已经不可能时，在这种死亡阴影的恐惧下，对不可能实现、但又急于实现的生命在时间上的超越就只能虚拟。通过虚拟这种并不存在的死亡后的时间与空间的“在场”，给于无可奈何的疲惫心灵以安慰。通常人们对想象、甚至欺骗和谎言持有的否定和厌恶却在这里找到了它能够存在的合法性，在虚拟和幻想中的生活有时比其所谓的“客观真实”更为重要。
（三）葬礼所揭示出的人类行为模式。既然人类来到世界是一个偶然的存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叫做“被抛入世界中”，那么他把握生存的能力就十分有限。“烦忙”和“烦心”就已经把人类折磨的筋疲力尽，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焦虑、恐惧更是时时撞击着人们难以承受的心灵。尤其是在死亡这一巨大阴影的笼罩下，纵然使出浑身的解数，甚至也不能延缓那迟早到来的不可更改的死亡“判决”。“不管你活的多么久，这一天总是要到来的”。雅斯贝尔斯为自己写在墓碑的这句格言，就是道出了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结局：从士兵到将军、从国王到平民，到头来不能不怀着恐惧与颤栗，孤弱无助地站在死神前。
其实人类对于死亡的不可更改也不是一筹莫展，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对死亡的所有负情绪、造成的所有伤害降到一个最低的限度。这就是上面已经讲到的葬礼仪式中功利主义意识，而由这种功利主义意识所支配的人类行为方式，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尽量避免死者对生者的伤害，农民通常根据民间传说和无知偏见，判断死者施加于生者伤害的可能时，就会对这种可能保持相当的警惕，当认为这种伤害有可能出现时，他们能够在很短时间内采取应对措施。比如，为预防“诈尸”，在死者面部多盖几张黄颜色的纸，或者在坟墓四周插上朝西南方向的桃树树枝予以“镇墓”，以防鬼魂出来作害。如果推而广之，这种预防伤害行为可以说几乎贯穿于人类生存的始终，这可能起源动物那种在强敌面前躲避的本能。
第二，实现一种和解。当死者生前确实对生者不够友好，有可能在死后加害于生者，于是生者一般就采取一种积极的和解态度，通过认真至诚地对死者的跪拜、制作贡品和购买价值不菲的“阴间”生活用品，以博得死者“好感”；或者通过这些利益的丰厚“回报”，以巩固死者在阴间继续为生者“保佑”。这就可以解释一些在死者生前不够孝敬的生者反而在长辈去世后能够“厚葬”的原因了。“一俊遮百丑”，这不就是目前不少人的行为方式吗？
第三，延续不衰的“薄养厚葬”。农村屡屡出现的“薄养厚葬”的情形，并不只是一种“做给活人看”的虚伪做作，更大程度上是对自己的不孝行为的深刻反悔，是对自己没能履行好赡养义务的良心发现。长辈的去世也就意味着自己同死神的接近，长辈的今天也就是自己的明天，正因为在几十年后自己也要重复着长辈的命运，所以，以厚葬的举动做出给子女的示范，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教育子女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
第四，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葬礼文化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人类对生的留恋。尽管几乎所有的宗教和一些民间传说都祈盼或者承诺死亡就是领到了一张进入天国的门票，即使这样一份丰厚的“馈赠”，但是对决大部分生者来讲，他们宁肯放弃这种优厚的待遇而愿意长久生活在世俗人间，好像他们对天堂的美好并不太感兴趣，而更留恋于蓝天里的秋风，芦花荡里的渔舟，鸡犬声里的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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