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照相之类》 （载《坟》） 该文主要有两点：一是鲁迅看了梅兰芳《黛玉葬花》的剧照后，对梅氏扮的林黛玉颇有微词：“我先前只读《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是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幅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注：此处的“她”是指作者心目中的林黛玉，非指梅兰芳。）认为与原著不符。 二是鲁迅由此生发开去，对“男人扮女人”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现象产生反感，并从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本人认为是旨在抨击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某种太监化的病态人格，体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思想。 时隔九年之后，1933年，鲁迅又作了《最艺术的国家》一文（见《伪自由书》），仍坚持他的观点，并且重复《论照相之类》一文的话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但是这篇文章却只字未提梅兰芳，鲁迅只是以“男旦”这一现象为注脚，阐发他的“反中庸”的一贯思想，揭示这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的劣根性。
2、《厦门通信》 （载《华盖集》续编） 原文：“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 这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通过这段文字，也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可以知道鲁迅是不太喜欢京戏的，尤其不欣赏梅兰芳的戏。“艺员”一词是借用捧梅人士的称呼，加了引号，多少带有嘲讽的味道。但这里鲁迅主要是针对他的论敌——一班捧梅的“正人君子”的，捎带一枪而及于梅兰芳了。
3、《宣传与做戏》 （载《二心集》）
原文：“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
该文主要是讽刺当局惯于作虚假宣传，自欺欺人，愚弄民众，举杨小楼、梅兰芳为例而已，实与梅无涉。
4、《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载《南腔北调集》） 原文：“也还有一点梅兰芳博士和别的名人的问答，但在这里，略之。” 该文记述英国作家萧伯纳访华时，上海各界人士举办欢迎会的情形，仅此而已。“博士”云者出自鲁迅笔下，未必有多少敬意。
5、《“京派”与“海派”》 （载《花边文学》） 原文：“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 此处援梅兰芳为例，以论证所谓“京派”、“海派”并非由艺人的籍贯来划分的。
6、《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 （载《花边文学》） 上篇是鲁迅评论梅兰芳的最完整，最有针对性，也是最重要的文章。该文大家都熟悉，故不多引。鲁迅在此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京剧要如何改？如何才能保持京剧的生命力？——是要一味的雅，还是要雅俗共赏？是要变成脱离现实的象牙塔里的玩意儿，还是要让它更加活泼有生气？ 中国的士大夫惯于将一切都变成趣味，变成清玩，一旦“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往往会促其灭亡。鲁迅不客气的批评了梅兰芳和造梅、捧梅的一班士大夫的这一倾向，并且叹惜梅兰芳“竟没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该文还举出谭鑫培和老十三旦来，说“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值得一提的是，曾被鲁迅“骂”过的“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解放前也曾说过：“京戏走上‘内廷供奉’的道路之后，脱离民众。”与鲁迅的观点惊人的一致，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吧？ 鲁迅还断言：“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这话他老人家就未免有些武断了，迄今梅派艺术的光芒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还“发扬”了，当然，也是因为梅兰芳并没真的被玻璃罩罩住。 此外，我个人以为，艺术既要雅俗共赏，也应雅俗并存，百花齐放才是春嘛。较之皮黄，昆曲算是更雅的艺术了，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我不希望京剧也像昆曲一样，成为“文化遗产”，成为“化石”，我希望它是活的。 至于下篇，则是借梅兰芳来抨击杜衡等所谓“第三种人”的，这帮文人也是捧梅健将，算是一石二鸟。
7、《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载《集外集》） 原文：“书上的人物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是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么高明。” 这是鲁迅1927年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演讲。在此，鲁迅仍然坚持他个人对梅兰芳《黛玉葬花》的看法。
8、《两地书·四二》 原文：“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 这也是鲁迅在厦大时写给许广平的信，可参见上引《厦门通信》一文。鲁迅看不惯他周围的那些浅薄无聊的人，便是连他们听梅兰芳的戏也反感，态度一以贯之。
9、《致姚克》 （《书信·1934年3月》） 原文：“先生见过玻璃版印之李毅士教授之《长恨歌画意》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与‘梅郎’之流耳。” 此处借用当时报纸上流行的对梅兰芳的称呼，也是鲁迅一贯的戏谑的笔调，见诸生前未公开发表的私人书信之中，似亦无可厚非。 能够查到《鲁迅全集》中涉及到梅兰芳的文字，大概这些。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鲁迅不喜欢京戏，对梅兰芳当时的艺术尤不欣赏。 2、鲁迅的一些话虽然尖刻，或可谓之“酷评”，但并非恶意诋毁或是人身攻击，他只是对梅兰芳的艺术旗帜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已，属于正常的文艺批评，不值得大惊小怪。 3、在正式的文本（如《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论照相之类》）中，鲁迅是将梅兰芳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当作某种象征，并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来分析的，在他的笔下，梅兰芳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 4、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正是由于他能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媚俗，不阿世，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鲁迅式的批评，有利于京剧艺术的发展。鲁迅毕竟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良好的艺术感觉，今天的搞京剧的人，读一读他的这些文章不是没有益处的。 5、鲁迅文章的特点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的话也有片面武断之处，甚至会带有某种偏见，我们要具体分析。例如他对我们的另一“国粹”——中医，早年也曾颇有非议，视为糟粕的，晚年的看法就有所修正。
小编观点：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和招牌，他的激进言论是符合他的地位的；而其文风一贯尖锐甚至刻薄也不足为怪。在鲁迅与梅兰芳的所谓“恩怨”的描述当中我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梅兰芳以及当时的“梅党”并没有对鲁迅咄咄逼人的文章做出什么激烈的反应，所谓“恩怨”只有鲁迅一而再、再而三地冷嘲热讽；而梅兰芳的反应也只是在解放之后，作为文联副主席的梅兰芳对于任何纪念、讨论鲁迅的会议概不参与而已。
每次关于鲁迅和梅兰芳“恩怨”的论战“拥鲁派”和“拥梅派”都会站在各自立场上大张旗鼓各抒己见，弄得火药味很浓。小编自然是站在“拥梅”的立场上的，所以对于上文作者抹稀泥的观点并不认同。
任何立场行之于文字，其出发点很重要，就比如一个人要犯案，他的动机、出发点是什么呢？鲁迅是一介文人，为什么要屡屡与梅兰芳一个艺人过不去呢？难道仅仅因为梅兰芳是当时最红的艺人？难道就是因为鲁迅不喜欢看戏？只因为鲁讯心目中的梅兰芳只不过是娼优之辈，随笔之下，顺手消遣一下这样的“社会下流”，对于他这样的文人来说再自然不过了。他那种时时“扫射”到梅兰芳的文字实际上是鲁迅内心自我高贵的流露，不然的话不会那么刻薄不留情面。
反观梅兰芳面对鲁迅的挑衅表现出的却是士人一样的高洁。对于鲁迅在报章上对自己的攻击，梅兰芳不可能不知道，他身边也不缺少文化人，和鲁迅打打笔仗，按现在的话“炒作”一下，图个人气，也并不是不可以，而事实上“梅党”偃旗息鼓不予回应。鲁迅的无端攻击反衬梅兰芳人品出众，这恐怕是鲁迅始料不及的。
在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的时候，重新把这些老账翻出来，并不是博眼球，而是用另外一个事实来说明梅兰芳先生的艺品人品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纪念，他确实是不朽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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