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百家争鸣》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运动。
“评法批儒”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延伸。据现在说,这个运动背后另有所指,但咱小民当时并不知晓,只知道文件表面的含义。文件表面的内容是要求举国上下批判儒家,歌颂法家。批判或歌颂的理由很简单,儒家是鼓吹“厚古薄今”的,是主张倒退的,历次错误路线的代表和反动派们都是推崇儒家,主张倒退。而法家是主张“厚今薄古”的,是革命的,因此革命派都是尊崇法家的。
说实在的,在此以前,我是闹不清什么这家、那家的。“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6年级,虽说也学了点儿这些家们的代表作,可那是作为古文学的,哪里知道谁是什么家。“文革”开始后,甭管什么家都是封建残余,统统批判。所有这类书籍一律“纸船明烛照天烧”,哪个敢偷着看,逮着就是一通狠批。所以,这场运动对于我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正大光明地看这些“封、资、修”的大毒草,而且这类“大毒草”还不用自己花钱买(自己花钱也没地方买,这类书一律内部销售),全是公款购买统一发的。于是乎,我就有了《论语》、《千字文》、《女儿经》等一大批“大毒草”(最珍贵的是由北大哲学系70级工农兵学员编写,中华书局出版的,注明是内部发行供批判之用的《<论语>批注》。同样原因,“评水浒”运动时我有了120回本的《水浒》,号召读《红楼梦》时得了一套《红楼》,这些书一直保留至今)。
其实,绝大多数职工哪里搞得清什么儒家、法家。为此,当时组织工人理论组的成员用说评书、讲故事的办法给职工讲儒、法家的区别。记得编讲了《商鞅变法》、《立木为信》、《孔老二诛杀少正卯》、《盗跖怒斥孔老二》等,并且还特意请文化馆的老师对宣讲员进行了专业培训。
以我当时认识,觉得法家是对的。认为儒家讲德治,法家讲法治,光讲德是治不了国的,治国还得讲法。应该以德育人(这在当时也是属于大逆不道,孔孟之道反动也),以法治国。可是,当时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即:德也好,法也好,德、法的标准谁定?也就是说,制定权在谁。
记得当时老妈对“评法批儒”运动大不以为然。老妈认为自“文革”以来,所有的运动都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叛,私下里和挚友说,现在是旧道德破了,新道德没立起来,整个一个吴德(无德)。吴德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那时叫革委会主任),当时的卫戍区司令是吴忠。
时间一晃40年过去了,现在对传统文化也是褒贬不一。其实,传统文化(无论何家)精华与糟粕共存,关键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新的成果,这有这样才能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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