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入画烟云动
爽气归林鸟雀欢
此会莫教容易别
五星东聚古来难
1638年夏秋之际，王时敏、杨文骢、恽向、张学曾与杨补 “意中之人”的“意外之遇”，成就了这件美术史上的山水名篇，笔墨至契具备，数笔寒山记录了兵革扰攘之际相聚之难。
杨补以诗文书画闻名苏州与两京，书画宗式董其昌若嫡系，辑录《画禅室随笔》，宏扬董其昌的书法、绘画理论。其画格画学，高妙渊深，独步海内。故四家皆以珠玉在前，全力以赴，一笔不怠，所作俱称杰构，在探讨山水画史以及画学思想的发展演变方面有着特别的意义。
王时敏、杨文骢、张学曾、恽向
四贤山水合卷
手卷 水墨纸本
崇祯戊寅（1638年）作
杨：22.5x102.5cm; 王：22.5x127cm;
张：22.5x102cm; 恽：22.5x84.5cm;
跋1：22.5x61.5cm; 跋2：22.5x150cm
著录：
四贤山水合卷赏析
文 | 叶振英
注：《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恽向》第13印“恽向”“道生父”取自本卷。
杨补（1598—1657），字无补，号古农，祖籍临江（今属江西清江），从父辈行商定居苏州，甲申(1644)明亡后隐居邓尉山。杨补为长洲（今属苏州）布衣，却以诗文书画闻名苏州与京城。他与当时的复社人员、文坛名流，以及朝廷要员均有交往。他善山水，与杨文骢友善，笔墨秀淡洁朗，风格有吴镇、黄公望遗意。杨补在画学上的一大贡献，是编辑了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方拱乾为《画禅室随笔》作序称：“无补于书法，于诗，于画，咸有瓶水天花之致而其宗式先生（按：指董其昌）若嫡系然，殆又代先生为说笔墨身矣。”可知杨补对董其昌艺术理论是非常推崇的。杨补卒后，其墓志铭为钱谦益所撰，称其：“与高淳邢昉、南京顾梦游刻意濯磨，为清新古淡之学，诗道于是乎大就。善画，落笔似黄子久。好游虞山，谓子久粉本在是，坐卧不忍舍，揽取其烟峦雨岫，绿净翠暖，用以资为诗。”但钱谦益撰《处士杨君无补墓志铭》对他生平行实并无太多记载，只是称赞了他的诗与画的成就。
张学曾（公元17世纪，生卒年不详），明末清初人，字尔唯，号约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崇祯六年(1633)副贡，入清官苏州知府。“画中九友”之一，擅画山水，受董其昌、王时敏影响很大，学董源并出入于宋、元诸家。仿元人笔墨苍秀疏简，妍而不甜，枯而不涩，也是“南宗画”一路。此卷末有张学曾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尾跋云：
戊寅（1638）六月，余访道生于晋陵，忽无补、小有、龙友先后至，舟楫纷然在门，淹留两日而别。别各有诗，小有刻之，余不记为何语也。今年余来吴郡，仅得一赴陆墓，访无补又不遇，无补罕入郡，即入郡不喜至官舍，相晤一年间数次耳。每叹道生、龙友化为异物，独小有健游如昨。然余三人亦不能合并为樽酒，生平之欢如晋陵时。余谢郡事，无补持画卷来索题，前为龙友，后为道生，中为烟客与余，缔视帧首所跋，正为恽草堂灯下笔，而烟客者亦戊寅所画也。余以为笔墨至契，此卷俱已备具，所少惟玄照一人。忆其时，玄照方为比部郎，居京师，故不相值。然是年，余入都与玄照往还甚密，日讲求画理，则时时推无补不寘。今玄照在娄东，可令其追摹曩昔，作遥相唱酬，以为后劲，备戊寅同社五子之画，但愧余手笔远逊诸君子，不足相颉颃也。从此一别，开看何时，临书但增叹慨。乙未（1655）腊月社弟张学曾。
根据张学曾画题与跋，可略知他的行踪。他与杨补自燕京一别，阔别八年未见。崇祯丁丑（1637）他回家乡山阴，准备次年新秋到南京与杨补聚首，故可知此时杨补已经客居南京。但是他又北上京师，舟次晋陵，即常州，六月十四日在恽向斋中。恰巧此时杨补、杨文骢等人也到恽向这里，朋友欢会，次日又将分别，故画此小卷赠送杨补作为留念。
从恽向的题识里也能看出来这次在他南郭斋中偶聚雅集的情况，他的这段山水是与张学曾同时为杨补创作的。恽向（1586--1655），原名本初，字道生、曙臣，号香山，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崇祯末举贤良方正，授内阁中书舍人。擅诗文、工山水，深受董其昌画学思想影响，学董源、巨然，归于黄公望、倪瓒。恽向的笔力比较强调圆劲的骨力，擅长抒写性的意致，纵横淋漓、挥洒自如。其山水境界与画学思想对其侄子恽寿平有着直接影响。
张学曾提到同集之人还有“小有”和“含万”。“小有”为李长科，一名盘，字小有，李春芳之曾孙，扬州兴化人。为人豪放不羁，长于诗歌，好游历名山大川，喜谈兵。他们在恽向家中雅集，均有诗歌，李长科做了记录。张学曾跋称自己已经不记得当时所作诗句，而杨文骢的诗却存于《洵美堂诗集》，题为《道生新成小筑，小有自京口至，尔唯自山阴至，余与无补自白门至，小有出数年所藏书画，月下狂饮，因即席限韵，以纪其事》。因此，这次雅集实因恽向新筑房屋落成而召集。六月十四，月圆将满，美酒相佐，李长科又携来数年所藏书画共赏，故而更增画兴。李长科《李小有诗集》有《毗陵同恽道生、杨龙友、张尔唯、杨无补限韵》，诗前序纪云：“道生南郊别业新成，扁舟造访，而尔唯自甬东至，龙友、无补自石城至，不期而陡会于一日。意中之人，意外之遇，惊喜叫绝。共至阊亭，理画事至暮。月明盈阶，凉风袭袂，高酣雅谑，痛饮论心，因限韵即席赋诗，诗成共酌。此情此景，真堪傲世矣。”诗末句“此会莫教容易别，五星东聚古来难”，以“五星”比喻五位挚友。
“含万”或是恽向族弟恽于迈（1603—1686），本名含初，字涵万，号建湖，崇祯间顺天府贡生（参见《恽氏家乘》卷四十四，2007年续修，清砚谱社印制，页25；光绪五年刻本《武进阳湖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页482）。或是因为恽向新筑落成，他亦刚好在场。
张学曾的生平，向无确切资料。清端方《壬寅消夏录》说：“按张学曾，字尔唯，会稽人。由中书顺治十二年（1655）任苏州太守。自幼好书画，重交游。”端方所据今已不知，但是对照《四贤山水合卷》上张学曾的题跋，他确实在顺治十二年（1655）出任苏州太守，但是到腊月他作尾跋时便已称“谢郡事”。到苏州后，他曾前往陆墓拜访杨补却未遇。直到杨补带了这卷来访，他们重赏旧作，已经过去十七年了。此年他题跋时，杨文骢早已被害，而恽向也已去世，李长科仍然健在。张学曾看到四人合卷，唯独感到缺少了王鉴，他期望王鉴也能画一段，以全“同社五子之画”。从今日此卷存留状况来看，这个愿望并未得到实现——两年左右，杨补亦去世。
清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别录》卷二记载：“张学曾，字尔唯，山阴人。崇祯□年□副贡，官中书。顺治年官苏州知府，山水与董玄宰、李檀园相匹，而流传更少，遍访十余年，迄未有得。留此小牍亦足自豪。”可知张学曾虽然画名颇盛，但是到清末作品流传已经很少，即使小尺牍都受到宝爱。而如这卷山水并有题跋，更是弥足珍贵。
由张学曾尾跋所述，他见到杨补拿来的卷子顺序便已是杨文骢、王时敏、张学曾、恽向。这个顺序既不是按照创作先后，也不是按照年齿长幼，杨补为何这样装裱今已不可得知。
再回到首段杨文骢款识，云：“崇祯戊寅（1638）六月，金山舟中背临水村图笔意似无补社仁兄正，时同舟者汪尔康、吉州杨文骢。” 杨文骢（1596—1646），字龙友，号山子，贵州人，流寓金陵（今南京）。万历四十七年（1619）举人，崇祯七年（1634）选为华亭县教谕，后迁青田、江宁、永嘉等知县，为御史詹兆恒参劾被夺官。弘光元年（1645），擢右佥都御史。因不敌清军，逃至苏州，清军派降臣黄家鼒劝降，杨将其斩首。退至处州（今浙江丽水），大募义军。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升浙闽总督。因与妻兄马士英沆瀣一气，为世所诟。后以率众抗击清军负重伤被执，谕降不屈，乃被杀，举家三十余口同时遇难。
杨文骢博学好古，善画山水，深受董其昌影响，出入“南宗”董源、巨然、惠崇之间，为“画中九友”之一。崇祯二年（1629），从台、荡游历归来的杨文骢写《山水移引》，董其昌曾经夸赞他说：“杨龙友生于贵竹，独破天荒，所作台、荡等图，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余讶以为出入巨然、惠崇之间，观止矣。”
《四贤山水合卷》此段如杨文骢自识所说“背临水村图笔意”，构图与传世赵孟頫《水村图》卷相似，起手右下角为近景树石陂陀，中远景则开阔平远，水村零落分布。多用披麻皴，笔墨松秀清润，既有对经典的追寻，又有即兴的创作逸趣。此段系画于长江金山舟中，应该是在恽向家中时间紧迫，杨文骢未来得及画，又应杨补嘱托画此段。从杨文骢款识语气来看，杨补应该随行舟中。
杨文骢与杨补很早就有交游，加上邢昉，三人常常一同出游，写诗作画。《洵美堂诗集》中另有多篇诗歌记载了二杨之间的交往。杨补到南京营救被奸党陷害的复社志士徐汧的时候，就通过杨文骢与马士英的姻亲关系从中周旋，将徐汧成功营救。杨补在杨文骢死难后写诗悼念道：“擅名君最早，才气实超伦。士论推机岳，时危见远巡。国存犹尽瘁，事去独成仁。大汉恩如海，无多似若人……得龙友死节实信，哭而挽之。”
杨文骢题识还提及好友汪尔康同舟，戊寅（1638）年二人过往甚密。此年正月，二人即与程邃一同往苏州香雪海看梅。汪尔康本定居杭州，后迁居南京，其身份应该是徽商。
第二段王时敏山水是四段中创作时间最晚的，款识道：“曰补社兄画格画学，高妙渊深，独步海内。戊寅（1638）初秋过娄，以佳纸征拙画，出诸名笔见示。余戏弄笔墨，自顾软甜疥癞，何足供大方法鉴？布鼓雷门，益增愧缩，而珠玉在前，更不胜形秽之惧。勉学一峰笔意作小图呈教，实以就正工倕之念迫不容缓，非谓伧父面目，果堪把臂为竹林游也。弟王时敏。”自六月十四日在恽向斋中雅集后直到初秋，杨补携带前三段并佳纸到太仓访王时敏，倩王时敏画。如其题识所云，王时敏此段系仿黄公望。构图繁复、笔墨苍润，画中草木兴盛、陂陀逶迤、矾头林立。“软甜疥癞”是黄公望论画批判的对象，王时敏于此作谦语。以此卷清澈的气息与淡泊的意境，在王时敏传世作品中也堪称上品。况且先有三位朋友的作品朱玉在前，他更是全意赴之，一笔不怠。
王时敏（1592—1680），本名王赞虞，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等，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人，大学士王锡爵之孙，翰林编修王衡之子，王原祁之祖。王时敏自幼向董其昌学画，深得亲传，尤其对黄公望笔墨深有契合。他是“四王”中的第一代，在“南宗画”的发扬上起到关键作用，既是吴伟业“画中九友”之一，又被后世列于“清六家”。从此《四贤山水合卷》来看，杨文骢、张学曾、王时敏都与董其昌并列于“画中九友”。恽向虽不在列，但是却是他们的密友，其侄子恽寿平又在“清六家”中。他们都上承董其昌的艺术思想，下启清代前期“南宗正脉”的兴盛局面。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四贤山水合卷》在探讨山水画史以及画学思想的发展演变方面有着特别的意义。
有关《四贤山水合卷》的递藏，吴湖帆在卷后作了长跋加以考证，对梳理此卷递藏史有所裨益，然而吴湖帆也略有错误，现全文录下再加以分析：
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夏日，杨龙友、王烟客、恽道生、张尔唯四贤为杨无补画唱酬山水卷。吾乡顾艮庵得之，载入过云楼书画记中，当时作画故实，俱详前张尔唯康熙十二年乙未总跋中。其时正张氏卸苏州府篆后所书也。此卷中除杨龙友画外皆有昆山徐健庵藏印。按徐氏名乾学，以康熙九年（1670）庚戌探花，宦大司寇，著作等身，文名冠绝一时，家有传是楼，藏书甚富，鉴别亦甚精。健庵与无补、尔唯虽不敢断谓相识，然相距固未远也。得是卷宝重若此。则是卷之珍贵可想矣！何独于杨龙友画无藏印耶？兹郑重跋言者在此。按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吾友张君大千携杨龙友画水村图卷真迹，来相与鉴赏，时余适得龙友画万历三才册。（龙友画，董文敏对题、陈眉公跋、樊樊山旧藏，题曰万历三才册。）互相摩挲，彼此引证，鉴定真迹无疑。大千曰：'惜不见过云楼所藏四贤合卷一校为憾。’不数年，日寇侵凌，党争迭起，干戈扰攘，迄无宁日。忽忽将二十年，回忆与大千互相鉴赏时，画兴融融，不可复得。而当时余乘兴临水村卷，亦不知抛于何处,无从觅索矣。而大千所藏杨卷真迹辗转归他姓，更不知何时再寓我目。己丑（1949）初夏，海上风云渐密，四方离乱，聚散莫定。而顾氏过云楼所藏之四贤合卷来海上，为休宁吴芳生先生所获收。盖大千旧藏之杨卷，已于前岁先为吴君所得，并几对勘，方知四贤合卷中之杨画，已于康熙间归徐健庵尚书之前易以赝鼎，润以浅绛为掩饰。且龙友一印，用朱描画，益证其为摹本无疑。而吴君乃毅然将赝本截去，复以先得之大千旧藏水村图拆治装入，顿还杨无补当日之旧观。珠还洛浦，剑合延津，良非偶然，是亦画苑佳话也。吾辈遇兹，便觉心畅神移，云散风静。丁此淑世，能有一日闲，卧游古贤名迹间，即是前生福慧矣！和会是卷者，老友孙君伯渊，亦积德事也。芳生先生其善护之。倩盦吴湖帆跋于迢迢阁。己丑（1949）夏历五月十七日灯下，是日同展有钱舜举、仇十洲二卷附记。
首先，如前文分析，张学曾与恽向是六月十四日雅集当场绘画的，杨文骢应该是分别后渡江画于金山舟中。而王时敏并未参加雅集，是初秋时节杨补到太仓拜访他时应求所画。吴湖帆认为四段都画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夏日”是不准确的。其次，吴湖帆说此卷的创作因缘“俱详前张尔唯康熙十二年乙未总跋中”，应该是“顺治十二年乙未”，他误书为“康熙”了。
由吴湖帆梳理的递藏过程，《四贤山水合卷》现在可追的最早收藏者是徐乾学。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幼慧，号健庵、玉峰先生，江苏昆山人，清初大儒顾炎武外甥，著名藏书家。官至刑部尚书，曾主持编修《明史》等著作。昆山姑苏相去不远，徐乾学于杨补为晚辈，应有共同的朋友圈，他收藏《四贤山水合卷》必有来路。
先是，张大千于1931年携带杨文骢《水村图卷》来拜访吴湖帆。当时吴湖帆刚得到杨文骢画《万历三才册》，二人比对研究，一致认为杨画《水村图卷》是真迹无疑。
张大千感叹以未见《四贤山水合卷》相较为遗憾，但他后来亦将杨文骢《水村图卷》出售了。直到1949年初夏，苏州顾氏过云楼所藏《四贤山水合卷》出让给上海的徽州籍藏家吴芳生，吴湖帆才得以寓目。而吴芳生于前年已经得到了张大千旧藏杨文骢《水村图卷》，二卷合并对照就发现了明显的不同。原来，早在康熙时候杨画便已经被人拆下，并临摹一卷拼配进去了。临摹卷不仅印章是用朱砂描画出来的，而且全卷加以浅绛设色以掩人耳目。因此，张大千旧藏本上缺少了徐乾学的收藏印，浅绛本上却有徐氏印。吴芳生毅然截去赝本，将真本接回原卷。顾氏过云楼与吴芳生的牵线者是吴湖帆另一位收藏好友孙伯渊。吴芳生（1880—1960），名德基，安徽休宁人，1899年入张謇创办的大生纺织公司，任公司驻沪办事处业务主管。喜收藏书画，身后其藏品由子女捐献国家，入藏上海博物馆。
《吴湖帆文稿》
今重审画卷，有顾文彬、顾承、顾麟士三代人收藏印。而顾文彬题跋两段，第一段是同治三年（1864）甲子题长短句；第二段题于同治十年（1871），交代了自己如何获藏此卷的：画中九友，自梅村歌咏之而名益重。九友之画以杨龙友、王烟客、张尔唯三家为最难得。壬戌（1862）余避地沪上，有持此卷赝本来售者，余笑谓之曰：'天壤间安得有此奇宝？’未展卷时固料其必赝也。已而访沈揖甫，观其所藏则此卷在焉。一见惊愕，如遇至宝。顾揖甫好而有力，非求沽待价者，归后往来于怀，形之梦寐。有医生孟春田者，尝往来揖甫家，余以情告之，凂其和会，春田有难色曰：'揖甫非求沽待价者，虽然，姑妄图之。’翌日，春田告余曰：'余以苏张之舌，为君作说客，能掷三百金，此卷可得也。’余不暇置诘，亟如数予之，而此卷遂入余手。黄金易得，至宝难求。余何修而获此尤物耶？缕述始末，欲使后人知余苦心也。同治（1871）十年季秋，艮庵识于玉几山馆。
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卷五“画类五”的著录中没有完全录入自己的题跋，而是作了改写：
杨龙友、王烟客、恽道生、张尔唯四家山水合卷。昆山徐司寇旧藏杨、王、恽、张四家合卷。龙友似松雪，道生似云林，烟客、尔唯皆似大痴。据尔唯乙未腊月跋云：“戊寅六月，余访道生于晋陵，忽无补、小有、龙友先后至，舟楫纷然在门，淹留两日而别。今年……余谢郡事，无补持画卷来索题，前为龙友，后为道生，中为烟客与余。谛视帧首所跋，正为恽草堂灯下笔，而烟客者亦戊寅所画也。”盖戊寅为崇祯十一年，龙友、尔唯遇无补于道生斋头。龙友以金山舟中背临水村图笔意赠别，道生、尔唯继之，至烟客则无补过娄所征画，已在其年初秋矣。
《过云楼书画记》
龙友、烟客、尔唯三家为画中九友之最难得者。即以烟客论，余访求五十年，真迹此外无几，况龙友、尔唯乎？无补，为杨补，号古农，又字曰补。长洲沈得舆钦圻有《送杨曰补南还》诗，见《国朝别裁集》。道生为恽向，后更字香山，见《读画录》。
记壬戌岁余避兵沪上，有持此卷赝本求售者，余笑谓之曰，世间安有此无价宝哉？未展卷时固料其必伪也。既而访沈揖甫，发其秘箧，则真者在焉。惊愕失喜，不忍释手。顾揖甫非求沽待价者，未若驵侩之易与也。久之闻有田孟春者，尝以医往来沈家，因属其为回易使。田有难色曰：“揖甫非求沽待价者，虽然，姑妄图之。”翌日报余曰：“若能以朱提三百相博易可得也。”亟如言与之，卷乃归余。余念钟侯美玦因仲茂而喻旨，和氏宝璧易赵王以连城。结习所存，古今一辙，爰记颠末以告后人。
《过云楼书画记》
顾文彬首先肯定了“画中九友”的艺术价值，说明经历了二百余年的艺术发展与沉淀，董其昌引导的艺术成就已经得到了历史肯定，在晚清被视为“奇宝”。但是，当同治元年（1862）顾文彬在上海看到书画商来售卖《四贤山水合卷》时，却料定其为赝品。由此可见，至晚清时此卷已经多有临仿赝品出现了。后来他访问沈维裕，才发现这卷画被沈氏收藏了。
《过云楼书画记》
沈维裕，字益甫，号揖甫，又号颓琴，上海人。沈氏能诗善书，花卉格近恽寿平，并精于琴学。顾文彬虽然想从沈氏手中购取，但沈氏不是轻易能被金钱打动而将藏品售出的。后来顾文彬得知一位医生孟春田与沈维裕关系很好，便央求他代为打探说项。在孟氏的帮助下，最终顾文彬以三百两银子购得此卷。但是由张大千藏本杨文骢《水村图卷》，以及吴湖帆题跋可知，顾氏所收杨画已非真迹。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中补充了沈德潜祖父沈钦圻与杨补交往的诗。《过云楼书画记》的成书年数很长，从顾文彬的家书来看，从1870年开始就经常催促顾承。但至少在1882年顾承去世之后尚未完工，垂老丧明的顾文彬无法续著，且抄本一直没有付梓。所以，基本可以判断，《过云楼书画记》的著录要晚于《四贤山水合卷》后的顾文彬题跋，顾文彬根据原跋作了补充和修改。
杨文骢《水村图卷》右下角有“山子”朱文长方印，为杨文骢号。由其他印章可推知的递藏顺序为张大千——何冠五——梁慧吾——谭敬——吴芳生——钱亚杰——钱镜塘。张大千1931年南下广东时结识黄君璧，二人一见如故。1933年经黄君璧之介与何冠五认识，而他1931年携此卷与吴湖帆鉴赏，则此卷在张大千手至少到1933年之后。何冠五、梁慧吾、谭敬都是广东籍收藏家。何冠五，原名寿，字冠五，号丽甫、荔甫，广东三水人，是1930年代活跃于广州的富商收藏家，其“田溪书屋”收藏书画颇丰。梁慧吾，也是广东商人，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港穗收藏界，与何冠五、黄君璧等皆熟稔，其“天景楼”收藏书画颇精。谭敬（1911—1991），字和庵，号区斋，广东开平人，公私合营上海房产公司董事。自其祖父起定居上海，在汉口路小花园附近经营谭同兴营造厂，并地产、钱庄等生意，遂成上海滩巨富。谭敬富收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与张大千、郑振铎等交好。
谭敬长期在上海经营生意，他将此卷携回上海的可能性最大，之后此卷应于1947年左右入吴芳生手。吴芳生将杨文骢伪作从《四贤山水合卷》撤下，补入大千旧藏真迹，并请吴湖帆题跋。今四段上均有吴湖帆“湖帆鉴赏”朱文长方印，应该是钤盖于吴芳生重裱之后。
吴湖帆题隔水
再看《四贤山水合卷》本身的流传情况则相对复杂。如果按照以往的梳理，《四贤山水合卷》后面三家山水的可知的递藏过程大致应该是徐乾学——滕季升——吴云——潘遵祁——沈维裕——顾文彬——顾承——顾麟士——吴芳生——钱亚杰——钱镜塘。但是，现在从更多资料来分析，这一递藏链需要重新考量。主要的考察角度是结合著录题跋资料，来探寻卷上鉴藏印的钤盖方式。一个合格的收藏家在钤盖鉴藏印方面，无论印文内容、形制大小，钤盖位置，都是非常考究的。
首先，本卷应该是清初从杨补家流出，被徐乾学收藏，今可见后三段山水上均有徐氏钤印。从张学曾尾跋后面左下角钤盖的收藏印来看，徐氏“昆山徐氏鉴藏”朱文长方印上有“滕氏季升”“季升收藏”朱文印二方，再上方才是沈维裕“揖甫长物”朱文长方印。所以，在沈维裕之前，此卷很可能是滕季升的藏品。在后三段山水左下角的“昆山徐氏鉴藏”朱文长方印上均有“逸湖珍藏”朱文长方印，其上方再是沈维裕的“揖甫长物”朱文长方印。如果“逸湖珍藏”是沈氏印，应该保持连用。但是，张学曾尾跋上“揖甫长物”下方却没有“逸湖珍藏”，而是滕季升的印。细审“逸湖珍藏”的印色与沈氏印略有差别，且此印钤盖粘物不净，与滕氏印章相似，印色也相近，推测或是滕氏印。
潘遵祁的“潘顺之过眼金石书画”朱文印、“抱冲真赏”朱文长方印钤盖于滕氏印右侧。潘遵祁（1808—1892），字觉夫，一字顺之，号西圃、简缘退士、抱冲居士等，室名香雪草堂、四梅合、勿自欺室。吴县（今属苏州）人。潘奕隽孙，潘世璜子。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二十七年（1847）翰林，旋乞归，隐邓尉，筑香雪草堂。得扬补之四梅花卷，因以名阁。潘氏《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等书，未著录此卷。再结合潘氏二印，内容为“过眼”“真赏”，亦无归属收藏之意。所以，此卷很可能是他过目的作品。
沈维裕在滕氏上方钤盖印章，然后就是顾文彬尾跋说的他从沈维裕处购藏此卷。很可能顾文彬购入此卷后，曾请潘遵祁鉴赏，并请潘氏钤盖鉴赏印于卷尾处。而后顾氏考虑自己的鉴藏印，遂于每段加钤。因此顾氏将“顾子山秘匧印”朱文长方印钤盖在潘氏印上方为佳。这种可能性从吴云的钤印上也能看出来，下文着重分析。
吴云所用印为“平斋审定”和“吴云平斋曾读一过”，只是过目所用。吴云与顾文彬为亲家，他亦有可能是在鉴赏的过程中，应顾氏之请而在画上钤此二印的。这也可以解答何以卷尾张学曾跋后，吴云的“平斋审定”钤盖于沈维裕印上方，其钤盖时间比之顾文彬应至少同时或稍晚。综上所述，潘遵祁与吴云收藏《四贤山水合卷》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应该都是在顾文彬处鉴赏时应请钤印以示过目。
就在吴芳生请吴湖帆题跋后三年，吴湖帆再次题跋，不过《四贤山水合卷》此时已经易主：“壬辰（1952）七月既望，亚杰兄携示斯卷,乃知已归秘籍，物聚所好，尤庆得所。为倚柳屯田隔帘听词并次原韵书于卷后，聊博粲正。吴湖帆重观题识。”钱亚杰为吴湖帆、钱镜塘鉴藏密友，他得以收藏此卷实属偶然。王朴仁著《玉斋鉴藏记——王南屏先生事略》记载王南屏想购藏《四贤山水合卷》的事情：
1952年夏，孙伯渊（1898—1984，集宝斋）约往吴芳生家看画。彼以藏明画扇面逾千称雄，予独赏其王烟客、恽香山（1568—1655）、张尔唯、杨龙友（1696—1646）四家合卷（亦称《四贤图卷》）。伯渊乃为予作缘，方议价，忽不谐，不详其故，心颇懊丧。一日途遇杨文萼告以此事乃有人从中掠夺。缘钱镜塘（1907—1983，六莹堂）与孙伯渊不睦，闻吴芳生告孙为予议合卷事，即增其值而介与钱也杰购之，予乃不谐矣。此又功败垂成无缘之例也。
厥后钱镜塘自惭鲁莽，乃欲介绍马德宏藏物与予。时适孙伯渊亦来作介，予不能舍彼就此，乃商请二人共同协助。时当盛暑，乃携孙、钱二人乘早车至苏州……遂在马处午膳，膳后赴虎丘及狮子林等地一游，傍晚返沪，偕赴锦江饭店晚餐。席间予婉转劝解二人不宜再存芥蒂。因当时环境已不同，宜彼此互助。二人亦颇懊悔，首肯予言，予亦不复有无妄之灾矣。
吴芳生因孙伯渊合会而得到《四贤山水合卷》，王南屏竟然因孙伯渊而与此卷失之交臂，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鉴藏讲缘分，“有缘者得”，此卷可算一例。王南屏记“钱也杰”实为钱亚杰。今卷上每段均有钱镜塘藏印，此卷后来或又归钱镜塘鉴藏。
此卷清初如何从杨补家到徐乾学再到滕季升和沈维裕，以及1930年顾麟士卒后直到1949年吴芳生获得此卷，递藏链仍有缺环，还有待史料发现。因此，这条鉴藏链或可调整为徐乾学——滕季升——沈维裕——顾文彬——顾承——潘遵祁（过目）——吴云（过目）——顾麟士——吴芳生——钱亚杰——钱镜塘。
《四贤山水合卷》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鼎革的时代见证了文艺圈的友谊，其后世的递藏经历被人视为传奇。不仅将南宗画的风格流传于世，对研究画坛兴衰之变有所裨益，而且还勾连出清代至二十世纪的收藏世界。其艺术与史料价值并重，确如顾文彬等人称之为“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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