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颜真卿为主题的展览，名为《超越王羲之的名笔》，这给了本文以叙述的启发。当然，清代王文治也是这么看的：董其昌超越了颜真卿之后所有书家。因此，这一节的小标题不妨是：《超越颜真卿》。从历史上看，董其昌是被低估的书法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书法貌似平和、看似随意，但是有其内心的针对性。看起来“好看”的作品，不一定是真迹，那些初看古怪的，倒有可能是杰作。他的作品数量大、风格多、藏地分散，以往人们没有可能汇聚他的各种风格作品进行综合分析，更多时，是对着他的某几件作品盲人摸象，误解自然难免。只有极少数有灵感的、有历史眼光的收藏家、鉴定家，通过不太多的董其昌，认清其真实价值，对他表示了倾心之意。譬如，我们熟悉的高士奇，在《江村销夏记》中说，董宗伯的书画，在其他古书画之外，单独记录成册。在《江村书画目》这个账本中，记载了他收藏的80多件董其昌真迹与赝品，其中赝品大约10多件。值得注意的是，赝品的价格与真迹差不多，这说明高士奇也会把赝品当成真迹买进，事后通过研究，他才辨得真伪。如果想到高士奇与康熙皇帝的特殊关系，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在掌握了董其昌大量真迹后，在康熙面前不断倾情吹嘘，使康熙相信董其昌是最好的书画家，让康熙一辈子坚持效法。否则，不太容易理解康熙为何独爱董其昌，以康熙的字迹来看，他似乎没有能力对董其昌书画下判断。
20世纪一位重要的书画鉴赏家何惠鉴，是克里夫兰博物馆、奈尔逊博物馆的中国书画藏品的主要建设者，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一项重大动作，是把当时世界各博物馆的董其昌书画，汇聚在美国的堪萨斯城，并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留下了两卷本的《董其昌的世纪》，这也是最好的关于董其昌的研究书籍。何惠鉴在看尽了古代书画之后，把目光投向了董其昌。徐邦达认为，看懂董其昌，是看懂中国画笔墨的门径。启功也感慨过，说我们总是骂董其昌，但是落笔就是董字，张嘴就重复董其昌的话。2017年冬，嘉德拍卖行搞了一个启功收藏拓片展，其中，启功的早年题签，完全是学习董其昌。八大山人对董其昌的倾心，更加典型，他直到80岁，还在向友人索看董其昌画册。20年前到博物馆，希望看到石涛、王铎；10年前到博物馆，希望看到宋元书画，现在最希望看到，是董其昌的新作品。董其昌是一个深刻的家伙，深通书画者会转到此中来，而且往往是看遍天下书画，然后转到董宗伯这里来。从艺术上看，为什么说董其昌难以理解？与赵子昂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赵子昂的书法，大多数单字很美，但是整体还是平静的，与唐代楷书的感觉差不多。董其昌书法则完全不同，董字大多数是起伏不定的，而且创造了很多特殊的方法，看到董字，往往感觉自身观念受到了挑战，而不是惬意地欣赏，从这个角度看，董其昌的艺术观念非常现代。他的一些作品是直接针对艺术史上其他作品的，如果对艺术史没有深入了解，也不可能理解董其昌。董其昌的书法，改变了以往千年所延承的，认真书写、准确书写的要求，开始了随意书写、随时变化的新局面，而且是以虚空为特色，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道路。前人未曾梦到的道路，居然被董其昌想到了，走通了。所以，董其昌是王羲之、颜真卿之后，唯一一位，每幅字都有变化，而且每一幅字都很好的人。其他书法家，要么变化少，要么水平没有那么高。“玄赏斋”“玄宰”，这些名字，都透露出他的一点艺术取向。
董其昌的艺术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针对性极强。他的艺术与前人是息息相关的——相反的或者是相呼应的，其出发点，不是给刚刚入门者看的，这也是很多书法家最近讲的，以往不喜欢董其昌的原因。王羲之去世300年后才被唐太宗尊为书圣，董其昌的书法，可能也要到艺术史比较清晰的今天，才会被准确评价。冷静地看，董其昌是最近350年的大宗师。董其昌的格调与王羲之也有点接近，就是淡而有神，大多数人一开始不会太适应，因为入门者都喜欢重口味，但是沉浸其中很久后，一定会感觉到这种淡而有神的，才是顶级的。这与淡而无味，完全是两回事。为什么说董其昌是“明代书圣”？因为他的方法影响了好几百年。在董其昌之前，吴门书家的书写神经过于紧张，用笔过于尖俏，取法比较单一，所以路子越走越窄，估计明末写字的人可能感觉到无路可走了。董其昌出来之后，笔法变得放松且自由，与吴门书家简化笔法的办法完全不同，在姿态上取法晋唐，断续之间无定规，写出问题了也不在意，用接下来的笔画补救，这使得时代书风为之一变。晚明很多书法家，是看了董其昌书法才有所领悟，他们认识到，从此可以不用字字求好，整体好就可以了，因此，晚明书家辈出，都是得到了董其昌的恩惠。董其昌的一个最重大改进，是对书法史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态度，他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宣称临写米芾、颜真卿、李北海、怀素、褚遂良或者徐浩，写得像与不像，到位不到位，他都不太在意，而且随意变化笔法，于是不断出现新内容，而这种变化多端的书写，五代杨凝式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董其昌书法存世特别多，大约在1000件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很多20世纪大画家，譬如傅抱石、潘天寿，都没有那么多作品。在历史的自然淘汰中，保存下来这么多作品，一来说明董其昌写得多，二来说明在自然淘汰中，董其昌的艺术存在明显优势。但是目前出版的董其昌真迹并不算很多，如果不算拍卖册，大约只有300件上下，这个数据，无法探知变化多端的董其昌书法全貌。初次接触董其昌书法的人，可能感到无法捉摸，因为董其昌风格跨越太大，哪怕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这样的大书法家，他们的风格也是稳定、清晰的，但是董其昌的风格似乎是随意变化的，董其昌自己说：“余书无恒体，随性所如，故为多变”，又说：“偶然欲书，为竟此卷，观者必讶为余本家笔安在也”。而且似乎每年都在变化，哪怕同一个时间段的书法，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味，这导致他的代表作也是不确定的，而这种特征，有点像王羲之、颜真卿。王羲之众多手札，风格跨越很大，很难说哪一件更好。《忠义堂帖》中的颜真卿书法，也是让人感到难以捉摸。他们的这种特征，与历史上其他书家有明显差异。某一件董其昌书画，不应该是大收藏家的目标，纷呈各异的董其昌书画才是目标。 “南北宗”是董其昌在20世纪受攻击最多的环节，批判文章多到不得了，不用详述了。其实，历史真相可能是，董其昌恰恰在“南北宗”这个地方，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一些批评者，反而是吹毛求疵。因为面对大量的历史遗存，董其昌提出了一个重大假说，就是“画分南北”，而且提出了区分的标准。也许这是粗疏的、不完备的，但是任何学术的前进，都是从不完备开始的，而推进学术前进的重大标志，就是新理论的提出。在众多吹毛求疵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新的、等量齐观的假说，仅仅指责南北宗，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理论一定存在问题，重要的是新理论是否让大家的思考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这一点上看，“南北宗”理论获得了重大成功，“南北宗”是最近300年来影响最大的、处于统治地位的学说。西方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路径》中，把这个问题说的非常清晰，我们的可悲之处在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理论，去取代“南北宗”，也没有人去学习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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