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说

若追本溯源，“禅让”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尚书》，尔后，《论语》、《孟子》、《墨子》等儒墨经典也肯定了“禅让”的存在。

待到司马迁撰写《史记》，同样也采纳“禅让”一说，比如《史记·五帝本纪》中就有“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另外又有“帝舜荐禹于天，为嗣”等记载。

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后人在传说基础上编撰的“回溯性”文字，并非“有据可查，有证可依”的第一手证据。

就算是年代最早的《尚书》，其成书时间也不过是东周时期（公元前5世纪左右），与尧舜禹时代相隔一千六百年，两者间隔如此之久，在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更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的时代，仅靠口授相传而写出的“历史”，如何能说服所有人？

“篡夺”说

果然，翻开与《尚书》、《论语》同时代的典籍，很容易就找到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见解。

比如，韩非在《说疑》里直言：“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杨朱则批判所谓的“禅让”实为心不甘情不愿的虚伪之举：

”及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钧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

及受舜禅，卑宫室，美绂冕，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

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

即使在儒家诸子中，也有相反的声音，比如荀子就曾指出：“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

除了诸子百家，史官们也并非众口一词，例如，早于《史记》数百年写成的《竹书纪年》，其记载的也是“尧为舜所囚，舜被禹流放”的“篡夺”史。

甚至现代的考古勘探，似乎也从侧面佐证了“篡夺”一说。

被称为“唐尧之都”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300-1900年），考古人员在其中晚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被破坏叠压的旧城墙、大量被砍杀肢解的青年男性骨骸，以及被大肆毁坏的宗庙祭台和墓葬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在陶寺中晚期，也就是4100年前，这里曾遭到大规模的暴力破坏。

从毁宗庙和扰祖陵等现象推断，这极有可能是一次颠覆性的政变或者入侵战争，其结果就是旧政权的彻底湮灭。

如果陶寺遗址真的是尧舜之都，那么“篡夺”史就很可能被证实，遗憾的是，人们终究没有在这里发现决定性证据，所以，一切仍处于推测之中。

总体而言，尧舜禹这段历史，乍一看确实是迷雾重重、扑朔迷离。

重新解读

不过，如果跳出这些争议的怪圈，重新审视当时的历史背景，再结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我们或许可以还原出一段较为客观与合理的历史。

尧舜禹时代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上承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下启夏商两朝的奴隶社会，想要读懂它，就不能把它当做孤立的历史事件来看待。

结合考古与史料可知，我国在5000年前，私有制开始萌芽，部落之间不时爆发冲突，为了战争的需要，各部落间尝试合作，组成松散的部落联盟。

其中，著名的“涿鹿之战”就是炎、黄两大部落结盟，共同对抗蚩尤部落的一个例证。

酋邦“推举制”

黄帝时代，也被史学家称为酋邦阶段。

在当时，联盟首领大多由民众“推举”而出，这个时候的首领虽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联盟中的重要决策活动仍是在“集体意志”下进行，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

所谓的“禅让制”，其源头与本质就是“推举制”。

到了唐尧时代，也就是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层日趋明显，联盟内部的权利斗争也日益激烈，“王权世袭”的欲望在联盟首领的内心不断滋生，“禅让制”已名存实亡。

比如，在众多史料中，曾多次提到了丹朱，丹朱是尧的儿子，尧最初想把王位传给他，但这种意图显然严重违背了传统的游戏规则，也触犯了其他贵族集团的利益，故而，尧“德衰”，民心不稳，于是，尧只能退而求其次把王位传给了舜。

而这一举动，事实上已敲开了“推举制”的外壳，为“世袭制”打下了基础，为何这么说？

因为舜是尧的女婿，这次王位的传承本质上是在同一个家族内完成，肥水未流外人田。

到了舜帝后期，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舜“禅让”于禹，其实就是政治博弈与权力斗争的结果。

《尚书》与《史记》均记载了舜以治水失败为借口，诛杀了鲧（禹的父亲），然后又启用禹继续治水。

舜的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原因暂且不论，仅看结果，却是禹治水成功，赢得民心，为之后夺取政权积累了重要的政治资本，最终在其他贵族集团（如皋陶）的支持下，迫使舜让位于自己，成功称帝。

酋邦到“家天下”的过渡

成为联盟最高首领以后，禹欲以“家天下”的野心开始蠢蠢欲动，定国号、铸九鼎等举动都是为了进一步集权、巩固帝位；

之后，又把儿子启安插到联盟内部担任高级官员，使其能借机培养个人势力。

终于，在苦心经营下，父子俩击败所有反对势力，成功完成由“推举制”到“世袭制”的转变，开启了中国“家天下”的时代。

考古资料也支持了这一点，与尧舜禹时代相符的龙山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在这个阶段，世代掌握特权的权贵阶层，其势力和财富在不断地增强。

酋邦联盟也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无限接近于邦国，同时，还出现了官僚机构和律法，联盟首领更是集军权与行政权于一身，个人权势迅速膨胀，“专制”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君主制”自然也就不远了。

可以说，尧舜禹的时代，中国正处于联盟酋邦制向世袭君主制过渡的阶段，冠以“禅让”美名的“推举制”摇摇欲坠，其本质已发展为“个人独裁制”。

联盟首领的产生，既不是“推举”，也不是“世袭”，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个人指定”。

这种独裁制度显然不是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其最终的演变结果，不是转化成“民主制”，就是被“君主制”所代替。

事实也证明，这种“独裁”出现不过三代，就很快被夏朝的“君主制”取代。

任何一个政治制度都不会是孤立存在，其产生与消亡都有着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尧舜禹时期的制度形态亦是如此。

也正因为其背后的复杂性，才使得后人迷惑不解、众说纷纭。

尧舜禹时代，虽不是儒家所歌颂的乌托邦，但也并非充满了各种尔虞我诈的血腥斗争，它是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的一个特殊过渡期，它的结束，也昭示着中华文明即将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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