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张国风

   《水浒传》的罪名是“诲盗”，《金瓶梅》的罪名是“诲淫”，《三国演义》好像没有被蒙上什么严重的罪名，明清各级政府的禁书目录中也没见《三国演义》的名目。有人说：“少不看《西厢》，老不看《三国》”，是说老的看了，更加的心计满腹，更加的老奸巨猾。可见，鼓吹权术是《三国演义》的罪名之一。这是从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角度着眼的。有人指责《三国演义》三分是虚，七分是实。可见，《三国演义》的又一罪名是虚构。这是从捍卫学术的角度着眼的。“虚构”的罪名与“诲盗”、“诲淫”相比，实在是不算什么的。《三国演义》没有自命为史，它是小说，小说是“闲书”，可以真真假假，谁叫你“看《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纯粹是自作多情。这就好像有人看小说、电影、电视剧，要问里面演的是不是真的，同样的幼稚可笑。其实，说《三国演义》虚构，这部假；《三国演义》中凡是精彩的地方，十之八九是虚构。但是，《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诚实，文学比史学更诚实。这并非是危言耸听，亦非哗众取宠，关键是你怎么看了。
史学是儒家熏陶下的史学，而儒家看待一切都是一种道德眼光。一个社会没有道德固然不行，但道德并非万能。当我们用道德去观察历史的时候，便会看到许多解释不了的问题。当我们观察社会的时候，便会发现道德说教和道德制裁的力量是多么有限。现在讲综合治理，是很科学的，是看到并承认了法律的局限，想用德育及其他手段去弥补法律的不足。其实道德和法律一样，也并非万能。孟子生当“天下争于气力”的时代，坚信仁者无敌，结果各国诸侯谁也不用他。并非各诸侯都是傻子，而是孟子那一套确实行不通。孟子讲舍生取义，但真正能够舍生取义的人毕竟是少数。作为一种道德的提倡是对的，但你若是以为一提倡就能够转化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准则，那当然是美丽的幻想。有人以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未必。榜样的力量很有限。你提倡焦裕禄，可能够成为焦裕禄式的干部实在是很少。一两个清官，改变不了满世界的腐败。清除腐败也要综合治理。中国人相信正义必胜，邪不压正，天不藏奸，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诸如此类，等等不一。其实，这种信念和佛教的因果之说只有一步之遥，说得刻薄一点，完全是一种阿Q精神。建文帝的为人，很符合儒家的标准，燕王靠武力将他推翻。方孝孺这样标准的儒家，被永乐灭了十族。永乐以后的明代皇帝，都是永乐的后代。如果从道德上看，历史不应该是这样。可是，历史就这样走过来，搞得后来的史学家痛苦得不得了。这些史学家书生气十足，所以他们当不了政治家。如果我们愿意正视历史，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道德与历史的矛盾。当然，要弄清历史的真相相当困难，因为历史是由成功者来写的。成功的就是正确的，如果你失败了，那就证明你是错误的，这叫做“历史的选择”。黑格尔讲“恶”也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见解，因为中国人骨子里是一种道德化的历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塑造成为一位仁义之君，而将曹操刻画成为一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拥刘反曹，似乎是牢牢地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可是，通观全书，从这部历史小说的整体描写来看，从它给人的艺术感受来看，《三国演义》颠覆了传统的儒家的道德化的历史观。

《三国演义》的结局直接否定了“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公理”：三国之中，仁义之君刘备的蜀汉最先灭亡，枭雄孙权的吴国坚持到最后，苟延到西晋，窃国大盗曹操统一了中国的北方，继起的司马氏统一了全国。《三国演义》虽然有很多虚构，但它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没有将结局写成蜀汉统一中国。于是，作者将这种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归结于天命。无可奈何谓之命。曹操的胜利被糊里糊涂地归于天命，整个《三国演义》因此而蒙上悲剧的色彩。我们读《三国演义》，从关羽大意失荆州以后，就感到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哀。恰恰是全书中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人物诸葛亮，在时时哀叹天命的不可抗拒。诸葛亮《后出师表》的结尾，充满了“人谋难胜天数”的喟叹：“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料睹也。”只是尽人听天命而已，没有必胜的信心。诸葛亮祈禳的时候，恰好就有该死的魏延来闯帐，把灯踏灭，诸葛亮哀叹道：“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司马懿中计困在谷里，眼看要被烧死，诸葛亮就要大功告成，谁知骤雨倾盆，司马懿死里逃生，居然有惊无险。由此可见，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最后还要看天命如何。既然如此，那么，“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教条还有什么意义？毛宗岗还怕读者心情过于压抑，特意引了一首明人杨慎的诗来作卷头词，其中说：“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既然是非成败最后都归于虚无，刘备和曹操都一起化成了黄土，你还激动什么、惋惜什么呢？不要浪费你的感情了。
   外国人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中国的古人好像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只是没有把这种思想提炼成那样简洁的表达而已。现在的人喜欢讲“商场如战场”，这是深深体会到了商场的诡诈、残酷和风险以后才有的觉悟。难怪我们的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的商品，有人因此大叹人心不古，有人说是原始积累，有人解释说是发展商品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所谓社会转型阶段不可避免的阵痛。但是，很少有人想到，政治既然是不流血的战争，政治就必然要遵循“兵不厌诈”的规律，政治同样充满了诡诈、风险和残酷。而《三国演义》就告诉我们：政治斗争同样充满了欺诈。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一种需要。为了政治目的实现，可以不择手段。政治需要道德的外衣，譬如向“得人心者得天下”、“仁者无敌”之类，但你如果把外衣当作了身体，那你就根本不懂政治。读着《三国演义》，只觉得满脑子的权术机□，心中充满利害得失的考虑，只觉得道德仁义都是假的。除了刘备集团以外，人和人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孙权和曹操之善待部下，不过是笼络人才、为己之用。各路诸侯、各个集团都在算计着别人，都在提防着别人的算计。战争是流血的阴谋诡计，政治是不流血的阴谋诡计，如此而已。你来我往，没有一点真；时和时战，处处都是假。今天是亲密战友，明天或许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今天的敌人，明天可能会站在同一个战壕。恰好符合了西方的名言：“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句话很难听，但这是事实。尼克松到中国来，他下飞机，和周恩来总理紧紧握手，所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来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方人的坦率。在《三国演义》里，我们看到数不清的尔虞我诈，说不尽的背信弃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出欺骗被别人的主意和识破别人的诡计，也就是看清对方的真相和把自己的真相隐蔽起来。不但曹操如此，孙权、吕布、袁绍、袁术，无一例外。难道你不觉得，《三国演义》在这方面所提供的认识价值，远远超过了陈寿的《三国志》吗？曹操被定格为奸雄，他被作者描写成权术的化身。曹操和许攸，故友相逢于马倥偬之际，热烈而又亲密，可是，曹操一出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老友，说曹军中的粮食还很多，没有问题。政治家的本能告诉他，不能透露曹军粮草已尽的秘密。他会用欺骗的手法，用仓官的头“解决”他的军粮问题；他会用“望梅止渴”的诡计来“解决”水的问题。

在《三国演义》里，只要动机高尚，手段可以不必用道德眼光去苛求。王允要算计董卓，用的是美人计。一个美女顶得上几十万大军，真所谓“倾国倾城”。貂蝉实际起到了色情间谍的作用，任务完成很出色。貂蝉是个正面的形象，却失去了女性的尊严。本来中国的男人特别在意女人的贞洁，但在崇高的政治需要面前，贞洁问题也变得一文不值。由此可见，传统的道德是多么富有弹性。周瑜使“离间计”，让蒋干带了一封假信回去，结果曹操上当，白白损失了两员水军将领，使联军火攻的条件更趋成熟。蒋干被他的“同窗契友”耍得好苦！按道理说，周瑜要使离间计，耍谁不好，偏偏要捉弄一个“同窗契友”！从政治军事斗争的利益来衡量，群英会是一着绝妙的好棋；而从朋友之道来说，这位周郎却有失厚道。幸好曹操大度，没有把蒋干当作替罪羊。而在《三国志平话》里，蒋干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却说武侯过江到夏口，曹操船上高叫：“吾死矣！”众军曰：“皆是蒋干！众官乱刀锉蒋干为万段。
孙权要调理刘备，就用美丽的妹妹作诱饵，谁知出来一个吴国太。吴国太不懂政治，所以她当不了政治家。她老人家只知道替女儿的幸福考虑，坚决反对女孩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大骂周瑜：“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无条计策去取荆州，却将我女儿为名，使美人计！杀了刘备，我女便是望门寡，明日再怎的说亲？须误了我女儿一世！你们好做作！吴国太的添乱，使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充满了戏剧色彩。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两种妇女观的对立和斗争。
曹丕以禅让的形式篡汉，我们看《三国志》，作者陈寿有许多顾虑不敢写出事实的真相，因为司马氏集团也是同样的方式篡夺了曹魏政权。但是，《三国演义》对于那早已成为历史的曹魏代汉，已经没有必要为他粉饰了。《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把禅让的过程写得非常平静，完全是平安过渡：“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下面有一大堆群臣冠冕堂皇的劝进表。那么，《三国演义》又是怎么写的呢？小说在前面已经大写特写曹操逼宫的残暴凶狠，连怀孕五个月的董妃也不肯放过。搜寻伏后的场面写尽曹操的狰狞，而把写得非常可怜。禅让的时候，曹丕派华歆去逼献帝，“帝闻言，大惊，半晌无言”。在群臣的围攻之下，“帝大哭，入后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献帝无奈，只好“自愿”让位。小说特意添出这样的细节：“曹丕听毕，便欲受诏。司马懿谏曰：‘不可。虽然诏玺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之谤。’丕从之，令王朗作表，自称德薄，请别求大贤，以嗣天位。”也就是说，演戏就认认真真地演，不是没有用的，为的是“绝天下之谤”。在这里，司马懿是想到了诸如“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所以会有那样的建议。在这里，《三国演义》写尽禅让的虚伪。在这种地方，你不觉得文学比史学更诚实吗？

小说的作者写了那么多的阴谋诡计，那么多的权术机杼，而把标榜道德历史观的重任放在刘备身上。但是，“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我们仔细阅读《三国演义》，不会不感到刘备的虚伪。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见到仰慕已久的诸葛亮，诸葛亮那著名的“隆中对”，为刘备设计了先取荆襄、后夺西川的战略方针。可是，荆襄是刘表的地盘，西川的主人是刘璋，两人是真正的汉室宗亲。讨伐曹操可以打起兴复汉室的旗号，夺取荆襄、西川又打什么旗号呢？小说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战略在道德上不是非常妥帖，于是便煞费苦心地为之弥缝：
玄德闻言，避席拱手谢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拔云雾而青天。但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孔明曰：“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候必归将军。”刘备闻言，顿首拜谢。
吞并刘表、刘璋这样骨肉相残、不仁不义的事情，怎么能够使刘备产生“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一般的快乐呢？幸好天意如此，所以刘备大可不必于心不安。刘表活不长，刘璋太无能，这就怪不得旁人眼馋心动。这种圆滑的处理，把刘备变成伪君子，而将诸葛亮降为算命先生。刘备围住成都、刘璋投降一节，把刘备的虚伪推到顶点：
于是刘璋决计投降，厚待简雍。次日，亲赍印绶史籍，与简雍同车出城投降。玄德出塞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
刘备的流涕自然是鳄鱼的眼泪。得到成都以后，诸葛亮建议说：“今西川平定，难容二主，可将刘璋送去荆州。”刘备却说：“吾方得蜀都，未可令季玉远去。”看来是于心不忍。可是，诸葛亮反驳刘备说：“刘璋失基业者，皆因太弱也。主上若以妇人之仁，临事不决，恐此土难以长久。”于是，刘备不再坚持他的“妇人之仁”。毛宗岗就此揶揄道：“一个做好，一个做恶，定是商量停当。”类似的描写，在书中随处可见。作者错误的创作意图一次次地把刘备推到情理之外，而政治斗争的规律又一次次地将人物领回到情理之中。这种事与愿违的艺术效果其实是对仁君理想的讽刺，也是对历史伦理化的讽刺。
曹丕废帝篡位，为刘备称帝提供了借口。群臣劝进，刘备自然是“大惊”，说群臣是要陷他于不仁不义之地。他一让再让，诸葛亮率群臣一劝再劝。刘备推托的理由很值得玩味，他说：“孤虽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泽以布于民，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刘备首先肯定自己的宗室身份，意思是说血统上没有问题，问题是“并未有德泽以布于民”。换句话说，如果“有德泽以布于民”，要称帝也未尝不可。但这一条恰恰是刘备的强项。可见此时的刘备，已经是半推半就。接着，诸葛亮装病，引得刘备来探病，借机作再一次的劝进。诸葛亮劝进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是曹丕称帝，你刘备不来称帝，汉室的血脉就要中断；二是我们已经据有西川，等于说有枪便是草头王；三是“大王坚执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这第三条是最要命的，你不称帝不要紧，大家都要散伙了。于是刘备说：“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总算说了实话，是怕人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诸葛亮则进一步提出警告：“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刘备则见台阶就下：“待军师病可，行之不迟。”表示自己并不着急。诸葛亮本是装病，文武百官早在屏风后等候多时，于是一起伏地请求。刘备大惊：“陷孤于不义，皆卿等也。”自己登基做了皇帝，把责任全推给“卿等”。
伦理历史观的代表应该是儒学的书呆子。诸葛亮在舌战群儒的时候，特别挖苦了“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书呆子。曹操则更加明确地将矛头指向儒家的伦理至上，他求才的时候特意指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曹操的坦白实在是很可爱。在这马上争天下的时代，最不需要的是书呆子，最不需要的是儒家的说教。孟子如果生在三国时代，相信蜀汉、曹魏、东吴都不会用他。
由此看来，《三国演义》的历史观一点也不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