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定才
曾国藩以书生治军，从咸丰三年（1853）起编练湘军，改革军制，在以后长期的残酷斗争中，屡败屡战，愈战愈强，最终将烧及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烈焰扑灭，这在军事史上是罕见的。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的军事思想,确有着过人之处。
一、以德才选拔湘军
曾国藩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饮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曾国藩认为，“打造军队，首在拣选将才，而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对于治兵的才能，他认为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方面，如果办事不公正，赏罚不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于职责，军营里的大小事务便会堆积，难以处理。同时，要不怕死，与敌人对阵时，才会身先士卒，士兵才能为你所用。
其实，曾国藩在经营湘军中，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开始与太平军作战交易，就屡战屡败，甚至不止一次绝望自杀。王闿运《湘军志·营利》中说，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这一点，曾国藩也直言不讳，他认为：一个人的智慧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他的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借助于幕僚成功。在晚清那样一个信仰崩溃、价值趋向多元化的时代，曾国藩几乎揽尽天下英才，在政治上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郭嵩涛，在洋务上有薛福成、冯桂芬、容闳等，在科学上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这些英才齐聚幕下，足见他用人是有独到的两大把刷子。
曾国藩说：“独信忠信为治军之本。”他的治军自始至终都体现了“诚”字。为了组建一支具有“忠义之气”的军队，曾国藩在兵士和将领的鉴选上，提出的首要标准是“拙诚”。对于士卒，他要求“技艺娴熟，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因此，他基本上是从偏僻乡村招募湘勇，这些拙朴的农民很容易接受纲常伦理的说教并为其所用。对于将官，他首先要求必须是“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其次才是“娴熟韬钤之秘”。他认为“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将官当然是“吾党而直晓军事之君子”为佳，但当“德”与才不可兼得的时候，他坚决将“德”放在第一位：“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在他看来，“智可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智，尽吾心而已……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曾文正公全集·杂著》）。
二、以文化培育湘军
与纪律颇为严明的初期太平军相比，清朝政府军纪败坏，卑怯无能，丧失人心，在战场上连连失败。面对这很难挽回的败局，曾国藩忧心如焚，且深以为耻，他愤而声称，“国藩署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他认为绿营的腐败气息已“深入膏肓，牢不可破，”（《曾文正公书札》第4卷）因此，非重练新军不可。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有独特的风格，与当时清朝的正规军队迥然不同。它首先是有精神的团队，这种有精神的团队也被许多国外的学者称之为“中国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
曾国藩练湘军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最不寻常之举，是他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将政治宣传教育贯彻在平时的训练和作战之中，从而不仅将湘军训连成一支有一定政治目标的军事集团，也开创了近代史上在军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先河。
曾国藩特别注重精神教育，在他的训练项目中就有所谓“训家规”，亦即“训作人之道”。其方法有二：一是亲自教谕，“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他自认为“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可谓用心良苦。二是编写歌谣，考虑到受教育者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乡勇，曾国藩创造了一种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歌谣，亲自编写了《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和《爱民歌》等。用浅近歌谣的形势教育官兵，传授军事知识，灌输纪律教育，这应该说是曾国藩的一个发明。
当然，在历史上，包括湘军与太平军对峙的时代，“官兵”难以真正做到“军士与民如一家”。然而，曾氏却将儒家的“仁爱”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军队教育和政治宣传之中，这实在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有趣的是，毛泽东、蒋介石等后来的巨人，在各自早年军事、政治活动中，不约而同地对曾国藩极力推崇。1917年毛泽东曾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后来有专家考证，毛泽东制定的供红军使用、后来唱遍全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曾受过曾国藩《爱民歌》一类作品的影响。
三、以纪律约束湘军
曾国藩深知军民关系维系着战争的胜负，在编练湘军之始就特别注重军纪教育，并且身体力行，当作头等大事。在练兵时，“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较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
曾国藩强调“立法行令”、“宽严相济”的治军方针。强调部队要规矩森严，进止划一；为此制定营制、营规以为准绳。认为“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提出治军应宽严相济，宽在利和名，严在礼和义，四者兼备，即使骄兵悍将也能统驭。
四、以训练提升湘军
曾国藩认为，“能战为军队第一要义”；他认为“精练勤训”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指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训练不精，不可征战，要求营官坚持不懈抓好部队训练。还将“训”和“练”分开，分别提出具体要求。训分“训营规”和“训家规”二种：训营规主要是点名、操练、巡更、放哨；训家规主要是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 练分“练技艺”与“练阵法”，并说明阵法虽好而士兵无胆艺，临阵还会奔逃。
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比较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最说明湘军“能战”的事件就是1862年的天京之战，当年，曾国藩调动湘、淮军7万余人分兵十路，包围天京。期间，曾国藩实施坚壁清野、挖地道、合围、各个击破等策略，历时一年多，攻克天京，可见其“执行力”非常强。
五、以和睦凝聚湘军
曾国藩并没有多少高深奇巧的阵战兵法，他胸中也没有装下多少孙武诸葛之计；他靠的是“规”取大势，靠的是打硬仗、扎硬寨，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和”字。这也正是湘军区别八旗绿营的最重要的一点。
曾国藩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
他用同乡、师生等私人情谊维系全军感情，以致在军营中提倡“死党”关系。
对于在身边和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分别采取集体训话、餐桌提醒、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
六、以待遇稳定湘军
曾国藩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对于精兵，应该提高经济待遇。
曾国藩“以忠诚为天下倡”，但真正忠心耿耿、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投军者都系“以投营为名利两全之场”（《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开始曾国藩并不很懂得这点，咸丰八年给曾国荃的信中还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曾国藩家书》。）。实际经验告诉他，不能仅仅用空洞的“忠义之气”鼓动士气，还必须诱之以“名”，笼之以“利”，使将卒得到实惠。
在“利”方面，主要是实行厚饷与重赏。他说“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湘军的饷银比绿营高得多，士兵所得，除自用外还可赡养家室。将官饷银不仅更高，还可“沾润公费”。他还明确制定赏银规格，用重赏来“鼓好胜之心”。此外，对于战争中的抢劫行为，他“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以怜其贫而奖其功”《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七、以事业激励湘军
曾国藩重视 “利”的同时，也重视 “名”，主要是实行保举制度，即按战功保举一定员额的将士为国家武职官员。这种制度成为湘军将士为清王朝卖命的极大动因，曾国藩鼓动部将放手保举说：“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湘军初期，由于曾国藩仅任军职，无权补缺，所保人员“徒有保举名，永无履任之实”；同时，劝捐筹饷也往往受到地方官的阻隔。为此，曾国藩向清帝上了一个奏折，直言不讳地要求督抚大权。清廷在军事吃紧的情况下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为此后军权与地方行政权的结合开了先例。
这样，湘军被保举的人是越来越多，十多年里，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数万人。
八、以科技武装湘军
科学技术，不仅是综合国力的决定因素之一，也是军队战斗力的决定因素之一。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之一。早在1862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仿制外国军械。他网罗科技人才，重用和保荐一批办理洋务的官吏。1865年，支持李鸿章创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制造近代武器。1867年，奏请拨留沪海关洋税二成，由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轮船，并设译书馆，翻译有关机器制造、使用及火器原理的书籍。1868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造出第一艘蒸汽明轮船"恬吉"号。同年9月，调任直隶总督。他以湘军营制为蓝本，修订练军章程，奏请调湘、淮军将领训练装备近代武器的京畿练军。1870年，回任两江总督，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每年选送30名聪颖幼童赴美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
应该可以说，曾国藩也是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近代化的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
爱民歌
曾国藩作于咸丰8年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我让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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