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历史是一条无头无尾的河，你不知道它的源头在何处；你也不知道它越过今天之后，通向何方。要追溯一条江，或一个在江之畔耸起的城市的起点，也同样要陷入在历史的迷茫之中，你不知道它或它们的原点在哪里，或者它们根本就没有原点，也未可知。但在一条长河中，特别在历史的长河中截取一段河道来蹚蹚水，寻找一些可以触及历史脉搏的若干个点，通过这些若干个点，借用地图学上的所谓散点透视法，那么人们或许可以进入、观察和解绎这段历史——于是，便有了这本书《哈尔滨百年过影》。
1910年初夏，鼠疫病在俄国的西伯利亚斯列坚克斯及黑龙江入海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出现。由于当地医疗的重视，以及人口稀少，没有蔓延开来。10月初，入冬天气渐寒，许多在外贝加尔或黑龙江上源地区猎取旱獭① 的中国人纷纷撤离回家。在俄国大乌拉车站附近一个华人居住的窝棚里，突然有7个华工一夜间暴死。当地的俄国人判断是鼠疫发生，立刻焚烧窝棚及死者的衣物，以防传播。对其他住于此地的华人，予以驱逐出境。
伍连德博士雕像
有两名华工于10月19日来到满洲里，住在一家简易客栈里，6天后两人相继死亡，而客栈的东家和同院的旅客，也跟着发病而死。由此，引发了东北大鼠疫的传播：11月8日，哈尔滨出现首个病例，4天后，疫情蔓延到长春。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像北风卷地白草折一样，呼兰、海伦、绥化、阿城、双阳等六七十个州县，先后发现病例。发病最多的是哈尔滨道外，也就是傅家甸，每天都有一两个人死亡。他们的病情都很相似：先是高烧不退，然后是咳嗽不止，继而吐血，不数日而毙命。诸多人的接连而死，却使棺材铺的生意火爆起来。进入12月以后，每天死者增加到七八个人，继而上升到十余人——一个幽暗恐怖的幽灵的阴影在傅家甸地区游荡：谁也不知恶魔何时降临，更不知道死神何时来叩访，人心惶惶，许多人四下逃散。
在1910年公历年底及其后，中国人还有一个亘古以来传下来的习惯，那就是在外谋生打工的人回家过旧历年——也就是今天的春节。彼时，来哈尔滨、黑龙江、吉林等广大地域的闯关东的单身汉，俗称“跑腿子”，他们有许多人没有结婚，没有老婆孩子，那么他们在春节时就得回家去看望父母，把在外辛苦积攒的一点儿钱交给家中，以便将来娶妻成家用；还有一种人，他们已经有了老婆孩子。老婆孩子还在关内的故乡，这样他们在天寒地冻的年月里匆匆赶路，回去夫妻团圆，看望老婆孩子，也看望双方的父母大人。这种习俗一直传到现今。当年，傅家甸1905年已达到15万人了，到1910年冬，差不多翻了一倍以上。于是冬天一到，大批回故乡回老家探亲的人纷纷起程，再加上鼠疫的猝不及防，谣言满天飞，因躲避瘟疫而四下奔逃的人，也使傅家甸的人口锐减。人口的大量减少，市面萧条，鼠疫患者的剧增，既惊动了官方——道台署的道员，也惊动了在哈尔滨日益增多的俄国人、日本人和其他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等，于是告急的文件纷纷飞向北京，飞向世界各地。
施肇基大人与穿军装的伍连德
北京的清廷已经摇摇欲坠，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了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标的革命行动，虽然如此，在北京屹立了两百多年的满清政府的国家机器，还在满负荷地运转着。
东三省发现鼠疫，而其最严重的地段是哈尔滨。哈尔滨不仅人口众多，铁路通畅，此时已成为北满的经济中枢。哈尔滨还有10几万外国人居住，所以滨江道台府上呈的告急文书送到北京时，俄国和日本的官方渠道也在向清廷施加压力：中国政府如果在根治鼠疫传染病方面不采取措施或措施不力，那么俄、日便要分别以根治鼠疫为借口派兵封锁疫区，以达到自己控制哈尔滨这个北满大城市的目的。
基于在哈尔滨不管干什么，都会遇到俄、日干涉的种种情况，清廷把关于在哈尔滨进行根治疫情的工作则交给了外务部担任右丞的施肇基的手中，责令由他来指挥处理。
施肇基是在哈尔滨关和滨江关道当了两年零两个月道员，刚刚经过吉林省调到北京外务部的外交官。他在哈尔滨担任道员期间口碑极佳，他除了薪水之外，一无所取，这就让他比他的前任杜学瀛获得了更多的赞誉。他是留美多年，获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后归国的，流利的英语、法语让他在外事活动，特别在同俄、日等驻哈的要员打交道时，如鱼得水。在撤销俄国人在哈尔滨搞的“水利会”，以及为保卫东蒙不被沙俄霸占的“乌泰还款案”中，施居功甚伟。连在哈尔滨的外国人，比如英国驻哈尔滨领事希依，就曾告诫过他的同僚们说：“此间交涉事宜，多迁就施道台，使其行其任。施道台若离任，其规模办法必皆随之俱去。因其方法甚新，同时中国官吏不能行其法也。”
正因为施肇基在滨江道员任上有过26个月的施政经历，故而朝廷将根治哈尔滨鼠疫的重任交给他，也算用对了人，甚至也可以说是在冥冥中，上天对东三省，对哈尔滨万千民众的一次眷顾。
施肇基接过这个“哈尔滨十万火急”的根治疫情的任务后，他马上想起了两年多以前经陆军部海军处程璧光的力荐，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帮办，毕业于大英帝国的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伍连德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的槟榔屿，虽然拿的是英国护照，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为了报效祖国，报效朝廷，这位喝过英、法、德洋墨水多年的医学博士，29岁离开生养他的南洋的故家，来到北京。他一口闽、粤语，又精通英语，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和法语，可他却不会说京片子的所谓国语，也就是当时称国语的北京话。虽然来天津两年了，又找到一位老师教他国语，可他的国语虽然可以讲了，却总不那么流利，平时他勤于练习，说国语的速度稍嫌缓慢。
1910年12月18日晚上，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实验室为明天上课准备实验材料时，学堂总办徐华清接到北京外务府发来的急电，立刻来实验室找伍连德，并喊他的字说：
“星联兄，外务府急电，召你火速进京！”
第二天，伍连德到北京前门站下车时，早有人等候，将他引到外务部左丞施肇基家中。此前，施肇基在随五部大人考察外洋时，曾在槟榔城与伍连德有过一面之谊。这次见面相谈，才知道促成伍连德来京为祖国服务的幕后第一推手，恰是施肇基向袁世凯推荐的，而分派伍连德去天津陆军医学堂，也是袁世凯的意思。
两人相见甚欢。 可是，外务府急电伍连德进京，却不是召他来叙旧的。
施肇基单刀直入：“哈尔滨一带发生大规模鼠疫，急需派一得力的专家……”重要的是，施肇基更要了解一下鼠疫方面的情况。 伍连德告诉施右丞说，世界上已发生过的两起鼠疫流行的高峰，一个比较早，在拜占庭时代，连续好几百年，死亡有1亿人。14世纪，鼠疫再次在欧洲流行，这次鼠疫是从亚洲传入的，欧洲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因死者身上现出黑斑，又称黑死病，是一种无针对性药物，让人谈虎色变的流行性传染病。
最近半个世纪，鼠疫在美国的旧金山流行过。大约在16年前的1894年，中国南部也流行过鼠疫，并传入中国香港、日本、孟买、土耳其等地。“看来，”伍连德说，“这可能是鼠疫的第三个高峰。”
“16年前，鼠疫在中国南方大流行时，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和法国学人耶尔森从香港的一位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细菌，这才揭开了鼠疫的奥秘。”伍连德继续说，“根据现有资料表明，鼠疫是血液传染，中介是跳蚤。跳蚤咬了病鼠，再咬人，便将鼠疫杆菌传给了人。” 跳蚤难捉，故一般的防治鼠疫的办法是大量灭鼠。
1910年11月，哈尔滨鼠疫大流行，防疫队整装待发
接下来，施肇基便把俄、日在哈尔滨互相博弈角力，欲乘鼠疫流行，以防治鼠疫为名，各占地域夺我领土的形势，向伍连德作了介绍。生长在南洋，求学在英伦的伍博士对中国东北的情况并不熟悉，听了刚从那里卸任道员的施博士的一席话，方知如今在哈尔滨防治鼠疫，不仅肩负着数十万乃至东北我三千万同胞的身家性命，还有守士卫国不被俄、日所吞噬的双重责任。
伍连德听了施肇基的一席话以后，平静地说： “施大人，我愿接受外务府的任命，去哈尔滨防疫。” 这正是施肇基所愿意见到的，也是他事先所料到的。 艰难时世，国家有士，国之幸也。 两人在商讨了一些细节之后，施肇基立刻引伍连德去见外务府尚书那桐。①那桐批准了给伍连德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以“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的任命，统一协调东北鼠疫防疫工作，即刻开赴哈尔滨防鼠疫的最前线。
那桐还嘱咐说，所有事宜全由施右丞负责。信而不疑，在这一点上，那桐的嘱咐为日后防鼠疫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天一早，伍连德离京，施肇基相送，两人约定一切事宜均可以先用英文发报给施肇基，由施译成中文后再呈报给有关衙门，“所有中央和对外的事宜，都由施肇基一人承担。”②后来证明，这两项决策都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
哈尔滨及东三省所面临的严酷局面，丝毫不可懈怠，一点儿不容乐观。在前门火车站月台上分手时，两人紧紧握手之后，“施肇基突然双腿跪地，向伍连德磕头”，③伍连德大惊，立刻俯身跪下将左丞搀起：“施大人，您这是……星联真的承担不起！” 施肇基动容地说：“星联兄，植之真的将天下苍生托付给您了！” “施大人，星联一定在所不辞，不负所托！”伍连德同样动容。 一声火车汽笛的长嘶，打断两人的谈话。
伍连德回到家和妻子黄淑琼女士交代了他此去关外，奔赴防鼠疫第一线的使命。然后，去陆军军医学堂，与校总办徐华清告别，并挑一个名叫林家瑞——英文非常好的学员做他的助手，带了一些必要的设备和仪器，连夜便登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
1910年12月22日早晨，伍连德趁火车在山海关车站停车的当儿，走上月台。昨晚下了一场小雪，今晨一天干冷。 山海关巍峨的城楼后边，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一片山白林暗，起起伏伏，凛冽的北风吹来，胸前扑上一团寒意。此情此境，让人想起唐代诗人韩愈“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豪迈诗句。 在北上的列车上，伍连德考虑了许多，也设想了许多，他知道肩上的重任，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三天后，伍连德带着他的学生林家瑞才到了哈尔滨。当年的火车就是这个速度，可是用这种速度能进行防疫吗？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伍连德和林家瑞被滨江道员于驷兴的接站马车拉到一家俄国人开的饭店住下，道台府已接到了上司拍来的电报，这是道员大人给伍连德大人安排好的住处。
伍连德到哈尔滨的第二天一早，便去拜访滨江道员于驷兴，初步了解了疫情的情况。原来，自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的势力侵入南满，又向北满渗透，哈尔滨地区的经济日见萧条，人口也在减少。此时疫情的扩散，弄得人心惶惶，加上回乡探亲的跑腿子已提前陆续南归，傅家甸的人口直线下降。在道员于驷兴的眼中，现在流行的是一种怪病：得病者发烧、咳嗽、出血，然后死亡，皮肤在几天内变成紫黑色。从于道员的口中，伍连德知道，居住在傅家甸中国人居住区的人，多数是来自山东、直隶的农民——闯关东的人，临近春节，大批的探亲者正欲陆续南下——伍连德听此，立刻联想到疫情的扩散。他打了一个冷战。更让他心里打了一个冷战的是，在整个滨江道台府的管辖内，竟然没有一个西医——现代医生。于道员是一个传统文化练就的官员，对现代医学一无所知，伍连德知道再问下去，也与防疫无补，但他说的一个情况，却引起了伍连德的注意：最早的疫情出现在满洲里，是在捉土拨鼠人居住的窝棚里，于道员又解释土拨鼠就是旱獭，蒙古、外贝加尔、东北这种动物很多。他们杀鼠取皮，因为土拨鼠的毛皮经过加工后，跟貂皮一样，可以卖很高的价钱。当他们捉到20只的时候，便返抵满洲里，将皮卖掉。
1910年1月初，在哈尔滨患病而死的人横尸遍野
“卖掉？”伍连德问，“一定很多吧？” “是的，”于驷兴回答说，“前年的成交量是70万张，今年已达到250万张之多了！” 不用算，在那里捉土拨鼠的人，差不多已超过1万人。如此灭绝性的捕杀，土拨鼠也就是旱獭，把兽类疾病传染给人，也算是生物链环中，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不过，那时还没有发明出生物链和大自然报复之类的词，但已让这位生于南洋的剑桥医学博士心中稍有底数了。而且，他还听说，奉天已派来了两名医生。这两名医生吩咐说，一旦发现病人，便送住医院，可医院并不是防疫医院，是利用当地商会会址临时改建的，一句话，相当简陋。
伍连德随后又乘道台的马车去走访中国医生和医院。一位姓姚的毕业于北洋医学堂的医生——他刚从奉天派来，向伍连德报告疫情的情况。这家简陋的医院，设在公共浴池改建后的房子里，没有隔离措施，异常简陋。但在这里，他从姚医生那里了解到死亡的病人，“从症状和流行情况看，是肺部的瘟疫”。原来，姚医生已经发现瘟疫是通过呼吸传染的，加上病人咳嗽咳血等病状，姚医生认为瘟疫与肺病有关。
这个判断提醒了伍连德，在瘟疫是不是鼠疫这一问题上，引起了伍连德的注意。随后，伍连德叫人找来县令询问，县令一脸倦容，分明是个鸦片鬼，伍连德问这位姓陈的县令“死了多少人”，县令吱吱唔唔答不上来。又派人找来警察队长，队长和姚医生的回答也差不多。
伍连德跑了一天，调查了一些情况，本地官员对他没有太大的帮助。当地人还不知道鼠疫——黑死病的厉害，伍连德想了想，看看天色已晚，还是起草了一份英文电报，按事先的约定给外务部的施大人发了过去。
第二天，伍连德在焦急等待中度过，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想法，而且从白天至夜晚查看随身带来的微生物文献。……终于在12月27日一早，得到了一个新死亡的瘟疫病人。
伍连德带了助手林家瑞和必要的医疗器械，直奔死者的家。死者是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裔女性，昨晚咳血后死于旅馆。伍连德下令封锁现场，他自己也下令让所有的参与人员一律戴上口罩，然后带助手林家瑞进入死者的房间。死者躺在榻榻米上，在不许任何人靠近的情况下，伍连德和林家瑞一起对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在病人的体内对各器官做了取样。一切就绪后，他们重新缝合好尸体，给死者穿好衣服，才让处置人员安葬。
在1910年，大清政府的法令是不允许解剖尸体的，伍连德没有听姚医生“三思而行”的劝阻，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完成了对染了瘟疫死亡病人的器官取样，事后想来，这是他向防控瘟疫成功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这一步要冒多大风险，伍连德当时没有考虑，因为医生的职责告诉他，必须这样做。
在一间腾空的房间里，经反复彻底消毒后摆上桌子和显微镜等医学仪器，伍连德制作了切片——在这间最简陋的临时实验室里，伍连德在病者器官的切片上辩识出了鼠疫杆菌。接下来，他们还要等待死者血液样品的培养结果，由于没有恒温箱，搞室内的培养，还得三天后才能看到结果。——12月30日，亦即三天后，细菌培养基上出现了鼠疫杆菌团，说明病人血液中，存活着鼠疫杆菌。
给施肇基大人的报告当晚便发出去了，这是伍连德到哈尔滨的第6天。伍连德向朝廷的汇报一共9条：首先，伍连德通过实验确定了哈尔滨的瘟疫是鼠疫。以下的几条综合起来是：此鼠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鼠人之间的传播可以排除，因此应该集中控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传播。建议与俄方合作，对西伯利亚来哈尔滨的铁路严加控制。在路口、冰道上加强监控和巡逻。在傅家甸建立更多的医院，以便留置病人，建立隔离区，隔离病人家属。同时，派更多的医护人员来哈尔滨参与工作，请当地政府——道台府提供足够的资金。最重要的是严密巡察京奉铁路，一旦出现疫情，马上采取措施，包括建立隔离区。在隔离区中的人员，一律戴口罩。此外，建议和日方合作，监控日方控制的大连到奉天的铁路。①
电报发出后，伍连德拜访当时在哈尔滨的俄方铁路负责人霍尔瓦特。霍氏十分傲慢，根本不把伍连德这个小个子中国医生放在眼里。当他听说伍连德有足够的实验结论为基础时，仅仅同意伍连德访问俄方医院。他表示，对中方能控制鼠疫甚表怀疑。
当天下午，伍连德又去拜访俄国领事和日本领事，俄、日领事不由分说，要求由本国各自负责防疫。到法国领事馆时，法国领事同样傲慢，后来听说伍连德曾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过，才勉强地应付了几句。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尤其让伍连德伤心，因为伍连德此时持的是英国护照，他虽是大清的官员，却是剑桥毕业的医学博士。可英国领事馆的人员根本不相信中国人能够控制病情。态度最友好的是美国领事，这位领事毕业于哈佛大学，名叫罗杰·格林，后来亲历过中国的武昌起义，在北京建立了协和医院。他对伍连德的态度十分友好，表示通力合作，甚至提供帮助——伍连德跑了两天，终于体味到了弱国在列强各国眼中的位置，然而这更坚定了他防疫的决心。
伍连德决定租用中东路的铁路车厢，设置了临时防疫病房
北京外务部施肇兴的回电还没有来，死亡的人数已由每天死几个人，上升到死十几个人了——疫情在发展，时刻都会有更多的人染病和死去……
在等中，1911年1月1日的黎明却大踏步地走来了。 等待中遇到了更多的无奈。 在姚医生租用的商会的房屋中，辟用了鼠疫防疫医院，中间设了一个实验室。实验室中有一个日本医生，先是对伍连德一脸不屑，后来听说伍连德毕业于英国剑桥，又在德国哈勒大学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修过微生物学，才放下架子，自我介绍说，他是日本发现鼠疫的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的学生，受北里的派遣到哈尔滨来调查瘟疫的。
伍连德听说这位日本医生已经解剖了数百只捕来的老鼠，都没有发现鼠疫杆菌。这位日本医生的结论是，此地的瘟疫不是鼠疫。①
伍连德介结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已从病人身上分离出了鼠疫杆菌，加上临床症状，足可证明此疫为鼠疫。然而，此说却遭到日本医生的反对。他强调北里柴三郎的理论：即鼠——跳蚤——人之间的传染关系，但从本地鼠中找不到鼠疫杆菌，当然不能证明此疫是鼠疫了。
其实，此时的伍连德在经过多日的思考之后，已经偏向于将此瘟疫命名为“肺鼠疫”。因为，感染者的病状都是一样的，全是咳嗽、发烧、吐血，病灶在肺上。他对日本医生解释说，这种病有可能由老鼠传染，但中间没有跳蚤这一环节，此北满瘟疫的流行，却是由旱獭传染的……但日本人坚持己见，让伍连德十分无奈。
惟一争取到的是，允许伍连德可以使用这间实验室。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伍连德倾向于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此瘟疫为一种新发现的疾病：肺鼠疫。 在等待北京回电批复的问题中，伍连德于1911年元旦之晨，走访了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这时，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已经超过10万人了，医院的规模当然不小。院长是一位犹太医生，名叫哈夫肯。哈夫肯的叔叔，曾经在印度孟买大鼠疫中，参加过预防控制，谈到这些，两人的距离自然小了。
两人相互交换了看法，哈夫肯并没有像那位日本医生那样反对此为鼠疫的判断，只是不同意“肺鼠疫”这个概念。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哈夫肯在领伍连德去病房参观时，则发现已染病的患者的病房没有和其他病房隔离。
哈夫肯进了去，伍连德只好也跟了进去。 伍连德一眼就看出了8名患者中，6个中国人，两名俄国人，都在发着高烧……他和哈夫肯都没戴口罩。在伍连德犹豫的瞬间，哈夫肯进了病房并已经用听诊器在给病人作听诊了。 哈夫肯见伍连德犹豫，便告诉他说：我有足够的我叔叔研制的抗鼠疫疫苗，对各种细菌和感染都有效。哈夫肯不肯听伍连德的诉说，伍连德只好礼貌地告别——在无奈中，他感到有一种恐惧向他袭来。
当晚，他在给施肇基的电报中，再次要求增援。 1月2日来到哈尔滨的援助者叫迈斯尼①，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曾参加过唐山鼠疫的控制，有实战经验，而且也是伍连德在天津工作时有过交往的朋友. 迈斯尼来到哈尔滨后，住进火车站对过儿的俄国饭店。伍连德闻讯后，急忙去拜访。可迈斯尼对伍连德十分冷淡，对伍连德关于实验的结果、诊断为肺鼠疫和隔离措施等的说法，十分不耐烦。在伍连德提出人们应该戴口罩，以防呼吸传染时，迈斯尼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伍博士，你的结论，我不敢苟同。既然已判定是鼠疫，那么其针对性措施就该是灭鼠。”
伍连德还讲解释说，“至今未发现老鼠身上有鼠疫杆菌的存在……” 迈斯尼打断他的话说，“你没有控制鼠疫的经验。懂吗？控制鼠疫的必然措施，第一是灭鼠，第二是灭鼠，第三还是灭鼠！只有捕尽老鼠，才能彻底斩断鼠疫的传染源……” 伍连德反击说：“如今哈尔滨天寒地冻，零下摄氏二三十度，老鼠很少出来活动，可疫情却在飞速发展，显然应该对病人进行隔离！” 迈斯尼对这位年仅31岁的青年医生伍连德十分不满，他提高了声调说：“我是防鼠疫权威，你们中国人应该听我的！” 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办，而不该让他在伍连德这个臭乳未干的年轻人手下工作。
迈斯尼给北京的施肇基拍了电报，要求委任自己为东三省防疫总办。 伍连德也给施肇基拍了一个长长的电报，除汇报了疫情之外，他也介绍了他和迈斯尼的分歧，最后他请求辞掉东三省防疫总医官职务。 电报拍完之后，进入下一个等待。第一个等待，等来的援军只有一个人迈斯尼，而且还是一个学术对手。 那么，第二次等待，等来的将会是什么呢？
在北京，施肇基正处于两难的选择中，法国使馆已经来照会了，要求任命迈斯尼为东三省防疫总办……可是施肇基仍偏向于让伍连德继续干下去，施肇基突然感到棘手，同时也知道一旦出错，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连施肇基和那桐等都会被卷进去，他们会一起由此而身败名裂。
施肇基也处于焦灼之中，外国人的压力正压在他的肩上。 他先是从海军部副大臣谭学衡那里得到支持。谭与伍连德有旧，亦有知，他知道伍连德的能力，故而得到支持。然后，他去做那桐的工作。那桐作为外务大臣权衡之后，也同意了施肇基的意见：调回迈斯尼，全权委任伍连德放手去做，并且把向法国驻华大使作解释的任务也交给了施肇基。随后，施肇基又访问了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朱尔典明确表态支持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而对法医迈斯尼，朱尔典轻蔑地说：“迈斯尼不过念了三四年大学，怎能和伍连德博士相比？” 出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施肇基赶回外务府，急忙给哈尔滨发电报。电报的内容有二：一是免去迈斯尼参与鼠疫防疫工作，重申伍连德继续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并全权负责防疫工作。
在等等了38小时之后，伍连德接到了电报，他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后他下令，调人马对疫区进行隔离，对防疫医院——从中东铁路租来一些车厢，改为临时医院，对病人也进行隔离救治，对于死尸由官方人员组成的专门队伍，进行统一掩埋。 伍连德将隔离措施通知给了俄、日驻哈领事馆，建议他们也采取同样措施。 住在旅馆里的迈斯尼对免去他参与防疫的电报，非常恼火。在发泄了不满之后，他来到距他住处不远的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对院长哈夫肯表示：虽然我迈斯尼已不是清朝政府派来的防疫人员，但我愿意以一个医生的职责，把防疫救人看作是神圣的天职。他表示愿意留在哈尔滨，在俄国铁路医院里尽一份医生的职责。
哈夫肯院长深为迈斯尼的决心所感动，便将他留在铁路医院里，委托他担任防鼠疫的一线医生。 迈斯尼的决定也感动了伍连德。作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医生一生的准则。伍连德在忙了几天之后，去铁路医院看望迈斯尼。他见迈斯尼果然在病房忙碌着，让伍连德大吃一惊的是，迈斯尼坚持鼠疫由跳蚤传染的既定理论，在和病人交谈时拒绝戴口罩，而对伍连德的提醒，他不过一笑置之。他甚至对伍连德用挑战的口气说：“让时间来验证一切吧！”|
然而，一切都晚了。
几天以后，哈夫肯院长把在旅馆病倒的迈斯尼接到铁路医院后，捎信给伍连德说：“迈斯尼病倒了！” 伍连德急忙赶到铁路医院，高烧不退、彻夜不眠却咳嗽不止的迈斯尼抱歉地盯着伍连德口罩上方的眼睛说： “伍连德博士，看来你是对的，我错了……” 医生最大的无奈是，明确了病情，此时却没有可以治愈的药——那时的抗生素药还没有发明出来。
1月8日，伍连德再去看望这位比自己大20多岁的法国军医迈斯尼。迈斯尼已处于昏迷状态。他咳中带血，咳出的血于显微镜下检出了鼠疫杆菌。这位令人尊敬而固执的法国医生，在向伍连德发出歉意的苦笑后的第6天，带着自己也不能宽恕的疫情判断失误，离开了人世。一位为医生的伟大天职献出了生命的人，人民理应记住他。他是哈尔滨和哈尔滨人民可资尊敬的朋友。他为自己的固执与自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迈斯尼死后，俄国人马上封闭了他所居住的那家旅馆，并且对旅馆的楼上楼下进行了反复的彻底的消毒。著名法国军医、鼠疫防疫专家迈斯尼死于鼠疫的消息，瞬间传遍了世界。在引发世界的震惊中，哈尔滨陷入无可名状的惊恐。
然而，这也成了哈尔滨鼠疫防疫工作的转捩点——再没有人不相信伍连德了。给迈斯尼送葬归来，傅家甸自滨江道员于驷兴起到以下的各级官员，全集中在临时防疫总部那里，等待伍连德的指挥。 “一切听伍大人的！”于驷兴说。 于驷兴身后，是数十万哈尔滨人的生命。
作者简介：
范震威： 1941年5月14日生于河北省平泉县，当代作家、历史文化学者，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做过教师、工程师、编辑与记者。现任哈尔滨文史馆研究员，著述甚丰。
主要近作：
《李白的身世、婚姻与家庭》（2002）
《燕园风雨四十年》（2004，合作）
《世纪才女苏雪林传》（2006）
《松花江传》（2005，2010）
《辽河传》（2009）
《一个人的史诗——漂泊与圣化的歌者杜甫大传》 （2009）
《守望黑龙江》（2010）
《黑龙江传》（2011）
《缱绻与梦想》（即将出版）
《未完待续》 感谢作者 范震威先生 授权本站网络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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