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究竟是由什么书写的呢？
很多时候，帝王将相固然重要；可此中真正的根基，仍是平凡人的组成。
今天，最爱君想讲两个跟抗战有关的爱情故事。穿透岁月的迷云，这些平凡人的血泪，也是我们民族不朽记忆的一部分。
1935年，福建福州。
在一场由媒人安排的相亲会上，14岁的福州女孩张淑英，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来自重庆荣昌、时年30岁的钟崇鑫（1905-1937）。
张淑英，是小生意人的女儿；钟崇鑫，则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高材生。
张淑英永远记得，见到钟崇鑫的样子：“他1米75左右的个子，长得高大，却很温柔，一说一个笑。”她对这个年轻的国军军官印象很好：“后来回家，妈妈问我喜欢他不？我羞红了脸点点头，我们就算订婚了。”
▲少女张淑英，与国军军官丈夫钟崇鑫。
在那个乱世，婚姻和爱情，来得如此迅速、简单而又淳朴：相亲后不久，张淑英就和钟崇鑫办酒结了婚，“姐妹们都笑话我好福气，找了一个如意郎君。”
此后，张淑英跟随着钟崇鑫，一起随部队调往南京。从1935年到1937年，他们一起度过了两年简单而又幸福的生活：
“他按照福州的习俗，叫我‘阿妹’，还把每个月的军饷都交给我，鼓励我多学文化，他总是说：‘阿妹不化妆都很美’。”
但这种短暂的幸福，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最终彻底消失了。
1937年7月，钟崇鑫随部队前往上海抗击日寇；临行前，他们在汽车站见了此生的最后一面：
“分别时，他突然从背后跑上来抱住了我。他流泪了，说，阿妹，我会回来的。”
▲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的钟崇鑫。
此后，日军兵临南京，无奈下，张淑英跟着婆婆一起，从南京一路辗转上千里，回到了丈夫的老家：重庆荣昌。
她始终坚信，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她的。
此后的7年、2000多个日日夜夜里，钟崇鑫音讯全无。
一直到1944年，张淑英才终于在重庆街头，无意中碰到了丈夫的老战友——但她听到的是晴天霹雳：她那作为国军71军87师259旅中校参谋主任的丈夫、钟崇鑫，原来早已在1937年12月保卫南京的雨花台之战中，战死殉国了。
她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希望突然破灭，那一刻，张淑英嚎啕大哭、泪如雨下。
▲2014年，张淑英手捧着，志愿者为她PS合成的她与钟崇鑫的“合影”。
此后，她和婆婆相依为命，一直到婆婆病逝后，1949年，张淑英才再婚，嫁给了第二任丈夫李自清，婚后，她生了两儿一女。
“自清对我很好，但崇鑫是我的初恋，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他，他就刻在我的脑子里。”此后，生活的重担和复杂的政治运动，让她难以再去追忆那个她日思夜想的人儿，一直到1988年第二任丈夫李自清去世后，张淑英才第一次，跟子女提起了，自己在民国时候的这段爱恋往事。
尽管已尘封多年，但张淑英却一直希望，能找到钟崇鑫的尸骨，为他敬上一炷香。
她不知道的是，在那场南京保卫战和后来的南京大屠杀中，要在30万惨死的军民中，找到钟崇鑫的遗骸，已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实现母亲的心愿，大儿子在1988年当年就前往南京打探消息，但没有任何结果；此后多年，这似乎已成了无法实现的心愿，一直到2013年，已经92岁的张淑英的身体越来越差，她紧紧拉着小儿子李长贵的手说：
“儿子，我不甘心！”
最终在2014年，张淑英的小儿子李长贵，通过重庆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组织，终于联系到了台湾方面，他们得知，钟崇鑫尽管遗骨没有下落，但在台湾的忠烈祠中，有供奉着钟崇鑫的灵位。
了解到老人的心愿后，志愿者们为张淑英买了前往台湾的机票，最终由志愿者和张淑英的儿子李长贵一起，陪着当时已经93岁的张淑英，飞到了位处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
往事如白云苍狗，在整整分离77年后，2014年11月，张淑英终于来到台北忠烈祠，看到了自己的丈夫钟崇鑫，在灵牌上那小小的三个字。
▲2014年11月，93岁的张淑英，在台湾忠烈祠内，抚摸丈夫钟崇鑫的灵位。
她为他献上了一束花，上面写着：
“钟崇鑫 烈士，妻 张淑英”。
这是一场迟来的祭奠。
93岁的张淑英，像少女一样，用手轻轻抚摸着，刻着钟崇鑫名字的灵位，忍不住潸然泪下：
“崇鑫啊，我来看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从此我们再也不分离了。”
▲2014年，张淑英在台湾忠烈祠，与供奉钟崇鑫的灵牌位合影。
此后在台湾的六天日子里，她每天都要来忠烈祠，站在丈夫的灵位前，安安静静的，陪伴那位，她朝思暮想了整整77年的爱人。
临近返回重庆前的最后一日，张淑英最后一次去“看”钟崇鑫，她喃喃地说：
“我93岁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了；假如有来生，就让我们来世再见！”
“是的，假如有来生，就让我们再结为夫妻，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爱，是穿透时空和骨髓的眷恋。
1938年，20岁的辽宁青年张大飞（1918-1945），考入了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张大飞的父亲张凤岐，本是伪满洲国沈阳县警察局局长，由于一直在私底下帮助、保护抗日地下工作者，张凤岐最终被日本人全身浇满油漆活活烧死、在广场公开处决。
背负着国恨家仇，张大飞后来流亡进入关内，他一直梦想着参加抗日、保家卫国。在成为一名中央航校的学生后，1941年，他又被派往美国受训，成为第一批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1942年，24岁的张大飞学成归国参加抗战，并加入了大名鼎鼎的“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这期间，有一个小他六岁的女孩，一直给他写信。
这个女孩，就是张大飞的朋友齐振一的妹妹、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的齐邦媛（1924-）。
▲青年时期的齐邦媛。
在那个年代，能有一位作为飞行员、杀敌报国的笔友，是少女们难以想象的令人振奋的事情。
起初，在齐邦媛心中，张大飞是一个大哥哥：
“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可是，在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中，齐邦媛开始慢慢的，对这位乱世中的飞行员英雄，产生了许多眷恋、爱恋和思念。
张大飞起初，也只是把齐邦媛当做妹妹看待，可他逐渐发现，在字里行间，他竟也逐渐喜欢上了这位乖巧温柔的女孩子，尽管他们一生中见面的次数，几乎屈指可数。
▲“飞虎队”飞行员张大飞。
但张大飞难以抑制这种情感，1943年，25岁的他，趁着部队换防的空隙，偷偷跑到重庆南开中学，去看望正在读高三、已经19岁的齐邦媛。
后来，齐邦媛回忆起这场，他们今生最后的会面：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一个初中女孩跑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齐邦媛哪里会想到，这位她也爱恋着的飞行英雄，第一次对她的表白，竟是他们此生的永别。
▲张大飞遗留的影像资料。
1943年下半年，齐邦媛考上了内迁到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但她对张大飞的思念越来越深，她写信给张大飞，提出想转校到位处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原因是张大飞也驻扎在昆明附近。
张大飞是惶恐的，他从心里，也爱着齐邦媛，但他知道，自己在战场上随时可能牺牲殉国，于是，他开始在信里表现出，想疏远齐邦媛，对此，齐邦媛以为，
“初读时，我看不懂，以为他‘变’了。多年后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蓦然觉醒，要退回去扮演当年保护者、兄长角色，虽迟了一些，却阻挡了我陷入困境，实际上仍是保护了我。”
1945年，或许是感觉到自己随时有可能牺牲，张大飞将自己多年与齐邦媛的书信，整理成了一个大包裹，寄给了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并请他转交给齐邦媛。在给齐振一的信中，张大飞写道：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齐振一、齐邦媛的母亲）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
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去年（1944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齐邦媛父母）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寄出这封信后不久，1945年5月18日，27岁的张大飞驾驶战机，从陕西安康飞往河南信阳，与日军进行决战；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的飞机，他的战机不幸被日军击中，张大飞，最终以身殉国。
▲中国空军烈士公墓中，张大飞的名字碑刻。
许多年后，齐邦媛回忆起，她在张大飞牺牲一个多月后，看到张大飞的遗书的场景：
“我于（1945年）七月六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以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
1946年，齐邦媛在重庆偶然路过，一家张大飞经常去的基督教堂（张是基督徒），她突然看到门口挂着一条横幅：“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
“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在雨中，我痴立街头，不知应不应该进去。”
对爱过的人，这一生，又怎能忘却？
在1943年那场诀别，整整50年后，1993年，在大陆开放两岸探亲六年后，69岁的齐邦媛终于回到了南京，她特地去拜访了航空烈士公墓，在那里，在3000多位为了抗战殉国的中国空军烈士公墓中，齐邦媛，在碑林里，终于找到了张大飞的名字：
“张大飞 上尉 辽宁营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
▲1993年，齐邦媛在刻有张大飞名字的碑刻前留影。
齐邦媛回忆说：“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他说，他是必死之身，不敢、也不能对她再说“爱”字；可她始终不能忘却，1943年与张大飞的最后一面时，那位她爱恋的英雄，在校门口与她告别后，频频回首的身影：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每看到那些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的隘口回头看我。”
那一场诀别之后，此生，永不能忘。
联系客服
